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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从历史看中国、亚洲疆域

葛兆光 勿食我黍 2021-12-24

葛兆光,历史学家、思想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何为中国》《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



如今中国,几乎已是欧美各种新理论的试验场,用这些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思想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很时髦很吸引人,不过,有时候是在抽象理论上的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


《宅兹中国》这本书用了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宅兹中国”当书名,主要是想讨论“亚洲”或“东亚”、“中国”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疆域”这样一些问题,大部分章节都是这八九年来发表的论文构成的,也许,这就是我最近这些年所思所想所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其中的问题、思路和旨趣有一定的连贯性,所以,我把它编成了一本完整的书。
你也知道,关于“认同”、“国家”、“民族”、“疆域”以及“亚洲”或“东亚”,在现在中国学界已经有很多讨论,一些新理论、新概念和新话题很吸引人。不过你也可以发现,有些议论,你说不清它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会占据很大的言论空间,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些人挪用来自西方学院的一些时髦词儿,又填上一些似乎有关中国的空洞话题,所以,读者会认为他们,既能够跟国际接轨,又能够谈中国研究,而且他们在政治和思想的论题里,能够提供来自最“前沿”的学术性资源,所以,有人觉得这样才既有“思想”也有“学术”。还有一些人常常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表高屋建瓴的意见,好像在谈历史,其实,这些人未必真的能够深入中国,又未必真的拥有历史知识,却形成一定的气候,这也是和似乎有着学理资源的提供和历史论述的提供有关的。所以,如果你和他们一样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相当的学理支持和历史论述,很难正本清源,说服读者。王元化先生曾经说,应该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话很对,我也觉得思想和学术应该有互相支援的关系。

不过,我写这本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下思想论争所刺激的结果,但主要还是因为学术上的考虑,包括资料、角度和视野的考虑。我和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一样,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所以,基本上还是讨论历史,希望从历史,也就是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


《宅兹中国》有一个副标题,叫“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虽然我这本书里也涉及亚洲、东亚、东海等等,但大体上我聚焦的是“中国”,就算是讨论日本关于神道教的争论、日本关于满蒙回藏鲜的学术史、讨论朝鲜的史料中的一些问题,其实也还是聚焦在中国的。不过,什么是“中国”?这是一个看上去普通,却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为了讨论什么是“中国”,不得不涉及“周边”,通过“周边”——现在时髦一些叫“他者”——的眼睛、资料、视角来看中国。比如说,十七世纪以后,东亚诸国的彼此认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民族、国家和历史;而民族、国家和历史的自我认识和他者认识,又会涉及一国和周边诸国的关系;而周边的话题,又牵出来如何理解中国和亚洲的关系;既然讨论中国和亚洲,又会讨论到疆域、族群和历史等问题。

你也许会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些问题吗?你看,有人讨论“天下”,有人讨论“帝国”,有人讨论“多民族国家”,有人讨论“知识共同体”,是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多少有些担心,我的论述方式会被误解的缘故。现在的一些讨论,其实,常常是先引入洋人的一些概念工具,用这些概念工具去重组中国历史、文献和资料,把这些“抽取”过的材料推导出一些宏大的结论。你知道,现在讨论“想象的共同体”、讨论“帝国”、讨论“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认同的政治”,都是很时尚的,看上去他也是在讨论中国问题,实际上,这些论述多来自西方,而有时候讨论者的眼睛也瞟着西方,看看人家的反应。坦率地说,有的人不大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基础。用我们过去的说法,这叫“以论带史”,一方面会给国人以误导,觉得这是在讨论历史,另一方面它会把中国历史整编到西方的一些时尚大论述中去,让洋人觉得这就是中国。我很担心。


你问我,我的论述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却又必须回答。

我自己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两个历史的角度去讨论的,一个是文献资料中所见的思想史,一个是关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学术史,而且也许还会针对这些话题,逆着这些风气,重新进行论述。比如,这本集子里最早的一篇写“亚洲”的文章,就是有很强的论辩性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有的中国学者急匆匆地跟着日本、韩国学者,去讨论所谓“亚洲文化共同体”,或者“亚洲知识共同体”,也许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记得那一年,在台湾大学开会的时候,就争论得挺激烈。我总觉得,如果我们对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常常使用的“亚洲”一词不加检讨,对日本学界使用“亚洲”作为空间单位来写历史的学术传统不加了解,就会被一种“抽取出来的概念”误导。所以,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学术史的清理,什么是“亚洲”?为什么会“从亚洲出发思考”?为什么“亚洲”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空间?中国为什么不太有“亚洲”的连带感而日本却有?如果仔细梳理日本习惯使用的“亚洲”这个历史概念,你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从明治时起,关于“亚洲”研究或者“东洋”研究就伴随着现代性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亚洲”作为历史单位,也有日本的国家主义、扩张主义的政治意图。我当时的疑问就是,你怎么能把这些背景都剔除了,去谈“亚洲”呢?这些问题都必须从学术史出发去清理,才能讲得清楚。

我相信,最近这些年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将是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与周边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如何相处。我们已经遇到很多麻烦,比如高句丽问题、琉球问题等等。政治上的麻烦,当然应当由政治家根据国际法去处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人相当轻蔑历史知识却动辄讲“历史”,有人凭策略需要和政治感觉应对,时而软时而硬,在这些问题上,既不会把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问题分开,也无法讲让周边都接受的道理。可是,还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意义,也特别想介入这些领域,可是,他们要么一下子就落入带有目的性很强的理论论述,不是学术立场的讨论,要么一下子就投入时髦理论的窠臼,拿了大理论大概念说一些空话。



再说一遍,我讨论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实,所以我想强调,第一,这些问题的讨论,应当是从有关“中国”、“亚洲”或者“世界”的认识的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的历史资料中出发,把问题放在思想史脉络或学术史语境中去讨论,而不应当是从来自西方的“理论预设”下去倒着看历史,或者从现实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证据”似的历史论证。第二,我也不想从“政治”和“策略”,而是从“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去追溯“中国”,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在所谓“认同”的问题上,“历史”、“政治”和“文化”应该有适当的差异,同时,你也必须认清“国家”(祖国)、“政党”(执政者)和“政府”(王朝)的不同,而不是把“认同”和“国家”一锅烩在一道,让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一二一齐步走。第三,由于东亚尤其是古代中国的“皇权”,如同史华兹和林毓生说的是“普遍皇权”(Universal Kingship),不仅朕即国家,而且朕即信仰,朕即真理,所以,我强调“国别史”的意味,也强调历史研究常常很难摆脱民族与国家的立场,就像我这本书里提到的日本学者关于神道教、中国道教以及天皇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并不是给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提醒历史研究者要小心翼翼地警惕这种不自觉的立场影响。所以,咱们一方面得承认,历史上的国家常常是流动的,仿佛罗布泊一样,空间有时大有时小,民族有时合有时分,历史有时整编在一起,有时又分开各成一系,但另一方面又得强调,在书写历史上,有民族、领土、认同的国家是要承认的,特别是在东亚,这个“国家”(其实国家往往只是政府)自古以来,是相当强有力地控制和形塑政治、历史和文化的。东亚国家跟欧洲国家很不同,文化控制和历史建构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简单地谈“超越民族国家”,恰恰会忽略对“民族国家”(尤其是专断皇权)的批判。所以,你要把“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分清楚,你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论述,是理论的后设叙述,还是来自资料的历史论述;你的历史论述,是在批判这种高度的政治权力和集权的国家控制,还是论证政治一统和国家控制的历史合理性。

我觉得,目前有一些讨论,基本上不是“在我国语境中讨论我国问题”,如果真要“在我国语境中讨论我国问题”,那么,就要问:你是要从我国历史资料中展示出来的国家形成、民族认同、疆域变化讨论问题呢,还是通过一套舶来理论来讨论问题?你是站在某种现实意图来讨论问题呢,还是没有预设地去讨论历史?如果要避免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述,必须要考虑你的出发点,究竟是政治还是文化。


这本书,可能呈现的是我这十年来的一些想法。自从2000年写完《中国思想史》以后,我就开始想这些问题,我在序言里面说,这本书里的好些想法,是从《中国思想史》最后一节“1895年的中国”引发出来的,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1895年以后,中国被整编进世界、亚洲或者东亚的历史里面,你就不得不思考这些认同、疆域、族群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原本好像并没有“显题化”,可是在1895年以后,这些问题都出来了,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政治、文化和经济在国际环境中的变化,它就越来越不可回避了。

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有个想法,这跟梁启超的说法有关。梁启超说,中国历史有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我觉得,这个说法可以稍稍变通一下。的确,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国家,所以有天朝观念,也有朝贡制度,这就是“中国之中国”;明代中叶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晚清以来,便进入第二个阶段,逐渐变成时时事事以“西方”为尺度来打量中国,中国的好坏美丑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讨论的,便成了“世界之中国”。这个阶段认识中国的尺度或镜子都来自西方,非苏俄即欧美,从晚清起,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从“五四”以来,又讨论你是热的我是冷的,你是动的我是静的,你是唯物的我是唯心的,你是特殊的我就是普遍的,你是普遍的我就是特殊的;可是,现在是否应该增加一些观察的角度和尺度?可以从“周边”的资料、立场和眼光重新打量中国,我们能看到中国跟周边其实也有很多细微差异,也可以互相观看,这样,就成了“世界、亚洲之中国”。我一直很强调,千万不要以为所谓“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就具有同一性,这其中是有差异的,有一次我在日本的飞机上看到《读卖新闻》编辑委员藤野彰写的评论,那时他刚刚从中国回去,就写了一篇社评叫做《相互理解从对差异的承认开始》,这话很对,我强调东亚诸国之间的差异,就是因为这能够帮助我们反过来清醒地认识中国。

所以,我一直建议推动“从周边看中国”,因为这实际上既包含了“中国观”即中国自我认识的改变,也涉及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变。我一直用一个比喻,说过去的文化交流史(常常也可以称为中外交通史)注重的是中外交通,而我们更注重文化互相观看和交流后的结果,就是过去讨论的是结婚,现在讨论的是生孩子。中国文化其实很杂,这是文化杂交的结果,我们不能老是觉得我们还在汉唐时代,只有文化输出,没有文化输入,也只有华夏文化,而没有蛮夷之风,所以我说,十七世纪以后,其实朝鲜和日本,跟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了。我特别反感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单一不变的汉族及儒家文化,把孔子以来的思想看成至高无上的传统。其实,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人种一样,早已混杂不清了。现在的人对汉、唐无限自豪,可汉唐恰恰是种族混融的时代。“三十六国九十九姓”成了“河南之民”,渐渐又到关中成了“京兆人”,唐代首都长安好多人就是“胡种”。老祖宗们原本觉得,中国和“夷、蛮、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徙戎论》。可事实上“中国”仍是种族交错的天下,不要说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刘禹锡是匈奴裔,元稹也是鲜卑后裔,更不要说李渊、李世民了,经过通婚,好多人血缘已经杂糅胡汉,所以陈寅恪说他们因为胡汉杂糅,才创造了唐代的“空前之世局”。

所以,我觉得也应当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我在书里面强调,应当在历史中研究“民族国家”,而不是把历史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出来,要注意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分歧由来已久,不可以简单地说有一个同一性“东亚”,但是,我绝不是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只是希望,当你注意到亚洲诸国特别的形成史,亚洲诸国形塑文化和政治的强烈的国家意识,当下亚洲诸国之间由于文化认同崩溃而彼此警惕和戒备的时候,要注意到在历史叙述中“国家”的存在。所以,我也支持在学术研究中,不要只看到“国家”,所以,不仅“西域”可以像一个“地中海”,“东海”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世界。我觉得,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看到简单地提倡“超越民族国家”是一种忽略历史的想象,另一方面要注意,简单地强调“国家”的独立品格会导致对“国家意志”警惕的丧失。



说实话,我没有太新太多的理论方法,但我想,学术研究要有从观念到方法、到资料的连贯性。很多人都关心观念层面、思想层面的东西,但如果没有史料支持,只能停留在空洞笼统的论述里。我是在学校做教学的人,长期以来我们教育学生,要尊重学术基础研究的要素,都知道,文献资料就是首先不能忽视和绕开的。空谈思想谁都会,但你要把思想表达和学术基础结合,才算是有价值的东西。在讨论“中国”和“周边”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不仅是一个有意义的思想话题,而且是一个有广阔空间的学术领域,因为周边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印度等等地方,有很多有关中国的资料,过去利用得不够,我们现在提倡使用这些史料,也许能够丰富对中国的认识。

如今中国,几乎已是欧美各种新理论的试验场,用这些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思想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很时髦很吸引人,不过,有时候是在抽象理论上的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比如,你拿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为背景,去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而不讨论宋代中国意识的兴起、蒙元时代的汉族文化共同体、明代借民族主义而兴的文化建设、欧洲传教士来华后的世界观冲击、清代朝贡体系的崩溃与天下观念的内囊空尽;讨论宋代中国,你不知道辽夏金和宋的“勘界”、“市舶司”和“边市”的形成、正统论和中国论的兴起、道学与佛老的纠缠,以及《宋史》首次出现“外国传”与“蛮夷传”分别的象征意味,总是一味空谈“帝国”与“民族国家”,看上去好像与洋人不同,实际上不过是在同一脉络中与洋人故意立异而已,而故意立异,有时不过就是“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回到正题,你也许会注意到,我在书中有一些章节涉及日本。之所以要强调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与学术问题、背景和目的,是因为自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学术和思想受日本影响很深,至今还有很多学者追随日本研究的思潮和风气。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日本学界,包括日本的中国学界,它的研究背景,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我的讨论的目的,一是指出日本和中国一些倡导“区域”或“亚洲”研究的人,在强调“亚洲”普遍性时会忽略“中国”特殊性;二是要指出日本学者强调“亚洲”的背后,既有学术现代性的追求,也有明治以来日本国家主义的政治意图,而有的人总是忽略从明治以来日本中国学或东洋学的政治意涵,以为这里只有所谓批判现代性、超越民族国家的意义;三是要指出,一旦忽略中国(以及日本)国家(皇权)的特殊和强大,则容易淡化东亚的国家在形塑历史和建构文化上的强大作用,忽略民族国家立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在东亚,国家未必是“想象的共同体”。空谈“超越民族国家”或者“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好是好,可并没有那么容易。你看,天皇制度和神道教,是否受到中国道教影响,在日本就争了八十多年,你能轻易忽略这种来自“国家认同”的立场和影响吗?东亚诸国在政治权力、文化生活和地理边界上往往相对稳定,所以,我要再说一遍,国别史不可简单认为其过时,可是一些时尚学者多认为理论如时装,越新越好,故特别蔑视国别史。我总觉得,有时不妨采取“保守”些的立场,别太前卫了,别太赶时髦了,在中国思想和学术背景里面,不光是“国别史研究”还没有过时,我甚至觉得,“冲击-反应”论也没有过时,“现代性的追求”也未必就过时。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考虑周边的影响,尤其是“近世中国”,往往你要把它放在“周边”的背景中观察,所以我说应当是“全球背景与亚洲视野中的中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最近我在准备去美国做的一个报告,要讲的是乾隆五十五年前后安南国王到承德朝觐的事情。我会用两张不同的安南国王觐见乾隆皇帝图,两幅画里的安南国王,一位姓黎,一位姓阮。姓阮的把姓黎的赶下台,姓黎的失去政权,就到承德觐见乾隆,被编入旗籍,只好剃头换衣服,后面这个得了天下的阮姓国王,也急匆匆到承德来,有人说,这是个假国王,因为怕乾隆扣押,就让一个相貌相似的人假冒。可是,为了得到乾隆对安南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匆匆来的君臣也主动换了大清衣冠。这里,衣冠就涉及“认同”或“承认”的问题,安南国王改变了旧时衣冠改穿满清服装,这在其他地区也许不是严重问题,在中国及周边诸国,就是严重的问题,冕旒衣冠是“承认”和“认同”的象征,不仅涉及民族(华夷),而且涉及国家(王朝)。可是,这个事情,反应最激烈和最敏感的,又是朝鲜的文人和使臣,他们对这件事情不依不饶,反复论述,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国际事件了。因此,这里面涉及变动中的东亚秩序,以及朝贡体制、国族认同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讨论十八世纪中国的时候,你不得不考虑周边,甚至更遥远的欧洲,就在一个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场景里面,图像、历史、认同、排斥、族群、国家的问题都交集在一起,这就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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