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论自然社会与权力的产生｜尤瓦尔·莱文

尤瓦尔·莱文勿食我黍 2021-12-24

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是美国资深政治评论员，芝加哥大学政治思想委员会政治学博士，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赫托格学者，曾任白宫国内政策专员。《国家事务》杂志创刊者与撰稿人，《旗帜周刊》及《国家评论》资深编辑。2013年，莱文因其政治思想方面的杰出贡献，荣获思想界的重要奖项“布拉德利奖”（the Bradley Prize）。

如果现代人来读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可能会对这本小册子的开篇部分感到惊讶。考虑到潘恩支持美国独立战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作者擅长出色而激昂文字的名声，我们原本想象作者会在文章开头充满激情地呼吁人们拿起武器，并历数英国政府的恶行。但是，潘恩首先并不急于描述北美的危机（事实上，直到小册子的第三节才出现），而是进行了一场思维实验，他认为这对探究所有政治理论的根据至关重要。“为了清楚而公正地了解政府的意图和目的，我们假定有少数人在地球某一个隐蔽的地方住下来，同其余的人不发生联系；他们代表着任何一个国家或世界上的第一批居民。在这种自然的自由状态下，社会将是他们的第一个念头。”

潘恩赞成从最早、最基本的政治原理开始，为英美之间的争端寻求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法，就像他在自己长期的职业生涯（正好由这本小册子开启）中赞同各种政治事业一般。在他看来，为了理解政治和社会制度，我们必须找到它们的源头，最深的根基；只有了解它们从何而来，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潘恩在《人权论》中写道：“关于人的权利，有些人是从古代寻找先例来推理，这种做法的错误在于他们深入古代还不够。他们没有追究到底。”

潘恩曾反复表明“追究到底”并不是指历史，而是历史之外的自然。在他笔下，“自然”是指所有社会和政治安排出现之前的状态，因而也就是不考虑社会或政治环境时每一个人的真实状况。我们的天性还与人类出现之始时一样，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安排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天性——每一个人一直都是那样，未来也将是那样。因此，我们的基本天性必然还是我们政治思想的基础——理解人是什么，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

潘恩几乎所有的重大作品中，开篇都会重申这一基本观点，这也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启蒙运动中其他一些政治思想家的主要思想特征。这是他政治哲学的主要起点：对政治的思考必须始于那些永远存在而且不可辩驳的有关人类的事实，这意味着脱离社会（事实上，也是在社会出现之前）从人本身出发。唯一可靠的权威根源就是最原始的根源：“如果创世后一百年就发生人权之争，那它们指的必定是这个权威根源，我们现在谈的也必须是这一权威根源。”潘恩认为，看待政治时如果采取这样的眼光——如同人类历史从未发生过——看待政治，“我们就能立即被带回到政府的创始之初，好像我们曾经生活在创始期一样。事实的书卷，而非历史的书卷，直接摆在我们面前，没有被阴谋诡计弄得残缺不全，也没有传统的谬误。”

自然告诉了我们什么？当潘恩回望历史去寻找人类自然的起源，他看到了什么？以这种方法来探寻人类自然状态让潘恩了解到人类一个最重要而且不可辩驳的事实：在起源之初，人是个体。一开始，他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也就没有社会身份或地位，因而与其他人是平等的，社会阶层的存在并没有自然基础：

任何一部创世史，……不管它们对于某些特定事物的见解或信仰如何不同，在确认人类的一致性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处于同一地位，因此，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就像后代始终是造物主创造出来而不是生殖出来，生殖只是前者实现的一种方式；因此每个孩子的出生，都须被认为是上帝赋予他存在。世界对他就像对人类史上的第一个人一样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赋权利也与第一个人完全一样。

在这里，潘恩明确表述了其他自由主义理论家不愿指出的东西。设想我们自打一开始就没改变过，就是相信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生育及世代传承没有显示出人类生活的重要。也就是说，经历数代人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身份或地位本身并没有什么权威。

此外，这还意味着只有将人视为不同而平等的个体，才能最充分地理解他们。社会和政府是个体的集合——这些人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这样的集合从来就无法完全掩盖人本质上的独立个性。潘恩写道：“一个国家由不同而且彼此没有关联的个体组成，公共利益与个体的利益并不冲突；相反，它是个体利益的集中体现。”

而且，为了追寻那种利益，个人开始组成集体。知道一个人的出身才能更好地了解他，社会与政府也是如此。为此，潘恩将社会和政府视为两种不同的东西。一开始，人出于自己的需求和有人陪伴的渴望集中到一起。他写道：“没有社会提供的帮助，没人能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些对每个人都起作用的需求迫使人全都加入社会中来，就像引力把万物吸引到一个中心一样自然。”自然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同样也能满足社会的欲望：“它不仅通过只有互相帮助才能满足种种需要的办法迫使人加入社会，而且赋予人一系列的社会感情，这种感情虽不是生存必需的，但对人的幸福而言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人是社会生物，有些需求单凭自身无法满足。但是，即使只为了评估人的社会性，也只有将人视为平等、独立的个体才能最透彻地了解他们。

潘恩对人类自然状态的描述，听起来很像那个时代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以及他们曾借鉴过的先驱约翰·洛克。个体是如何首先组成社会的？为了阐释人权和社会平等的理由，这些思想家扩展了这一理论。但跟大多数人不同，当然也有别于洛克，潘恩强调，人类聚集起来形成社会（对需求的满足以及对陪伴的渴望）与在这些社会的基础上组建政府有所不同。

对潘恩而言，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还有一个关键的中间状态：最初没有政府的自然社会。最初，人聚集在一起组成社会，让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动机和需求自然也支配着他们的合作，他们实现了一种相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但同时又不需要政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功地满足了彼此的需求，在履行职责时变得松懈随意，这时就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以遏制他们的不当行为。

潘恩与之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相比，对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区别理解得更为透彻，因为这对他阐释自己支持美洲和法国革命的理由至关重要。面对埃德蒙·伯克和其他人的控诉——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会导致社会解体，使得随之产生的政府都不能以合法的身份存在——潘恩有自己的答案。他表示，首先，社会比政府的历史更悠久，也比政府更重要。其次，革命包括回复到自然社会，在与旧政府相同的根基上建立一个新政府，只是新政府的组织和结构更合理、更公正。潘恩在《人权论》中写道：“在人类中占支配地位的秩序，多半不是政府带来的结果。这个秩序发端于社会的原则和人的天性。它在政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即使政府那一套被取消，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潘恩将最早的社会视为人类天性的体现，而政府是由人类意愿设计出来的花样，因此会受到不当判断的影响，尤其会滋生权力和贪婪带来的腐败。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达到自然社会状态。因为它本质上是人类天性的体现，当依照惯例创建的政府不能履行职责或是侵犯了公民的权利，我们就能回到自然社会状态。潘恩曾说过，这样的恢复让一个社会“回到自然去寻求知识”，获得“重生”。正如潘恩的一句名言，“我们拥有重塑世界的内在力量”，我们可以推翻自己的政府，重建最初的社会，可以“看清政府最初是如何创建的，就像我们曾经生活在那个时期一样”。

在潘恩看来，革命在本质上就是回到久远的过去，以更好的姿态重新开始。他在《人权论》中告诉我们：“以往号称的革命，只不过是更换几个人，或稍稍改变一下局部状况……可是，由于北美和法国的革命，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事物的自然秩序焕然一新，一系列原则就像真理和人类的存在一样普遍，并将道德同政治上的完美以及国家的繁荣结合在一起。”

但在潘恩看来，这种恢复并不是回归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某个较早时期，而是回到纯粹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理应渗透我们的政治生活，但它从未被视为政府的组织原则而被真正实施。就此方面而言，尽管潘恩的革命理念是要回到政治的源头，但它的确是进步的。它有所创新，因为它源于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的认识。自然本身始终如一，但潘恩相信直到他那个时代这才第一次为人们所了解：“尽管可以证明，现在称为‘新’的政府体制从原则上来说是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政府体制中最古老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天赋人权之上的，然而，由于暴政和君权曾经使这些权利停止行使多个世纪之久，所以为了方便区别起见，还是称它‘新’比为了承认权利而称它旧来得好。”

潘恩认为，在自己所处的启蒙时代之前的大部分人类历史都对适当的政府原则缺乏了解：“（人们）很少有机会对政府的各种模式与原则做必要的试验以找出其中最好的一种，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才开始有所认识。”

潘恩相信，直到他那个时代，人们才对政府有所认识，因为直到那时人们才开始正确地认识自然本身。就像启蒙时代晚期的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潘恩主要利用全新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来形成自己的自然观。在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去世五十年之后，潘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深受物理学领域里这场革命的影响，这看上去为人们认识自然和自我之强大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这门新科学的基本原则就是认识到自然由各种不同而且独立的力量组成，它们遵循有机整体的理性规则（就像已被物理学取代的亚里士多德的古代科学一样）作用于各种不同而且独立的物体。是否为有机整体，则视它们理应达到的目的而定。

潘恩和许多他的同代人一样，认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就是对这种全新认识自然的方式的应用。这是他如此强调让事情回溯本源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他说到自然的“事实”时，脑子里似乎出现的是为行动划分范围的原则（理性规则），而不是复杂的整体交互的有机模型。潘恩写道：“我对于政体的这种想法，是从一项没有任何人为形式可以推翻的自然原理推论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愈是简单，它愈不容易紊乱，即使紊乱，也比较容易纠正。”

对潘恩来说，自然与“人为形式”（或有意图的人为活动）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也是确实存在的：自然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与任何努力和意愿无关；而人为形式却是人类努力的结果。自然需要我们去认识，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会形成一套规则，告诉我们如何选择。自然表现为一套可以推而广之的规则，因此从大多数方面来说自然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因此，在潘恩看来，自然是一套有关个人及其所在世界的事实和原理，它描述的不是由人自己创建出来的一切。它是有秩序的，理性的，受普遍应用的抽象规则支配。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我们只有将它分解为最简单的部分，并追溯到它的起源，在那个时候这些部分的特征最为明显。

按照潘恩给出的定义，社会是自然作用的结果，而政府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是，人类天赋的权力与限制决定了政府的目的，所以，虽然人创建了政府，他们在创建政府的同时脑子里必须清楚自然的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每一个人的天赋特权，保障所有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和最大限度的利益。因此，有关政府的知识源于通过理性得到的对自然的认识，衡量一个政府的标准就是它能否真正地尊重人的个体自由和平等。

在潘恩看来，无法依照这种认识创建政府导致了他这个时代政治的失败。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假定——如果政府的创建源于正确的原则，而且没有兴趣去追求错误的原则，那么这个世界还会像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悲惨而又纷争不断吗？”

因此，潘恩认为，为了确认现有政府是否合法，我们必须以自然的原则（尤其是有关人类平等和个性的原则）为标准。这些原则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与他人平等的权利，确定政府的发展方向。这意味着只有自愿赋予的权力才是合法的，只有人民一致赞同的政府才是公正的。潘恩写道：“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要么是授予的要么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时间并不能改变两者的性质。”无论我们距离那个开端有多远，都必须回到社会的开始，确定当前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而那些拒绝回头的人则无法判断政府是否合法。

在最初的时候，合法政府是根据人民的选择创建的。需要创建政权时，人们集中到一起，组成议会，因为“天赋的权力”，每个人在其中都拥有自己的席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议会的规模逐渐变大，个人无法随时亲身处理公共事务，于是他们会指派代表，“这些人的行事方式，就像全体人员在场时的行事方式一样”。在潘恩看来，这种代议制民主是最符合自然原则的政体。

在潘恩生活的时代，这种政体自然不是最常见的。他认为当时更常见的君主政体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追溯到某个篡夺者——使用武力凌驾于他人之上。在自然中，这样不平等的权力找不到正当的理由支持，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正当的理由。“每当人们被称作君主和臣民时，或者每当给政府冠以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等个别的或兼而有之的名头时，一个有理性的人是怎样理解这些字眼的呢？”潘恩提问，“如果世上确实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各自不同的人类权力的因素，那么，我们就应看到可用这些字眼加以描述的多个根源；可是，既然人只有一种，也就只能有一种人类权力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就是人本身。”说到君主，他在《常识》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嘲弄：“既然造化不知道他们，他们也就不知道造化，虽然他们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人，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并成了他们的创造者的上帝。”

君主和贵族总想在历史的迷雾深处为自己找到高人一等的出身，不过潘恩不吃这一套：“最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我们能够扯掉古代隐蔽的掩盖，追溯到他们发迹的根源，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始祖只不过是某一伙不逞之徒中作恶多端的魁首罢了，他那残忍的行径或出名的阴险手段为他赢得了盗匪头领的称号。”更糟糕的是，君主还会把自己不合法的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拒绝承认他们生活以外的那些人民的天赋权力。潘恩强调根源的重要性，因此他认为世袭的原则几近万恶之源。它强迫人们接受之前几代人的决定，不承认天赋的自决权力，因此是极不自然的政府原则。

因此，潘恩一直主张自然（根据理性原则来理解）的地位高于历史（被认为是人类没有将合理的原则应用于政治的一系列失败）。自然教给我们的有关人类的事实解释了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人类天生的缺点恰恰是我们需要合法政府的原因，而非法政府的存在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战争、贫穷和没完没了的各种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用更符合当前对人本性认识的政府取代非法政府，并由此推动自然的和平。如果我们理解恰当的话，政治革命的目的就是回归自然社会。潘恩的绝大部分政治思想都源于对这些对自然的思考，而且目的在于追寻它们的含意。

本文选编自《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题目为编者所加，全文经过重新编辑。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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