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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 研究學問的一些心得、反省
王汎森,1958年出生,台湾云林人。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师从余英时。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思想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史学史研究。著有《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章太炎的思想》《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等。
原编者按:王汎森教授以〈一些心得、一些反省〉為題演講,他表示平生寫過的文章中,被最多人知道的卻是2005年應當時花師之邀的演講:〈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詳細內文網路上很多,不妨找來看)。本次的演講,主要希望能夠將勉勵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他表示並不代表這些他都能夠輕易做到,他也只能做到他所說的十分之三、十分之四,倘若大家都能夠做到十分之七,那肯定會比他更有成就。
甚麼時候我們研究學問是最快樂的?那就是當我們發現一個問題,而自己又剛剛好略有所得,也就是你有一點點想法、心得,對這個問題有若干美好的想像,手頭邊又有若干的材料的時候,這時候是做學問最快樂的時候。
二、寫論文時要做的事情
第一,有創造性的壓力。這個壓力不可以太大,大到讓你無法正常工作、思考;這個壓力也不可以太小,小到讓你沒有感覺,所以我說這是創造性的壓力。
第二,要有責任感以及罪惡感。你對自己的進度、學問、論文,當你怠惰了,當你沒有以往那麼專注了,要有罪惡感,督促你回到軌道上,而對你所處理的事務也要有責任感。
第三,有意義的問題。這是最重要的,我以前台大的老師曾經說過,寫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與寫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所花費的時間是差不多的,頂多有意義的問題多花費幾成的時間。有意義的問題,才可以使你做學問,做得有興趣,而一個真正有意義的問題,它的特色就是「與其他學科相通」,好的問題就好像一個房間,它裡面有好幾扇窗能夠互通其他學問,往往其他的學科一個念頭,或者一種新的說法,總是能夠互相在某種程度上相通,這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
第四,材料要適當的集中。以前在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同學,現在姑隱其名,他現在任教於台北的某大學。他碩士論文選了一個題目,很有意義,題目我記得沒錯的話,是魏晉南北朝某個時期北人南來還是南人北來的問題,這個問題很有意義,可以探討南北文化交流。但是史料何其多,而且分散得太大,搞得他晚上睡覺的時候,夢到一個人跟他說,我也是北方南來的,你別忘記我了。這就是材料必須相對集中的意義,這才不會讓你花了80%,甚至更多的時間找資料,把你搞得半死。
第六,隨時注意新領域。投入新領域通常都比較容易獲得成就,我們看諾貝爾獎的得主,大部分都是開創一個領域的人,而後來加入這個領域,並且順利解決問題的人卻沒有那麼受到重視。因此,隨時注意新領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千萬要注意它是不是已經很「擁擠」了。有的學問在國外都已經發展很久了,你又突然投身進去,實際上收穫並不會太大。
第七,問題要分多個層次看。我是歷史學家,我們都是在解釋歷史現象,在解釋歷史現象的時候,要儘量多分好幾個層次看,但也不能太多,太多就會搞得複雜且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第八,形成清楚的論證。當你著手撰寫論文,要形成清楚的論證,最好是對整個題目有整體的看法,然後再開始寫,別太仰賴資料庫以及一大堆資料,要儘量有自己的想法。
第九,寫的時候就要有出版的決心。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一定能夠出版,而是希望大家在寫論文的時候都能夠抱著一顆出版的心,只有這樣,才能夠讓你的決心夠充分,認真把事情做好。
第十,研究、讀書、著述是三回事。我在中研院看到一些人,一輩子就是看書,而且是每天看,但卻很少著述,有時候去中研院餐廳吃飯,遇到他總會問說,最近有甚麼好書可以看?他會丟個幾本書給我,我再去找找。你說他有學問嗎?有,這就是西方說的移動式的倉儲、百科全書,我要告訴各位,研究、讀書、著述三者是不同的東西,但是三位一體,沒有一個可以偏廢。
第十一,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
第一,避免眼高手低。中國近代人物裡面,有一位叫做黃侃的學者。他認為當時的學者都不如他,甚麼胡適、傅斯年,他認為人應該要把大體、細節都掌握清楚了,然後再開始寫東西。他花了一輩子的時間「讀書」,直到他五十歲的時候,他說:「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書」,沒想到同年就去世,這就是眼高手低的一個例子,人空有學問,但沒有作品,評價就會不高。
第二,要克服心理障礙。例如前面提到的寫作障礙。
第三,別一直做準備。不要老是花時間看資料、找資料,然後一直打轉,一事無成。我以前在台大的老師(姚崇吾)有一句名言:「騎馬要騎在馬背上,游泳要跳到水裡」,意思就是說想到就要去做!
第四,要知道在哪裡捨棄。我以前在哈佛讀書,最聰明的就是一位荷蘭同學,每個教授都誇他多好多好,對哪個領域多專精這樣。但是後來她寫出來的博論,卻是最差的。為什麼?因為她太了解每個東西了,所以她太注重細節,總是要計較A,又從A追到B,B到C,C到D,他的論文到最後成為一種片段問題的總集合。寫論文要能夠掌握大概,解決一個核心的問題,別拘泥在很多小地方,所以說要知道在哪裡捨棄。
第五,事情的發展與歷史研究是相反的。歷史事件的發生是A > B > C > D,但是歷史研究卻是相反的D > C > B > A,在這種過程裡面,我們往往忽略很多事情。好比近代台灣,戒嚴時期黨外最有名的人士黃信介,哪是黃信介?當時最紅的是康寧祥,多少大學生翹課去聽他的政見發表會,可以說是萬人空巷,它代表了當時溫和改革派的主流,後來黃信介這些人成功了,因此得以留名。現在每個人在寫的時候,就寫黃信介,康寧祥被遺忘了,但是歷史不是回去到著扣,過度簡單的解釋,我們常常因為這樣而把許多論點搞錯。
甚麼是氣質,這跟做學問有甚麼關係,最重要的就是量材適性,了解自己的才性。中國有一部書叫做《世說新語》,裡面花了很多時間來談論人的才性,以前我不懂,後來我漸漸懂了。就是說人人有適合的地方,好比司馬光,被同時代的邵雍說只是一個資質平凡的人,沒有辦法做哲學性的思辨工作,但他卻編了《資治通鑑》,直到今天我們都還在讀,我想五百年後、一千年後的人也會繼續讀資治通鑑。但又有多少人懂邵雍的哲學呢?並不是說那不好,而是要告訴大家,每個人都有自己適合的才,你要找到並且去發揮他,任何人都可留名,在這個程度上,可以說智商沒有太大的意義了。又好比清代阮元的《十三經注疏》,他們都不是我們說頂聰明,領時代風騷的人,但他們做這種工作卻也可以流芳百世,直到今天我們都還需要使用。因此,了解自己的才性之後,我要告訴大家,要做切實的學問,不要趕時髦,這樣才可以長遠。
此外,尋覓、困惑、挫折是研究過程中不可少的環節,還要研究社群的塑造,等等。受限於時間,我們跳過幾個,簡單談一下來結束這次的演講。首先我在綱要裡面提到「懶散空間」,這是很重要的,我在哈佛的時候發現,一個好的學術環境都必須讓人能夠適當的「放鬆」,而且能夠讓人跟人互相討論,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台灣的學術環境就是太緊了,壓迫得人們很有壓力。第二個要談的就是天才是成群而來的,詳細可以去找中國一個期刊叫做《南方周末》(尚未查證),裡面有提到,西方做學問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故一群人把一個人頂上去。
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反省。那就是一張紙片不可少,一張卷宗不可少,你隨時想到甚麼,都把他記下來,因為想法都是稍縱即逝的。然後要有膽量,像我做學問就是太保守,另外英文要好,最好是多學好幾種語言,然後要多跟人討論,多參加研討學術會,但不要參加太多,做太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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