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 |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

张灏，1937年出生，原籍安徽省滁县（今滁州）。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教授，现为台北“中研院”院士。

引子

今天在这个世纪交替之际，海峡两岸是一片改革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忘记这种声音是近 20 年才响亮起来的。在这以前，改革的声音是很微弱的。长时期笼罩中国的是革命的声音。今天回顾 20 世纪的历史发展，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如何走上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而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 ?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想先对革命这个现象作一个简单而基本的说明。大约说来，近代世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 1776 年的美国革命，和 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与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我今天要谈的“革命道路”主要是指这共产主义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历史的回顾

从今天回头看，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极漫长的。大致说来，它的起始点可以推到整整 100 年以前, 1895 年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 (1895 年至 1920 年初 ) 。在这以前，中国自从 19 世纪中对外开放以后，只有改革与保守的论争。 1895 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也因此展开了百年来革命与改革的论战。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最好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随着革命的声浪日渐扩大，革命崇拜日渐散布，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 20 年代初，这激化已经相当普遍，终而形成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 20 年代至 40 年代间大规模的左转，而革命崇拜也逐渐激化成为一种革命宗教，像燎原的野火在当时吞卷着中国，几乎把改革的声音完全掩盖掉。因此这条革命道路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而形成这条道路的关键是转型时代 (1895 年至 1920 年 ) 出现的激化现象：我在进一步讨论这个激化的现象时，先说明一下激化的原因。

激化与革命崇拜

大约来说，思想激化的形成有好几层原因：首先，就思想层面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1895 年以后所谓的西学开始大规模地输入。现在重要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多半在转型时期进入中国而大量地散布。这自然是刺激思想激化的一个原因。但要了解激化，仅看思想层面的原因是不够的，我们也要考虑一些非思想层面的原因。大致而言，非思想层面的原因有三种：最显著的当然是当时的空前政治危机。这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在 1895 年以后由慢性的蚕食剥削，突然升高到领土的掠夺，而且步步进逼，造成当时国家有被瓜分的恐慌，同时国内的政局也急转直下，传统政治秩序陷入分崩瓦解。在这内忧外患双重危机的交迫之下，任何局部与渐进的政治改造，都是捉襟见肘，很难成功的。而中国近现代的实际政治发展也清楚地显示：政治改造从自强运动，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些政治改造，每失败一次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现状更为不满，使人觉得需要对现状作进一步更彻底的改造。中国思想的激化可以说是政治的双重危机和一连串现实政治改造失败一步步逼出来的。另外一层原因也与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性质很有关系，方才我提到中国的政治危机在当时有着空前的升高，同时它的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逐渐瓦解，形成我所谓的文化取向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两者同时出现，二者之间的互动，也是促成激化的一个因素。现在让我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前面我特别指出中国在 1895 年以后由于空前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解。这瓦解的过程，自然在中国人生活上造成极大的震荡不安；焦虑和恐惧、羞辱与愤怒，各种激情与感愤纷至沓来，充斥当时人的思想世界，而同时由于文化基本秩序的崩溃，传统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都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把当时政治与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各种激情和感触加以绳范、疏导与化解。因此政治与文化两种危机交织互动的结果是各种激情和感愤变得脱序、游离而泛滥，非常容易把当时人对各种问题与大小危机的回应弄得情绪化、极端化。这种趋势自然也是助长激化的一个因素。

最后，要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激化也需考虑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这是现代思想激化的第三个因素。大体而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由两种社会力量推动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在这两者之间，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主导力量。而现代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困境，也时有一些思想激化的倾向。什么是他们的政治社会困境 ? 要认识这个困境，我们必须把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与他们的前身——传统士绅阶层作一个比较。大家知道，中国现代知识阶层出现大约是 1895 年以后的转型时代，他们主要是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的。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是形成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基本力量，这其间的枢纽就是传统考试制度。透过这个制度的媒介，他们上可以晋身中央权力结构，下可以以乡绅的地位进入地方权力结构，因此他们的政治社会立场常常是保守的，是支持现存政治社会秩序的。但 1905 年以后，也就是转型时代初期，考试制度被废除了，诚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参加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管道也因此被切除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了。同时我要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并未因此而降落，反而有升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透过转型时代出现的新型学校、报纸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之传统士绅阶级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因此形成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仍然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这种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种失落感，无形中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时有愤激不平的感觉，也因而无形中促使他们的思想激化。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上激化思想的道路，是由文化思想层面上与政治社会层面上好几种因素结合起来促成的。

激化与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激化的过程。这激化的起点就是转型时代初期出现的思想气氛或心态，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它认为历史是朝向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发展。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基本的转捩点，而人的精神和思想就是这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对这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作进一步的说明。它的最大特色是摆脱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接受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单向直线发展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过去通向理想未来做有目的性的发展。在这发展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关头。因此在这发展史观的核心有一份强烈的时代感，这份时代感的最大特色，是它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危机意识。这特殊的危机意识有两种成分：一个是 1895 年以后由空前国难所带来的强烈危亡感；重要的是，这种危亡感是与一种新的契机感相并而来。人们意识到在面对危亡的同时，中国也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局与机运无穷的新时代。这种新的契机感是传统与西方思想影响的合产物。来自传统的契机感有两个基本成分，一个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带来的生命与世界的二重观：理想生命与现实生命的对照；一个是由传统宗教带来的对生命与死亡的一种辩证循环观念：生命终于死亡，但死亡也可以转化为复活与再生，特别是精神生命。重要的是这契机感的两个传统成分被它来自西方的成分——演进的历史观——所吸收，化为空前的乐观的前瞻意识，不但使中国人觉得眼前的危难孕育着复活与新生的契机，而这复活与新生也是通向未来的理想世界的契机。因此，新的契机感不再沦于传统的生死循环的观念窠臼。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新时代感，有着一个理想主义的三段架构：一方面是对当前现实状况的悲观，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乐观期待；二者之间是由悲观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的途径，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理想主义心态；在这种心态笼罩之下，当时知识分子的关怀自然集中在如何由悲观的现实走向理想的未来。这个途径的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改革与革命之论争的起始点。

我方才指出，在这场论争中，革命的观念很快就取得了优势。到了“五四”后期，革命崇拜的现象已经很普遍，这主要是因为我所谓激化趋势的出现。这激化把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转化为激进的理想主义心态。“五四”以后的“革命思潮”就是这种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激发起来的。因此要了解革命对当时人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激进理想主义所代表的思想。

激化与激进的理想主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激进的理想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两极心态。这心态是我方才提到的时代感所含的危机意识经过激化、凝聚而成的。它认为当前的时代是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转捩点，而当前世界的基本局势是由双重的两极对立形成的。一种是纵式的对立，指现实的黑暗与未来的光明是一无法由缓进过渡的对立与鸿沟，只有以断然的急进和暴烈行动才能飞跨这鸿沟。同时，当前时代的基本形势也呈现一种横式的两极对立，那就是现今世界是两种势力对峙作生死斗争：一方面是爱好和平、代表进步的民主思想，一方面是内而残民、外而侵略的军国主义；一方面是压迫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一方面是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被侵略的弱小民族。一言以蔽之，用当时的话，就是强权与公理的对立与斗争。斗争的结果势必是公理战胜强权，从而扫除现实世界的黑暗，使人类跃向光明。因此纵式的两极对立与横式的两极对立紧紧地衔接在一起。这种世界观我们称之为两极心态。它携带着强烈的情感，从“五四”时代开始，在中国的思想空气里激荡，散布。

激进理想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思潮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革命思潮，以激进的理想主义心态为基础，变成马列主义在“五四”后期进入中国的垫脚石，也形成中国共产主义散布的思想媒介。重要的是，这激进理想主义不但为共产主义铺路，而且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以激进理想主义的心态为基础去吸收马列主义，因此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里，凡是与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接近的马列主义观念，如斗争，演进史观等，就被吸收并作为其思想核心。凡是与这激进理想主义心态不接近的，就常常只有边缘性的地位。

从这个观念去看，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为何共产主义革命思潮以“五四”的自由民主思想为出发点，而最后却接受马列思想的权威主义与集体主义，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何这革命思潮最终会走上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与人的神化思想道路：这里我要进一步指出，从这个观点我们也可以认识为何毛泽东的革命观念对 30 年代到 70 年代的人有这样的魅力和影响力，为何这革命思潮能长期掀起高度的狂热与激情。

“激进的理想主义”之所以能替我们对革命思潮展开这样一个新的视野，主要是因为它让我们从“内观”的角度深入地掌握毛泽东的思想的基本结构。所谓内观的角度是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和革命的参与者的地位，然后从他们的内部立场去认识这革命思潮的意义。一旦采取这样一个内观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到毛泽东思想与激进的理想主义一样，也是一个三段结构。一方面是对现状彻底的不满与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是对未来有极度乐观的前瞻意识，而当今的时代正是由黑暗的现状，透过革命跃向理想的未来的关键时刻。

在这样一个思想结构里，革命的核心地位是很显然的，因为革命就是全面摧毁万恶的旧世界的惟一工具，同时它也是跃向光明美好的未来世界的惟一途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革命的观念在毛泽东的晚年更显重要，因为毛泽东在 50 年代后期，对 1949 年革命以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感到很不满。他已深表怀疑：人是否能仅靠一次社会革命就能把中国一劳永逸地推向理想社会。因此他在“大跃进”与“文革”期间提出“不断的革命”、“永远的革命”这些观念。他认为社会矛盾是不可能永远消除的。基于此，一个根绝社会矛盾、十全十美的乌托邦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只有永远靠着不断地革命去不断地克服社会矛盾与改造社会，因此人的终极命运不是停止在未来一个理想社会，而是不断地革命。也可以说毛泽东已经将人类的最终理想由静态的乌托邦转变成动态的乌托邦。至此，革命不但是中国共产主义达到最后目的的手段和途径，也是它的最后目的，“毛的思想”已经完全笼罩在革命这个观念下。

如前所说，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指出现实世界的沉沦和腐烂，另一方面指出一个灿烂的未来，而革命就是衔接两者的途径。同时，共产主义也不认为它的革命思想仅是主观的冥想或愿望，而是符合世界的历史潮流的。毛泽东的革命思想能够发挥宗教的两种功能：一方面使人相信他可以从现实的“苦海”中获救，同时这个信仰也可以使人从对生命的迷茫与困惑中化解出来。而中国现代社会的双重危机在中国人的心中正引发获救与化解这两种强烈的需要。首先是中国自 1895 年以后所面对的日益深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使得中国人亟须从民族的危亡与社会的沉沦中解救出来；再者，文化取向危机也使人亟须从思想与情感迷惘、混乱与失落中化解出来。而马列主义的革命观与它后面的发展史观正诉诸这两种时代危机所产生的强烈需要，它的革命观的三段结构告诉人们如何从现实的苦难获救，同时也使人从中找到方向感、认同感与归宿感，从而化解他们在文化危机中所感到的迷惘、混乱和失落。

结语

以上对中国百年来革命的思想道路作了一番历史的回溯，讨论这条道路如何在 100 年前由改革思想分化出来，如何在转型时代逐渐演为革命崇拜心态。谁都知道这条大革命的道路的最后结局是什么，由此才有近年来的一片改革呼声。我希望在这目前的一片改革呼声中，大家不要忘记前面笼罩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的革命思想道路。不但不能忘记，而且要对这条道路作反思，作深切的反思，反思它的由来、过程和历史的影响及意义。因为历史是诡谲多变的，我们如果对这条道路没有反思和自觉的警惕，它是可能会重来的。在此我想用一位现代西方哲人的话结束本文，他说“忘掉历史的人势必重蹈覆辙 "(Those who forget history are condemned to repeatit) 。

本文选自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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