尹铎,朱竑.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J].地理学报,2022,77(04):888-899.
作者简介
尹铎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农业经济转型与边疆发展、旅游与休闲视域下的人与动物关系
朱竑
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新文化地理学、城市与移民等
01
研究背景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以往对于农业扶贫的关注，多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数理模型的运作，针对扶贫的贫困测度、致贫原因、扶贫手段、风险防控与效果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但整体而言，鲜少有研究结合中国区域乡村社会文化背景，以具体的特色农业扶贫产业为例，探讨经济作物种植计划作为产业扶贫手段推行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而对于扶贫的效果，现有研究大多将经济作物种植看作是单一的线性过程，去判断其作为发展干预路径的成功或者失败，而没有深入剖析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 （土地、资本等） 与非物质 （农业技术、农民身份认同与乡村地方依恋等） 要素的动态变化及其对乡村发展带来的影响。
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
0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与文本分析法等综合质性方法进行研究资料获取与分析。笔者于2015—2021年间5次去往云南，选择滇西北（丽江）与滇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不同纬度与气候区域的山地乡村进行全面调研。走访政府相关部门（主要是农业局与扶贫办）、本地农资大企业、农贸批发市场以及9个典型山地贫困乡村获取研究资料。
03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计划的运作机制
3.1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宏观运作机制
首先，从宏观视角来看，特色农业扶贫得以在云南快速推行，是因为各类经济作物种植计划紧密地镶嵌在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框架与“内地—边疆”二元分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就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框架而言，内部与外部地缘战略定位为各类经济作物种植为云南的扶贫产业提供了宏观背景。就国家内部“内地—边疆”的二元社会文化结构而言，内地居民希望通过农产品消费实现养生保健的诉求及其对云南的地理想象为云南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提供了极好的消费语境。
△图1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宏观运作机制
3.2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微观运作机制
其次，从微观视角来看，特色农业作为扶贫项目得以在山地乡村落地与实施，是多元行动者基于地方互动实践的结果。云南省农资企业与地方政府联手将玛咖引入云南并打造生产与消费市场，形成玛咖产业，然后逐步将高寒山区难以开发利用的耕地与山区贫困农户纳入到新兴建构的扶贫产业价值体系之中，意图使贫困农民致富增收、摆脱贫困。而本文选择观测的另一种经济作物—普洱茶树，滇南热带山区的地方当局选择引入在全国茶叶市场具有知名度的龙头企业，以便助力贫困农户新近种植的茶叶也能参与到普洱茶市场体系中，摆脱地方的不均衡发展。
不论是何种类型的运作，其目的都是将以往处于生存边缘的山地贫困村落与农户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之中，实现贫困减缓，致富增收。
△图2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微观运作机制
04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的比较分析
4.1 资本下乡与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无论玛咖种植还是普洱茶生产，地方政府都选择引入并扶持龙头企业这样的规模经营主体成为农业政策的接应主体与具体执行的代理人，意图通过龙头企业为乡村快速建立扶贫产业。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的是，在扶贫产业的初始创立阶段，乡村发展经历了对于外来大型农业资本以及地方专项扶贫资金的依赖。本文发现龙头企业虽然是驱动乡村发展变迁的绝对主力，但是伴随着扶贫产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农户会通过农业技术、销售技术的学习，掌握数字营销等商业技巧，同时与慕名而来的商贩建立属于自身的经济网络，使得下乡资本的渠道与来源愈加多元化。
4.2 土地利用转型与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经济作物种植导致了农用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及山区乡村生态系统意义的演变。首先，稳定乡村土地承包关系，实施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保持乡村活力与秩序，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就玛咖种植而言，由于龙头企业与外来商贩缺乏对于高寒山区土地的了解 （例如高山节气变化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等），往往会委任本土农民继续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因此，尽管农民已经将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但是土地的实际经营权依然在农民手中。农民依靠本土耕作建立的地方性知识，确保了公平地享有土地的增值收益。
4.3 劳动力转变与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从劳动力转变的效应来看，扶贫产业的发展与产业内部劳动分工的需要，驱动了山地乡村出现可供雇佣的劳动力 （不论是作为流动劳动力的劳工移民还是本地由于自身原因、时间安排与拥有土地面积差异分化出的本村劳动力）。除了雇佣行为，许多山地乡村的贫困农民由原本处于生存经济边缘的状态转变为直接参与市场经济运作的小企业主。农民开始主动争取与外界进行直接联络，展演“山区农村”与“山村农民”的概念，并以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认同感与对村落的认同感对农产品进行营销。
△图3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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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玛咖与普洱茶这两种经济作物类型为抓手，从微观视角剖析了以特色农业发展带动的多元行动者互动与乡村重构机理，发现了云南特色农业扶贫与山地乡村发展的互馈机制。
首先，本文展演了在云南区域内，由政治经济行动者所驱动的特色农业扶贫项目在山地乡村自上而下的落地机制。研究发现，农业发展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
其次，本文剖析了特色农业扶贫项目落地实施后，对云南山地乡村所带来的系列综合效应。不论是种植玛咖还是普洱茶树，这些扶贫计划作为针对性的帮扶措施，都撬动并释放了乡村的土地、资本与劳动力，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导致山地乡村贫困的各种人、地、业障碍性因素，使得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业用地价值提升，农民在短时间内获得赋权，从而实现经济的原始积累、农技习得，甚至做到了文化自信。
最后，本文辨析了乡村振兴语境下产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内在关系。产业发展所遵循的市场逻辑，与贫困减缓所遵循的政治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的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的、协调的互促与兼容。农业市场的作用始终处于国家扶贫治理的框架之内。
在进入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时代后，把握以乡村振兴战略来统筹中国的“三农”工作成为了必然选择。因此，需要对产业扶贫的整体过程进行深入反思与探究，以便之后顺利由产业扶贫向更高层级的产业振兴的转换与过渡，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所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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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闪电C
审核 | 尹 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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