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友枝 | 新型统治结构：世界体系的扩展与清代的民族融合
罗友枝（Evelyn Rawski，罗斯基），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国史日裔女教授，曾编辑过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精于明清史研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曾提到她对晚清中国大众识字率的研究。1993年，她当选美国亚洲学会副会长。
过去的20年间，北美清史研究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和研究趋势。首先是学者们试图将清史纳入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进行研究，挑战长期以来在史学界占有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模式。与这一特点相应的另一个特点是，将清与其他区域一起纳入早期近代史之比较与研究。第三个特点是注重对清初以及政权维系过程中民族问题之分析，追溯少数民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足迹。
关于中国及其经济发展
90年代，一些非欧洲国家史学家对建立于欧洲历史之上的范式及假设提出了质疑。王国斌(R．Bin Wong)、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人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创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模式的基础之上，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明清时期的经济状态进行了重新考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论点。
1997年王国斌在其著作中采用分别从对方的角度审视双方各自历史的方法，通过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之认真比较，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说予以反驳。为了避免对以往研究之重复，这种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并非易事。正如维克托·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所指出的，在对亚洲国家与欧洲进行比较时，提出为什么前者没有产生自发性工业革命的问题，其实是仍在继续着一种观点，即欧洲之发展经历对所有与其有着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规范和标准。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答案无非就是一个，即欧洲在这个世界上是独特的。
对于王国斌有关中国和欧洲民众的反抗运动及国家政治之比较，评价褒贬不一。但其有关经济史之论述却是令人信服的。他运用李中清(James Lee)及同事有关18世纪中国和欧洲对人口增长予以控制的调查研究成果，驳斥了近代中国饱受人口快速增长之苦的观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由于低生育率和控制措施，中国并没有经历“马尔萨斯危机”。中国和欧洲一样，除了乡村手工业，同样拥有被欧洲历史学家认为有助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工业和活跃的商品经济，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刺激工业化产生的程度而已。
王国斌认为应对不同国家的历史进行分别和详细的比较，建立一种“更普遍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应是更具包容性的，而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的关键是欧洲探险之后，欧、亚、非、美各洲之间跨地区商品和人员加速流动的历史证据。如果对两个国家进行封闭式比较，忽略全球性流动及各自的历史，将歪曲真实的历史。
王国斌从弗兰克有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假设人手，从“不同的历史轨迹”探求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理论。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书中指出“自1500年之后，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存在于一个世界经济体内”。他在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的宏观历史(megahistory)理论基础上，对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商品和金属货币的流通进行了考察，并指出，直至1800年，从经济的角度看，世界历史之中心并非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弗兰克的观点批驳了沃勒斯坦有关资本主义体系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事实上，被沃勒斯坦称为边缘区域的地方，在弗兰克的分析中正是核心经济区域。
弗兰克还驳斥了欧洲前近代以及早期近代经济和金融机构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假设。他认为欧洲自1800年起所具有的优势并非是因为投资新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真实情况是，当欧洲处于上升期时，印度、奥斯曼帝国、东南亚及中国正同时经历着由自身繁荣引起的经济衰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被弗兰克所称的“世界体系”自16世纪延续至今，影响着整个经济。某一地区之经济状况在某个时间段内的变更都是由于它自身的经历。弗兰克以19世纪直至今日英国世界地位之下降为例，指出欧洲霸权很可能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原因。这一观点与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观点相呼应。亨廷顿认为21世纪将是凸现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世纪，追求平等之诉求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之迅速发展无疑颠覆了流行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假设，即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将会继续。2000年以来，一些史学家认为“二战”是欧洲霸权地位衰落的开始。非欧洲国家以及新加坡、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促使人们去重新解读历史，重新认知整个世界。人们不会再问为什么中国没有现代化，而是探究中国的历史遗产是如何以一种特殊形式助其实现现代化的，并对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进行比较研究。
这个问题还引出弗兰克著作的另一个观点，即他对公认的资本主义起源、科学、技术与欧洲居主导地位之因果关系说给予了极力批驳。尽管王国斌认同欧洲有其独特历史发展轨迹的观点，弗兰克却不赞同。他认为经济交流在一个共同基本点上将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各地区在一个世界里不断地相互沟通，相互影响。如同商品之流通、科技和理念也在流通。弗兰克关于世界一体化的主张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亚洲和欧洲置身于同一体系，在同样的经济规律下运作，与其说两者的区别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如说是该体系及其经济规律在不同地区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体现。
与王国斌相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对世界某一特定时期内拥有高密度人口、商品经济和原工业的“核心”地区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1750年以前，日本和中国人口最稠密地区与欧洲人口最稠密地区之间是有可比性的，即可以把日本的畿内地区、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英国、荷兰作为比较对象。然而，从彭慕兰所提供的统计资料来看，由于数据之不充分，他不得不引用一些非核心区域的数据。可见对近代社会经济活动进行量化分析十分重要，但仍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彭慕兰有关1750年东亚和欧洲核心区域拥有同样工业化潜力的观点，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却有数据匮乏之缺憾。
无论如何，彭慕兰创立的概念框架是值得关注的。和弗兰克一样，彭慕兰不赞成欧洲的历史观点，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工业革命是16世纪以后原工业、商品资本主义以及欧洲其他方面发展的产物。18世纪初，英国与其他核心区域北美清史研究、教学及其文献资源J99一样，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和生态压力和制约。1750年以后，这些制约的缓解是由于英国从美洲进口廉价食品和纺织品，进而大力发展技术，这才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因此，新大陆之开发以及有利的全球联接，促使英国实现了具有独特性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在某种程度上是依赖于全球贸易交往网的。彭慕兰举例并指出，大规模的白银运输没有导致白银价格的下跌，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使白银具有了货币之功能，对在美洲大陆持续开采了300多年的白银有着强大的吸收能力。
关于中国早期近代史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将1500至1800年的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的研究。利伯曼试图将东南亚和日本纳入世界“近代早期”史学研究的范畴，探讨为什么这些地区相互之间疏于联系、却与欧洲发展了海运贸易，并都在1450年至1830年间出现了领土巩固、集权加强以及文化融合的趋势。在利伯曼看来，这些“松散、彼此呼应的线性及周期性模式”证明了欧亚大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利伯曼在欧亚大陆的研究中谈到了日本，却没有涉及中国。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和卡伦·威根(Karen Wigen)在他们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也都没有把日本和中国作为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他们运用经济史和文化关联的标准，提出应以区域取代洲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在他们看来，欧亚大陆包括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但不包括东亚。利伯曼则从社会政治情况人手，把中国排除在外。他认为1550至1850年的中国“缺乏15至16世纪其他地区所表现出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创新举措”。
然而，利伯曼的观点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是不符的。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中国清朝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之中，集权加强、领土巩固和文化融合已经成为历史趋势。一些学者的文章将清统治政策与早期英帝国进行比较，认为清人从耶稣会士那里获取的知识并非是肤浅的。他们认为自康熙以后的清朝皇帝通过来自欧洲的制图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管理能力。在《国际史学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特刊上，一些学者经过对清与欧洲政策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清已经具备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另有研究把康熙至乾隆间镇压准噶尔之战归入俄罗斯帝国和清政府吞没游牧部落的过程”。这些研究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说法，即清政府吸取了欧洲的统治方法并运用于对自己国家的治理。1793年代表着世界两大帝国的英国马嘎尔尼和乾隆帝会面，其结果是谁也不愿意屈就于对方。
17世纪末和18世纪，清帝们非常关注国家事务。1768年的妖术恐慌以及《四库全书》的编纂都证明乾隆实施了具体、严格和全面的审查监控制度。与传统的概念不同，基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料的研究显示，中国人已经能够运用法庭解决民事纠纷，“中国男人和女人、包括农民，能够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对财产、债务、婚姻和遗产的权利”：清初法律系统的建立表明了清政府在努力用法律去消除当时存在的社会和性别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表明人们在积极地利用法律去获取他们所应有的正当权利。
人口过剩常常被用作分析清走向衰落的原因，有学者针对这个问题对以往有关中国人口史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李中清和王丰(Wang Feng)的著作便是这类学术著作之一。他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登记做了研究，推翻了曾被公认的、有关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学术观点，指出一夫多妻(一个小康男子有一个以上育龄妻子或妾的风俗)以及扼杀女婴的情况，使得10％-20％的中国男人不能结婚。中国的婚姻生育率低于同期的欧洲，事实上，一夫多妻降低了婴儿出生率。
李中清和王丰不赞成所谓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长导致了乾隆末年危机的观点。他们运用彭慕兰有关18世纪长江下游人均消费水平可以和欧洲相媲美的论点，指出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济与人口增长都是同步的。他们的研究结论质疑了人口增长是19世纪初危机之主要原因的观点。
另一个对传统史学提出的挑战与“白莲教起义”有关。很多人把白莲教起义看作是清走向衰落的标志。然而，一般来说由于人口压力造成的政治动乱应当发生在人口密度高、商业活跃、大地主集中的经济区域，而不是白莲教出现的那种边远、非人口密集的区域。李中清和王丰注意到了，尽管相对来讲，边远地区人与土地的比率是有一定优势的，但人的营养水平却是下降的。导致清走向衰落的动乱是因为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掌控力较弱，这个观点有别于以往所说的人口过剩的观点。米华健(James Millward)则进一步主张把白莲教起义一类事件纳入边疆研究范畴，形成一门探讨这类问题共同点的“清朝边界地区政治经济学”。
民族与清史
17和18世纪，清不仅征服了明，而且成为继蒙古之后、成功地将亚洲内陆纳入一个庞大的、统治了整个东亚的帝国。清之鼎盛期，其版图甚至超过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清朝统治也并非仅仅是王朝的循环往复。作为统治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清政府采取了不同于儒家思想的帝制思想体系。它之所以能够将蒙古、准噶尔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以及各地方势力统领在一个社会政治结构的统治之下，采取的是非汉族征服法。清朝对边缘地区文化及行政的整合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今天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在内的版图。1983年以来，柯娇燕(Pamala K．Crossley)发表了几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引起了人们对早期满族历史、18世纪清朝制度化过程以及追溯汉军旗人演变的研究兴趣。1990年，在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杭州苏完瓜尔佳(Suwan Gūwalgiya)以及乍浦八旗驻防之研究成果中，对以前有关满汉关系和晚清满洲身份认同问题予以了重新解释。
《孤军：晚清最后三代满洲人与清帝国之灭亡》(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一书则反驳了由芮玛丽提出的、被许多中国史学家认同的观点，即19世纪下半叶(同治中兴)满族人已被汉化并融合。他们已经与汉人没有区别，并与汉族官员一起为当时国家之复兴而工作。柯娇燕则认为旗人从未真正构成一个民族，所谓民族意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
满族的民族意识是各省驻防旗人生活的结果，驻军中的大多数满人与汉人分离而居。柯娇燕和欧立德(Mark Elliot)在他们有关八旗研究的著作中对此是认同的。欧立德赞同柯娇燕关于汉化的观点，但对她所谓很晚才出现民族划分的观点表示不赞同。他认为民族意识在整个清代一直影响着政府政策之制定。在他看来，旗制单位是“满洲之道”的关键，它将征服者集团分离认同的方式保持了几百年，甚至在许多人失去了母语能力之后。
路康乐(Edward Rhoads)关于清朝最后十年的研究以详细资料支持了柯娇燕有关清末满族意识的论点。他对1861年之后慈禧太后及其继任者摄政王载沣时期将政府权力下放以及重收决策权的过程进行了认真考察。慈禧和载滓在高层决策人员的任用上，恢复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时避开官方渠道和汉人官僚机构任用皇室成员的做法。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许多消除满汉分歧的政治诉求，直接证明了这两个族群是有别的。路康乐有关反满著作的认真分析突显了1911年辛亥革命之主题，也提供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对满人进行镇压的历史背景。
对满族起源的认识，关系到人们对清史和乾隆皇帝的认识。首先，如前所述，它引起了一场关于种族的辩论，直接关系到当代政治中涉及民族的相关问题。第二，如后所述，它摆脱了一种以往中国王朝模式分析清朝统治框架的假设。清统治者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改变，奠定了20世纪历史事件之政治基础。许多学者对晚清的文化融合进行了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的学术研究揭示了区域文化及文献之多样性，由此体现了不同性别、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影响着每个人对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解释。对自西南至内蒙古亚洲边缘非汉族群体之研究，质疑了那种仅依靠中文文献做研究的方式，但还没有人提出并非只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的结论。的确，如同兹维·贝尼特(Zvi Ben-Dor Benite)的《圣教东传录：中华帝国晚期穆斯林文化史》(The Dao of Muhammad：A Cultural History of Muslim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所说，生活在17和18世纪的人完全可能既是伊斯兰信徒，又同时信奉儒家学说。学者们在考察清朝多种文化时，集中研究了文化理念和行为规范是如何通过教育、礼仪、书籍、戏剧和地方精英等方式传播和交流的。一些人也对汉文人接受清朝统治的过程给予了新的文化解释。
刻书史和书籍文化
近来有关清代出版印刷以及书籍文化的研究表明，文字及书籍比1800年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们。一些学者通过诗集及其他文献对清朝杰出女性进行研究。贾晋珠(Lucille Chia)和包筠雅(Cynthia J.Brokaw)的著作则研究了文化价值及准则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渗透，并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贾晋珠对宋、元、明时期几个主要出版中心作了系统研究，并利用其数据库对书籍数量、类型和特点进行了定量分析。包筠雅则对清代闽西村庄以普通民众为读者群的商业书籍出版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她利用存留下来的业务记录、书板以及出版许可证等物证，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贸易路线、商业组织、书籍种类。其著作有助于他人对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类似的研究，并最终使学者能够更为清楚地了解村民获取书籍的方式和途径。与此同时，周启荣(Chow Kai-wing)从社会等级的另一端人手，对科考论文及儒家论述之商业印刷进行了分析，主张对市场和图书文化之间的联系予以考察。类似的结论也见于孟久丽(Julia Murray)的研究成果，即自宋至明向皇室子弟传播儒家道德和治国思想的书籍在清以后已成为普通大众的读物。
清廷之统治思想并非仅仅是中国以往王朝模式之复制，而且以往对乾隆及清帝们将儒家思想运用于统治的概括是不确切的，对其思想和政治立场之阐述也是不完整的柏。在《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 A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一书中，柯娇燕概述了从16世纪末至乾隆盛世满族独特的统治意识形态。她着重对曾静反满事件、胤祯及子进行了研究。尽管乾隆在处理汉族事务中遵循了儒家思想，却并没有将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的基础。雍正认为清应受天命，因为他们已在文化和道义上转向儒家。乾隆则认为清理当统领中国，因为上天支持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对明之战，女真/满族的成功正是因为受命于天。
清朝的思想体系并非儒家思想，而是乾隆统治时期所确立的一种“早期近代皇帝之所以能把不同的人群置于其统治之下，是因为皇帝的意志即天意之延伸，皇帝通过一系列仪式与上天保持着联系，又将上苍之意志在其统治之中具体化。最新有关乾隆皇帝南巡及地方官祈雨仪式之研究，便考察了这些活动是如何将皇帝、儒家仪礼秩序同普通人联系起来的。与此同时，韩书瑞(Susan Naquin)对北京寺庙的分析则基于另一个视角，对围绕着清都城宗教场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乾隆将一种新的、非儒家思想体系用于其统治并将其发展。在其统治期间，满族统治机构及社会体制明显脱离了明代统治模式。笔者出版于1998年的著作中，对清征服者集团及具有皇族血统的非汉族组织做了研究，包括这些组织在不同都城的情况、内婚情况以及对辽金元时期祖先举行的仪式中所表现的文化取向等等。
满族统治者综合汉人及中亚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新型的统治结构。由于在它所进入的明领地绝大多数人是汉人以及新纳入的中亚周边地区的人，因此，针对不同群体清政府实行了分割与并行的政策。明朝官僚结构及汉族政府官员在“内地”和原明朝地域上占据着政府的主要位置，以满族和蒙古族为主的旗人及地方势力则主要管理“外地”和周边地区。礼部负责处理与欧洲、东亚及东南亚的关系，但乾隆时理藩院则掌管着与俄国、喀尔喀蒙古、西Z及回鹘的相关事务。汉族官员主要是在紫禁城处理政务，清帝们则在热河(承德)处理与蒙、藏及维有关的事务。
本文来源：《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标题为编者自拟。
延伸阅读
皇帝的包衣奴才
《最后的皇族》中未呈现的清宫廷
作者|黄丽君
来源|澎湃新闻
【原编者按】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The Last Emperors: A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1998）是“新清史”经典著作之一，2017年本书由八旗文化再版繁体竖排本，更名为《最后的皇族：满洲统治者视角下的清宫廷》，用以强调清宫廷的非汉文化视角。年前，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黄丽君受邀围绕此书进行了一场座谈，向有兴趣的读者们介绍清代的宫廷制度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宫廷中的奴仆，而这些面向大多未在书中论及。最后，黄丽君也对“满族汉化”这个议题表达了其个人看法。
动态的宫廷史：皇帝的“奴才”
罗友枝以“宫廷”为选题探讨清王朝统治的内亚性，本身就别具慧眼。陶博（Preston Torbert）在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 1662-1796.（《康雍乾内务府考》，1977）已指出，管理清代宫廷的主要机构——内务府是八旗制度与传统中国官僚体制的结合，也是融合满洲色彩并折衷汉制的政治机构。但在“兼容满汉”之外，罗友枝透过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宫廷礼仪的考察，进一步告诉读者清代宫廷文化的多元内亚性，包括了满、蒙、藏、伊斯兰文化等面向。
清代宫廷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内务府这个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宫廷管理机构。内务府的主要人员是皇帝直辖的上三旗包衣（booi），他们在身份上属于皇帝的家仆。换言之，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来为其管理家务，与传统王朝喜好任使太监的作法不同，也是清代不曾发生宦官乱权的主要原因。但包衣若仅在内廷为天子执家务，很难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因此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的几个重要税差皆属内务府包衣专缺。乾隆皇帝即言：“各省盐政、织造、关差，皆系内府世仆。”在清代国课收入之中，盐课和关税分别是第二、三大宗，这些税收均由皇属包衣经手，得见内务府在清代财政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
内务府包衣出任重要税差的代表性例子，莫过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从史景迁的研究可知，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因此曹寅与皇帝虽然名义上是主仆，实际上更像自幼一起长大的兄弟，二者亲密逾恒的家人关系，这也是曹寅可以久任两淮盐政、江宁织造的原因。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曹寅四次接驾。然而，接待皇帝的高昂成本被转嫁到盐政、织造衙门，造成财务亏空。康熙皇帝死后，雍正皇帝与曹寅的私人关系不如其父，在亏帑无法弥补的情况下，曹家被查抄，迅速走上衰颓的命运，这显示出内务府包衣的仕途与家族起伏受到皇权影响的戏剧性。《红楼梦》这部小说描述贾府从荣显到落败的过程，很大程度折射出曹雪芹家族的自身经历，也因此曹雪芹才能用一种极为透彻的笔调描写贾家“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起伏与苍凉。
内务府包衣受到皇权影响而仕途起落的例子不止于曹寅，嘉道朝显宦英和的落败亦是一例。英和自幼聪颖，科场顺利，乾隆五十八年考取进士时年仅二十三岁。和珅曾想把女儿嫁给他，英和的父亲德保却拒绝了这桩婚事，因而遭受和珅忌恨，受谤甚多。但祸福相倚的是，嘉庆皇帝亲政之后，英和竟因拒婚而得到皇帝的重用，仕途自此飞黄腾达，爬升为朝中的一品大臣。然而，作为包衣英和必须为家主当差，即便在外朝任职，也必须兼任内廷差使，负责为皇家监修陵寝。应道光皇帝节俭的作风，英和“裁省”物料，不料道光八年陵寝发生漏水事件，皇帝大怒之下，英和被夺官发往黑龙江当苦差，二子奎耀、奎照也连同罢职遣戍。英和家族在清代中期是“四世翰林”，通过科举得到外朝任职的机会，其仕途荣显在内务府包衣群体中可谓异数。即便如此，皇帝意志对家族命运的影响，使其跌宕起伏亦比外朝官僚更具戏剧性，呈现出内务府包衣的独特身份特色。
皇帝两个公私分明的钱口袋
上三旗包衣既然常任重要税差，内务府在清代财政体制中亦显得突出与关键。但差异在于：内务府的收入属于皇帝私人所有，户部管理的则是国家财产。内务府的经费来源大概有几种：关税、庄园、人参和毛皮的专卖事业、官员的罚金（议罪银）、官员被抄家之后的人丁财产、贡品、宫中变价出售的物品、经营当铺、发商生息等。据赖惠敏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清朝皇帝如何精明地管理他们的家产。例如，开设当铺就是皇帝经营资本的一种手段，但由于官营当铺利息不能太高，以致于收益不多，经营困难。相较之下，皇帝更喜欢将内帑银两借给商人作为经营资本，即所谓“发商生息”。清代资本雄厚的商人莫过于盐商，内务府包衣常任盐政，通过出任此差，包衣可替皇帝与商人搭建起联络的管道，也可以代替内廷监督商人的经营资本与还款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满洲统治者虽然有权运用内务府与户部两个口袋，却始终公私分明，从未混淆，显示了清朝的行政理性原则。甚至在大部分的时候，皇帝都是以内廷经费支持国家用度。乾隆四十六年的上谕就提到：“以内帑论，乾隆初年内务府尚有奏拨部银备用之事。今则裁减浮费，厘剔积弊，不但毋须奏拨，且每岁将内务府库银拨归户部者动以百万计。”到道光、咸丰初年，清廷仍可维持“户部用部库之钱粮，内务府动内府之进款。时有特沛恩旨，颁发内帑，以为赈济、河工、军饷之需，从无内务府向户部拨借银两之事”的规模。直至太平天国乱起，内务府的财政受到严重的冲击与重创，自此改由户部支持内廷。但即便晚清皇室收入不足，统治者对于公私两个口袋的财用仍持谨慎心态，未尝改变，兴修颐和园即是一例。
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的论述影响，后人多认为清廷为了筹办慈禧六旬大寿，动用海军经费整修颐和园，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光绪十四年宣布兴修园工的上谕中，具体宣布“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的筹款原则，并为负责园工的醇亲王与李鸿章所遵守。与过去我们对于慈禧太后穷奢极欲的印象极为不同。
替皇帝招待西洋人
相对于内务府在国家经济功能上的丰富讨论，其管理西洋人的职能则较少受到关注。清代的几个“涉外”机构中，礼部管理朝贡体系的朝鲜、越南、琉球等国。理藩院除了管理藩部（蒙古、西Z、青海土司等）之外，也负责俄罗斯事务。但在清朝活动的西洋人归内务府管理，意味清朝皇帝将西洋人视为家里客人的用意。
冯明珠、陈国栋对于礼仪之争中几位包衣角色的讨论，即可具体说明皇帝如何利用内务府管理西洋人。明末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利玛窦的主张下，尊重中国人祭祖、祭天、祭孔等传统习俗。但康熙三十二年时，福建宗座代牧颜珰打破利玛窦规矩，教廷亦随之在康熙四十四年派多罗使者来华，宣布禁止中国礼仪。多罗入华之后，皇帝派遣内务府包衣一路照料，之所以如此，与包衣身为皇帝宠臣，熟悉家主的想法，可以承宣旨意而不易出错有关。此外，康熙四十五、六年皇帝亦曾两度派遣传教士回罗马，欲与教皇沟通中国礼仪问题。在多年得不到响应的情况下，康熙皇帝发出“红票”，由商人、传教士带回海上，广为传播，终于促使教廷遣回传教士。有趣的是，“红票”亦以内务府官员署名发出，得见包衣在康熙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关键地位。
除了康熙朝的礼仪之争外，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来华，乾隆皇帝也同样派遣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伊龄阿接待使团，长芦盐政征瑞则从使团自天津上岸之后，负责护送英国人一路到京。乾隆皇帝非常在意英国人觐见时的礼仪，曾私下交代征瑞“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跪拜，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乾隆在征瑞面前流露出最真实的想法，显示出二者亲密的主仆关系，也是皇帝信任内务府包衣负责这项差事的原因。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度遣使阿美士德来华，中英双方再度为了礼仪问题僵持不下。周旋期间，内务府包衣苏楞额、广惠等也被皇帝寄予教导英人礼仪的期待。直至晚清，内务府包衣因经常出任粤海关监督，与西洋人有丰富的往来经验，亦是朝廷办理洋务之初必须倚重的对象。《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即载，内务府出身的恒祺“当庚申与英法议约，佐恭邸最出力。危急时，欲以身殉，始得挽回颓势。惜其不久即逝，未得大用”。在康熙朝礼仪之争以降，皇帝如何利用内务府来管理西洋人事务的研究是一个有趣且重要的课题，可惜目前尚未得到太多的研究关注，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皇家的艺术品“代购”
在经济角色之外，内务府包衣外任重要税差的另一较少被提及的功能，即与宫廷的工艺制作与收藏相关。清帝喜欢的内廷式样的工艺品多交养心殿造办处成造，但受限于原料和工匠技术，仍必须将部分作品交付地方制作。陈国栋很早就注意到，内务府包衣外任税差的地点多为水路交通要道，无论是购买物料或代寻工匠，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由于包衣熟悉皇帝家主的艺术品味，通过他们来办贡或传办内廷对象，不容易失准出错，亦有节省宫中开支的优点。最有趣的例子，莫过于乾隆三十年皇帝将《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交由粤海关承办代觅商人发往法国制为铜版画。《得胜图》的制作时间长达十一年，经手的五位粤海关监督有四人均为造办处出身。唯一不曾在内廷行走的方体浴，亦被要求来京陛见后到造办处行走实习，方得回任粤海关。由此得见承办这些特定差使，亦是皇帝选任税差的重要考虑。
简评罗友枝《最后的皇族》
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探讨的清宫廷与笔者上述的宫廷制度，主题虽不完全相同，但仍有诸多面向叠合之处。本书的行文剪裁十分精彩生动，可惜与上述的讨论相较，仍属静态的宫廷制度史，较少探讨宫廷多元文化与制度具体运作的情况。举例而言，本书第五章以“宫廷奴仆”为主题，逐一介绍太监、包衣、辛者库、旗奴（保母、奶妈）、谙达、艺术家和工匠等人的身份、职称与作用，姑且不论作者的分类是否正确（这里所指的旗奴不少是包衣旗人），书中的讨论偏重于“介绍”，较少深谈这些人物在帝国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如何与皇帝、制度、社会之间互动，颇有不足之处。然而，这点遗憾实不能苛责作者，毕竟这本书出版距今将近二十年前，多少受到时空的研究局限。现在我们若可以谈到更多宫廷制度的动态趋势，亦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才能有更进一步的成果。
相较之下，本书最容易受人批评的缺失，恐怕是对二手研究与汉文档案的大量依赖。作者想要讨论清宫廷的内亚性，却缺乏运用非汉文字史料的能力，无疑形成自我的悖论。罗友枝的学术见解建立在诸多二手研究之上，是她与何炳棣的论战时被着力批评之处，本书亦有类似的情况。以第一、二章为例，学人的研究成果比重高达七成以上，史料和档案的比例甚低。若再仔细检视书中运用的材料，则以《会典》、《玉牒》与《内务府奏案》（奏案是内务府档案中以汉文为主的材料）为最大宗，论证多引汉文史料，不见作者对于满文档案的辩证与讨论。但诚如作者的主张，满洲统治者身为非汉政权，存留大量且具有价值的非汉文字史料，但本书探讨清朝的多元宫廷文化时，却不以此为据，这样的治史方法具有多少的说服力？恐怕不无疑义。
虽是如此，《最后的皇族》仍是一本引领我们认识宫廷制度的好书。其写作浅白，没有太多困难的制度名词，可以同时作为通俗读物与学术作品，也显示出作者研究、写作的功力。透过阅读本书，有助于一般读者廓清清代制度的迷障，尤其是近年来盛行的清宫剧，无论在剧情或场景、对白等，多以汉人为思维逻辑来建构，与真实的清代氛围颇远。
《最后的皇族》这样兼具通俗与学术面向的著作，提醒我们清宫文化的不同面向，是将学界研究介绍给普罗大众的最好的一扇窗口，可以让我们更正确地理解清代宫廷的制度，以及生活在里面的人们。
最后，我想以新清史学者对于“满族汉化”议题的讨论来作结。《最后的皇族》的写作脉络可以前溯至罗友枝与何炳棣在上个世纪的著名的论争。双方议题交锋的关键，在于清帝国统治成功的因素为何？何炳棣主张是因为清朝的汉化政策，罗友枝则认为满洲统治者善用其与内亚非汉族群的文化连结，与明朝形成行政制度上的区隔，是其统治成功最重要的原因。这场论争在何炳棣撰文反驳之后虽然不再延续，但罗友枝的论点似乎发酵衍续更具影响力，美国学界持相同论点者不少，进而汇聚成声势浩大“新清史”学派。
近年来中文学界出现不少反对“新清史”的声音，意见之一，即主张“新清史”研究者昧于“满族”（请注意，清代并无“满族”这个概念，以“旗人”指称更为适合）接受儒家文化，丧失满语能力等已经“汉化”的客观事实，持“反对汉化”的立场。但笔者不揣谫陋，对此欲提出两项不同的意见：第一，窃以为新清史学者并未“反对”汉化，这些研究者只是在传统习以为常的汉化主流论述之外提出不同的见解，促进更多元的学术视角。例如本书虽以清宫廷文化的内亚性为论述主题，但在第六章仍以不少篇幅探讨统治者如何实践儒家礼仪。又如欧立德在其《满洲之道》中，也承认汉文化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是一个东亚文化圈的共同拥有的资产。第二，即便清人在入关两百余年后，统治者或作为统治精英的旗人均已心悦诚服地服膺儒家文化，甚至逐渐丧失旧有的“满洲之道”，但仍无碍他们对于自我族群身份的认同。就好比在全球化的潮流下，我们也穿洋装、着西服，有些人甚至可操流利的外语，仍无碍其自我认同为中国人、日本人或韩国人。清代旗人的“汉化”作为一个客观事实，是很难“反对”或“否定”这个现象。因此新清史学者著书立说，并非为了反对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试图在表象之外，解释更为复杂的族群认同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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