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 ），1947年生，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最敏锐的政治家、知识分子之一。叶礼庭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也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政府顾问，提供人权、民主、公共安全和国际事务 方面的深刻洞见。其文章多 见于《纽约书评》《金融时报》《新共和》等媒体，另著有《伯林传》《血缘与归属》《战士的荣耀》《陌生人的需求》等作品。1987年，他的家族回忆录《俄罗斯相册》获得加拿大文学最高荣誉——总督奖；2001年，获乔治·奥威尔奖；2003年，获汉娜·阿伦特奖；2009—2011年间，出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魁；2016年11月，获得加拿大平民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2016年至今，担任中欧大学校长。汉娜·阿伦特奖评委会认为，叶礼庭对现实世界尤其是动荡地区的变化有着深切的体察，他的文章将政治要务与人权事务联系起来，提醒人们肩负起后“冷战”时代中新的责任。
这个联合国检查站是一座堆着沙袋的活动房屋，有两个加拿大士兵守卫着克罗地亚中部帕克拉茨（Pakrac）的克族人控制区和塞族人[1]控制区之间的路障。通往检查站的道路蜿蜒曲折，两边的小平房已被夷为平地，车辆翻倒在壕沟里，废弃的花园中杂草齐腰。当我们接近检查站的时候，透过杂草可以看到两个十几岁的克罗地亚人，用望远镜警惕地注视着塞尔维亚人一方。离开联合国检查站，刚进入塞族人控制区，十五个武装的塞族准军事人员马上围住我们的面包车。他们刚刚在村里的婚礼上喝过酒。醉得最厉害的那个人双眼呆滞、满脸汗珠，强迫我们打开车门，爬上了车。“我们看着你们，”他用双手做出望远镜的样子，“你们告诉那些乌斯塔沙（Ustashe）[2]，”他指着来路上藏在草丛中的克罗地亚人，然后从腰带间掏出手枪，“你们这些该死的间谍。”他用枪口逼迫司机下车，接过方向盘，开始重新发动引擎。他后面座位上的摄影师抱怨说：“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拍下来？”面包车后部一个声音幽幽传来：“因为他会开枪打死你。”那个塞族人将面包车挂上挡，车子慢慢启动，这时一个联合国士兵猛地拉开车门，抓住钥匙，熄了火。“我们会自己开的。”联合国士兵喘着粗气说，半拉半哄地把塞族人从司机座位上拖下来。另一个全副武装的塞族年轻人挤进面包车里，摇了摇头：“我是警察，你们被捕了，跟我走。”在我追寻新民族主义的旅途中，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开始理解新世界秩序的真实景象是什么样的：喝多了梅子白兰地的武装分子，种族狂热，隔着废弃土地互相射击；一个设在他们中间的检查站，高傲地摆在那儿，被称为“国际社会”，但实际上只不过配备了两个焦躁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时不时地担心他们能否活着离开的摄影团队。“国际社会”的法令只限于联合国检查站两侧150米以内。超出此范围，枪炮就是法律。武装人员把我们带到村里的警察局，局长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的翻译的祖父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克尔克岛（Krk），所以他一定是个克罗地亚间谍。但随后来了个电话，指示局长释放我们。没有人会说是谁下的命令。看上去，应该是当地的塞族军阀。这是我第一次遭遇军阀的权势，但不是最后一次。我是“冷战”时代的孩子。我出生于1947年，柏林空运[3]的那一年。关于不顾一切后果的政治，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一天所感受到的极度恐怖。现在回头来看，我发现自己经历了最后一个帝国时代，最后一个世界上各民族国家被划入两大截然对立势力范围的时代，最后一个恐怖制造和平的时代。现在，恐怖似乎只能制造更多的恐怖。如果21世纪已经开始——像某些人说的那样[4]——那么它开始于1989年。当柏林墙轰然倒下，当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站在布拉格的温塞斯拉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的阳台上，和人群一同欢呼，像许多人一样，我认为自己见证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新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几乎顺从地觉得自己将在“冷战”的恐惧麻痹中终老。突然，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到黑海，从塔林（Tallinn）[5]到柏林，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一个自由民族的新秩序开始成形。1991年8月，当莫斯科人民捍卫俄罗斯议会、对抗坦克时，我们相信，那拖垮了20世纪最后一个帝国的公民的勇气可能强大到足以支持俄罗斯向民主转型。甚至，我们一度相信，东方的民主洪流可能横扫我们西方自身已经疲惫不堪的寡头政治。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错得有多厉害。因为承继最后一个帝国时代的，是一个暴力的新时代。新世界秩序的关键叙事是民族国家瓦解、陷入种族内战，这个新秩序最重要的建筑师是军阀；我们时代的关键语言是种族民族主义。伴随无忧无虑的乐观思想，我们认定世界无可避免地前进，超越民族主义，超越部族制，超越我们护照上限定的狭隘的身份，走向一个全球化市场的文化，那将是我们新的家园。但回溯过去，我们不过是在黑暗中吹着口哨，为自己壮胆。被压抑的东西已经回归，它的名字叫民族主义。作为政治信条，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念：世上之人区分成各民族，其中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决权，或者以已有民族国家中的自治单位而存在，或者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作为文化理念，民族主义是一个主张：尽管男人和女人们拥有许多身份，但为人们提供最重要的归属形式的，是民族。作为道德理念，民族主义是一种伦理：英勇牺牲，为在保卫自己民族、对抗内外敌人中使用暴力提供正当性。这些主张——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互为奥援，认为民族有权以武力或暴力捍卫自身的道德主张，依赖于文化上的主张，即满足安全和归属的需要是唯一重要的。认为所有民族都应当为国家地位而奋斗的政治理念，取决于认为只有民族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主张。文化理念反之也为那种如果没有自决这些需要就不可能满足的政治理念提供佐证。所有这些主张都颇具争议性，没有哪一个是直观明白的。世界上有许多部族居民和少数民族不把自己看成民族，很多并不寻求建立自己的国家。此外，为什么民族身份应当是比其他任何个人身份都更为重要的因素，并非显而易见；为什么捍卫民族让使用暴力成为正当的，也非一望可知。但现在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界定了在何种情形下，当人们的自决权受到威胁或者被拒绝承认时，他们起而自卫，武力或暴力能从中获得正当性。在这里，自决可能意味着民主式的自我治理，或是行使文化自主权，这取决于所讨论的民族团体是相信自己能在一个已有的国家框架中达成目标，还是寻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将政治主权赋予“人民”——事实上“民族”这个词常被看作“人民”的同义词——但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能创立民主政体，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在界定其民族构成时都将全体人民纳入进来。一种“公民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应当包括所有认同民族之政治信条的人，不管其人种、肤色、信念、性别、语言或种族如何划分。这种民族主义被冠以公民之名，因为它将民族视作一个平等的、权利共享的公民共同体，通过依附于一套共享的政治实践和价值之上的爱国主义而实现统一。这种民族主义必然是民主的，因为它将主权赋予全体人民。这一理念的某些要素首先在英国出现。到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是一个由四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英吉利人，维系这个国家的，是“公民身份”——而非“种族”——所界定的归属，亦即人民所共享的某些制度：王室、国会和法治。但直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直到法兰西和美利坚创建共和国，公民民族主义才开始征服世界。这样一种理念更容易付诸实践，因为启蒙时代的诸社会在种族上是同质的，或至少在表现上它们像是同质的。那些不属于有政治选举权阶层——有产的男性白人——的人，如劳工、妇女、黑人奴隶、土著居民，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公民之外，进而被排除在民族之外。在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早期，这些群体曾为获得公民身份而战。抗争的结果是，绝大多数西方民族国家现在都根据共同的公民身份而非共同的种族来界定其国家地位。德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拿破仑1806年对德意志诸公国的入侵和占领，激发了一波德意志的爱国怒潮以及反对法兰西民族国家理念的浪漫主义论战。德国浪漫派认为，不是如启蒙运动所相信的，国家创造了民族，而是民族及其人民创造了国家。赋予民族统一性、使其成为家园和激情依附之地的，不是权利分享这一冷冰冰的构想物，而是人们早已存在的种族特性：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人民”（Volk）意义上的民族早已在欧洲人的思想中开始了其漫长多难的征途。19世纪所有在帝国统治下的欧洲民族，俄罗斯压迫下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人、土耳其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治下的克罗地亚人，在设想他们的自决权时，都关注着德国的种族民族主义理念。当德意志在1871年达成统一并崛起为世界强国之时，其成就向帝国主义欧洲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展示了种族民族主义的成功。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中，公民民族主义更符合社会学现实论。绝大多数社会不是单一民族，即使是，共同种族也无法自我消除分歧，因为种族只是要求个体忠诚的众多因素之一。根据公民民族主义的信念，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根源，而是法律。通过认同一套民主程序和价值观，个体可以调和他们塑造自己生活的权利与他们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需要。反过来，这也表明民族归属可以成为一种理性依附的形式。与此相反，种族民族主义宣称，个体最深层的依附是遗传的，不是选择的。民族共同体界定了个体，而非个体界定民族共同体。这种归属的心理学可能比公民民族主义的观点深刻得多，但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学则离现实甚远。例如，两个塞族人都具有塞尔维亚族身份，这一事实可能使他们团结起来对抗克罗地亚人，但要阻止他们为工作、配偶、稀缺资源等而互相争斗，这起不到任何作用。共同种族自身并不创造社会凝聚力或共同体，当它在这方面失败时——失败是必然的——民族主义政权必然被迫转向以武力而非共识来维系统一。这是民族主义政权更多是威权式而非民主式的原因之一。本质上，它们是一种以多数派种族的利益为主导的民主形式，这也可以证明其威权性。绝大多数“后冷战”时代的新民族国家都在口头上奉行公民平等社会的理念，并为少数种族的权利提供保护。在现实中，新的民族国家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罗的海诸国、亚洲各新兴共和国，都实行制度化的多数派种族统治。对于那些之前由得到帝国支持的少数族群俄罗斯族统治的多数民族，如波罗的海各民族和乌克兰人，种族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诱惑。有人认为，只有在公民民族主义从未得以建立的地方，威权性的种族民族主义才能扎根。按照这种观点，种族民族主义在东欧的兴盛，是因为40年的统治有效地摧毁了曾经在这个地区存在过的任何公民的或民主的文化。如果是这样，那么情况应当是，在有广泛民主传统的社会中，种族民族主义不具有深厚根基。然而并非如此。欧洲的种族主义是一种白人种族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它是一种对公民民族主义的反叛，反叛的恰恰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种族身份的民族理念。在具有丰富的也许程度不同的民主经验的国家，如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这种反叛正在不断发展。也有大量例子表明，在形式上承认公民民主的国家内部，种族民族主义日益盛行，如北爱尔兰、印度和加拿大这三个地方。在北爱尔兰，1920—1972年间，新教忠诚派的多数族群利用英国的议会制度，保持一种对天主教少数族群广泛的多数派暴政。尽管深受英国民主和法律传统浸润，但北爱尔兰完全无法阻止忠诚派将民主扭曲为民族主义。在印度，45年的公民民主难以遏制种族和宗教民族主义，它们正将这个国家的联邦体制撕得四分五裂。在加拿大，景象要乐观一些，但分析要点是一样的：在联邦民主的框架内实行的完全包容没有能削弱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力量。在所有这些地方，种族民族主义最基本的吸引力在于，作为多数派种族统治的一条基本原则，它让敌人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或者颠覆某种文化附庸的传统。在东欧各民族中，种族民族主义可以提供更多东西。当苏维埃国及其卫星国崩溃之时，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结构也随之瓦解，留下数以百计的族群彼此掣肘。因为这些群体都没有哪怕最低限度的、通过民主讨论来协调争端的经验，暴力或者武力成了他们的裁决者。民族主义的华丽辞藻像野火一样在这个地区蔓延，因为它能够给军阀和武装分子提供一套机会主义的、自证合法性的词汇。在席卷华约体系国家废墟的担忧和惊恐中，人们开始发问：现在，谁能够保护我？面对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局势，人们想知道谁可以信赖，谁是自己人。种族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直观明白的答案：只相信那些与你血缘相同的人。但如果民族主义要将其对血缘忠诚以及血缘牺牲的要求合法化，似乎只有诉诸人们更美好的天性而不仅仅是最坏的本能时，它才是有说服力的。杀戮不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行为，必须有某种原因，行凶者才能安之若素。如果暴力要合法化，它必须以人们心中至善的名义，有什么比他们对家园的热爱更美好呢？民族主义者是高度感性的。“媚俗”（Kitsch）是一个种族“屠杀者”的自然美学。检查站两边的杀手，刚刚还在瞄准敌人射击，转眼间可以没有丝毫转折地哼唱思乡曲，甚或是背诵几行民族史诗。这种感性的潜在目的，是暗示人受到一种爱的控制，它的伟大超过理性、强大胜过意志，是一种与命运和定数紧密相关的爱。这样一种爱使人们相信，是命运而不是悲剧迫使你杀戮。剥离掉诸如此类的感性，这种归属以及对归属的需求——民族主义似乎颇为成功地迎合了这种需求——还剩下什么？当民族主义宣称民族归属是所有归属身份中最重要的形式时，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民族保护你，其他任何归属形式——你的家庭、职业或者友人——都不会给你安全。这就是为民族利益而牺牲的正当理由之所在。没有民族的保护，个体所看重的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是首要的防范暴力的手段。你属于哪里，哪里就是安全的；给你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归属的地方。如果民族主义的说服力是因为它为暴力授权，也可以说它的说服力来自为人们提供对暴力的防护。军阀是其民族的保护人，如果他杀戮，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捍卫最高贵的事业：保护无辜的人。但归属也意味着被认可和被理解。正如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所写的，当我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他们理解我，正如我理解他们；而这种理解在我心目中造成我是世界中的‘一个人’的感觉”[1]。归属就是理解与你共同生活的人们的默契编码，是知道你不用为自己解释就会得到理解。简而言之，人们“说着你的语言”。附带地，这就是为什么保护和捍卫民族语言是如此饱含深情的民族主义事业，因为是语言而不是土地和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归属形式，即得到理解。当然，一个人可以从不同于其自身的语言和国度中得到理解，甚至能够在流亡中找到归属。但民族主义宣称，那种完全的归属，那种温暖的感觉——人们不只是理解你说出来的，更能理解你的言下之意——只有当你身处祖国、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才有可能得到。如果一个人的父亲生于俄罗斯，母亲生于英格兰，在美国接受教育，职业生涯在加拿大、英国和法国度过，我们很难过多寄望他成为一个种族民族主义者。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那必定就是我。我希望自己能说更多种类的语言，我希望自己在更多的国家居住过，而且我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移居国外并不是流亡：它仅仅是那些选择自己的家园而不是继承家园的人们的归属。多年来，我相信潮流的涌动会有利于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首先，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人。至少有十几个世界性城市——巨大的多种族的熔炉——为各种各样的移居者、流亡者、移民、短暂停留者提供家园。对这些大城市里的都市职业人群来说，一种后民族的国家意识不过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地方的人们不会困扰于一起工作或居住的人的护照问题，不关心所购买商品上的原产地标签是哪里。他们只是认为，可以借用偶然遇到的任何一个民族的风俗，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主义者为文化借鉴打造了一个正面的伦理结论：在文化上，混血优于同族，杂交胜过地方化。这种世界主义的伦理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自从1700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中，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几百年以来都是全球贸易中心。全球市场一直限制着民族国家运用其主权和自由，至少从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先就此现象建立理论之后一直如此，那时民族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至少从启蒙时代的文化理想国（republic of letters）[1]以来，全球市场就存在于各种理念和文化形式中。无根的世界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已经在帝国时代的大城市中存在了几百年。然而，有两个特征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城市的世界主义与过往已经消逝的那种东西区别开来。首先是它在社会和种族方面的扩展。20世纪的民主体制和战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将世界主义的特权从一小部分富裕白人男性精英扩展到发达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大量少数群体。突然之间，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出现，而我们想分享后民族主义意识的意愿，因廉价的航空旅行和通信手段而极大地得到了增强。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全球市场不再受一个稳定的帝国体系支配。有两百年的时间，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相继而起的帝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二战”后苏联和美国的联合帝国——的领土野心和警察权威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1989年以来，我们第一次进入一个不存在帝国秩序框架的全球化世界主义时代。20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有三次重大的秩序变化：1918年在凡尔赛，东欧的新国家诞生于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之上；1945年在雅尔塔，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将西欧和东欧的各民族国家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1989年到1991年，苏维埃和东欧的政权崩溃。第三次变化的不同在于，其发生不是经由任何帝国的安排。没有现存条约规定东欧各民族国家的领土统一与其境内各民族的自决权之间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的解决，即使以捷克式的文明分手方式，也一直存在许多武装冲突。根本原因一目了然：帝国警察没有了。美国可能是唯一还存在的超级大国，但美国人拥有的不是一种帝国权力：他们的威权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专属国家利益，而不是维持一个全球秩序的帝国体制。因此，非洲、东欧、原苏联的亚洲诸国、拉美和近东的大片区域不再处于明确界定的帝国或超级大国势力范围内。这意味着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以一种最为残酷的方式赢得了“自决权”：他们仅仅是被扔在那里，必须自己保护自己。毫不惊讶，他们的民族国家像索马里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一样正在崩溃。在世界上从前受到帝国高压统治的一些重要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各国——人们发现自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申诉的帝国式裁决者。那么毫不奇怪，脱离了强有力的控制之后，他们为了最终的解决——这曾被帝国的存在而长期抑制——而互相攻伐。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主义只让那些有幸生活在富裕西方的世界主义者享有后民族主义的感觉。众多小民族太过弱小，无法建立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全球主义带来的是混乱和暴力。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可能是最富戏剧性的例子，这个族群徒劳地求助于更强大的邻居来保护他们。萨拉热窝的人民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种族多样性的虔诚信徒，但身处竞争性的各种族之间，他们缺乏可以依赖的帝国保护者或一个自己的国家来确保和平。在波斯尼亚发生的一切，让任何相信世界主义之美德的人们都必须停下来想一想。非常明显地，世界主义是那些将一个安全的民族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们的特权。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帝国时代，但我们还没有进入后民族主义时代，而且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达到这一步。伦敦、洛杉矶、纽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的世界主义秩序，严重依赖于民族国家的规则执行能力。当这种秩序遭到破坏，就像1992年在洛杉矶骚乱中所发生的那样，公民的、世界主义的多种族城市显然跟任何东欧国家一样，极有可能爆发种族战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并不超越民族；而一个世界主义的、后民族主义的精神最终将总是依赖于民族国家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单就此而言，我是一个公民民族主义者，相信国家必须、公民也有责捍卫国家提供安全和权利的能力——为了过世界主义的生活，我们都需要的能力。至少，对于人们为赢得民族国家而战斗所体现的残忍，世界主义的蔑视和惊诧是一种错位。毕竟，他们只是为了拥有特权的世界主义者长期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战斗。总之，关于民族主义能说的就是这些。它不是一人千面，而是千人千面。民族主义原则在某一个地方可能造成惨痛的后果，在另一个地方造成的可能是无伤大雅的或积极的结果。环境决定一切。我想要尽可能多地看看民族主义的各种面目，但去哪些地方呢？我选择的路线是个人化的，但我想不是任意的。我选择居住过的地方，所关心的地方，有足够了解、相信它们将展现特定的中心主题的地方。我从南斯拉夫开始旅程，因为童年的时候，我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两年，对铁托（Tito）的全盛时期有足够的了解，那个臭名昭著的词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原本应当是在这里被创造出来。对我而言，铁托35年的统治似乎不仅仅是巴尔干地区无休止的种族战争历史中的短暂和平插曲。在我曾热爱的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比邻而居。那么，是什么将邻居变成了仇敌？民族主义的狂热是如何撕裂了跨种族的包容结构，从而产生了新的分隔秩序和种族同质的国家？我的下一个旅程是去德国，这个国家曾在浪漫主义时期发明了种族民族主义，后来又在希特勒统治下使其蒙受羞辱，现在正在努力遏制种族民族主义的现代西欧形式：白人种族主义青年党。战后的德国认为自己是公民民主，但它的公民身份法律仍然是依据种族来定义。它是欧洲最挣扎和最彷徨的社会：选择屈服于种族民族主义的过去，还是建设一个公民民族主义的未来？在苏联的15个后继国家中，乌克兰是最大的[1]：一个核超级大国，第一次获得民族独立的经验，同时又发现要脱离俄罗斯几个世纪的统治是多么困难。对于一趟深入原苏联废墟的旅程，它是当然要选择的目的地。但选择乌克兰有个人原因。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是俄罗斯地主，曾经在乌克兰拥有一块土地。我觉得，相比回到那块土地，去看一个新的国家如何纪念我的先祖，更好的方法是探索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身份是如何在深层次上相互渗透的。同样的个人原因让我选择了魁北克，在这里，我的俄罗斯祖父母在流亡中走到生命的终点。我最熟悉的、30年来将我的国家加拿大撕裂的民族主义，是魁北克主义。它是一种在现代化、发达的民主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一种文化和语言自决的要求，它引发了一个（与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同样有关的）基本问题：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民族（nation），并且享有高度自治，为什么你还需要一个自己的独立国家（state）？由于民族主义经常被称为某种形式的部族主义，魁北克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机会：在克里人（the Cree）——魁北克北部的一个原住民民族——之中，部族和民族意识是如何互动的，他们采用民族自决的口号，对抗魁北克在北部的经济发展计划。那么，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者如何应对在自己的内部挑战他们的民族主义呢？正如一个克里米亚的鞑靼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所告诉我的，没有母亲的人才知道母亲意味着什么。没有国家的人才知道民族国家意味着什么。在世界上许多没有国家的民族中——从克里米亚鞑靼人（Tartars）到巴勒斯坦人——最大的一个民族是库尔德人。海湾战争中的西方军队在伊拉克北部创立了一个库尔德人的领地，让我可以观察有限独立和自治是如何改变一个从未拥有过自己家园的民族。在库尔德人为家园的奋斗中，他们必须对抗20世纪最致命的四种世俗和宗教民族主义：凯末尔·阿塔图克（Kemal Atatürk）的土耳其、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伊朗、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和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ssad）的叙利亚。他们的民族主义斗争最终能将库尔德人团结到一起吗？换句话问，民族主义能够创造一个民族吗？最后一次旅行将我带回来，思考收留我的国家——英伦群岛——被压迫得支离破碎的民族身份。观察这种压力之下的身份，还有什么地方比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街头更好呢？75年来，那里的忠诚派新教徒族群一直捍卫他们做一个英国人的权利，对抗西欧最为暴力的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共和军。忠诚派到底忠于什么？它是一种英国式的船货崇拜（cargo-cult）[2]，还是一面镜子，让英国人从中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到底是谁的扭曲图像？来到强硬的阿尔斯特[3]英国性（Britishness of Ulster）的家乡，让我可以直面所有地方的尤其是英国的世界主义者所拥有的一种核心自负，它关乎摧毁了“冷战”世界固有标志的种族民族主义浪潮：每一个他人都是狂热分子；除了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如果像萨缪尔·约翰逊[4]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那么后民族主义以及相伴随的对他人之民族主义感情的蔑视，可能是世界主义最后的避难所。本文选编自《血缘与归属》，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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