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的三大核心假定｜莫劳夫奇克

作 者：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欧洲项目中心主任。

全球化是世界政治的一般趋势。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国家都被内嵌到一个既包含国内又涉及跨国的社会中，这种社会激励其成员参与跨国经济和社会及文化交流活动。在这个社会里，个人和团体的需求通过国内代表机构对“国家偏好”下定义——根本性、实质性的社会目的界定了身处国际事务中的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了激发冲突、合作或任何其他成本高昂的政治外交政策行动，国家必须拥有足够强烈的国家偏好。若没有这些超越国界的社会关切，国家将根本没有参与世界政治的理性激励因素，而只会将自身的资源用于自给自足的孤立存在。国家内嵌的这种同时涉及国内和跨国两个层面的社会背景随着时空的变换也大有不同。全球化导致社会需求和国家偏好的不同，这是世界政治中国家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心观点。

自由主义理论的三种特定变体由国家偏好的具体类型、其变化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所界定。观念自由主义（ideational）理论将国家行为与对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秩序理想形式的认知联系起来。商业自由主义理论，包括“内生政策理论”的诸多变体，强调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共和自由主义理论重视国内代表机构、精英和领导层动态关系，以及行政与立法关系的作用。康德、亚当·斯密、约翰·密尔、约翰·霍布森、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凯恩斯等有先见之明的自由主义者最早提出了这些理论的设想，这些比他们所强调的独立变量（民主化、工业化、民族主义和福利）广为流传要早得多。

自由主义关注社会决定国家偏好的变化，这将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传统区分开来，如现实主义（强调强制性权力资源）、制度主义（关注信息）和最不理性的路径（关注合适的目的——手段关系的信念模式）。例如，在解释战争模式上，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强调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平衡、不完整信息条件下讨价还价的失败或特别不理性的信念，但是强调彼此冲突的国家偏好来源于互相敌视的民族主义或政治意识形态、对可占用的经济资源的争夺或对无代表的政治选区的剥削。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战争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这些因素导致一个或多个“侵略者”国家拥有极端的“修正主义”偏好，而其他国家不愿意屈从。类似地，在解释贸易保护主义时，自由主义者关注的不是霸权转移、次优国际制度和对经济理论的错误信念，而是经济激励、利益集团和与市场自由化相反的分配联盟。

相比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或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范式，至少在经验性方面具有同等地位，而在某些方面的分析更为根本。本章将介绍自由主义理论三大核心理论假定，详细阐述自由主义理论的三种变体，并分析了一些更为广泛的影响。自由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优势，可能就在于为国家工具主义行为的共享多因果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使该学科超越单因果的范式之争（Lake and Powell1999勾勒出类似的观点）。

来自国内和跨国社会压力的国家偏好对国家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前提。这一前提可以通过三个核心假定予以重申。

假定1：社会行为体的性质

全球化造成社会个人和团体在国际事务上产生了差异化的需求。

“自上而下”或者说多元化的政治视角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在不受政治影响的情况下，功能上存在差异的个人和团体确定物质和观念目标，其后通过政治手段实现这些目标。[71]社会行为体偏向某些经济、社会、文化和国内政治安排，而非其他的安排，尤其是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结构、社会关系、文化习俗或国内政治统治的结构等。在世界政治的研究中，社会利益的关键来源是全球化，这意味着从事跨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和激励因素在不断变化，从而改变了实现国内目标的前景。假设没有全球化，如国家这样的社会行为体就没有关注世界政治的理性动机。这些动机可能是对荣誉或掠夺的追求（如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也可能是为了维护跨国生产、移民和文化话语的复杂网络（更多是在我们的时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根本的理论任务是确定经济、社会和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及其对社会行为体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国家提出的彼此冲突的各种要求。

我们可以做一番简单的分析：首先假设跨国社会交流产生的总体收益越大，参与这种交流的需求就越大。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假定个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厌恶风险的。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维护自己现有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对追求新收益的过程中所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这些都有利于和平共处，催生倾向于维持现状的政策。

由于这一出发点，批评人士（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者）经常讽刺自由主义者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信念，认为社会行为体之间会自动实现利益的和谐。

实际上，正如自由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身上体现出来的那样，自由主义理论存在的前提恰恰相反。社会需求是一个变量，随着技术、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与自由“乌托邦主义”关联的、和谐的利益模式不过是一种理想的终点。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情形下，物质资源、权威价值观和社会的权力操控会对国内和国际分配产生影响，也几乎无可避免地创造赢家和输家。此外，尽管一般人可能会厌恶风险，但是特定的个人或许愿意为潜在的巨大利益冒高昂的冲突风险。因此，任何自由主义理论必须列明更加具体的条件，说明与其他社会相比，某个社会中社会行为体的利益汇集的特定模式。

广义上，在管理全球化过程中，彼此冲突的社会需求往往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国家、政治和社会身份的核心信念存在自相矛盾或不可调和的差异会激化冲突，而互补的信念则有利于和谐与合作。第二，由于社会行为体愿意承担成本或风险、为自身牟利，易于被侵吞或垄断的资源往往会加剧冲突。第三，国内社会或政治影响中的巨大不平等可能导致某些群体逃脱高昂的冲突或寻租行为成本，即便其结果对整个社会造成效率低下。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这些一般趋势，并将其与自由主义理论的三大主要流派联系起来。

假定2：国家的性质

国家代表着一部分国内个人和社会团体的需求，他们依据自身利益诉求定义“国家偏好”并协助管理全球化进程。

为了分析国际政治，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可以说就是其拥有一系列基本偏好：潜在实质性结果之间的排序或可能由国际政治互动所形成的“世界状态”。在世界政治中，国家发挥有益作用，代表个人实现特定目标；而个人的行为是无法有效地达成这些目标。国际上，自由国家是一个有目的的行为体；在国内，国家是一个代表性机构，不断被各种社会利益联盟所争夺、建构和重构。国家构成了一条重要的“传送带”，通过它将个人和群体的偏好和社会权力转化为对外政策。在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观念中，国家在管理全球化上的偏好反映了社会需求的变化，也相应地反映了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结构变化。因此，从社会偏好中发现国家偏好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理论使命。

国家偏好是对外政策行为的终极目标，与“战略”截然不同。战略一般包括国家在日常国际政治中采用、推崇或接受的、具体的政策目标、谈判主张、体制安排、战术立场和军事或外交原则。从理性选择理论到建构主义，分析人士如今意识到这种区分是缜密的国际政治分析的必要先决条件。例如，当一个政府增加军费开支、公开宣称有意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时，就有必要做出区分：究竟是对世界状态的偏好出现了调整（例如这场冲突本质上是由致力于领土扩张的新兴统治精英挑起的），还是固定偏好下的战略发生了变化（比方说处于“安全困境”中的两个国家针对彼此的军事扩张）。即便是对主权、国防和开放市场等显然是“根本性的”政治战略的支持，也因与“世界状态”相关的国家偏好的根本形式而存在巨大差异。现代国家很少是斯巴达式国家。大多数国家在安全或主权问题上做出妥协，以求达到其他目的，或仅仅是为了省钱。现代国家也不寻求建立理想的自由市场，而是在经济目标中采取复杂和多样的折中手段。至于这种结果的影响有多大，只需看看德国在国际关系大格局中的演进就可以知道了：从追求好战的国家主义、法西斯统治和肆意掠夺生存空间的希特勒，到战后联邦德国达成社会妥协，以此支撑国家统一、资本主义民主和扩大出口（Katzenstein 1987），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上面这个例子突出了在自由主义观念下，国内代表性机构本质上是选择性的。代表性制度是决定国家想要什么，并因此决定做什么的关键因素（还有社会需求本身的基本性质）。没有一个政府依靠的是普遍或不偏不倚的政治代表性。在一个理想的极端情况下，代表性制度可能平等地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它可能仅仅将权力赋予理想典型的波尔波特或斯大林。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各种各样体现代表性的做法，每种做法赋予某些要求以特权。有权势的个人和团体可能完全“身处”国家之外，官僚客户（bureaucratic clients）和官员则“位居”国家之内，或者位于两者的结合体内（如军事工业复合体）。代表性制度可以根据或强或弱的理性条件被集中、协调或分解，根据对待风险和责任态度的不同而被社会化，并辅以直接代表的不同替代品（Achen 1995; Grant and Keohane 2005）。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拥有先于战略的偏好这一假定存在一个条件。当然，从长期来看，更难将偏好视作是先于战略的。国家的根本偏好会根据战略情势做出调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位征服者灭绝了一个语言群体，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或重塑了国内的经济，目标国家的偏好在后续的迭代中是不同的。同样，经济合作协议的结果也经常彻底地改变了经济结构，而且经常以自我强化的方式改变，鼓励朝着相似的方向前进。事实上，个人参与国际政治往往就是要诱导这样的反馈。然而，对作为有益行为的国际政治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分析，至少要求我们在任何既定的迭代中区分“先于战略的”偏好［类似于经济学的分析风格（tastes）］和战略考量的差别。即使在解释长期的动态变化中，分析者经常忽略不断演变的外部因素引起的变化与政策反馈引起的变化的差异，这不利于他们做出准确的分析。

假定3：国际体系的本质

国家偏好之间互相依存的模式塑造了国家行为。

政策相互依存是连接国家偏好与国家行为之间的理论关键。政策相互依存是指偏好的分配和互动。也就是说，追求国家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必然对其他国家带来成本和收益，这独立于国家选择达成偏好所采取的具体战略手段所带来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自由主义者认为，相互依存的偏好模式是影响国家行为最根本的结构之一。在现代生活中，政策外部性仍然很低，单边政策对于大多数国家仍然是最优选择，因此主权国家仍然有动力维持原状，各国在低冲突和低政治化的状态下共存。如果政策一致（policy alignment）能够互利互益，并能够降低分配影响，那么国际政策协调或融合就有了动力。净收益越少，分配冲突就越多，一个国家占主导的社会群体为了实现其利益必然将成本施加于其他国家占主导的社会群体，那么就越有可能出现国家间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如果动机混杂，不仅政策协调将会产生高收益，而且单方的背叛行为也会产生高收益，那么就会存在强烈的激励社会合作的预先承诺，以限制欺骗行为。协调、保障、囚徒困境和劝说都具有明显的动力，各方的精确成本、收益和风险也同样如此（Oye 1986）。当然，这些战略激励受到权力、信息、信念和其他非自由主义变量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些激励因素更为经常地、根本地受到跨国之间相互依存结构本身的影响，也就是受到基本国家目标兼容程度的影响。

通过描绘国家偏好之间的相对强度或“非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自由主义强调了国家间权力这一独具特色的概念（Keohane and Nye1977）。有鉴于此，国家耗尽资源或在谈判中妥协的意愿与偏好有关，而与（现实主义认为的）一系列独立的“政治”权力资源无关（Baldwin1979）。事实上，很少有国家愿意为追求某个外交政策目标，而押上自己整个经济或军事实力。全面战争很少出现，而和平也很少是迦太基式的。相比现实主义观点，制约因素往往是“决心”或“偏好程度”，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等人一起提出了这个观点，也更为根本地与通常意义上的纳什的议价理论相一致（Hirschman 1945; Raiffa 1982）。

即便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中，如果为了维护政治独立和主权完整而使用军事手段，“对所涉及问题的偏好……可以弥补能力上的劣势”。例如，在布尔战争、希特勒对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以及越南和阿富汗战争中，国家偏好的相对强度可以说是朝着对弱势一方更有利的方向塑造了结果（Mack 1975; Morrow 1988, 83—84）。这些例子意味着，如果理解正确的话，自由主义对权力政治的看法似乎合理地解释了国际合作和共存，以及包括战争在内的、在世界政治研究占据中心位置的各种系统性现象。

本文选编自《牛津国际关系手册》，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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