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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刚 || 郭延礼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郭延礼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李宗刚
一
纵览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郭延礼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料整理方面有开拓之功。对史料的重视是郭延礼治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他认为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对史料的挖掘，甚至认为“科学研究就是去看原始资料”。郭延礼早年对龚自珍、秋瑾等人的研究，都是从基本的史料开始的。他写的年谱材料丰富翔实，《龚自珍年谱》征引史料达355种，《秋瑾年谱》达408种之多，其中很多材料都是前人没有系统梳理过的。为撰写《秋瑾年谱》，他先后到上海、南京、杭州、绍兴、苏州、常熟、北京、天津等多地图书馆查找资料，还编辑了《秋瑾研究资料》、《解读秋瑾》两部资料书，将重要研究文献集中呈现了出来。他还编选《龚自珍诗选》、《秋瑾诗文选》、《近代六十家诗选》、《徐自华诗文集》、《秋瑾集徐自华集》等资料。很多作家的资料都是第一次发掘整理，这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之功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近代六十家诗选》，因其“以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为主，辅之以诗人小传和诗的笺注，兼擅文献性和读本性之长，被学术界认为是选本的一种创格”。②1990年代，郭延礼在撰写《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时，同样注重资料的搜集。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资料整理方面，除了日本的樽本照雄曾作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外，在国内，郭延礼则走在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资料的前列。尤其可贵的是，他对学术界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还进行了更正。如曾有一位日本学者中村忠行认为，近代翻译家陈鸿璧的名字就像周作人化名为“碧罗女士”一样，是一位男性作家的“假藉”。郭延礼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陈鸿璧应是一位女性。他经过查阅资料终于获得了确凿的证据：陈鸿璧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大汉报》（苏州）主笔，《妇女时报》第5期（1912年1月23日出版）有她的画像，题为苏州《大汉报》主笔陈鸿璧女士。进入新世纪以来，郭延礼的学术研究又开始转向专题史的研究，即女性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正是适应这一专题文学史书写的要求，他又对中国近代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便是规模浩大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郭延礼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书写方面有拓展之功。郭延礼以敏锐的史家眼光意识到，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是极其薄弱的，尤其是缺乏总体性的审视与把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国内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主要有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年）、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1987年）、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年）等。这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出版寥若晨星，既无法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法相提并论，也与中国近代文学史自身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相匹配。正是基于这种尴尬的现实，郭延礼产生了独立撰写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想法。值得赞许的是，在郭延礼的期待视野里，他对中国近代文学有着更为清晰的历史定位：近代文学的八十年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历程。在这种文学史观的指导下，郭延礼撰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取得了许多突破：一是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是由郭延礼个人独立完成的多卷本断代文学史，共计三卷本160余万字，规模体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显示了他作为文学史家的宏大的研究视野和宽广的学术旨趣；二是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还以历史的、美学的、开放的观点和多维视角，将中国近代文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学、西方文学和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多重背景下进行审视和把握，并且第一次将近代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体系，打破了以往中国文学史基本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格局；三是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写作还注重回归历史现场，从史实出发，对具体的近代作家和流派进行价值重估，表现了不跟风、不盲从的独立的史家姿态。比如对于“同光体”作家的评价，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认为：“同光体诗人们在理论上没有提出什么新鲜的见解。他们眼界狭窄、划界太死，无异于自缚手脚。”③但郭延礼认为：“对于这派诗人，应作具体的分析，不可一笔抹煞。如陈三立、范当世、沈瑜庆、林旭等人，都写过一些关心时事、反映现实之作，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和忧虑。”④对于桐城派散文，五四文学的倡导者们把其贬斥为“桐城谬种”，郭延礼则认为对桐城派散文的评价应该辩证地看待。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桐城派作家开始面向现实，创作了一些富有反帝爱国精神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风云变幻和人民反殖斗争的风貌，这是近代初期桐城派作家创作的重大转变和新的成就。对于曾国藩，过去的学术界因其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完全抹煞了他在中国近代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影响。而郭延礼则不然，他通过独立思考，得出新的结论：“曾国藩位居人臣，以桐城派相号召，使其由衰转盛，其号召和组织之力为多，成绩自不可抹煞；视其文论，在桐城三祖的基础上，有发挥，有新意，有卓见，但矛盾之处时见，较其贡献，则次之；论其创作实践，成就又当在文论之下。”⑤显然，郭延礼的这种评价更符合历史真实面貌。郭延礼在中国近代文学专题研究方面有深掘之功。如果说文学史的书写重在宏观的历史描述，那么，专题研究则重在具体而微的历史发掘。这恰好显示了一个学者在文本细读和作家解读方面的艺术素养和理论功力。从学术的发展史来看，兼具这两大特长的学者并不多见。有些学者，擅长文学史的宏观审视和宏观描述与书写，他们往往从一本文学史到另一本文学史，在文学史书写实践上不断精进；有些学者则擅长文学史中的具体作家作品的精读细研，他们犹如手持一把手术刀，总是面对具体的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在条分缕析中穷尽对象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而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则打通了宏观与微观的动脉，跨越了横亘在二者之间的鸿沟，从而使其研究既可以翱翔于中国近代文学的高空，从容地俯瞰文学史山脉的走向，又可以驻守于中国近代作家作品的领地，坚韧地勘探作家作品的底蕴，由此使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从实践上看，郭延礼注重返回作家作品所荡漾的文学河流中，这就为杂乱无序的作家作品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位置，从而把中国近代作家作品放到了一个相对自成一体、自有秩序的有机体中，每一个作家、作家的每一部作品便由此找寻到了其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所应该占有的位置，从而使无序的历史在其文学史观的烛照下得到了有序呈现。郭延礼的研究从最初对某一个作家的关注延伸到作家群体，更进一步拓展到文学史的书写，这种学术研究理路展现了他的近代文学研究具有开放、开阔、开通的学术视野。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从资料入手，开始进入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书写，再到作家作品的解读，正是一个历史精进的过程。他对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徐自华、张维屏、丘逢甲、秋瑾等都写有专论，但其早年的研究重点则集中在龚自珍和秋瑾。尤其是他的秋瑾研究，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无法绕开的桥梁。从早期的《秋瑾年谱》到当下的《秋瑾诗文选注》、《解读秋瑾》，郭延礼已成为秋瑾研究的著名专家。他1981年出版的《秋瑾诗文选》具有草创之功，对秋瑾文学作品的编年、排比是秋瑾文学研究的一个历史性突破。郭延礼指出，秋瑾首先是一位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位诗人和作家，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对秋瑾的文学创作做出正确评价。他的《秋瑾文学论稿》全面论述了秋瑾的文学活动，其中对作品评析涉及到秋瑾使用的所有文学体式，包括诗、词、歌、文、弹词、书信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秋瑾文学创作的成就及影响，“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析秋瑾文学活动的专著”⑥。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可以看作是继《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之后又一部拓荒之作。这部专著第一次清晰地呈现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成就和图景，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于近年来他致力于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的研究，亦可以视为其专题史研究再次深化的一个表征。遵循着“论从史出”的文学史书写原则，郭延礼把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奠基于史料的广泛搜集与整理上，这就是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可以期许的是，在如此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郭延礼不仅将弥补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限，而且还将提升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史书写的整体水平。
郭延礼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除了时代客观上需要这样的学者、也为这样的学者提供了成长的条件之外，还有其个人的原因。首先，郭延礼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植根于儒家思想的沃土中，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视为自我安身立命的根本，由此才建构起了打上了自我精神烙印的中国近代文学大厦。从山东的近代文学研究历史来看，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并没有形成具有高原特征的近代文学研究团队，郭延礼的近代文学研究也不是在一个高原的平台上凸起的，他的学术根基似乎像他当年生活的黄河之滨，其学术大厦是从黄河冲击的平原上逐渐地累积起来的。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郭延礼被下放到了山东惠民地区的高青县。高青县并没有厚植一流学者的沃土，但是，这里的民风淳朴，尤其是高青的文昌阁（又叫魁星楼）昭示出的源远流长的文脉，似文化地标一样，对郭延礼从事近代文学研究有着一种感召的力量。在特殊的时代，政治尽管依然依靠其强大力量渗透到了民间，也有一些政治上的投机者和跟风者，但高青县淳朴的民风还是滋润了郭延礼那颗深受政治风暴闪击而变得伤痕累累的心。他在高青这个相对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偏远地带，躲进了相对温和的小屋，打下了他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根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是他整理编辑的《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年谱》、《秋瑾年谱》。正是在对近代文学史料的爬梳中，郭延礼奠定了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为他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近代文学研究的根据地，最终从高青走向山东，进而再走向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对丰厚资料进行爬梳的基础上，郭延礼开始了他的近代文学研究。客观地说，在全国近代文学研究界，该时期的许多学者还在政治风暴的中心地带，相互纠缠，正斗得不亦乐乎，郭延礼的学术研究却已经悄然展开。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郭延礼正是依靠着对学术的坚守，孤独地穿越于近代文学的原生态沃野上，既没有写作一些应景文章，也没有写一些跟风文章，所以，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郭延礼的近代文学研究犹如一株报春花，在乍暖还寒的1980年代之初便迎着寒风率先绽放。其次，郭延礼的近代文学研究具有生命成长的属性，这使得他的近代文学研究具有旺盛的自我新陈代谢能力。生物之所以生生不息，就在于生物体本身就是有机的生命体，它本身就具有新陈代谢的能力。学术研究要确保生生不息，也需要研究者这个有机的生命体具有新陈代谢的能力。郭延礼的近代文学研究就犹如有机的生命体，本身具有新陈代谢的能力。从郭延礼的近代文学研究来看，他的学术研究具有生命成长的属性，这使得他的近代文学研究具有旺盛的文学汲取与代谢的能力。郭延礼著作等身，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等著作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以至于他被学界同仁誉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之第一人”⑦，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既有的成就，而是以这些成绩为起点，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继续探索，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未曾被前人注目的“新领地”。他对20世纪初期女性文学研究的开拓，就可以追溯到早年对秋瑾的研究。近年来发表《20世纪初女性政论作家的诞生》、《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四个作家群体考论》、《女性在20世纪初期的翻译成就》、《20世纪初中国女性小说家群体论》等论文，正在逐步将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扩大，由郭延礼主持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第一次对近代女性文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和评价，可以相当完整而且丰富地反映近代女性文学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为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和文化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填补空白。显然，这样的研究本身就犹如生命体一样，具有自我成长的基本属性。这恰是郭延礼为什么能够不断地走出自我和超越自我的关键所在。再次，郭延礼的近代文学研究注重回到历史现场，回到被历史尘埃近乎埋没的文献中，通过精心爬梳，由此获得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研究之外的文学新论。宋代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明代陈献章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郭延礼认为学术研究应该善于“发疑”，做学问应当有自己的看法，不应该迷信前人，也不应该迷信权威，学术研究应该回到其根本所在，即原始资料。郭延礼之所以强调史料的重要，是因为只有回到被历史湮没的历史文献中，才能够回到历史现场对学术问题进行本原性探究，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相。特别是对于过去文学史家持批判或否定态度的文学流派（比如宋诗派、同光体、桐城派、鸳鸯蝴蝶派）和作家（如金和、王阎运、郑孝胥、曾国藩等），郭延礼都给出了较为全面地评价。对于鸳鸯蝴蝶派，郭延礼认为：“鸳鸯蝴蝶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流派，作家众多，作品数量更客观。因此对于这个流派我们既指出它的弱点和致命伤，同时也不可把它笼统地斥为‘宣扬封建道德’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甚至视为近代小说创作中的‘反动逆流’，全盘否定，而应当对这一流派中的作家和作品采取区别对待和具体分析的态度。似乎这样更客观一点、更全面一点。”⑧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在宏观梳理文学现象、概括文学规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从微观的角度对具体的创作现象和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内部研究。”⑨比如对于徐枕亚《玉梨魂》的评价，有学者认为是骈体，且堆砌词藻典故，以炫其才。郭延礼认为，准确地说，《玉梨魂》文体是一种杂有四六骈俪句式的文言。骈俪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主要用于写景、人物外形和部分书信。但在叙事、对话和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时，大多使用富有弹性和表现力的语言。虽中间也杂有骈俪偶句，但文字流畅，对仗自然，富有表现力。“这样的文字和有人所批评的‘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陈词滥调，似不可同日而语。”⑩针对诗人金和在政治上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并做过策应清军的活动，以图颠覆农民革命政权的问题，郭延礼认为，正是通过这一策应清军的活动，使金和对清军怯懦、腐败以及勾心斗角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诗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通过诗歌揭露了清军的腐败。“就其深刻程度来讲，近代诗人中是少有人和他相比的。在这里，正是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往往会纠正作家政治观点上的某些偏见，作家愈是能真实地把握和描写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就愈能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本质。金和的诗作就是旧时代现实主义作家又一个典型例子。”⑪对于郑孝胥，由于他曾出任伪满洲国总理，政治上有污点，所以谈近代诗多弃之不论。但郭延礼认为，论同光体诗派，如果不述及郑孝胥，则难以窥其全豹。他也谈到了郑孝胥早期的诗作虽然写得比较含蓄、深沉，但对于近代社会风云突变，祖国危亡日深的现实有所反映，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郭延礼以自我愈挫弥坚的刚性、坚忍不拔的韧性，矢志不渝的坚守，最终修得了近代文学研究正果。 郭延礼对近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不忘初心”，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将近代文学视为生命的组成部分。“文革”期间蒙冤下放，郭延礼并没有在精神上被彻底打垮，他在学术上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宋人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时很多人对郭延礼搞近代文学研究不理解，但郭延礼却把这项研究当作自己的生命，他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专心致志做学问，三伏天躲在屋里啃书本，抄资料；三九天别人围炉闲聊时，他也在冰冷的小屋里继续埋头苦干，常常是一暖瓶开水，几个冷馒头、几块咸菜，一干就是一天。“功夫不负苦心人”，郭延礼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年谱》、《秋瑾年谱》三部书的初稿60余万字，为近代文学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郭延礼还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坚持自我的学者，他的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他认为，做学问不应犹豫不决，只要对自己的研究有新的心得和想法，就应该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学术研究要有恒心、有毅力，更要有充分的信心去超越前人。郭延礼的秋瑾研究起步很早，但他对秋瑾年谱的编著并不是国内最早进行的，和他同时期进行研究的还有几位南方学者，当时山东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劝郭延礼放弃这项研究，因为他的研究和别人重复，很难有新的突破，但是郭延礼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坚定了研究的信念。果然，他的《秋瑾年谱》甫一出版，即获得了高度评价，反倒是与他同时进行秋瑾年谱研究的学者最终放弃了这项研究工作。郭延礼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对近代翻译队伍摸底不清，尤其是对数以百计只署笔名的译者考证颇费周折；近代译者在翻译外国作家的名字时，读音不标准，甚至还杂以方言，辨识难度极高等等，“尽管困难重重，但逆水行舟的决心没有变”，正是凭着这种精神，郭延礼才得以攻克重重困难，最终写出这样一部成绩斐然的近代文学翻译史。当然，郭延礼的近代文学研究并不是钻到故纸堆、远离了社会现实的所谓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把近代文学研究与当下的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研究。他注重用自己的研究来回应当下的文化建设热点问题，这就使他的研究能够植根于当下文化建设的基点上，由此使自我的近代文学研究成为承载其对当下文学建构的别样言说。无疑，这都对他的近代文学研究能够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内奠定了基础，也为他的近代文学研究取得较大成就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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