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专稿】迈向无性吸引的女权主义？｜无性吸引之声

Original 无性吸引之声无性恋之声 2023-03-08

收录于合集 #观点思辨 10个

文｜Nadine

我们正推动将“无性恋”正名为“无性吸引”，以促进大家认识到Asexual是关于从不或很少感受到性吸引的议题，并避免性吸引与浪漫吸引的混淆（点此阅读倡议理由书）。

本文包含对性别本质主义、恐跨症和恐同症的讨论，请酌情阅读。

在成为女权主义者四年、以女性身份生活了十九年后，我意识到自己是无性吸引者。

我对自己说：“太好了，我不是个坏女权主义者。”

彼时我已经深知女权主义多样兼容，并不存在“坏女权主义者”，但长久以来，我对许多女权话题只怀有道义和智识上的兴趣，甚至对许多女权运动默认的前提感到困惑，而“无性吸引”让我明白，这只是经验造成的问题意识的不同，我可以利用这些不同来丰富女权运动的视角。

如今的我是一名骄傲的无浪漫无性吸引酷儿，也仍旧是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在这个尤其要纪念女权斗争史、关注女性权利的日子，我将尝试梳理女权运动与无性吸引的复杂关系，指出我所观察到的问题，展望共同反抗压迫性结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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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女权运动史

由于古今诸多政治结构都依赖于性和家庭巩固其对社会的控制，拒绝参与性行为或包含性的关系常常作为一种抵抗手段出现。

独身在古希腊许多城邦都会造成公民权的丧失（仅有少数男性可以成为公民），而更多的社会将独身和禁欲包裹在宗教和道德中，消解其颠覆性的同时，也为自愿独身的人们（尤其非男性）提供了出路。

诚然，参与“过多”或“不妥当”的性行为也会对权力造成极大的挑战，但感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性解放运动，性自由对于如今多数地区的女权主义者都毋庸置疑。

不过，虽然性解放运动与女性权利密不可分，但当时的许多女权主义者就已经提出：只讲性解放而缺乏对性别、阶级、种族的考量，很大程度上是用“性自由”的帽子限制了弱势者对不欢迎的性要求说“不”的权利；传统的性模式也巩固了性别、阶级、种族等压迫性结构。

因此，女权主义不仅要反对性的压抑、也要反对性的霸权。

1978年，在美国曼荷莲女子学院的一次女性历史学大会上，女权主义者、民权活动家、作家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提出了“生命欲（the erotic）”的概念。

“生命欲”打开我们感受自我和世界的渠道，鼓励我们尽己可能丰富人生体验。它比情欲更宽广，不必和性与浪漫爱有关，但可以包含这两者。

洛德认为，父权和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长久以来将“生命欲”和性、爱捆绑，因为“生命欲”让女性意识到爱情和婚姻之外的可能，让她和伴侣之外的人结成同盟，从而具有令压迫者震颤的政治潜能。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许多女权社群都曾实践长期或阶段性的“政治禁欲（political celibacy）”，有意无意地运用了洛德“生命欲”的概念。

部分这样的实践动机是异性恋女性对男性的性抵制（sexual boycott），类比为工人罢工以博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并不失为一个妥当的说法。

不过，悬置与男性的性关系，即使是暂时的，也为女性彼此发展密切纽带、反思被性范式巩固的其它权力结构（阶级、种族等）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女同性恋社群的“政治禁欲”则着重探索女性之间不以性为中心的吸引，其中促进联结的抵抗和反思、寻找自我的社会位置和生命意义、对变革希望的摩拳擦掌，都是“生命欲”的重要体现。

虽然无性吸引者一直存在，但此时的无性吸引身份还只是《金赛性学报告》中那个谜团重重、占人口1%的“X”。

那时，“无性（asexual）”只作为反对性霸权的政治立场，被女权主义者与“禁欲/独身（celibacy）”作为同义词使用。

类似地，虽然双性恋者和性别酷儿广泛参与和推进女性权利运动，但其多通过女同性恋社群或更大的同性恋团体的名义活动，因而在女权运动历史上常常处于隐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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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缘”和尴尬的无性吸引者

当十六岁的我在网络上搜索“如何确定自己的性取向”时，所有答案都告诉我“看你对哪个性别有性冲动”，于是我只好继续搜索“性冲动是什么”。

因此，在我开始使用无性吸引的身份标签并对社群多样性进行了充分学习后，我开始在许多线上平台反驳类似的“唯性冲动论”，为潜在的无性吸引者提供信息。

不难想象，当我看到简体中文网络开始流行“反性缘”一词时有多么惊讶。

我认为“反性缘”的进步性需要被重视，但它也与内地激进女权主义中许多既存的问题相互纠缠和巩固。

鉴于网络语言的流变过快、应用过于个人化，考古“反性缘”的赛博历史难度极大，但我们可以总结大致的趋势如下：

首先，“反性缘”流行于自称“激进女权”的用户中间。

一部分用户认为，“性缘”是父权压迫下女性和男性接触必然会面对的权力问题，和具体的性行为无关；而另一部分用户则将“性缘”等同于“性关系”，但其几乎都信奉生物性别本质主义。

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后期，许多实践“政治禁欲”的激进女权主义团体并不排斥跨性别者，但简体中文语境下的“激进女权”，除却对父权压迫的关注之外，和早期的激进女权主义的共同点十分有限。

最著名的激进女权团体之一的七十年代的“卡姆比河团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主要由黑人激进女权主义者组成，其呼吁女权运动关注种族和阶级视角，反对巩固白人至上主义和阶级压迫的性别分离主义，并联合跨性别女权主义者。

实际上，我们对当今内地激进女权的印象——主张性别分离，通常局限于城市中产女性视角，性别本质主义和恐跨症——更接近多年来被广泛批评的白人中产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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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异同将我们引入第二个问题——

和激进女权主义诸多以限制而非拓宽可能性为核心的概念相类（如“6b4t”“服美役”），“反性缘”虽然破除了新自由主义“自由选择”的迷思，指出这样的自由仍旧是在有限的选项中抉择，但它仍旧维护新自由主义“个体为自己的状况负全责”的思维，鲜少顾及社会现实、个体身份和欲望的复杂性，粗暴地批评在经济、性取向和其它层面上也受到压迫的女权主义者。

即使人们在概念讨论中似乎明白，“性缘”不能用来指责参与性行为和性关系的个体，但这个词的实际应用却往往沦为对具体人和行为的攻击。

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困境——

一位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回击以“反性缘”为由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并污名女同性恋亲密关系为父权帮凶的女权主义者。

她当然明白性和爱不是唯二的人际联结方式，但她愤怒和困惑于她所一直相信的“爱女”社群，为何以“女权”的名义不允许她对另一个女人产生性欲和爱情。

这位女同性恋者的控诉，指向了长久以来女同性恋社群和“政治女同（political lesbians）”之间的微妙关系。

相似地，作为一名无性吸引者，我对“反性缘”的感受也颇为复杂。

一方面，我欣喜地看到许多发言对性进行祛魅，将性欲和性吸引、性行为、性关系等概念作区分，并指出生命在性与浪漫之外的可能。

可另一方面，与上世纪女权运动相通的是，“反性缘”的支持者普遍缺乏对无性吸引身份的考量，而仅将对性关系的反思和拒斥看作一种女权主义立场。

如今的无性吸引光谱已经具有一定的可见度，因此，部分“反性缘”的女权主义者会神化“无性恋”。

当性长期被与父权捆绑，这样的情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反性缘”论据的“无性恋”并不考虑无性吸引者的真实体验，仅需要一个不被“性缘关系”所“污染”的理想形象，令无性吸引者感到极大的不尊重。

这样的刻板印象生产也破坏无性吸引光谱的多样性，加重许多无性吸引者对自己“不够无性恋”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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