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由于她对古典文明研究做出的长期贡献，2018年受封爵士。主要著作：《罗马宗教》（Religions of Rome, 1998）、《罗马凯旋式》（The Roman Triumph, 2007）、《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活》（Pompeii: The Life of a Roman Town, 2008）。其中《庞贝》一书荣获2009年沃尔夫森历史奖。
围绕“文明”这个词汇，人们展开过无休的争论，却从来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1969年，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他为BBC制作的系列节目《文明》（Civilisation）的开头，就带着观众们思考过这个根本性的概念问题。“文明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不能用抽象的术语来定义它——至少现在还不能。但我想只要让我看见它，就能认出它来。”这的确暴露出他在文化判断方面怀有某种高傲的自信；但克拉克同时也是在承认，“文明”作为一个类别，其边界是含混而常常变动的。贯穿于本书写作中的一个信念是：对于理解文明来说，我们的所见，同我们的所读或所闻是同等重要的。本书展示了人类在过往数千年中的璀璨创造，地域横亘千万英里，从古希腊到古代中国，从史前墨西哥的人类头部石雕到21世纪伊斯坦布尔郊外的清真寺。但它也激起我们的重重疑惑：有关艺术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解读它。因为它不仅仅关于那些用画笔、铅笔、黏土、凿子塑造出我们周遭诸般形象的男男女女，无论其作品是廉价的小玩意，还是“价值连城的杰作”；它更关乎那些一代又一代曾经使用、解读、争论过这些形象，并为之赋予意义的人们。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史学家之一E. H.贡布里希（E. H. Gombrich）曾经写道：“实际上并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在本书中，我把艺术的欣赏者们也纳入了讨论框架。我这个版本的艺术史并不会采取以“伟大人物”为中心的艺术史观，也不会去讲述那些通常意义上的英雄和天才的历史。在本书中，我将重点讨论人类艺术文化中两个分外迷人，同时也争议不断的主题。第一部分是关于人体的艺术，着重于全球范围内一些非常早期的对男性和女性身体的呈现和塑造，探讨它们的作用和被观看的方式——从古埃及法老王的巨大雕像，到中国秦始皇墓葬中的兵马俑。第二部分则转向众神的形象。这部分覆盖的时间跨度要更长一些，探讨了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所有宗教在试图描绘神圣之物时，是如何面对那些不可调和的问题的。这不只发生在某些宗教之中——比如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会为视觉形象问题而担忧——而是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都关心表现神明形象的意义，甚至还时而因此展开斗争，并且它们都找到了或精妙、或有趣、或尴尬的方式来直面这种困境。存在一条艺术上的光谱，其一个方向上的极端是对形象的暴力破坏，而另一端则是无条件的“偶像崇拜”。我在这里工作的一部分，就在于展示我们观看之方式的漫长历史。在全世界范围内，古代艺术以及与之相关的争执和辩论都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在西方，古代艺术，特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数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以各种方式沉浸于这种艺术传统之中——至今仍对现代观赏者们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即便我们并不经常意识到这一点。西方关于怎样才是对人体“自然主义”呈现方式的设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与公元前7世纪之交希腊的某一场变革。而今天我们谈论艺术的许多方式仍然是这种古典传统的延续。现代社会会将女性的裸体与男性掠夺性的注视关联起来，这种想法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时才出现的。我在第一部分中将会解释，人们公认的古希腊第一尊人形大小的女性裸体雕塑——公元前4世纪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像——就激发过完全同一类型的辩论。我们还知道，一些更早期的学者也激烈地争论过用人类的形象来塑造神明究竟是对是错。一位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尖锐地指出，如果牛马可以作画，那么它们也会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刻画神明，将他们塑造成牛马的模样。克拉克的那个开场问题——“文明是什么？”——也是我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书的两个部分脱胎于我为BBC首播于2018年的《文明》（Civilisations）系列节目所写的底稿。这次尝试并不是对克拉克原版节目的“复刻”，而是要走出欧洲（克拉克曾经提到过那么一两次大西洋彼岸的艺术，但也仅限于此），回到史前，用更宽广的视野和参照系，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主题。这也是新标题采用“文明”一词的复数形式的含义。我对于那些围绕着“文明”这个概念本身，以及人们为采用这个相当经不起推敲的概念所做的辩护的不满与争执，是比克拉克更为关注的。“文明”最有力的武器往往是“野蛮”：“我们”通过和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未开化、并不持有或无法认同我们的价值体系的人群作对比，得出“我们”是文明人这个结论。文明既是一个收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排外的过程。“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可以是内部的（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文明的女性”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汇），也可以是外部的，就像“野蛮人”（barbarian）这个词所显示出来的那样。这个词最初是个古希腊词语，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和贬斥的意味，用来形容你无法理解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像不知所谓的胡言乱语“巴拉巴拉巴拉……”，这当然是个很难接受的事实：所谓的“蛮族”无非是那些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对文明的定义、对什么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事有着不同理解的人群。归根结底，一人眼中的野蛮，就是另一人眼中的文明。只要可能的话，我总是尝试从这条界线另一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用与传统、熟悉的视角格格不入的方式来解读文明。我会用通常只有在审视现代艺术时才会使用的怀疑的眼光，来打量那些远古的形象艺术。很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古埃及或古罗马的观赏者，对他们统治者的巨大雕像的不屑，很可能和我们对现当代独裁者炫耀夸饰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不仅会提到那些作为经典作品传承下来的形象，也还会讨论一些在历史上的争执中失利的形象艺术，通过它们来探讨什么应当被呈现，什么不应当被呈现，或者该如何呈现。还有那些损毁雕像和画作的人——无论是否以宗教的名义——通常在西方会被视作历史上最糟糕最野蛮的暴徒，因为他们这些“偶像破坏”的举动，人类损失了许多艺术品，我们为此哀悼。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也有他们的故事要讲述，甚至他们还有自己的艺术主张。
二
在与古希腊打交道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最浮现成了支撑这本书的宏大问题——“我们如何观看？”以及“信仰的目光”。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一直认为希腊陶器应当属于聚光灯下的“伟大艺术”范畴，后来才得知它们其实是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日常家用餐具，当时感到的不安和震惊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我还会感到好奇：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J. J. 温克尔曼关于古迹的那种纯粹白人视角的影响，能够察觉到这些器具光环之下的俗丽和平庸。我还想知道的是，尽管它们在我们今天的文化视野中已经不足为奇，但当很久之前的人们第一次看到那些希腊革新的早期雕像，或是西方最早的裸体雕塑时，他们定然是万分惊诧的，而我们今天还能不能还原和捕捉这种惊奇感？
所以，一切都取决于到底是谁在看，是远古的奴隶还是奴隶主，是18世纪的鉴赏家，还是21世纪的游客。同时，他们在观赏时的环境背景也很重要，是在古代的墓葬还是神庙，是在英国的乡间大宅，还是现代博物馆。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完全再现那些最初见到这些古典艺术者的观点，也怀疑他们的观点是否可以为我们看待这些的方式盖棺定论（这些观看对象在几十个世纪里被观看方式的变迁，也是它们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在《文明》书里试图去反映的，是古代艺术这种家常的普通性（当然，偶尔也有浮华奢靡的），尝试再次制造那种“见到新事物时的震惊感”。在书籍的撰写和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我获得了大量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的机会，着眼于不同的地区与时代，面对大批各异的艺术品，从奥尔梅克头像到兵马俑。我发现自己难免要和肯尼斯·克拉克的原版《文明》发生交流。任何人如果想要比较这两部电视节目，区别都是一目了然的——而且这些差异并不仅仅源于过去50年间发生的文化变迁。这种差别也不只是因为克拉克的那种贵族气而笃定自信的姿态（他宣称文明是这样一种东西：“只要让我看见它，就能认出它来。”）。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尽力避免像克拉克那样，把讨论的重心放在“伟大的男性艺术家”上。虽然20世纪60年代正是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但他在1969年所提供的这种艺术视野却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女性的积极活动，除了少数几位贵妇、监狱改革者伊丽莎白·弗里（Elizabeth Fry）以及圣母马利亚。而我，不但将重心从艺术的创作者（一个接一个的天才啊！）转移到其观赏者之上，在这盏“文明”故事的聚光灯下，我还给了女性以她们应有的舞台：其中有克里斯蒂安娜·赫林翰——与蝙蝠和蜜蜂作战，以画作坚守自己对阿旃陀艺术的理解；还有波塔德的女儿——传说她举着灯盏，手握铅笔，在墙上画下爱人的剪影。我还收录了更广泛地域范围中的各种文化。克拉克关于文明的观点主要局限在欧洲（甚至连欧洲都不完整：比如西班牙就被整个地省略了）；他的姿态也毫不遮掩：认为“我们的”文明高于其他未开化的地区。虽然本书也确实未能收录全球范围内的某些区域（《文明》可不是一部地图索引），但总之它的眼界绝不仅仅局限在欧洲。即使如此，我也意识到了要跳出肯尼斯·克拉克影响的难度。在20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之前，世界上从未有过任何一本关于全球艺术与文化的论著（即使是此后，也只有一小部分）。只有聚焦于欧洲，克拉克才能完成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叙事。然而，我的各个故事却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间只有零星的交集（比如罗马皇帝哈德良造访古埃及遗迹）。将我的案例分析串联起来的线索，不可避免地更在于主题上的一致，而非线性时间上的先后。此外，仅仅是把西方之外的艺术纳入列表，并不能“解决”关注中心过于偏向欧洲或西方的问题。这里同样存在着观众的视角和语境这个问题。很矛盾的是，用白人的那种西方视角来看世界范围内的艺术——甚至于把它们强行塞入温克尔曼早已为我们设好的“艺术史”框架——这样的项目显示出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很可能不亚于只将视野局限在欧洲之内。即便如此，我还是相信，把视野放得宽广一些，终究是利大于弊的。在制作《文明》系列书籍和电视节目这个项目上的工作本身就已经让我自己的视野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拓展。尽管与他意见相左，尽管摆脱肯尼斯·克拉克的影响无比艰难，但我也愈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他。我仍然记得自己14岁时观看他制作的电视节目的情景。那对我来说也是大开眼界的事。克拉克所指的那种“文明”概念，虽然是局限在欧洲范围内的，但它有一段可以言说和分析的“历史”这一点，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而《文明》系列节目，虽然是在黑白电视机里播出的，它仍然向我展示了从未涉足甚至不敢想象的地方。那时我只出过一次国，就是全家去比利时度假。当镜头跟随克拉克在巴黎圣母院旁站定，再逐步移到位于亚琛的查理曼国王（King Charlemagne）宝座、帕多瓦的乔托（Giotto）壁画，以及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里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名画时，我跟随他一路发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可供探索的艺术文化世界。而在他的引领下，我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所有这些艺术和文化都有内涵要表达，有历史要诉说，有意义要阐明。十分巧合的是，1969年5月，克拉克《文明》系列节目第13部分的最后一集播出几周之后，阿波罗11号登月舱落在了月球之上。我还记得自己通宵目睹了——感谢电视摄像机——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成为踏上月球表面的第一人。对我来说，这种目睹地球之外的世界的兴奋感，和观看《文明》时的喜悦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我还很难说哪种对我造成了更长远的影响（虽然我怀疑应该是克拉克！），但它们无疑都是电视在思维拓展方面之功效的最好体现。
本文选编自《文明 I》，为前言与结论两部分。部分文字已经过本号整理、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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