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1952年生于静冈县。1974年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1979年取得京都大学东洋史学博士资格后，历任京都女子大学专任讲师、副教授。1992年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副教授，自1995年担任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迄今。因京都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亦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学术研究之外，曾参与1992年播出的NHK“大蒙古帝国”系列节目监制，并有专著十余部。
蒙古时代的想法，在“世界史”这个整体史中，具有独特的意涵及定位。其要点可归为以下三项。首先，蒙古时代可以作为对现有世界史图像最易理解而且难以否定的一个批判。这与世界史认识里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密切相关。其次，蒙古时代位于一个堪称“世界史分水岭”的位置，这是就它松散地统合了先前时代的诸多要素，开启了通往近代之门扉的这层意义而立论的。并且，蒙古时代同时也是世界史上另一大潮流“游牧文明”的顶点。它可说是我们探索人类史上游牧生活体系，游牧民社会、文化，以及游牧国家的角色，甚至是“国家”在近代以前的本质为何，而那和近现代国家或政治权力又有多大程度相通等课题之意义时的绝佳线索。有鉴于此，接下来将做一些概略性的讨论。虽然这些与蒙古时代的意涵与定位相关的讨论，以及与之相涉的错综复杂的状况背景，说穿了尽是一些想当然的内容，但也仍有一些再确认的作用。近年来，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思想、价值观、历史图像突然开始屡受质疑，这可以视为对于源自近代西欧的文明与知识框架的再思考。这个反省虽见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然其全面展开，仍要等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与东欧民主化发生以后。许多民族骚动、区域纷争几乎在同一时间于包括原苏联圈在内的世界各地一齐爆发。与此同时，民族、国界、民族国家等想法，也被认为必须自根底上重新思考。如今，已历经十年岁月。比方说，在狭义历史学的“再思考”论中时常被提及，而且几乎是以固定形式来反复述说的几种说法如下：重新探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叙述，重新界定历史区域单位，以及对于近代历史学的怀疑与审视等。坦白来讲，这些说法都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直以来的思维太过奇怪了。回顾历史，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被灌输的世界史图像，带有一种浓浓的色彩，这种色彩大多肇因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二十世纪初期以西欧为中心的欧美列强割据支配世界的国际情势和历史变迁。西欧列强对于本身的军事和工业能力充满自信，从以近代西欧文明为至高价值的立场出发，擅自对当时世界各地区及住民作“善”“恶”，或是“发展尚可的文明地区”“落后严重的地区”“无计可施的未开化、野蛮边远地区”等判断。中华地区或中东伊斯兰地区，被判定为“发展尚可”。若与近代西欧相较，它们虽然“非常恶劣”，但姑且还算与自身属同样类型，是具备了农耕、畜牧、城市等多层社会的文明地区，更重要的是“拥有发达的文字、文化”。另一方面，从西欧来看，对于过着他们难以理解之生活的社会或地区的人们，则断定为不文明，抹上不当的负面色彩。特别是生活在广布于欧亚辽阔内陆地带或中东、北非等欧亚非大陆干燥世界的游牧民，更动辄被视为与文明相去甚远的边缘群体，是一群不仅不顺服于近代国家，甚至是有所妨害的、没有价值的人。游牧民们的行动和生活受到压抑，过去可以自由往来、通行之处，也遭栅栏或防御线等边界的隔离，若是跨越，便被认定是犯罪、叛乱。以此为口实进行镇压、讨伐者也不在少数。甚至，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十九世纪型的妄断，竟然还进一步被回溯到往昔的历史时代而印象化，不仅未予游牧及游牧民在人类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正当评价，反而还使得将他们视作“历史反派”“文明破坏者”的态度更加普遍。游牧民可以说被当成了历史上的“负面象征”。虽然我们常说“思想的十九世纪”，但“无意识的十九世纪”才真正可怕。就在世界与历史被以西欧本位价值观为基础进行排序评价的时候，历史学也作为一项近代学术而诞生了。学术研究开始普遍被视为在大学（特别是1810年柏林大学以后的所谓近代大学）这个特殊环境中的特别活动，学者、研究者实际上则是以学问谋生的职业人士，历史研究在大致上也成为专家及其预备军的工作。十九世纪西欧的学问领域框架或价值基准，带有极为浓厚的传统色彩。文明主义、古典主义、教养主义，几乎是各大学共通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十九世纪当时的大学或学问，就算是在西欧，仍然具有一种不过是限定在特定阶层中的“少数者知识”，甚至是“贵族知识”的特质，这就某种程度而言也是事实。明治日本将上述特质依样引进国内。明治时期日本的学问和大学（虽说如此，明治时期日本的大学，仅有作为官立大学于1877年设立的东京大学，接着是于二十年后即1897年成立的京都大学，再后来是1907年的东北大学、1910年的九州大学。顺带一提，私立、公立大学的成立要等到大正七年，也就是1918年“大学令”公布以后）皆属西欧型，日后它们也是日本学术研究或组织的基本骨架。于是，十九世纪的西欧型思考便不由分说、自然而然地充斥世间。在历史学方面，十九世纪型的世界史图像也成为所有历史研究、印象的基础或前提，这里面也有许多无可奈何之处。加以，日本还有下面将提到的一个独特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史”在日本突然作为新制高中的一项教学科目而出现了。说实在的，当时日本几乎未（或应说是无法）从根本上探讨或讨论过世界史究竟为何，或是世界史何以成为“世界史”，甚至是日本史应该如何与世界史做连结，又该如何叙述等问题，便在一种相关讨论遭到搁置、无论如何一定要制定世界史这个新科目不可的“现实主义”先行的情况下，诞生了世界史科目。在战前相当于战后新制高中的旧制中学历史教学里，原是以国史、东洋史、西洋史三门为主，大学里头的历史研究和教育也属同样形式。也就是说，战后新制高中里头以日本史、世界史两门为主的情况，乃是将国史改称了日本史，至于新设的世界史，实际上是将战前的东洋史和西洋史并在一起而已。然而，在战后大学、学术层次的历史研究领域，战前型的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门仍继续存在，这使情况变得复杂。或许有许多人觉得意外，但名为世界史的学问领域，实际来讲不只是在日本，甚至在世界任一角落都说得上是不存在的。不只如此，举目世界各国，所谓世界史的这个构想，一直到最近为止，其实都可以说是罕见的。作为近代学术研究“嫡系”的欧洲大学里虽有历史学系，然而讲授的内容却是欧洲史。当我们想学习亚洲历史时，只能去求教于东洋各语言或东方学系，于是那里便能同时看到专攻哲学、思想、文学、语言、美术等各色学问的学生。当然，思索人类普遍历史的学者自古便有，例如德国称为“一般史”、“整体史”（Allgemeine Geschichte），英美称作“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战前日本称为“万国史”的等，用的都是类似的概念。不过，那完全只是少数派，在欧洲内部只有欧洲史才是历史，其余皆属“附加”的状态，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最近。日本历史学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历史学是在明治时期作为引进、吸收先进西欧文明的一环，在招聘外籍教师的形式下起步的。德国的利斯（Ludwig Riess）受聘至东京大学，因而建立起了德国流派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方法。虽然名为历史学，但由于依样引进了欧洲“嫡系”的学风，可想而知其内容实际上是欧洲史。上述学问成为“西洋史”，而有关日本本身的历史研究则成为“国史”，这两道主轴并立的状态持续一段时日后，在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国民对亚洲的关心程度普遍提升，因此便新设了“东洋史”。也就是说，战前的东洋史和战后的世界史，皆可说是为因应现实政治、社会情势的需要而出现的。两者皆属一种教育较研究先行的框架设定，即便就学问和研究是后来才赶上的这点而言，两者也是共通的。日本的西洋史，依样画葫芦地承袭了欧洲人，尤其是西欧人的看法，这或许是莫可奈何的。西欧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西欧历史本身的研究积累，分量与近代西欧历史本身相同，的确令人吃惊，对此我们不得不坦然地表示佩服。虽说日本学者也陆续提出了独特的观点、看法、诠释和新的见解，创造出了与西欧研究不同的意义和历史图像，然而，迄今为止，日本的西洋史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日本西洋学的大多数）不得不将咀嚼、吸收、引介视为基础的现象，很大程度也可归咎于这个不得已的时代背景。日本在西洋史、西洋学上所尝的“苦楚”，在根本上与亚洲学和日本学是不同的。有关于此，包括笔者在内，当然是专攻亚洲学和日本学的人们应该多体谅西洋学学者们的。相反，若是日本的西洋学完成了西洋人不得不肯定的基础性研究，那真该称得上是无上的赞美了，不是吗？另一方面，可想而知，东洋史这个日本独有的学问领域，发挥了江户时期以幕府、诸藩为中心，长达二百年以上的儒学教育、汉学研究的传统和积累，而以汉文史料为基础的中国史研究最属擅长（附带一提，包括中国文学、哲学在内的所谓“中国学”之所以会在日本的文科学术体系中较显突出，多半是可想而知的）。不过，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一个西洋史的西洋中心史观或东洋史的中华主义史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竟在未善加检讨的情况下，便悄悄地被继承到了新科目“世界史”里头。再者，战后不久，历史学者们便持续且频繁地讨论“何为世界史”“思索世界史”“重读世界史”等相关课题，如今也有类似的策划、出版、研讨会不厌其烦地推展。这说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的世界史学原先只有名称，内容则是被“搁置”的。总而言之，责任并不只在战后的世界史教科书上。当然，在战后超过半世纪的进程下，日本也针对伊斯兰中东地区史、亚洲史、南亚史，甚至是近年的非洲史或中南美洲史等领域，展开了自己的研究，相关成果陆续反映在历史教科书上，对旧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正。不过，莫可奈何的是，由于那是在不对以西欧中心主义的西洋史为主，再加上从中国史出发的东洋史的这个基本结构做太大更动的前提下而做的调整，因此缺陷和问题很难说得上已经彻底除去。比方说，我们只要考虑到这二百多年来美国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便不得不说现在的世界史将美利坚合众国史的分量看得太轻了。虽然明白其重要性，实质上却未做相应处理。这是因为，日本的历史研究、教育，完完全全是一个西欧中心而非欧美中心的史观（有关东欧或俄罗斯方面的历史研究，尽管专工者与过去相较有所增加，但其不足状态仍难以弥补）。并且，相反地，呼应到近年日本的研究状况，伊斯兰中东史的比重也有大幅增加。这个增加本身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也无法以此推论世界史的整体图像能立刻明朗，我们的理解能取得平衡。我们该如何思考人类史中伊斯兰与中东的定位？这在整个现代世界里都是首屈一指的大问题，而不仅限于历史学。在以大学为主的学术研究圈里，无论战前战后，始终持续着将涉及世界史的诸多领域以日本独特的“西洋史”和“东洋史”结构二分的并立状态，然而一旦要讨论世界史的整体图像时，研究层次中的“国际发言权”则会发生逆转。以东洋史为名的亚洲史研究者对世界史的发声总是罕见，相反地，对于欧美思潮和动态较为敏感的西洋史家则大致握有领导权。不可否认西欧中心型的世界史图像确实有受到“捍卫”的一面。总而言之，“世界史的基本图像”固然已有些许调整，但以十九世纪型印象为底蕴的基本图像，至今仍然稳居主流位置，这堪称是“诸多弊端”的核心。我们的确必须展开一个从根底重新建构的工作。不过，值得讨论的是，在日本接受战后教育者占国民大多数的现在，远远偏离史实的世界史图像早已成为共通的“常识”，深深烙印在我们脑里。这的确叫人害怕。有时，那甚至似乎已经化为一种“思考定式”。并且，把这套用在被称作历史学家、历史研究者的人身上，也大致是吻合的。一旦跨出自身专工的地域、文明、时代、领域，一位历史研究者对于其他知识的涉猎，也不会超出世界史教科书的范围太多。例如，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为止，位于原苏联圈内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的情况是如何的呢？上述各国的状况在其独立以后与里海周边地区的石油利权问题和国际政治、区域纷争、经济开发、文化协力等情势连动，急遽地映入世人眼帘。“九一一”以后的阿富汗战争，更间接地促使了这些国家的现状为世界所知。不过，一直到十二三年前为止，除了部分专精的学者或消息人士外，这些情势极难进入“西方”视野，也鲜能在一般民众意识中占多大比重。若要问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是否全无意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它们可是在欧亚世界史的展开中占有联系东西两方的枢纽位置的。遗憾的是，对此有充分认识的历史研究者到今天恐怕也不算多。时至今日，我们还必须说“中亚再发现”这个现象本身，无非就是过往世界或世界史图像被扭曲的一项证明。而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然而，跨过二十世纪来到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还要为过去那些不幸时代的遗物、残渣或是由于种种原委而累积下来的偏颇、偏见所囿，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必须跳脱十九世纪型价值观、世界观的束缚。若是可行，将现有的世界史叙事，悉数作一次拆解，然后再加以重新组合，也是一种解决办法。这在日本若能实现，说不定反倒会出现一个更好的世界史图像，一个由日本发声的世界史。总而言之，一个以特定的国家、地域、文化圈为中心，以自我本位的观点从过去人类史中撷取下来的世界史图像，没有道理会是一个好的图像。以本真轮廓、比重来注视各个时代、地域之“真正史实”，才是置身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所必须追求的一个适切的世界史图像。如果我们对于现在世界的关注受到过去的遗物或废物蒙蔽，不得不说这就是历史的“负面遗产”。问题的核心应该在于，是什么链接了区域与区域、文明圈与文明圈，使得世界史成为世界史？这同时也是在问，在世界史的整体图像中推动人及“时代”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是本书盼能专注考察、思索的重点。
如此一来，从正面来重新审视在长期以来的世界史认识里总被赋予最负面形象的游牧及游牧民，以及其在世界史上扮演的角色与意义，将是一个重点。在人类跨越海洋，真正迎向全球化的“地球世界史”时代以前，长期作为人类史主要舞台的，是欧亚和北非。在这个“欧亚世界史”或“欧亚非世界史”的漫长时代里，串联了相互孤立的各个区域，创造出某些“人类文明”“人类文化”等共通事物的原动力，不正是游牧民及其国家吗？若要重新思考长期偏颇的世界史，创造出全新且真实的世界史图像，那么彻底地重新掌握、理解游牧民及其历史，乃一不可或缺的工作。这与彻底重新思考形成近现代世界的既有框架的作业，也是相通的。总而言之，一直以来附加在游牧及游牧民身上的误解与偏见，确实很大。不过，近年来这种状况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不只是日本的学者，世界各国的人类学者、民族学者们亲自进入现存的游牧民社会，重复着生活体验和观察的研究途径，使得游牧的形态和体系、相关知识与认识基础已经隐隐约约地开始浮现。另一方面，针对过去记载的、盲从于蔑视或非难的历史文献，也在意识到其中存在着误解、偏见的前提下，进行了应有的重读与再探讨。应该说，了解文献的症结所在，详细地析出事实，这种态度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过去的论调的确是太过情绪性又不容争论了。尤其是，有关游牧民这个主题，通过较多地记载其原本姿态的波斯文、阿拉伯文、突厥文的伊斯兰历史文献来切入的研究途径，与这三十年来日本伊斯兰史研究的进展相互联动，而不再如过去一般只凭借传统的主要史料即汉文文献或欧洲史料，使得研究变得较为容易了，这一点也不容忽视。如后所述，欧亚的中央地带不消说，所谓的中东地区原来也是游牧民与农耕民、城市民混居的社会。再加上，古代诞生出阿赫门尼德王朝（一般以缘自希腊语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称之）或萨珊王朝等“古代伊朗帝国”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其游牧民色彩亦浓。不止如此，作为诞生出伊斯兰文化之母体，阿拉伯族也原是游牧民，甚至突厥族也作为游牧民的军事力量从中亚向伊朗、安纳托利亚、埃及等地发展。因此，伊斯兰文献中对于游牧民的描绘，其偏颇程度较汉文文献来得低；其中同时也大量留存了对游牧民的生活或社会体系、游牧国家的结构等方面更富于具体性的叙述。这对有关游牧民历史的再建构工程，是不可或缺的。总的来说，通过立足于田野调查所得来的欧亚与北非游牧民社会的基本图像，以及遍览东西各语种文献的历史图像所做的摸索，虽然仍在彼此刺激、缓缓进行的阶段，但其水平和以前相比确实可说是高出了许多。本文选编自《蒙古颠覆世界史》，欲求详细内容请购买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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