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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悲剧:AIDS危机中的艺术生命

MTM MOVE THE MIND 2022-07-20

AIDS纪念棉被




密纳瓦的猫头鹰,在黄昏后起飞,在那一刻对你们说,你们将这个苦难的大地上路径抹去。


一旦你们不再有疑惑,那么你们就仅仅是一个谜。一旦你们在永恒中将时间镌刻,那么你们只是停留在过去,在那里是大地的尽头,摆在我们前面的,却是悬崖峭壁。


——伊夫·博纳富瓦《在大地的尽头》

蓝江译



日前,纽约市发布了一份疫情期间的「性安全指南」。这份指南异常详尽,也因此变成了一个网络热门事件,衍生出许多笑话。同时,也有人指出,对于瘟疫正应做出这样公开、透明的讨论。他们说:这是纽约从一场惨痛历史中学到的教训。


Joan Kamberaj为新冠疫情创作的动图 / Giphy


三十多年以前,全世界也曾经历一场泛滥的瘟疫。而因为其与性少数人群的关联,公众与官方对疾病的爆发或视若无睹,或讳莫如深,没有采取及时的行动与公开的宣传。许多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艺术家也殒命于这场浩劫。直到今天,这疾病的阴影与随之而来的污名仍然覆盖世界的各个角落,肆虐于最贫穷无声的地区。


——这场瘟疫就是著名的AIDS危机。


Giphy


三十多年后,新冠疫情之下,许多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都曾提问自己:面对赤裸生命的悲剧,艺术既变不成柴米油盐,也画不出口罩呼吸机。那么,艺术还能否有意义?艺术的表达又是否是哗众取宠?


Haring.com


——今天,MTM就将聊一聊AIDS危机中的艺术。或许,这些人的故事与作品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疫情将会怎样改变我们时代的艺术,而艺术又能如何记住我们的时代。



 沉默等于死亡 



根据当今的研究表明,AIDS在1950年以前就已经在非洲存在,最初很可能是通过捕猎和屠宰黑猩猩时的血液交换而感染人类。战争与奴隶贸易的肆虐成为了病毒传播的土壤。由于贫困与信息沟通、医疗资源的匮乏,这场流行病并没有被扼杀在摇篮中。


到了1980年代初,AIDS的阴影已逐渐蔓延到美国,悄悄肆虐。由于性方式的不同,男同志人群成为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除此之外,由于针头的重复使用,药品成瘾人群的感染比例也非常高。这两类人群在当时的美国都仍面临着边缘化的处境与各种各样的恶意。


而这样的公众态度,也为早期的防疫宣传与研究发展埋下了祸根。


The Villager


这张照片中,纽约街头艺术家基斯·哈林(Keith Haring)正举着自制的纸牌批评纽约市长Ed Koch对于AIDS危机的不作为。纸牌上写着「一万纽约人死于AIDS,我干得怎么样?」。后半句话正是Ed Koch在采访中经常用以表示调侃的回答。


事实上,尽管在1981年六月美国研究人员就已经发表了关于这种免疫系统疾病的报告,但直到四年之后,美国官方才开始面向大众讨论疫情。到了八十年代末期,AIDS已经成为纽约市仅次于心脏病与癌症的第三大致死疾病。由于研究资金分配的偏向、防疫讨论的缺乏,许多人在等待治疗的漫长队列中痛苦死去。

以哈林作品为基础创作的动画 / Tumblr


哈林是当时街头艺术家中的同志代表人物。也可以说,他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街头艺术家之一。作为一位公开的男同志艺术家,他毫不避讳地批评美国官方的消极态度以及其中隐含的歧视。在宣传缺乏的情况下,哈林与其他艺术家创作了一系列公共作品,宣传性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公众对瘟疫的认知。

◤基斯·哈林的AIDS相关创作 / 上:Pediatric AIDS Coalition 下:Visual AIDS

哈林于1990年死于AIDS并发症。如果没有感染,他今年也不过61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哈林成立了基斯·哈林基金会,为HIV相关组织提供资金,帮助进行了许多与AIDS/HIV相关的艺术创作与宣传。

基斯·哈林的青年与儿童 / 上:Amazon 下:Haring.com


Felix Gonzalez-Torres是一位来自古巴、生活于美国的艺术家。他从小辗转于孤儿院与亲戚家屋檐下,最终依靠奖学金来到美国追求艺术事业。他的作品由许多静态雕塑组成,常常被刻意命名为打引号的「无题」,有时伴随着藏在括号中的副标题。

Gonzalez-Torres的作品 / tumblr


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创作的一系列由多彩糖果组成的雕塑。其中有一件以他因AIDS去世的爱人Ross Laycock所命名的雕塑,是一堆堆积在墙角的糖果。这堆糖果重175英镑,是Laycock生前的体重。艺术家邀请观众随意拿走糖果,象征他的爱人曾经缤纷美好的躯体渐渐地走向无声消亡,却在世界上留下甘甜的余味。

上:Art Practical 下:Sohu


在Ross Laycock过世后,Gonzalez-Torres创作了许多与他有关的作品。另外一件著名的作品名为「“无题”(Perfect Lover)」。作品由两只挂在墙上的简单时钟组成。它们从同一时间开始行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齿轮生锈,两只时钟逐渐开始以不同速度计算眼前世界的流逝。


在一张草稿中,Gonzalez-Torres解释这座雕塑的意义:「不要害怕钟表。它们是我们的时间,而时间对我们如此慷慨。我们以胜利的甜蜜滋味为时间打上烙印。通过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相遇,我们战胜了命运。我们是时间的产物,因此,我们也将记下一笔实至名归的功劳:给时间。我们校准而同步。如今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爱你。」


在他的爱人去世几年之后,Gonzalez-Torres也于1996年死于AIDS并发症。

上:tumblr 下:trueart.com


David Robilliard是一位来自英国的艺术家与诗人。在他过世后,他的许多作品都被现代艺术美术馆(MoMA)所收藏。在这些作品中,黑色幽默的诗句与简单笔触勾勒的人物呼应,形成一张张讽刺而忧伤的标语。在这些作品中,他讨论性、讨论爱,也讨论似乎无处不在的死亡。


在Robilliard因为AIDS并发症去世前一年,他创作了一张名为「人(Person)」的作品。其中,他留下了一首短小的诗歌:



流光溢彩的

几乎能够

完全覆盖

那火山

藏于其中


David Robilliard与他的作品 / 上:Studio International 下:ICA


Robert Mapplethorpe的名字时常与Patti Smith一同被提起。然而,在这段动人的故事以外,他也是纽约同志文化的重要摄影师。


通过Mapplethorpe的摄影作品,现在的人们得以了解八十年代纽约的同志生态,其中的欢愉、恐惧、浪漫与愤怒。他的作品记录了同志群体的众多文化发展,探讨了许多围绕这一群体的身份问题。在戏剧化的黑白光影中,他所拍摄的人体变为承载欢愉、孤独和温柔情意的形状,显得既遥远又亲近,既虚幻、脆弱又坚忍、美丽。

上:Facebook 下:AnOther Magazine


在他因AIDS相关疾病去世以前,Mapplethorpe更成立了基金会,用以推进摄影艺术的发展,与AIDS/HIV相关的医学研究。

Mapplethorpe的两张自拍像 / 上:pinterest 下:Guggenheim


在这些具体的死亡之外,数字似乎更显惊人。早在1982年,AIDS已经肆虐美国,造成将近一千人死亡。然而,里根总统的发.言.人Larry Speakes在被问到相关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AIDS?对这个我可没什么可说的。」


记者接着说道:「超过1/3的感染者已经去世。人们把它称为‘同志瘟疫’。」当他这样说时,现场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记者接着问了下去:「不,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感染者中三分之一的人都死去了。我想知道总统是否对此有所耳闻。」


Larry Speakes用玩笑似的语气回答道:「我可没有这个病。」人群中再次爆发出一阵笑声。他继续促狭地问:「你有吗?」

上:Tenor 下:Act Up


此后的1984年,当4200人已经死于这场瘟疫时,同一个记者曾经再次问起Larry Speakes这一问题。而总统发言人的回答如出一辙。在声称总统对此没有表达明确态度后,他再次语带讥讽地询问记者是否经过病毒筛查。


同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死于AIDS并发症。到1984年底,共有7239人确诊感染,5596人因此死亡。


ACT UP的标语「沉默等于死亡(Silence = Death)」/ Lezwatchtv.com



 文化对立 



如果说Mapplethorpe代表着同志文化中的浪漫侧影,那么Ron Athey则代表着AIDS危机中性少数文化另一个充满争议的分支。


Athey生于一个五旬节教派的家庭,在那里,他从小被人们推崇为一位先知。在活动中,他们通过「说方言」(Speaking in Tongues)来达到一种近似谵妄的狂喜状态。而Athey在狂喜中流下的眼泪则被人们收集、传递,视为珍宝。


Ron Athey作品「Divine Divinity」 / 摄影:Catherine Opie


在他十五岁时,正为成为牧师而学习的Athey忽然意识到了这种生活的荒谬。那一年,他穿上紧身衣,画上淡妆,尝试自杀未果。在日后一篇文章中,他表示:从那一年开始,「死亡便如影随形。」


上:年轻的Ron Athey / Ron Athey Twitter


Athey为自己起了这个崭新的名字,读作「A-Thee」,与「无神论者(Atheist)」同音,成为了一名行为艺术家。作为一位HIV阳性的艺术家,他所创作的艺术常常使用人体,以极端的表现方式,呈现有关生命、性与死亡的主题。

上:Aetscenecal 下:Performance Space New York


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或许是「苦难人生中的四幕(Four Scenes In a Harsh Life)」。在这部作品里,Athey用利刃在表演伙伴Darryl Carlton背部刻下花纹,然后使用厨房纸沾染零星血迹。接着,他将厨房纸悬在滑轨上。这些沾有血迹的纸巾滑向观众,最终倒挂在他们头顶。


Ron Athey作品「Acephalous Monster」/ Artsadmin


事后,一位没有来到现场的评论家发表文章,指责Athey将他的观众暴露于HIV阳性血液的感染危险中。尽管Athey与赞助演出的机构发表声明称Darryl Carlton为HIV阴性,而当地的健康部门也宣布表演本身并没有任何风险,这一作品却仍很快成为了全美国的大新闻。


人们拿着Athey布满纹身的照片警告公众,并提出禁止「身体创伤、抽血」等行为被用于艺术表达。除此以外,全国教育协会(NEA)的保守成员更试图以此阻拦对于性少数群体艺术家艺术项目的公共资助。Ron Athey成为了一场「Culture War」的中心。

Ron Athey网站


很多年后的今天,Ron Athey仍然在持续创作,而且并没有使用任何药物。据医生说,他是一种特殊人群,病毒在他们的体内奇迹般地停止了开疆扩土。


当Athey回忆起这场「Culture War」时,他仍表示困惑与惊讶。事实上,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整件事确实显得颇为荒谬:


为什么有几百篇报道围绕这一「向观众泼HIV阳性血」的谎言产生?为什么许多知情者选择缄口不语?为什么人们假设一切血液都是HIV阳性?为什么在科学研究早已澄清的情况下,人们仍然认为病毒会通过空气传播?为什么人们坚持将它称为「同志癌症」?


Walker Art Center


很多年后,在所谓「后AIDS」世界中生存下来的Athey谈起自己的作品。他说:「我找到了另一种看待自己作品的方式。那就是,我的身份与人生写满我的身体,不论我身处的场景是否与此相关。我的母亲,瘾症,AIDS,搞基(Faggotry),以及不管身着何种戏服都仍存在的性少数身体。」



Ron Athey Twitter


另一位AIDS危机中的邪典大师是电影人与摄影师Jack Smith。他的作品并不算多,几部电影与鲜为人知的摄影、绘画、雕塑作品构成了他的全部作品集。


Smith的电影充满了地下实验精神,常常使用大胆的手法,将梦幻的题材与欲望的展示相结合,营造出一种迷乱、怪异却天真的氛围。自制的布景下,非专业演员的身体相互叠加,画面旋转。也正因为其复杂的视觉语言与被视为禁忌的题材,Smith的影片从未获得大众的关注与认可。

上:LUX Scotland 下:The Third Eye


然而,Smith的影片对于当代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燃烧的生物(Flaming Creatures)》与《正常的爱(Noraml Love)》是实验电影的重要先锋之作。安迪·沃霍尔称他的作品为自己重要的灵感来源,而新浪潮大师费里尼也对他赞不绝口,充满崇拜。


在Smith因为AIDS并发症去世之时,他穷困潦倒,工作室中是一片荒废不堪的场景。

上:Jack Smith,Untitled, c. 1958-1962 Modern black and white print of vintage negative, 5 x 5 inches Courtesy of Jack Smith Archive and Gladstone Gallery, New York and Brussels 下:Youtube


Peter Hujar与David Wojnarowicz可谓是AIDS危机中的一对「黄金情侣」。两人相遇于八十年代初,在短暂的爱情消退之后,留下的是一生的亲密情感与相互激励。Peter Hujar作为著名的黑白人像摄影师,记录下了卧室中蜷缩的整个时代,光影和繁复布料下的一具具身体。

上:Peter Hujar拍摄的David Wojnarowicz / The Peter Hujar Archive 下:Peter Hujar摄影作品 / Tumblr


而David Wojnarowicz则在爱人影响下开始绘画与拼贴的创作生涯,最终成为了AIDS危机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

上: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下:Artsy


Peter Hujar于1987年被确诊患病,并于同年去世。在他的诊断书上,David Wojnarowicz绘画了两个正接吻的男人。这一充满爱意的画作与冰冷的诊断书构成了一张最痛彻心扉的拼贴,其中所蕴含的天真的希望与绝望中的柔情令人心碎。


在Peter Hujar去世后的日子里,悲痛转变为了愤怒。David Wojnarowicz无法忘记自己如何眼睁睁看着Hujar衰败、死去;而与此同时,里根甚至拒绝在公众讲话中提及这场瘟疫。

上:Peter Hujar的诊断书 / Pinterest 下:David Wojnarowicz作品 / Art Blart


同时,美国食药监局(FDA)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药品实验的繁琐程序,导致大量正在死去的病人无法获得或许能够挽救他们生命的药品。而FDA却没有因为瘟疫的蔓延批准许多药品的大规模试验,或是加快批准进程,导致许多病人在无助与恐惧中死去。


Scott Calonico的纪录短片《当AIDS还很好笑时(When AIDS Was Funny)》中详细记录了里根官方最初的反应 


与这种不作为相对的是,许多民间组织发起了各种各样的互助行为。其中,「沉默等于死亡(Silence = Death)」、「ACT UP」、「Visual AIDS」等团体都为AIDS与HIV群体的发声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众多博物馆至今也仍然坚持参与每年的「没有艺术的一天(Day Without Art)」活动。

去年是「没有艺术的一天(Day Without Art)」的活动三十周年 / Visual AIDS


Hujar去世的那一年,David Wojnarowicz在活动中身穿自制夹克,上面写着:「如果我因AIDS而死,不要埋葬我,将我扔在FDA门口台阶上。」



Photograph: PR Image

事实上,David Wojnarowicz也在1992年死于AIDS并发症。在这对伴侣在人间的短暂时光中,他们充斥于对方的作品画面。Peter Hujar拍摄了许多David Wojnarowicz的照片。在这些照片里,Wojnarowicz或侧躺,或蜷缩在床上,覆盖于亲密的灰尘与日光之下。而David Wojnarowicz也时常拍摄Hujar。甚至在Hujar死后,Wojnarowicz也要求其他人离开病房,拍下了三张Hujar瘦削身体的肖像。Hujar的形象——面庞、手,与脚——被永远留在了镜头中。


America Magazine


在1982年的作品「Hujar Dreaming」中,Wojnarowicz拍摄了一张Hujar平躺睡着的照片,并把照片制成了模版,反复使用这一形象。而Wojnarowicz所拍摄的Hujar经过模版的数遍复制,似乎也失去了相片中的鲜活生命,再也分不出他是沉醉于梦境,或是就此长眠。


另一幅David Wojnarowicz献给Hujar的作品中有一双翅膀。Wojnarowicz解释说,Hujar生前一直想要将这双翅膀纹在肩头。但是还没等到纹身他就去世了。

David Wojnarowicz作品 / 上:Hujar Dreaming,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下:Pinterest


在Wojnarowicz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忽然开始在拼贴中绘画细致而色彩柔美的花朵,这与他早年风格的愤怒与叛逆似乎格格不入。其中最有名的一幅作品名为「Americans Can’t Deal With Death」。


在一段录音中,Wojnarowicz谈到这幅作品:「这一生,我似乎总是无法做些简单的事,比如画一画花朵。我总觉得那很怪。我从前总认为,我们身边发生着这么多的事情,能够坐下来画一朵花是一种奢侈。」


Collection of Eric Ceputis and David W. Williams. Image courtesy the Estate of David Wojnarowicz and P.P.O.W, New York.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一朵花并不是五十片花瓣与一根花茎,就如同画一片风景并不是绘画风景中的物件。一朵花、一件物件与周围的事物紧密相连。所以我开始使用文字。」


「我想要创造这样一件东西:当你刚看到它时,它是一朵绝美的花。但是当你走近了,图像中小小的照片将会向你展示一些内容。这些图像会顶替花朵的位置,变成另一种更严肃、毫不奢侈的东西……当你走得非常近时,这些图像会讲述世界上所有的故事、我生命中所有的经历,以及我看到的真实世界:这些文字,它们有关战争、死亡、疾病、梦想、笔记本中的碎片。」

David Wojnarowicz作品 / Tumblr



 太阳底下无新事 



在1987年,ACT UP团体受邀为新美术馆(New Museum)创作一件橱窗装置作品。最终,其成员艺术家Gran Fury创作的作品名为「让记录显示…(Let the Record Show…)」。在纽约下城的巨大玻璃窗中,六个公众人物的硬纸壳剪影悄然伫立,其中包括时任总统的里根。而剪影背后,则是二战后纽伦堡审判的法庭照片。在他们的头顶写着「沉默等于死亡」的标语,以及一只粉红色的三角形霓虹灯。

上:Twitter 下:Pinterest


粉色三角形正是二战期间用于标记同志人群的图案。而如今,性少数群体将这个代表耻辱的标志夺回,用以揭露不公,表达骄傲。


基斯·哈林(Keith Haring)使用粉色三角形创作的反歧视作品 / The Queerness


在信息缺乏、偏见横行的情况下,西方世界错过了最初的防疫时机。直到1991年,湖人队的Magic Johnson勇敢公开自己的确诊情况,并因此退役,公众这才忽然意识到AIDS并非是一场「同志瘟疫」。在此之前,诸如演员洛克·哈德森等许多名人都在疾病与性向羞辱的双重压力中死去。

Gran Fury反歧视作品《读我的唇语(Read My Lips)》/ Gran Fury


但这场觉醒来得为时已晚。正因为过去十年官方的冷漠、大众的无知,瘟疫持续蔓延至全球各地,并且迅速席卷了更为贫困落后的地区。


随着鸡尾酒疗法的发明,AIDS瘟疫在西方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人们开始称呼这一崭新的时代为「后AIDS时代」,声称人类已战胜了这个疾病。然而与此同时,每年有超过一百万成人与儿童在非洲死于AIDS及其并发症。「后AIDS」终止于海岸线,另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仍生活于「AIDS时代」。



Urban Dictionary


在许多南半球地区,偏见、系统不力与资源匮乏仍然影响着AIDS患者与HIV阳性人群的生活。阿根廷艺术家Hector Toscano的系列作品「Ninos HIV+」就专注于HIV阳性的儿童。他们的肖像与脆弱的花瓣、稚气的简笔画与文字组成了一幅拼贴,全面展示了AIDS瘟疫对于儿童的巨大影响。


在南非的KwaZulu-Natal省份,有12.2%的成年人都呈HIV阳性。而雕塑家Sfiso Mvelase就生活在这里。从2003年开始,他一直孜孜不倦地使用陶艺雕塑来表达与之相关的主题。这些画面与性相关,与死亡密不可分,以直观又奇幻的元素讲述贫困地区的AIDS故事。

Sfiso Mvelase作品 /Pinterest


「有的人认为把这东西做出来、说出口非常恶心。」他说,「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作品帮助他们意识到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而他们不需要迷信传说。」


来自墨西哥城的艺术家Manuel Solano则使用各种流行文化元素,绘制讲述自身故事的画作。尽管在名义上AIDS的治疗已经在全国普及,但事实上,歧视与执行不力仍然让其实行困难重重。


这些困难带来了很多悲剧。Solano在26岁时就因为HIV相关疾病失去了视力。与许多人一样,Solano等待治疗的时间过于漫长,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在失明之后,Solano重新拾起画笔,发明了一种崭新的绘画方式:使用针线来确定画布上的位置,并根据这一触觉地图绘画。

Manuel Solano作品 / 上:ArtRabbit 下:Artnet News



 艺术家总是这样的 



对于目睹死亡的亲友爱人与最终存活的患者们来说,「后AIDS时代」也从未曾到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现出常与战争经历相联系的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症状被称为「AIDS幸存者综合症(AIDS Survivor Syndrome)」。


Pinterest


在1985年,旧金山的年轻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经受AIDS折磨而死去的亲友爱人,发起了一项活动。他们将逝者的名字与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缝制在一张张棉被上,留下他们存在过的踪迹。在当时的美国,由于偏见、对疾病的羞耻与无知,很多患者在死后并没有得到葬礼。如今,他们的亲友爱人终于可以在这里留下他们的名字,一同哭泣、拥抱,知道他们所爱的人不会再被历史遗忘。

上:New York Amsterdam Post 下:Washington Post


在1989年,AIDS纪念棉被项目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九十年代,这些棉被两次在华盛顿特区展览,克林顿夫妇也前来观展。在无数高大建筑的环绕下,色彩鲜艳、轻快的棉被铺满了大地。这片地方甚至盛不下如此多的死亡,最终只能展览最新创作的1000张棉被。

上:两个陌生人在棉被上看到同一位朋友的名字后在展览现场相拥 / Weibo 下:克林顿夫妇在展览现场 / NPR


如今,亚特兰大的厂房中总共有着超过48000条人们缝制的棉被,写满了94000个名字,重达54吨。而根据统计,到今天为止,总共有超过3600万人死于AIDS相关疾病。


在死者亲友、爱人心中,这些死亡的重量则无从计算。


著名思想家阿兰·巴迪欧日前发布了一篇有关新冠疫情的文章,题为《太阳底下无新事》。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该流行病所带来的挑战似乎无处不在,它消除了一切理性的固有活动,迫使人们重温神秘主义,杜撰,祈祷,预言和恶意,这些在中世纪瘟疫席卷人类时通常会产生的糟糕效应...流行病始终是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之构连的一个交界点,这一事实使流行病变得复杂。」

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评论新冠疫情中的美国医疗系统 / Giphy


AIDS危机改变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与身体的关系。它使七十年代如火如荼的性解放浪潮遭到巨大挫折,快乐中的负罪再次席卷我们的社会。流行文化的视角与民众的观点也因此更趋保守,甚至主流性少数群体努力的方向也向传统家庭模式偏移。里根官方将「家庭价值的回归」与保守派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然而当我们回首历史,这看起来更像是偏见与不公相互作用的结果。


没有人知道如果AIDS从未存在,当代世界会是怎样。正如没有人知道如果新冠病毒从未出现,未来世界又会有何不同。

Gfycat


很多年后,Ron Athey谈起当时的创作,说道:「艺术家们非常愤怒。艺术家们非常恐惧。围绕着我们的是一种被政治化、被性化的凶猛无畏。当时,人们对液体感到歇斯底里的恐慌。人们越怕,我们就越是挑衅他们。艺术家总是这样的。」


艺术家Cam de la Fu为新冠疫情创作的动画 / Giphy


2015年,美国终于迎来第一个主流美术馆展出的AIDS相关展览,「Art AIDS America」。在此之后,现代艺术美术馆、惠特尼美术馆等机构也纷纷进行了与此相关的展览。


在这些展览中,你常能看到一件引人注目的作品。它很好辨认,是一片恒定不变的蓝色。这片蓝色时长一小时十九分钟,是一部特殊的电影,来自英国导演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

贾曼的影片《爱德华二世》与《卡拉瓦乔》/ Tumblr


熟悉电影艺术的人对他的名字不会陌生。这位英国导演作为当代电影的先锋在全世界都名声响亮。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银禧纪念》、《爱德华二世》、《圣塞巴斯蒂安》,电影文化将会失去一抹绚丽色彩。


然而在这部电影《蓝》中,既没有光影的游戏,也没有画面深处的远景。观众所拥有的只有一片蓝色。在制作这部电影的1993年,身患AIDS并发症的贾曼几乎失明。他在病榻上、在爱人的陪伴中等待着死神的拜访。在蓝色的画面里,他讲起自己的生活与梦想,痛苦与希望。


病重的贾曼与爱人Keith Collins / Pinterest


——在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听见这生命的回声低语。在那片蓝色背后,是千千万万个生命、千千万万种爱和欢愉、千千万万样悲愤、千千万万缕梦想、痛苦、与希望:


「亲吻我。吻我的嘴唇,吻我的眼睛。过一会儿,我们的名字就会被遗忘。没有人会记得我们的作品。我们的生命会像云朵留下的痕迹那样消失,像太阳照射下的晨雾般散落。因为我们的时代是过路的阴影,而我们的生命是残株上滑过的闪光。」


「爱是永无止境的生命。」


采访:Jean

编辑:Liz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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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18/jul/13/david-wojnarowicz-exhibitions-whitney-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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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aring.com/!/selected_writing/sex-is-life-is-sex#.XoYsT9P0nBI

https://gothamist.com/arts-entertainment/controversial-retrospective-of-american-art-from-the-aids-crisis-lands-in-the-bro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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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m.ac.uk/research/news/activist-art-reflects-fight-for-rights-of-african-aids-suffe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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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isualaids.org/artists/reza-adboh

https://visualaids.org/artists/cookie-mueller

https://www.nyartbeat.com/event/2019/5350

https://whitney.org/Exhibitions/DavidWojnarowi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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