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和主任，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金融40人论坛成员。获2009、2015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头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年、2010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新政治经济学、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
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关于经济学和通识教育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大家知道经济学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说经济学家“手脚”伸得比较长，伸到了别人的领域里。经济学不仅仅研究经济现象，还研究制度、政治、社会、家庭，好像凡是经济学方法能用到的地方，都有经济学家的影子。所以大家把我们经济学叫做“经济学帝国主义”。
经济学之所以变成“帝国主义”，有它的原因：因为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里最公理化的学科。经济学开始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公理，即人是理性的：人第一是自利的，第二具有完备的信息，可以看到未来。这门学科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在看似简单的公理的基础上，建造了一座经济学的大厦，特别是所谓的微观经济学，在20多年前，格林（Green）他们三个人写了经济学的教科书，厚厚的一本研究生教材，至少微观经济学的部分都是用严谨的数学语言写下的。当然，这些内容也可以写得非常简洁，比如德布鲁（Gerard Debreu）和阿罗（Kenneth J.Arrow）在很早的时候，就用更高阶的拓扑数学方法，把经济学的原理写成了非常短的一本书。大家知道，自然科学研究比如说理论物理学等等，要用到很多数学语言。人们通常认为，用数学语言写作一个理论，会让它变得更加科学化，至少更加严谨。这大概是经济学可以建立一个“帝国主义”大厦的原因。
可能恰恰是因为经济学的起点比较纯粹，当我们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甚至包括经济学自身的领域时，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在这里着重和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讨论当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之外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东西。这样的问题，就会要求我们学习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第一个问题，是在经济学公理之外，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人的所谓“社会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济学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完全自利的。但是，人肯定是社会性的动物，所以经济学实际上把将人性简化了、大大地简化了。把人还原成一个个原子，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说，在我自己研究的制度经济学中，经常把人还原成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个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研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举个例子，在博弈论里面有一条“无名氏定理”，就是在博弈者考虑合作或者不合作的时候，只要博弈持续足够多长的时间、博弈者有足够的耐心，如果两个人都采用冷酷策略，也就是说如果你背叛我一次，我就永远背叛，就可以得到一个最终均衡的结果，即他们永远都会选择合作。这么去说听起来挺有意思：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证明合作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历史，会发现这个结果完全是扯淡。比如说想象一下在原始社会里，部族之间主要靠打仗、掠夺来争取资源，但是打仗会死人。比如说一个第一次上战场的少年，他害怕血淋淋的场面，所以一上战场就跑掉了。按照“无名氏定理”，所有人现在都应该逃跑，因为一个人叛变了，我们所有人就都应该叛变。但如果所有人都跑了，这个部族早就被消灭了。所以，这个定理不可能真实地描述了历史的进程，而只是一个对真实事件的事后合理化。它顶多证明了合作是可得的，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得到合作的。
我最近在读一些灵长类动物学家写的东西，比如说《黑猩猩的政治》。平时我们会说你像动物一样，就是说一个人没有理性。但你会发现黑猩猩这种动物很像人类；虽然它很残忍，经常打架，特别是雄黑猩猩之间的争夺非常激烈，但是它们有理性，也有社会结构。如果你把人的动物性还原到黑猩猩的状态，就会发现我们逃不出社会性。现在看起来，“自私的基因”的说法基本是错误的，是杜撰的、想象出来的，是不可证明的。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通过观察这些和我们相近的动物的行为，看到它们有很强的社会性。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我们应该读一些灵长类动物学家的书；我现在读它们读得津津有味，认为它们非常有用。人类学的、社会学的东西，也一样有用。其实孔夫子在2500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西方的一些哲学家认为人性本恶，比如说认为人是完全自利的，但这实际上是错误的；而孔子告诉我们，人生来是各自不同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就是说生来就聪明的人和生来就笨的人，都是不可改变的，而中间的人是可以改变的。孔子和儒家围绕着他们自己的人性论，生发出了一整套中国的治理办法，这套治理办法并不比西方的、以人性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更坏。这是第一点，经济学家应该关注公理之外的人性。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运用的界限。经济学的运用是不是有界限呢？刚才我说，我们经济学把手伸得很长。第一个是研究制度：以前人们觉得制度是给定的，但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说制度也可以分析，这是上世纪60年代末做的工作。到了70年代末，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把手伸向了家庭问题。当年林毅夫老师刚回北大的时候，在三教给我们讲家庭的经济学分析，说生不生孩子的决策是计算出来的。当时我们觉得这简直是脑洞大开——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很多人都接受了这种分析，现在还有人在用经济学分析育儿方式的变化，等等。为什么经济学可以去做这些研究？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学的方法论。但是方法能不能决定了它的界限呢？这就需要讨论了。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提到过，方法不能定义一个学科，问题才能定义。所以，经济学家应该研究自己的领域，不能仅仅因为你的方法看似比别人科学，就到处去用，这是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很多经济学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在今天，美国的一些政治学系使用的研究方法跟经济学基本上没有差别。比如说纽约大学的政治系就走得非常远，他们的博士生第一年基本上是跟着经济系一起上课的，他们学的不是宏观经济学，而是微观经济学；他们的博弈论非常好，可以写非常好的博弈论的文章。所以，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了。我并不反对经济学家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自己也做；我们国发院有一个小的国际会议系列，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坐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问题。但是经济学家在分析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能随便地、仅仅出于经济学原理去做解释。举两个失败的例子，虽然仅就经济学界而言，它们是成功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项关于19世纪欧洲民主化的研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一个年轻有为的学者，他的研究是奔着诺贝尔奖去的。我们先来讲他的解释。想象有一群精英和一群平民，平民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精英不给他们，他们就会造反。按理来说，精英可以给贫民让渡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学家都考虑经济利益，认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所有人的目标——这样平民就不造反了。但是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平民会想，如果你今天答应我给我更多利益，明天就会变卦，我怎么办？这是所谓“时间不一致”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小恩小惠是不够的，所以精英只好选择所谓的“民主化”，就是让平民去做决策，或者说让平民和自己一起做抉择，这样他们就不会造反了。这个故事听起来挺合理的，但这样就把平民阶级的革命给矮化了。实际上，平民阶级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当然经济利益也很重要，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其次，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民主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不是工人阶级推动的，比如说在英国，它是苏格兰人推动的，尤其是苏格兰的精英。再比如说1919年英国的妇女取得了投票权，但她们不是在要求经济利益；比如说一个洗衣厂里的女工，即使她能投票，她的经济权利也得不到多少保证，她唯一的想法其实是我要决定自己的命运、要对自己负责，这个权利跟经济利益毫无关系。这就是经济学家的自大，自认为给出了一个逻辑上很融贯的故事，但其实他们说错了。另一个例子是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写了一本书，中文叫《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指出现在有的地区的育儿变得越来越容忍、开放了，而有的地区却抓得比较紧，父母要督促孩子去读书、去竞争。这是为什么呢？他说这跟整个社会的平等程度有关。比如说北欧的社会是很平等的，所以北欧的父母就很宽容。他举了自己的例子，说自己有一次去瑞典人家做客，在他和那一家的大人说话的时候，那一家的孩子在看电视，说你们吵到我了，你们走开。在中国碰到这种情况，父母肯定要把孩子教育一顿。但是在瑞典，父母就说那我们去另外一个屋子吧。所以他说，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小的。但是你想一想，用东亚的经验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比如说中国台湾，还有日本、韩国，都属于世界上经济分配比较平均的地方，虽然没有北欧那么平均，但也基本上跟北欧差不多。可是你去台湾、日本和韩国看看，那里的补习班只会比中国大陆更多，不会更少。所以即便是平等的社会，也照样有很激烈的竞争。这个研究忘记了文化因素，忘记了东亚人的文化鼓励竞争。哪怕大家都能读大学，在台湾，你就想上台大，在日本你想上东大，在中国大陆则是北大、清华。所以孩子面对的竞争压力是不会因为社会的平等而减轻的。 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评估经济的结果？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唯一的评估标准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再改善一个人的境地，同时不牺牲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在一个很小的区间里，如果你这个经济体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就意味着你的经济产出是最高的。这种评估基于一种功利主义哲学，但仅仅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评价经济结果，是不是足够呢？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这也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之间有争论的一个地方。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经济学得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很窄的假设之下得出来的，它不一定就是整个社会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人的异化、工具化，这是很痛苦的，马克思讨论这个问题，但现代经济学很少有人讨论它。还有市场的分配功能，经济学认为市场可以最高效地配置资源，但我们经常忘记市场也有极其强烈的财富分配功能。比如说在中国大城市里的居民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层，有房者和无房者，这就是市场分配的结果。同时，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分配的扭曲，但我们经济学家对此重视得不够。最后，到底什么样的分配状态才是合意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是不够的。有人说这个问题不需要探讨，因为我们的学科决定了我们只关注资源的配置。但是整个社会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就像波兰尼在他的《大转型》中说的，面对这种倾向，社会就会有一个反动。所以，不关注社会给经济学带来了不好的名声，就是说它只关注小事，而没有关注大事。所以，从这三点出发，你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必须关注其他领域的事情，关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你会发现，很多成功的经济学家，本科都不是学经济学的。比如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基础的经济学家，他的本科专业是历史学。现在我们国发院招本科生，我们希望他们能接受以经济学教育为基础的博雅教育，不仅要学经济学，而且要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今年秋天，我还要开一门本科生课程，讲经济哲学，学习这些课程对我们学生今后的发展肯定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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