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健 | 斯学传斯风——忆杨联陞先生

刘子健（James T.C.Liu）生于1919年，1993年9月30日，著名宋史专家。早年求学于燕京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哈佛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研究范围遍及宋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著述有《两宋诗研究汇编》、《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宋代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传统中国》等。其中，《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在美国汉学界影响甚巨。
遗憾未找到刘子健先生的照片，题图为作者最后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

前几个月，接到杨联陞先生近照，神情含笑，觉得欣慰。岂料遽尔仙逝惊悼奚似，当即订票要赶去参加追悼会，却因临时生病，不克如愿。这里只写些回忆，一则悼念，一则赎罪。 

杨先生是当代汉学泰斗，学问精深，而又方面甚广，一定会有各方友好和亲承教益的学人，撰文论述，以彰渊博。笔者自愧所知浅薄，还不如追记一些学术往事，以徵杨先生的风范。有的事。众所周知，有的事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都该流传。 

杨府世居保定，在北京南面二百八十里，从前文风为华北一带之冠。一是因为莲池书院有名；二是因为风俗醇厚。所以官员退职，不愿意居住北京的人很多卜居保定，而于门联上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杨先生的内亲缪府，也是这样门当户对的书香人家。 

遥闻英名 

新时代来临。杨先生带着旧学根基，先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而后再入清华大学，主修经济学，可是却有好几位历史系教授赏识他。抗战前一年，我刚入学，他是四年级，无缘拜识，但早有人遥指着他向我说，那位杨君真是天才，不但是学生领袖之一，并且已经有学术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期刊《食货》上。本科学生，如此出人头地，向所未有，难得之极。 

杨联陞（1914年—1990年），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升（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英敏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抗战期间，北京还有几个大学，不受敌伪管束，例如辅仁、中法、中国大学和燕京。燕京在城外，像个没沦陷的孤岛，而藏书丰富。我在那里听高班的研究生讲起，有位清华高材生间或来哈佛燕京社看书。不久又听说这人远去哈佛，燕大毕业的反倒没得到这机会。原来是哈佛有位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教授要找助手，已在那里的燕大校友周一良介绍杨先生，而哈燕社的洪业（煨莲）先生也很赞同。从此杨先生就在美国，开辟汉学园地。 

战后，我由燕大借调到东京远东国际法庭服务。中国另外派有驻日代表团。因为事繁人少，有位负责人嘱我打听当时在美的人才。结果只延聘到精通英日文的王信忠先生，虽也同时函请杨先生，但是他得了哈佛博士学位之后，已经在联合国任职，无从抽身。 

在哈佛开辟汉学天地 

和杨先生初次见面，是在一九四九年。那时我在匹兹堡大学半工半读，我出席了在耶鲁召开的远东学会（后改名亚洲学会）。杨先生已被哈佛请回去教书，也来开会。他给我的印象是敦厚温和。我当下表示，今后希望能多多请教。他微作谦状，含笑接纳。 

虽然希望请教，机会并不多。有几个夏天，在暑校结束之后，我总会和内子长途开车去哈佛。一则探望洪老先生夫妇；二则拜候杨先生夫妇；三则进哈燕社图书馆看书。杨府总是很客气地招待，但我们发现杨先生实在很忙，晚上还常去研究室查书。那时哈燕社是所老房子，杨先生的研究室在角上。有时晚间穿越校园经过那里，四周都黑了，只有他那间屋子的灯光亮着。遥见他的人影，在架前桌前，忙个不停。 

白天我去图书馆看书，书里往往看见铅笔轻写的行书眉批，只简短一两句。有的批语说，该处字有疑误；有的是注释，说该处当作何解；有的说宜查某书，或参考另一书。都是杨先生的字迹。换言之，他博览群书，脑子里有他自己博闻强记的索引，知道某书里有什么。为了将来查对时简捷，顺便记上眉批。但铅笔很轻，容易擦去。 

杨先生如此用功，除了为了治学精益求精之外，还有客观的情况，关系甚大。他放弃联合国并不繁重而待遇很高的职务，回到哈佛，只是助教授还并非永任。哈佛几十年来的东方学是从来没聘用过中国人做永任的教授。例如多年前的梅光迪先生、赵元任先生及洪煨莲先生等人，也都是客座讲师或研究员的名义。杨先生从低层开始，不但教书好，研究成绩优异，而且等于是《亚洲哈佛学报》中国部分的台柱编辑。几年辛劳，连日本、西欧各国的权威学人，也都表示景仰，刮目相看。不但杨先生本人在哈佛步步高升，正符合他的大名，连陞三级，一直到荣任讲座教授。是创例，也是殊荣。 

儒学会上领风骚 

旧式汉学以及哈燕社的风气均偏重考证，但是杨先生却兼顾通史里的专题，赞成试用现代各种辅助学科的角度去分析。哈佛历史教授费正清专攻近代史，哈燕社的同仁很少和他接近。可是他来找杨先生帮忙，只要有意义，从不会被拒绝。芮德教授（W.right），哈佛毕业的，在他校任教。他虽治唐代，在兴趣方面，和费正清相似。他来找杨先生参加学术讨论会，杨先生不但同意出席，并且协助筹划人选。 

五十年代时，除了汉学之外，关于中国的研究很沉寂。六朝以下，尤其是唐宋元明，空了一大段。芮德的本意是从倡导研究思想史着手。他从基金会申请到协款，可以开五次会，每会出一本论文集。开过一次会以后，方针就有了两大转变：一是不再限于思想而要？重制度和事迹；二是改用儒家为中心，因为不论哪方面，总是牵涉到儒家或和儒家有密切关系。究竟这几千余年来，儒家主流和支派的言行是怎样的，谁也无从综合的轻断，很需要就各种专题。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关于这两项新方针，杨先生也参与了有力的意见。 

这一连串思想和儒家的会议，它的方式虽似题外的话，也还值得顺便介绍一下。先规划好，大约十几个人，每人一题，在会前把所有的人的未定稿先行分发，彼此观摩。开会时，先由轮流的评论员发言，再由作者解释或补充，然后大家都可以说话。不论赞成、反对、批评、另有疑问，或者建议修正，都可以说。散会后，请作者参考会场上的各种见解，自行完稿。这种方式真是合乎中国老话，以文会友，集思广益。尽管吸收了朋友的意思，文稿还是作者自己做主。 

其实，正式讨论只是这小型方式会议的一半。因为有四五天在一块儿起居饮食，随意谈论。于学术，于友谊，都有好处。西洋人晚间喜欢喝酒闲聊，中国朋友都以杨先生马首是瞻，听他高明的指点，尤其让人敬服的是他对于西方学人的态度。他以为西方人学中文，本来就难，偶有小误，不必深责。在私人谈话时，顺便提醒他们一下，也就行了。遇见看法不同，尽可在会场上自提正面的意见，无需多发挥反面的批评，其意自明。但是碰到有关大体，就得纠谬。尤其是妄执一词，自以为是的人，不便放过。就在这种情形时，理直而不必气壮。只要抓住要领，点到为止。杨先生在自己正式讨论时，饶于风趣，时常在严正批判之中，加几句诙谐的插话，缓和空气，被批评的人心服口服。这些地方，决非仅是技巧，也不止是风度，基本上是出发于宽温勤学的精神。 

和杨先生熟起来，除了在这种小型学会之外，是有一年我从匹兹堡去东部各校，参观他们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各种课，目的要设计一门综合比较式的新课，叫亚洲文化导论。因为哈佛较熟，所以住在那里时间最久。这就容我借此机会，常去听杨先生的课。那课名叫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其实是制度史。杨先生较重经济，到我后来也教制度史的时候，因为个人兴趣，多注意点政治与社会，可是门径和教学法却得力于杨先生模式的启发。 

那时去杨府常碰见来来往往的座上客，例如众所推崇的饶宗颐，毕生致力于明清史的房兆楹，多才多艺的王方宇，兼通文史的李田意，诗文并茂而又以研究近代思想驰名的周策纵，及从法律看社会，上溯古代封建，下及清代地方吏治的瞿同祖各位。除了这些位通人之外，还另见著各位专才，例如考古学的张光直，语言学的董同稣，精于满文史料的陈捷先等人。杨先生行行都谈得来，应付裕如。他使这些客人，无论是通达，还是专长，均倾倒不已。他的渊博受到普遍尊敬，有口皆碑。 

创立史丹福语言中心 

五十年代过后，我转到西岸的史丹福。虽然不再多见杨先生，但有件大事的内幕，应该在此叙明。史丹福当时在西欧各国创建本科学生的中心课程，和校本部一样，而课余就可以见识欧洲文化。把这方式变化一下，又为研究生在东京设立日本语文中心，加速训练。 

我们几个人深觉中国方面，成立这样机构之需要更迫切。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美国学生几乎无法像从前那样，去中国学习语文。而且没有生活经验，很难真体会中国文化。可是选择地点，各种顾虑很多。不过，比较下来，纯以学术而论，还是台北差强人意。那时候，台北的环境有些条件也不太合适。幸好台湾大学的朋友竭力协助。而史丹福一校的研究生人数不够多，最好美国各大学也都参加。 

提出这个方案之后，意见分歧。我先到各校去解释，然后邀请大家开会商决。杨先生代表哈佛，陈世骧先生代表加州大学，东西岸两大校，首先呼应，以壮声势。虽然另有两三处大学以迟疑和批评的态度，不肯同意，但经过磋商和折衡，总算通过。成立了美国各大学语文研习中心，由史丹福主办，借用台大的楼房。这个机构简称史丹福中心，到今年也三十年，训练了好几百名攻读中国语文的研究生。 

后来，我又转到普林斯顿。虽然同在东岸，但是因为工作忙，中间又生病，很少去哈佛。只是和杨先生通通讯。有一年在日本，发现京都大学收集日本各大图书馆珍藏的明代善本和稀见书，不用微缩，而用照相。但把原书照成同样大小，装订成册，形同丛书刊本，用起来极方便。我就和京都商议，照样给普林斯顿印一套全份。其中有些书，哈佛或中国都没有收藏。杨先生听见这事，还特别来信，謬奖微劳。 

日本年轻的学人告诉我说，他们的老师对于杨先生极为敬重。凡是他的著述，都觉得无瑕可击，奉为规范。我告诉他们，在学术之外，还应当学习杨先生的宽温精神。因为日本师生尊卑的界限太严。希望他们将来一面尊师，另一面对于后起之秀，能学宽温，才合乎循循善诱的理想。 

治学严谨而不自骄 

又有一年，同事牟复礼请假，我一人难支重担，特别设法敦请杨先生做半年的客座教授。他久在哈佛，从不到别处教课，这是破例的。我们合教一课，是翻译宋代讲吏治的《作邑自笺》。他常说，中国人自己看书，有时不免大体领会，明白这意思就成了。可是翻译成英文，等于切实考验。不搞到一清二楚，无从下笔。以他的学问，尚且如此说，自认有时看书，尚不免忽略，无暇细究。可见他治学，不但严谨，而且绝不自骄。

 
那半年课余，随意谈论一些史学问题，这里无须缕述，只提两点。 

一是方志中的史料，自乾嘉以来，史学都重视。梁启超在讲史学方法的书里，尤其大声疾呼。杨先生在哈佛曾和瞿同祖先生合开一课，讲方志。可是我有时觉得很少有人指出方志的缺点。例如多半记载些好人好事。这当然是儒教隐恶扬善的态度，但未免是片面的。杨先生认为这批评言之成理。他又说方志里许多数字，或照抄往时旧档，或录自他书，也不可完全凭信。我建议他写篇短文，论方志史料的可靠性。他也首肯。但他事多体弱，可惜没写。 

其次，我曾斗胆说，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他欣然表示看得不错。因为他写书评时，的确费尽心血。于是我建议他发表这经验。不久他就写了——《书评经验谈》（载于《大陆杂志》七十卷三期，一九八五年出版）。奉劝研究中国的学人。都要参考这篇短文，它是杨先生治学精神和态度的精彩所在。 

杨先生逝世了，而桃李春风，传人林立。他们知道的多、了解的深，一定会多写文章，追悼大师。我精力差，又在悲伤之余，写不了多少。勉成五律四句，以挽诗作结： 

渊博谁能及，宽温人倍崇 
在天如在世，斯学传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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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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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父杨联陞 
——《哈佛遗墨》编后记 

作者|蒋力 

来源|中国侨网

      2004年末，我编辑的《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一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为该书所写的内容提要这样写道： 
　　杨联陞(1914—1990)三十年代得清华名师真传，四十年代求学哈佛，五十年代成为世界汉学界一流学人。从经济史入手，兼治文史，曾任赵元任先生助手，与胡适论学谈诗二十年，谊兼师友，被余英时称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自喻“敢比仰山杂货铺，何堪舜水再来人”。半个世纪身在哈佛，心系故国。五十年间的随笔，涉猎到人、书、事；五十年间的诗作，见书生意气与激情；晚年家书，既表心境胸襟，更折射时代变迁。此书可视为二十世纪一位海外中国学人的心路历程，也将成为一段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见证。 
　　杨联陞是我的外祖父。我这位洋外公半个世纪的生涯都是在哈佛校园里度过的。 
　　他1941年去美国，不是官费生，应当算是半工半读，在哈佛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在那里任教。1974、1977年曾两度回国，逗留时间不过两个月。1980年在哈佛大学以名誉教授退休。1990年病逝，享年76岁。葬于波士顿枇杷地墓园。 
　　外公是一位史学家，他所做的学问，于我来说，深奥且生僻，他的英文著述我就更看不懂了。 
　　这些年来，他的中文著述陆续在海峡两岸出版，计有： 
　　《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中国制度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联经授权中文简体字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003年四五月间，“非典”猖獗，人心不安，去哪里都不便，我也无法静下心来写东西。收拾自家物品时，我又看到70年代外公与家母的十数封通信。这些家信当初我基本都读过，十年前我在撰写一篇追记外公的文章中还引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时过境迁，重读旧信(时隔已近30年了)，竟勾起我很多回忆。与《论学谈诗》那本书不同的是，那是外公和胡适先生的学术性通信，当然也包括些人情、生活的话题，而外公写给家母的信，纯粹是家书。这些家书，虽未必抵得“万金”(尤其是对读者)，依我看来，却仍具有一定的价值(我不敢说含金量)。其一，它是一位旅居大洋彼岸半个世纪的中国学人对祖国、对亲人的一份情感牵系；其二，通信时间基本集中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是当代中国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和转折期，写信者当时肯定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信在后人看来也是历史的折射。这种折射，我以为，比第三人称去写历史的那些文字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更具史料价值。其三，如果外人对外公这个人感兴趣，进而有兴趣研究他的话，可以从这些信中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杨联陞(至少是他未必为人所知的某一方面)。 
　　遗憾的是，信件数量有限，恐不足以印证我概括的这三点。恰巧此时家母正在成都亲友家，已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是我的舅公，家母的舅父，外公的妻舅，70年代后得以与境外通信之后，外公给舅公的信大都保留了下来。经我电话请求，在川大工作、亦曾担任舅公助手的表弟缪元朗帮助复印，母亲把这批信带了回来。与此同时，我请我舅舅找出了外公写给他以及写给外公母亲(我称老奶奶)的几封信。加上手头仅存的外公写给他弟弟(我称天津外公，已过世)的一封信的抄件，可以说，能够收集到的杨联陞本人写的家书(外婆写的信未计)基本上都在这里了——70年代之前，他的家信屈指可数，经过文革(“海外关系”那时是个很要命的问题！)的动荡，几乎不可能保存下来，还有一封1962年的海外来信能留下来，我觉得都是奇迹。80年代之后，出现一些家庭矛盾，外公的家信都是写给舅公的。他旧病缠身，日渐衰弱，时好时差，颇不稳定，信的周期便成了身体状况的晴雨表。 
　　“杨联陞家书”现在读来，即便非如隔世，也难保都能读懂，因而我做了一点必要的注释。 
　　《论学谈诗》那本书中，有一定的篇幅是在谈诗，一个谈诗的人，不可能一辈子只“谈”不“作”。当然，作不作诗，与是不是诗人，这是两个概念。我印象中，有旧学基础的中国学人，无论文理专业，似乎大都能写一点旧体诗，至少是打油诗。而胡适则是很有旧学基础的新诗的倡导者，与他谈诗的人，自然与诗距离不远。我清楚地记得我19岁那年(1977)外公回国探亲时与我兄妹作画谈诗的情景。他最得意的是他写的那首“才染鹅黄已有丝，渐看浓绿傍堤垂。东风不妒留莺住，犹为扶持着意吹”的诗为胡适所欣赏，并“戏改”为胡适的一首诗。外公去世后，舅公的怀念文章谈的就是他们二人晚年的诗词唱和。周一良先生写“哈佛三杰”的文章中也着重谈了外公的诗作。但由于外公始终未把自己视为诗人，所以他的诗作不可能以诗集的形式集中留存。余英时先生在为《论学谈诗》所作序中提到，杨在1945年1月29日日记中有一条简短的记载：“上胡课(思想史)。呈阅四年来所作诗，请勿广布。”可见外公的诗作那时已有一定的数量，而胡适先生则可能是看过他那四年诗作的唯一读者。他的诗都留在哪里了呢？我舅舅告诉我，都在他的日记里。外公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诗，也是他日记的一部分。1998年，舅舅去美国探望外婆，协助外婆整理了外公40余年的近50本日记。据舅舅统计，他和外婆整理出来并做了注释的诗稿达六七万字之多。我是在请舅舅帮我找外公的家信时看到这批诗稿的，说是诗稿，因为有的是定稿，旁边标着“寄出”字样，有的诗旁边则标有“拟改”、“不佳”字样。外公自50年代末期开始患病，多次长期住院，写诗是他自我调整心境的最佳方式。但这时的笔迹往往过于凌乱，思维也未必完全清醒，有些诗就只是残章了。即便如此，这批诗稿中仍有数量可观的作品值得一读。几十年的作品，差不多概括了他一生的经历。人生各个不同阶段的心境、情趣，都有袒露和反映。形式上的尝试不拘一格，不受束缚，旧体诗词和新诗都有。我从中选出大部分可读的诗作，辑为“杨联陞诗稿”，以展示一个学人的另一面修养，也可视其为那些家书的映衬。 
　　十数篇随笔构成另一组阵容。外公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除了学术专著和书评之外，他写的其它类文章好象不多。余英时说他“向来不大写通俗文字”，他1959年4月18日给胡适先生的信表明，他只是在病后出院且不教书时，才考虑“写些短篇文字”。这些随笔显然无法全部收集到了，但仅就书中这十数篇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而言，均不失史料价值，或许还有其它可玩味的地方。例如，我在读《天龙八部》时，读到结尾发现还有金庸的后记，其中提到“此书献给我所敬爱的一位朋友——陈世骧先生”。金庸说本想请陈先生为这部书写序，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但陈先生已经故去了，只能把陈先生的两封信附在书后。随后是那两信，开篇第二句即道：“同人知交，欣嗜各大著奇文者自多，杨莲生(编者注：此莲生为字)、陈省身诸兄常相聚谈，辄喜道钦悦。”信是1966年写的，也就是说那时他们就读过《天龙八部》了，2002年岁末我才读这部小说，才看到后记和陈信，不禁想起手头还有本《陈世骧文存》以及外公为之写的序。一时感慨，我在《天龙八部》书后信笔写道：“未料竟是四十年前之作，亦未料附后陈函中竟见到外公的名讳，远乎近乎？人鬼情乎？一言难尽，亦如对此书之读后感。”2003年4月，读音乐理论家李西安先生文集《走出大峡谷》，竟又读到陈世骧这名字，转述其前妻的评价，似难免偏颇，或只是前妻(一家)之言。杨序中却无那种评价的痕迹，故转刊于此，也作为一家之言，当可读也。 
　　又如，谈钱稻孙一文，是外公去世后他的友人帮助整理后在台湾的杂志上发表的。钱稻孙这个人，现在知道的人已不多，愿意说他的人更少，文洁若先生写周作人的文章中提过，那是后来的钱稻孙了。外公的文章毕竟写了三十年代的一段亲身经历，类同钩沉，可以让后人对钱君多一点了解。 
　　回忆陈寅恪的文章，原题为《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我只选了前半部分，因为很能见出师生间的深厚感情，却没有什么笔墨修饰。外公还有一首怀念陈寅恪先生的诗，也是残稿，可抄录几句为佐证：“未敢师门哭，传闻案已翻。凄凉元佑种，涕泪楚湘宽。众醉翁难醉，目盲心不盲。寸心千古事，寒柳有人论。” 
　　在国家图书馆，我找到了外公回忆他的老师叶公超的文章，找到了他邀集友人为台静农先生祝寿撰写的“友声集”，还找到了他为《胡适手稿》作的序，以及他20多岁时(30年代)发表在《大公报》和《学文》月刊的作品。 
      在网上结识的台湾学者李显裕先生，是我在近于“山穷水尽”之际发现的。我通过电子邮件向他索求他研究杨联陞史学精神的硕士论文，并试探性地问他能否帮我搜集一些相关资料。他迅速回复云：“能为杨先生的著作出版尽一份绵薄心力，同时也是为留存近代中国一份珍贵的文化资产努力，晚同感光荣。”酷暑中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包剪报资料，能看出他在写论文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之周密，有些篇章已被我收入此书。特别要提一笔的是《中国围棋数法变更小考》这篇文章，发在1960年台湾出版的《围棋》杂志上，因年代久远，这本杂志台湾各大图书馆或有收藏，亦期数不全，均难查到。李先生最后找到杂志社，才复印到此文，他说“亦感欣慰”。从未谋面，却给了我这么大的帮助，让我怎么感谢？ 
　　我在前面说过，外公的学术文章我看不懂，但这些文字我读来饶有兴致，“杨联陞随笔”，能不与同好者共享乎？ 
　　我舅舅告诉我，外公有20来本纪念册，都是朋友们到他家聚会时题写(包括画)的，舅舅看着有意思，复印了一部分带回来，让我转印了一份。我也很爱看，看后的第一感受是这些饶有情趣的内容要是出版，一定有意思。可惜，现在做不到，只能说些其中的内容。 
　　外公的好客，在哈佛的中国人中是有名的，无论师长、同事、友人、学生，都可能成为他的座上客。每次宴客，除了吃饭、打牌、唱戏、聊天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那就是要在纪念册上留下一点真实的、有特色的记录。1980年8月12日，他在某本纪念册中写道：“以上是1977年以前在康桥圣门里一号舍下宴客题记。自1948年秋宛君与恕立来美为始，三十年得十六册师友留言，至可宝忆。七七年回国探亲，由蒋震陪游西安、洛阳、郑州，中原访古，甚快平生。七九年迁居阿灵顿，去哈佛较远，宴客颇稀。今年六月退休，七月蒋震与忠平来美探亲，宛君得有臂助，因欲重整旗鼓，新交旧雨尽兴乎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在这天也写了一段话：莲生年来身体不适，今痊愈，快何如之。并赐贵州董酒，不下茅台。惟颂平在西雅图探亲，未能参与盛会耳。 
　　胡适先生的留言离不开诗，一次是：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四十年前的词句。另一次是：买米要买一斩白，连双要连好脚色。十字街头背锁链，旁人取笑也抵得！广西桂林的民歌。 
　　张大千题：癸巳三月初九日来游波士顿为联陞仁兄题此留念。此癸巳乃1953年，画家张大千来访，闲叙中张大千复述了一副理发师的对联：磨砺何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横批：顶上功夫。杨联陞3月24日日记中有诗一首，托友人转赠张大千。诗曰：“揽须痛饮一座惊(所饮是水)，挽袖挥毫多妩媚(具两性美)。横生姿态看ササ(即是菩萨)，顶上功夫谈赑屃(读秘戏)。” 
　　画家、美术史家王季迁画竹，题：劲节虚中，联陞仁兄属。未属日期，估计是和张大千同来时所作。作者后来某日日记云：早晨题记，三月张大千等来访事，附四字注诗，ササ赑屃。题曰，阿婆搽面图。诗云：遥看寻丈定真赝，大千纪千夸特识。犹幸阿婆面已搽，好水好山都生色。自觉用典颇巧，两公之面目亦可见。这段交往中涉及到的知识显然很“学问”，非我所长，抄录下来，留给有兴趣者研究吧。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1950年题：好鸟枝头皆朋友，落花水面为文章。 
　　洪隈莲题：这十二年中几度沧桑。未详此笔迹的日期，但知洪先生二十年代留美归国，三十年代任燕京大学教授时曾遭日本人逮捕入狱，出狱后靠典当赒济度过四年，1946年赴美讲学，一年后在美居家撰述兼作哈佛燕京社研究员。沧桑或在其间？ 
　　语言学家周法高录定庵句：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未再多言，却能感到他对这聚会的珍视。1952年8月某日刘子健教授题道：太平洋战硌，师友偶作手谈以自遣，故事甚多。罗斯福逝世消息传来，洪先生于席上有落花之作。不久胜利，师友亦各事所业。今日来剑桥，适日皇诏降日之纪念，在杨府盛馔后复作叶戏，喟然忆旧。竟未藏拙，聊博一哂也。落花时节又相逢，七载沧桑志未穷。杜老壮游今古恨，方城有友话诗钟。诗钟是一种文字游戏，这套纪念册中，这样的游戏确不少见，其中有欢乐，却也隐含着海外游子心中的种种感慨和凄凉。 
　　考古学家李济：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四十三年(民国)十一月十一晚，月明如画，联陞仁兄赐燕，得晤多年未见之老友、眷属多人，欢逾寻常，若有所悟，书此留念。用民国之说，当为旧人，济之先生是1918年的官费留美学生，在哈佛获人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曾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在台湾曾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赴美见故人，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胡适先生1954年6月1日致杨联陞信中云：劳公之来，与李济之先生今年的出来，都是史学界最可喜的事。中国文史界的老一辈人，都太老了，正需要一点新生力量。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1954年5月26日题：姑妄言之君说鬼，非关于学我谈诗。有友人甚喜《聊斋志异》，曾撰句赠之，卿以求莲生先生一粲。吉川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总免不了“斗智”，犹如棋逢对手，与杨联陞的接触中，留下了许多唱和往还的记录。 
　　赵元任先生的留言确显其语言学家本色，1955年1月20日，他在杨宅写下他两年前用准同音异形字编成的《石室诗士施氏食狮史》，结尾还要标明：二十时，食时试，试视电视时。1960年4月9日那天写的是：今天早亲(音)还在旧金山，晌忽(音)就在府上吃饭了。 
　　四十年间在欧美跑来跑去的艺术家蒋彝1955年9月23日所记之事也可一笑：哑子访聋子，三年遇故知。头手争为语，相对浑忘机。三年前寄居康桥时，莲兄介绍聋人理发师葡人某君，颇相对者，番来美，杨府乔迁圣门里，去此君较远，但念旧情切，特往理发，居然相未忘。口占打油如上，返纽约前莲兄嘱书数语，因述之，其有同感。 
　　缪超凤先生有两次留言时距甚近，一曰：亲在名心存十一，我逢客路每三千。莲生吾兄、宛君七妹留念，弟缪超凤。另一曰：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与之游。民国四十六年十一月与莲生妹丈、宛君七妹在康桥聚会欢悦之余录此留赠。兄缪敬书。此缪公乃我外婆之堂兄，称兄道弟，友情与亲情并见。 
　　史学家瞿同祖1957年某日写的是：切鸭敬陪。1958年7月24日的又一次聚会，则有这样一段：瞿公为友最忠心，守口如瓶无下文。光棍有诗只两句，太极拳后等新闻。集体赠，瞿公欣然。后来他归国，多年后又到杨宅，感慨写道：廿二年前客居康桥，常为座上客，旧地重游，久别重逢，畅谈古今，为此行快事。1985年3月15日。 
　　于镜宇1954月12月10日留言自述：生涯全同衔书鹤，行藏半类食字鱼。这位于先生退休前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日文编目主任，两句话相当概括。另有一页上不知是谁画出了他大腹便便的神态，题曰“于公捧腹图”，煞是好看。约在七十年代末，他回国重访故里，我见过他，那时的肚子并不显眼，可见作画者运用了漫画之夸张手法。 
　　1960年5月1日、6月27日，杨宅两次宴请香港新亚书院创始人钱穆先生，作陪者包括洪业、李田意、瞿同祖、余英时等。洪先生留言曰：一九六零劳动节日，幸与联陞宛君兄嫂欢迎宾四先生及夫人旅游剑桥盛会，惜内人以在舍久候修理火炉工友不克来耳。钱穆先生写道：本日和杨莲生先生余英时弟及内人同下四人棋，此为平生之第一次。而后是余英时先生的笔迹：承莲生师及师母之约，教陪欢迎宾四师及师母之圣筵，一局未终，继之薄酌微曛，盖旅美以来鲜有之乐也。余因代父母陪宴，所食过平时之倍，诗思遂尽为之驱尽，谨书实况以代之，以博诸师长一笑之耳。钱、杨二位与余英时的师生情，英时先生在几篇文章中都有述及，然这段闲话，似也不算题外话。钱穆在耶鲁讲学期间，曾应哈佛燕京社邀请，作学术讲演，题为《人与学》，杨担任翻译。此时余英时已在其门下脱颖而出。 
　　1960年4月30日李方桂先生题：早上还在考学生，下午便叫人家考。这个考字左边被他的夫人徐樱加了个火，于是成了烤。 
　　作为主人的杨联陞时常忍不住也写几句，1959年5月11日的名目是答谢沈姓医生，故有题曰：备酒备茶备小菜，谢师谢友谢良医。后有补充笔迹曰：上联原作“备酒备茶备好菜”，较为工整，太太认为吹牛，遂改作“小菜”。沈太太云，谁家请客不备好菜？仍以作“好菜”为是。洪老师云，下联应作“谢天谢地谢太太”。 
　　纪念册中有一首来客留赠词：不用东张西望，人间哪有天堂。中间只隔太平洋，彼此原来一样。上课之乎者也，回家柴米油糖。管他将相与候王，自古教书是匠。另有一诗道：风归苍穹星月灭，我和狂涛歌未绝。愿将沧海千万珠，换汝天头一明月。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来客的留言或许也呼应着主人的心声吧？俱往矣。 
　　困于资料不足时，我想到了网络，上网一查，居然有不少可索可引的内容。季羡林、周一良、余英时、金庸、黄仁宇诸公的文章中都有涉及，一本翻译过来的《中国制度史研究》虽然译文不甚理想，也屡被提及。想引录的是黄仁宇先生散文《母亲》中的一段： 
　　1965年的一天，我与哈佛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 
　　知或不知，由他们在世界的那一端去讨论罢。虽然我的外公在大洋彼岸生活了50年，他的心却是一直牵系着这边的。在他90冥诞之际，让他的这本集子在祖国出版，甚至说把它献给祖国，我想他都是乐而为之的。我的编辑过程，也是一个让我进一步了解他的过程，可惜，我觉悟于此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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