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 | 花前又见燕归迟——追忆牟复礼先生
陆扬，1965年12月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梵巴利文1984级本科学生，师从季羡林先生。后负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师从Ernst Steinkellner。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余英时。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堪萨斯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唐五代政治与文化史、中国中古佛教文化史、比较史学史。
原本平静地渡过旧历年，因突然传来牟复礼（Frederick Mote）先生去世的消息，感到无比地惆怅。牟先生于年初二（2005年2月10日）的晚上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今天大陆年轻一辈的学人可能对牟先生一生的成就所知有限，但任何熟悉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北美汉学及中国史研究变迁的人是不会不知道牟先生的贡献和地位。我在过去十几年中所见到在西方的中国学专家亦可谓多不胜数，但以人品，学问和见识三者等量齐观的话，能超越牟先生境界的恐怕是没有的。尤其是他的充满创造力的学术生涯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的建立与成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在今日北美的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普林斯顿应该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心之一，科门齐全而且资源充分。但与哈佛和哥伦比亚等校相比，普大东亚研究的不同于之处在于其发展历史较短，成立迄今不过四十多年。五十年代中，牟先生初来普大教授中国史的时候还没有独立的东亚研究系，更谈不上有全方位的中国文史研究，连牟先生自己都是隶属于东方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的教授。该系以近东研究为主导。1968 年东亚系的建立，以他的推动为关键，所以称其为普大东亚系之父并不过份。我们今天可能已很难想像当时在美国人文学界的格局之中东西方文化比重的悬殊。虽然牟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家，但他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向来是采取文史不分家的态度。也正由于此，他和当时强调科学化的正统西洋史学取径不同。比如与牟先生同时在普大任教而执西洋史牛耳的大师史东（Laurence Stone）虽然对牟先生很尊敬，但对人提到牟先生时总称他为expert in Chinese literature, 而不称其为 historian。因为在史东看来，像诗人高青丘这样的课题仅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算不得是真正严肃的史学题目。这种区分在当今西方人文界几乎已不存在了，但这一词之差却恰恰体现出在当时的环境下，牟先生为中国文史研究创出一片天地，需要何等的自信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有趣的是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系建立的贡献与史东造就普大历史系的贡献真可说是旗鼓相当。牟先生对普大中国史研究的具体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确立以古代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二是对中文教学的尊重。如果前者还是从当时西方汉学主流发展出来的话，后者则可以说是不同流俗的创举。他反覆强调中文的教学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而且要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并重。这是一种从语言学而非从西洋汉学只重书面解读的角度来主导的中文教学法。他以前的同窗学友陈大端教授当时正在普大主持中文教学，所以牟先生得以和陈大端在这点上通力合作。以上两点可以说是普大迄今为止都保持了的特色。但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的影响并不止此。他对普大东亚研究资源的积累作出的贡献同样地意义深远。首先是他对普大葛斯德图书馆发展的关注。虽然葛斯德图书馆在牟先生来之前就已是收藏中国文史珍本善本最有名的中心之一，但整体的图书收藏尚远不及哈佛燕京等其他老牌东亚图书馆。这种情况在牟先生任教期间就完全改观了，葛斯德的中国文史方面书籍的收藏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到他荣退之时，藏书的完整和丰富都已举世公认了。同时他又创办了《葛思德图书馆馆刊》（Gest Library Journal），现已改名为《东亚图书馆馆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y），内容以研究古籍为主，并涉及东亚文史哲各领域。其次是他对普大博物馆东亚文物书画收藏的扩充。在这方面他和创立普大中国艺术史研究传统的方闻先生以及已故收藏家 John Elliot 同样地有长达数十年的密切合作。而牟先生个人对于中国书画和版本印刷等的浓厚兴趣和渊博知识的修养已融入他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比如他写关于元代文人隐逸（eremitism）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象征的经典文章就是迄今研究元代士大夫艺术必需参考的作品。当然从学术体制的角度来看，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七十年代与校方交涉成功，将原来由校方掌控用于支持东亚研究的大笔经费移到东亚中心（East Asian Program），由和东亚研究直接有关的教授支配，这样不但确保了未来和东亚有关的学术活动经费无虞，并使其完全独立于学校官僚系统之外。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一基金不断括充，到今天可说已使普大东亚中心和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一样，是世界上东亚研究方面资本最为雄厚的机构。这和一九六八年史东成功地将 Shelby Davis 捐助给普大的大笔款项成立了名闻遐尔的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在普大所遇到的东西方研究东亚方面的访问学者，几乎无一不是由东亚中心资助。如果没有这一层机制上的保障，则普大东亚研究的格局恐怕会是另一番光景。
在牟先生任教期间，普大的东亚系成立并发展为人材济济的一方雄镇。光就中国史而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除了牟先生负责明清以外，隋唐方面有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大陆多误译为崔瑞德）先生，宋史则有刘子健先生，所以一时间普大有中华帝国的称誉。虽然于八十年代后期牟、刘二先生相继退休，余英时先生的到来又使这一盛况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往往有其所谓的传奇（legend）故事。我于九十年代初才来到普大，所以无资格细数此间东亚研究创业期的人事掌故。但有一个和牟先生有关的小传奇则是耳熟能详的。牟先生的夫人极多才多艺，制得一手好陶瓷。当年牟先生为了让东亚系的研究生有一个讨论研究心得的场合，特地创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茶会。茶会的名字叫 Cracked Pot，字面的意思是“有裂缝的茶壶”。这当然是因为茶会所用的茶壶出于牟太太之手，上面的确有一道裂痕。但其名之所以起得很贴切是英文中“cracked pot” 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是指痴狂之人。此名用来形容研究生初生之犊的无畏精神可谓妙语双关，且富有禅意。这一茶会沿续至今，可惜这一代的研究生中仅有极少数知其渊源了。
牟先生是我见过最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文说的最为标准典雅的西方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有极高的语言天份，亦是由他特定的学术背景所致。牟先生在二战期间参加了由赵元任先生所主持的美军汉语培训班。杨联升和周一良两位先生当时正担任赵先生的助教。这一班为后代培养了许多极重要的中国学家，而牟先生在班上是第一名。他在抗战后期到中国，从成都到南京，再到北平，所接触到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中国学者。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听过包括向达、启功等先生们的课，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明史专家王崇武。据牟先生自己的回忆，当年他到中国求学，曾和顾颉刚先生等很多知名学者围在饭桌边一起聊天。当时顾先生问各位在坐的先生们有谁愿意来指导这位年轻的美国学生。在场的都是饱学之士，但可能都觉得这不是一件有多大意义的事情，所以就一个推一个，直到最后王崇武先生因为喝得有些醉了，没能推托成功，便接下了这个洋徒弟，也因此指导牟先生走上研究明史的道路。这当然是一则令人莞尔的故事，让人认识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一个学者的身上所能发生的作用。但回顾牟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想见他当年的可塑性之强。
我的印象中，牟先生治学的特点是结和汉学的素养和史学的眼光。他的汉学素养之深，对古文献的解读能力之高决非西方大部份学者所能比拟。这是任何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能立刻感觉到的。比如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刚完成一篇长达百来页的书评，将美国学者 John Knoblock 翻译的《荀子》和他所构建的荀子的生平作了彻底的批评，证明其荒诞（注：Knoblock 的见解，后来被完全吸收入《剑桥中国上古史》的有关部份）。这是我在普大写的第一篇学习报告，所以也就上呈牟先生，请他提意见。两三天后，他将稿子交还给我。鼓励之余，他在稿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正的意见，从诸子版本的引用到清儒的见解，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份他修改过的文稿。牟先生是个对学术水准要求非常高的人，他可以说是对文献的一字一句都不放过。普大东亚系以往征招中国文史方面的教员， 即便在牟先生退休之后，也常请他参与评鉴。我曾亲见他在信中在肯定某位很有才气的年轻学者的学术成绩时，亦不忘提醒系里同事其立言超出可证范围的研究倾向。但牟先生与旧时汉学家或所谓的东方学家不同的是，牟先生既不会去追求亦不会满足于考订史料史实的饾钉之学。他所关注的和发表的作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课题。而且几乎每一篇都在西方中国史的领域内有导夫先路的作用。他最重要的贡献自然是对于元明史的开拓。这方面的成果现已蔚为大观。他将蒙元和明连在一起的观察能力和眼光至今仍无西方学者能步其后尘。我猜想这和他在中国受到极好的训练有关。他那一代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时多只注意其在日本和欧洲的进展，而他却一直强调对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的吸收。比如他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评 John Dardess 明初政治专著的书评里，就直言不讳的指出 Dardess 不该不参考保括萧启庆在内的台湾及大陆学者的蒙元史研究成果。
牟先生的博士论文是对陶宗仪《辍耕录》的研究，而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则研究明初诗人高启，将其放在明初的政治下分析。在这之后他几乎在元明史的各个领域内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他写的关于南京的论文，收在斯金纳（William Skinner）所编有关中国晚期城市的论文集中，是区域城市史研究方面的典范。可喜的是这部书如今也有了中文译本。牟先生在明史方面的工作以主持两大本《剑桥明代史》的编写而达到高潮。我不治明史，且这部著作的影响已有公论，这里就从略了。值得一提的是牟复礼先生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这是给本科生读的先秦诸子思想介绍，在百来页的短短篇幅中，对儒法名墨的特色和交互关系的阐述清楚而观点独到。其笔锋带着同情的幽默，真是高手所为，到现在都是西方大学中国思想史课的基本读物之一。除了这一本小书之外，他对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翻译萧公权先生的杰作《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篇幅庞大，且微言大义，引用文献无数，英译者所面临的挑战自不言而喻。更何况以牟先生的学术标准，他是决不肯草率从事的。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已高，按理不必要作此种吃力又未必讨好的事。但他出于对萧公权先生的尊敬和对这部著作的价值的重视，间断花了许多时间，并特地为此休假一年，到萧先生执教的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专心从事此书的翻译。虽然最后仅完成并出版全书翻译的一半，这已经是继 Derk Bodde 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西方对中文学术著作介绍的里程碑。好像在牟先生之后西方学界就无人成就类似规模的工作了。译文的质量如何，读者只需比较一下原文就可判断，这里也不需我多说。牟先生写作的文笔一向练达而幽默，和他为人的风格很接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风格上它与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文字有相似之处。同时牟先生的论著又很富有想像力，最有趣的当属牟先生为一九九二年于华盛顿所举办的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的超级展览所着的章节。此展览的主题之一就是把哥伦布时代的欧州和明代中国作一横向的比较，如表现在艺术方面就是丢勒 (Albrecht Dürer) 和沈周的对照。牟先生负责执笔配合展览的专著Circa 1492 中关于明代文化的这一部份。这当然是为美国知识大众写的，所以要深入浅出。牟先生把明代中叶的文明和社会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下作了很全面的概括。其中有一小节题为“哥伦布在中国”，他用假想的笔调，写如果哥伦布真的到达中国会有何种际遇，读了让人印象深刻。
牟先生一生最后一部大书是长达一千页的《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这是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见解的综合，也是我见到的有关这九百年中国史的西文通史性著作中最详尽的一部。此书的缘起是他和杜希德先生曾订约合写一部给大学生读的中国通史，当年决定由杜先生写从秦汉到唐的中华帝国史前半部，而他则负责写下半部。可惜后来杜先生因主持剑桥中国史工作的缘故不得不放弃前半部的写作计划，而牟先生所负责的部份则在他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契而不舍地完成了。书的价值自然也不须我多赞一词，但我一直特别欣赏其中论及周边民族政权和蒙元史的部份，并折服于他对历朝和周边关系的那种明晰而平允的讨论。我曾在此书出版之后写信给牟先生，表示希望能有中译本出版。牟先生很谦逊地回覆说，这书里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他同时亦表示出版中译本的时机或许尚未成熟。但我总希望不久的将来他这部论著能有译本与在中国的读者见面。
我对牟先生的了解是从进普大开始的，而且是从读他那本《中国思想之渊源》开始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三年，那是我作普大博士生的第二年。当时他已退休多年，且已移居到景色瑰丽，空气清新的科罗拉多山中，但每年还是到普林斯顿来小住两三个月以便查阅图书和作研究。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而且说话很平和风趣，决看不出是个经常要和病症作抗争的人。他当时正在和杜希德先生合编《剑桥中国史．明代史》的第二册，所以当他知道我师从杜希德先生时，就和我谈起了他的这项工作，并用中文说“我在山上随时听他指挥”，这个“他”当然指的是杜希德先生。但他用标准的京片子来讲，听来好玩极了，让我顿时觉得和他亲近了许多。我最后一次见到牟先生应该是在一九九五年的春天，那也是牟先生最后一次回来普林斯顿。在他离开前的某一天，突然说要送我一样东西。等我收到赠品时才知道这是他所藏大慧宗杲的《宗门武库》，是光绪七年常熟刻经处刊印的版本。尤其珍贵的是全书有杨联升先生的标点和批校。当时牟先生知道我开始任教，所以特别以此来对我加以鼓励。我一直要到最近才体悟到他大概是要我像接受禅门的衣钵那样继承前辈先生的学风。牟先生在赠我这部书时，还特地附上一封杨先生书信的影印件。杨先生的那封信写得很殷切，特抄录于此：
这封信写作的年代离今已整整三十个年头，距离我最初读到这些文字时也已十年了。于风片雨丝的春日光景将临之际，留下的是哲人不再的感慨和一个特有的人文时代之斑斑印迹。
附录：刚收到余英时先生挽牟复礼诗二首，特抄录于此。我上面的文字正好给余先生的诗句作注脚。
近世论文史，公居最上游
都城记白下，诗赋解青丘
萧译传瀛海，赵门取状头
暮年成巨秩，一卷足千秋
汉学开新页，普城创业时
揽才真有术，礼士更无私
授道恃身教，关情托酒卮
从公深自喜，微恨十年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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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无论从哪个角度，牟复礼（Frederic W. Mote）教授都不愧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欧美汉学的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揄扬自己。在大陆和香港，很多人知道普林斯顿是西方的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但较少有人注意到普林斯顿的汉学研究的历史其实相当短，是在二次大战结束、牟复礼到任以后才开始的，更少有人知道普林斯顿的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今天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乃得之于牟复礼教授筚路蓝缕的开创和始终不倦的推动。一年前牟复礼教授遽归道山，无疑是国际中国学研究界的一个重大损失。由于他一向的清高和谦虚，其人其事，在中文世界里却鲜为人知，笔者不禁想把自己所知道的牟复礼写出，与读者分享。
小城故事多
牟复礼是明史权威，又是一位学术兴趣十分广泛的通儒。他那口略带北方口音的纯正国语，当年得之于赵元任的亲授。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见到他时，牟复礼已隐居科罗拉多的小羊山中颐养天年，但每年春天仍以荣休教授身份回校，参与学术活动。记得当时英国的中国艺术史家Craig Clunas从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入手研究当时的物质文化的Superfluous Things：Social Status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刚出版不久，颇有争议。这恰好是在牟教授的明代思想文化史专业范围之内，他立即组织研究生研讨这部前沿性的著作，纵论《长物志》中涉及的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香茗，历历如数家珍，使人忘记了研讨会正在普林斯顿“壮思堂”（Jones Hall）嵯峨的哥特式建筑里召开，而恍若置身于明代的书院中，更忘记了主持会议者是一个外国人。此情此景，至今难忘。我当时刚刚开始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初唐的文本。有一次见到牟复礼，他表示很有兴趣，我便把一份不成熟的打字稿请他指正，而不久他因为健康欠佳就提前回科罗拉多去了。没想到时隔五个月，忽然收到他从隐居的山中寄回的九十页的原稿，上面有许多详细的批注和改正，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份文件，每当翻开，就看到了一位顶尖的权威对一个普通的研究生撰写的 一篇习作的认真批评和拳拳关心。
还有一件小事，我的导师蒲安迪（Andrew Plaks）是美国的红学大家之一，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成名大着《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意》，虽然一直没有中译本，但书中的才气，却至今仍为国内的红学界所津津乐道。他开《红楼梦》的研讨课，用的常常是一函脂批线装本，引文的页码往往和我们用的洋装本对不起来。这函线装本并不是善本，但上有胡适的亲笔题字，受赠者正是牟复礼。有一次，我问起牟先生这套线装《红楼梦》的来龙去脉。牟教授说，胡适在战后，曾先后担任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的馆长和名誉馆长，与牟先生时相过从，探讨国学和汉学的各种问题，曾以这部《红楼梦》相赠。牟教授退休前，特将它转赠，希望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传统和精神，经过蒲师，能在胡氏担任过馆长的校园里发扬光大。
与牟教授交往，你感觉不到年龄、学科和国籍的界限，感觉得到的是一股他所特有的亲和力，自然体现在其一举一动之中，使人顿生春风拂面之感。在普林斯顿这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城里，他给人留下了许多平常而难忘的故事。
风神自难忘
当年东亚系草创之时，牟教授有一句目标性的名言：五十年以后，研究中国要到普林斯顿来。如果说，普林斯顿汉学研究的成功，与牟复礼有关，那牟复礼的成功，则与他博大的胸襟有关。一如牟教授所预言，普林斯顿的汉学于上世纪末到达全盛时期，就史学而言，余英时教授治汉史、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治唐史、刘子健教授治宋史，而这三位西方最顶尖的中国断代史大师到普林斯顿任教，共襄盛举，都与牟教授的精心设计和极力延请有关。这几位教授，加上牟教授本人，遂使美国研究汉、唐、宋、明史的权威云集在一个校园里，真所谓人才一时之选。唯有真不忌才之大胸襟者，方能够做到这一点。正因为牟教授能够如此，才使普林斯顿的断代史研究格局，在牟教授荣休之后，仍能持续地发展。
牟复礼敬重同事的风度，人所共知。牟教授八十年代末荣退后，余英时来到普林斯顿，任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余教授是汉学界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早期研究以汉代为中心，其实对各个时代的许多领域里的尖端问题都有极深入的研究。牟教授对此十分推重，我不止一次听他赞叹过，“Professor Yu is for everything”（余教授无所不通）。这种大师之间的互敬之风，言传身教感染和熏陶了数代学生。不久前我途经香港，到中文大学历史系拜访牟教授明史研究的传灯高弟朱鸿林学长。朱学长看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一份他去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的「牟复礼教授追思纪念会」上主题发言记录 （载台湾《当代》二○○五年四月号）的复印本。其中，朱学长谈到牟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哈佛费正清（John Fairbank）主持的学术研讨会上，初遇刘子健，就认定「刘先生是试图将全数的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工具结合起来的人物」，随后一九六三年两人在香港重逢时，牟先生的诚意终于促使刘先生作出离开史丹福，转任普林斯顿的决定。这其中牟先生对刘先生的推重和上面的对余先生的推重，何其相似乃尔。
至于牟先生对于学生的赤诚关怀之“出格”，我这里只举另一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作为例子。美国大学的求职竞争十分激烈，看重推荐信，而汉学界则重师承。如果某名师不是你的论文导师或答辩委员，一般不容易得到他的求职推荐信。九五年牟先生回校，知道我的全程博士奖学金将在一年后用毕，但论文尚没有写完时，建议我申请著名的Whiting Fellowship，并主动表示他愿意写信推荐，而当知道我准备申请教职时，又同意作为我的推荐人之一，列入履历，我后来顺利得到教席，与此不无关系。我不仅不是经牟先生指导过论文的门生，甚至没有机会上过他的课，他当时的同意推荐，出乎我的意外，后来才知道，这恰恰是牟教授泽被后学的一贯风格，普林斯顿受其惠者不知凡几。诚如朱学长所说：牟教授的风范之所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级学生，甚至访问学人，来游后辈所“津津乐道”，正因为“他曾经以真诚对待我们，我们也会以真诚来回报他”。
二○○六年二月十日，牟复礼先生逝世周年记于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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