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论轻盈与流动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1926- 2017年1月9日）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家与哲学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他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1969-1971年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大学任教，后前往英国，任利兹大学终身教授，同时也在柏克利、耶鲁、堪培拉等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阐释学与社会科学》（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矛盾》（1991）、《后现代性其不满》（1997）、《全球化：人类后果》（1998）。

顿挫、前后不一、措手不及的遭遇，乃是我们生活的常态。1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甚至是真正的需求，因为他们的心灵已不再能获得满足……除了突然的变化与持续出现的新刺激之外，没有别的事物〔能够满足他们〕……我们再也无法忍受长久不变的事物，再也不知道如何从无聊平淡中生产出成果。

于是归根结柢，整个问题就是：人类的心灵是否能够驾驭它所创造出的事物？

——保罗‧瓦乐希（Paul Valery）

流动性（fluidity）是液体与气体的特性。正如《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权威说明告诉我们的，区分这两者与固体的，是它们“无法在静止状态时维持切向力或剪力”，因此“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持续改变形状”。

当承受剪应力时，物质的一部分相较于另一部分出现了持续且不可复原的位移现象，这构成了流动，也就是液体特有的性质；相形之下，一个扭曲或弯折姿态的固体，其中的剪力维持不变时，该固体不会流动，而是会弹回原本的形状。

液体（liquid）是流体（fluid）的一种，会有这些不寻常的特质，必须归因于它们的“分子以一种有序方式排列在不过几个分子直径的范围内”；尽管“固体所表现出的各式各样反应，是让固体的原子聚合在一起的结合类型（type of bonding）以及原子的结构性配置的直接结果”。反过来说，“结合”则是被用来表示固体稳定性的一个术语——意味着它们为“抗拒原子分离”所产生的阻力。

《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明到此为止——读起来简直就像是为了把流动性视为“现代”这个当前阶段的最主要的隐喻而写。简而言之，流体的所有这些特征要说的是：液体不像固体，无法很容易地维持其形状。也就是说，流体并不占据固定的空间与时间。尽管固体有清楚的空间特性，但却抵销了时间的冲击，降低其重要性（有效抗拒时间的流动或使其变得无关紧要），因此流体不会长时间保持一个形状，而是时时处在准备要（而且很容易）改变形状的状态下；对流体而言，要紧的是时间的流动，重要性甚于它们偶然占据的空间：毕竟，它们也只占据空间“片刻而已”。在某种意义上，可说固体取消了时间；相反地，对液体而言，重要的多半是时间。当描写固体时，人们也许会完全忽视时间；但在描述液体时，不去说明时间可就是个重大疏失了。对于流体的描述全都是快照式的描述，而且相片的底部需要写上日期。

流体轻易地移动着。它们“流动”、“溢出”、“耗尽”、“飞溅”、“倾注”、“漏出”、“涌流”、“喷射”、“滴漏”、“渗出”、“冒”；不像固体，它们不容易被阻拦——它们会绕过一些障碍、溶解另一些，若还有障碍就用钻缝或渗漏的方式为自己开山辟路。遇上固体时它们可以毫发无损地脱身，但它们所遇上的固体却被改变，不是受潮就是湿透；这还是指如果能够维持固态的话。流体非凡的移动能力（mobility）使人将它们和“轻盈（lightness）”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按照所占的体积一比一计算，有些液体比许多固体还重，但我们却还是往往根据视觉印象认为所有液体都比固体更轻、更不“沉重（weighty）”。我们将“轻盈”或“几乎没有重量（weightlessness）”和移动力及反覆多变联系在一起：我们从实践中知道，越是轻装上路，就越能轻松、快速地移动。

因此，当我们希望掌握当下的性质，而这个当下在现代性的历史里就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个新奇（novel）的时期时，上述这些都是可以将“流动性”或“液态性（liquidity）”视为恰当隐喻的理由。

我欣然承认，这个提议会令任何精通“现代性论述”、熟悉现代史叙事常用词汇的人感到却步。难道现代性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个“液化（liquefaction）”的过程吗？难道“瓦解坚固不变的事物（melting the solids）”不是它一直以来的主要消遣及最大成就吗？换句话说，难道现代性不是从诞生开始就一直是“流动的”吗？

一旦我们回想《共产主义宣言》作者在一个半世纪前创造出的那句知名用语“瓦解坚固不变的事物”，上述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反对意见都会很有道理，而且会更有道理。该用语指的正是自信、昂扬的现代精神为当时社会所带来的结果；在它眼中，这个社会死气沉沉得令人生厌，抗拒改变、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不思进取。如果说这股“精神”是“现代”的，理由其实正是因为它坚决认为应将现实从自身历史的“死亡之手”中解放出来——而且只有透过瓦解坚固不变的事物才能办到（按照定义，也就是去溶解经过时间的考验仍留存下来、对时光的既往及岁月的流逝无动于衷也无所增减的一切事物）。那个意图回过头来呼吁“亵渎神圣事物”：呼吁否定过去、夺去其崇高地位，尤其“传统”——亦即存在于当下此时的过去积淀与残余——更是它的首要目标；因此，它呼吁粉碎由信念与忠诚所打造的、让固形物得以抵抗“液化”的护甲。

然而，让我们铭记，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要一劳永逸地摆脱那些坚固不变的事物，让这个勇敢的新世界永远从它们手中解脱，而是为了清出一个场所，安顿那些新而更加完善的固形物；以另一组更加美好、完善的事物取代继承而来的那组瑕疵、不完美的事物，因为这样的缺陷与不完美已让它不再是可以改变的了。当阅读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人们可能还会思忖，到底那些“既建的坚固不变事物”有多么遭人怨恨、谴责；它们被盖上“液化”的戳记，因为它们已然腐朽不堪、反应迟钝，摇摇欲坠，仿佛随时就会从裂缝处开始土崩瓦解，并且完全不可信赖。现代发现，那些前现代的固形物已经处在相当接近瓦解的状态；而在渴望瓦解它们的背后，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发现或创造出——为了改变的缘故——持久不变的坚固性（solidity），这种坚固性是人们可以信赖、倚靠的坚固性，也是让这个世界变得可以预测、并因此可以管控的坚固性。

首先被瓦解的固形物及首先被亵渎的圣物就是传统的忠诚，以及束缚人们手脚、阻碍并绊跌着企业前进步伐的惯有权利与义务。要热切投入建立新的（真正坚实的！）秩序的任务，就必须先摆脱那些旧秩序对建筑者施加的沉重负担。“瓦解坚固不变的事物”最重要的，是意味着摆脱那些“无关紧要的”责任与义务，这些阻碍了通往效益的理性计算之路；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言，将企业从家庭责任的桎梏和伦理义务的严密羁绊中解放出来；或如同汤玛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会说的，在构成人类相互关系及相互责任基础的诸多纽带中仅仅保留“金钱往来关系（cash nexus）”。透过同样的方式，这样“瓦解坚固不变的事物”也让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陷入失灵状态——让它毫无遮蔽与保护，手无寸铁地暴露在外，没有能力抵抗由商业动机促成的行动准则及其形塑的理性标准，更别说分庭抗礼了。

那场重大的启程，为工具理性长驱直入并支配（韦伯用语）社会关系网络的领域、或说（正如卡尔．马克思的阐释）经济在该领域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打开了大门：现在，社会生活的“基础”赋予了所有其他生活领域“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的地位——也就是由该“基础”制造出的产物，而这人工制品唯一的功能就是让基础能够持续而平稳地运行。坚固不变事物的瓦解导致经济逐步而渐进地摆脱了传统政治、伦理及文化的层层束缚。它积淀成一种主要是透过经济标准来界定的新秩序。那个新秩序比它所取代的旧秩序更加“兼顾”，因为，不像那些旧秩序，新秩序不受来自非经济行动的挑战影响。有能力转变或改革这个新秩序的大多数政治或道德力量都已毁坏，或太短暂太虚弱，或在其他方面不足以胜任此一任务。这并不是说一旦确立之后，此经济秩序就会对其余的社会生活进行殖民、再教育，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而是那个秩序将会支配人类生活的总体，因为就不懈而持续地再生产该秩序这件事情来说，生活中发生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是无关紧要、不起作用的。

针对现代性事业的此一阶段，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在一九八七年首度发表于PraxisInternational的〈The Utopia of the Zero Optio〉一文中）有极佳的描写：“复杂”社会“已经变得极其僵固死板，以致于从规范的角度反思或更新它们『秩序』的尝试，亦即对发生在社会之中的过程进行协调的天性，由于它们实践上的无效以及因而暴露的本质上的缺陷，实际上已经被提前扼杀了。”无论该秩序内的“次系统”单独或分别来看是如何自由、多变，但它们却以“僵硬死板、致命，并与任何的自由选择无缘”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事物的总体秩序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人们并不清楚这些可能是什么样的选择，对于在社会生活不可能有能力孕育出选项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创造出一个明显可行的选项，更是毫无头绪。在总体秩序与每一个目的性行动的施为者、工具及策略之间存在着一道裂缝——一道永恒扩大著的裂缝，其上看不见任何桥梁。

与大多数反乌托邦的（dystopian）情节相反，这个结果并不是透过独裁统治、屈从、压迫或奴役，也不是透过“系统”对私领域的“殖民化”而达成。恰恰相反：正是激进地清除那些被怀疑限制了个人选择或行动自由的镣铐，才产生出今日的处境，而这些怀疑可能是正确，也可能是错误的。秩序的僵固死板是由人类施为者所拥有的自由去打造并积淀而成的。这种僵固性是“松开煞车踏板”后的总产物：去管制、自由化、“弹性化”、增加流动性、解除对金融、房地产及劳动市场的限制、减轻税务负担等的总产物（正如奥菲在一九八七年首度发表的〈Binding, Shackles, Brakes〉一文中所指出的）；或者，（引用理查‧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Flesh and Stone中的说法），这种僵固性也是“速度、逃逸、被动性”技术的总产物——换言之，也就是允许系统和自由的施为者维持高度疏离，彼此回避正面遭遇的技术。如果系统性革命的时机已经过了，那是因为不存在可以架设此系统的控制桌面的建筑物，可以被革命者攻破、占领；也因为极难或甚至无法去想像，一旦置身于这些建筑物里（假如他们先建立起建筑物的话），这些胜利者可以做些什么来翻转局势，结束那些引发他们叛变的悲惨境遇。对于下面这一类潜在革命的明显缺乏，人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或困惑才是：将改变个人困境的渴望编织成改变现存社会秩序计划的这一类人民的革命。

建立一个新而更加美好的秩序以取代有缺陷的旧秩序，这项任务现在并不在议程上——至少不是在政治行动应该出现的领域的议程上。6“瓦解坚固不变的事物”，这个现代性的永恒特质于是获得了一个新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它被重新导向了一个新的目标——而这个重新导向的最主要效果之一，就是瓦解那些会将对秩序与系统的质疑保持在政治议程上的力量。那些轮到它们被扔进熔炉里的固形物，以及在现在、在这个流动现代性的时代正处于融化过程的固形物，是将个人选择与集体计划和行动互相锁在一起的纽带——也就是在个人所采取的生活方针与人类集体政治行动之间的沟通及协调模式。

一九九九年二月三日，在接受强纳森‧卢瑟福（Jonathan Rutherford）访谈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几年前他才创造出“第二现代性”这个词来指称现代性“转向其自身”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现代性的现代化”年代）谈到了“虽死犹生”的“殭尸范畴”与“殭尸制度”。他举出家庭、阶级及邻里关系做为这个新现象的最主要例子。以家庭为例：

问问你自己，今天的家庭究竟是什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当然家庭里有孩子，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但即便是家长身分，家庭生活的核心，在离婚的情况下也正在开始解体……祖父母被动地被纳入及排除于家庭外，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参与他们子女的决定。从他们孙子女的角度来看，祖父母的意义是由个人的判断及选择所决定的。

也就是说，目前上演的是现代性“瓦解力量”的重分配及再配置。它们首先影响的是现存制度，那些限定了可能的行动选择领域的框架，像是不得上诉的透过继承方式分配的财产。旧有的形构、格局、依赖和互动模式都被扔进熔炉，接受重新铸造与形塑；这是以逾越、打破边界、销蚀一切为内在天性的现代性历史上的“打破常规”时期。然而，对那些个人而言，他们的疏于注意可以被原谅：他们遭遇到的是尽管“新而更加完善”，却和过去一样顽强、难以7撼动的模式与框架。

确实，打破常规的前提是常规要被另一个常规所取代；人们从旧牢笼中解放，然而当他们在这个新秩序提供的现成立基点（也就是阶级之中）持续、专心地投注一生的漫长努力，仍无法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道时，得到的却是警告与谴责；阶级的框架（就像已然瓦解的财产一样坚决地）集中浓缩了总体生活条件及生活展望，并决定了符合现实的生活计划及生活策略的范围。自由个人所面临的任务是要运用他们新得到的自由找到合适的立基点，并透过顺从其安排，也就是忠诚地遵守对该位置而言被认为是正确、恰当的规则与行为模式而安定下来。

今日越来越短缺的，正是这些人们可服从、可选择做为稳定的确定方向的依据，并随之接受其指引的模式、规范与准则。这并不表示我们当代人只接受自身想像力及决心的指引，并可以一点一滴从无到有地根据自身意志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模式，或是不再依赖社会所提供的建材及设计蓝图。但是这确实意味着我们现在正从预先配置好的“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的年代，走入“普适性比较（universal comparison）”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个人自我建构的努力目标无可救药地悬而未决，没有事先给定的目标，且在这类努力达到唯一真正的目的地、也就是个人生命终点之前，往往会经历许多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时代，模式与形构不再是“给定的”，更别说是“不证自明”了；它们数量太多，彼此扞格、命令互相冲突，于是每个命令都不再拥有具强制性的约束力量。它们的性质已然改变，并根据已改变的性质重新加以分类——被归入个人任务清单的项目之中。模式与形构不再先于生命政治（life-politics）而存在并构成其未来行动路线的框架，而是跟随着生命政治（由它产生），其往返转折一再地形塑并再形塑自身样貌。这些液化的力量已经从“系统”向“社会”移动，从政治向“生命政治”移动——或说从社会共同生活（social cohabitation）的“巨观”层次向“微观”层次移动了。

于是，我们的现代性是个体化、私有化的现代性，我们肩负着模式编组的重担，失败的责任主要落在个人的肩上。现在轮到依赖与互动的模式要被液化了。这些依赖与互动模式的可塑性程度已经到达过去几个世代不曾经验也无法想像的程度；然而正如所有的流体，它们无法保持同一个形状太久。比起让它们保持原状，形塑它们会更容易。固体一旦被形成就不需要再做任何事了，但要让流体保持一定形状却必须投入许多的关注、持续的警戒及持久的努力——即便如此，仍不能保证这些努力一定能取得成功。

否认或甚至刻意贬低“流动现代性”的出现对人类境况带来的深刻变化，并不是明智的作法。系统性结构的遥不可及结合了做为生命政治直接背景的非结构性及流动状态，以一种基进的方式改变了人类境况，并要求我们重新考虑那些经常构成人类境况之叙事框架的旧概念。就像殭尸一样，这样的概念在今日仍虽死犹生。实际的问题是：仅管取得了新的样貌或以化身的方式出现，这些旧概念的复活是否可行呢；或者（如果行不通的话），要如何体面而有效地安葬它们？

这本书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有关人类境况的正统叙事往往围绕着一些基本概念，我选择了其中的五个做为检视的对象：解放、个体性（individuality）、时间／空间、工作，以及社群（community）。我在书中探讨它们的意义及实际运用的连续体现（仅管是以非常零碎而初步的方式），抱持着将孩子从向外泼去的脏洗澡水中拯救出来的期望。

现代性的意义丰富，我们可以透过许多不同的标记来追踪其降临与进展。然而，其中有一个现代生活及现代背景的特质，也许因为是“造成差异的差异”，所以特别突出；所有其他特性都由此发展而来，它是关键的属性。这个属性就是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变动关系。

当时间与空间从生活实践中分离、也与彼此分离，并因此变成容易加以理论化的彼此有别、相互独立的策略及行动范畴时；当时间9与空间不再是彼此交织、难分难解的生活经验面向，不再被封锁在稳定而明显牢不可破的一对一对应关系中，如同它们在漫长的前现代岁月里时，现代就开始了。在现代性中，时间拥有历史；它拥有历史，是因为时间的“乘载能力”永远在扩展当中——乘载能力是指时间单位得以“经过”、“穿越”、“覆盖”，或者征服空间的延伸范围。一旦时间在空间中穿行的速度（它不像明显不具弹性的空间，既不能延伸也无法缩短）成为人类创造力、想像力及智谋的体现时，时间就获得了历史。

当速度（说得更明白些，是加速度〔acceleration〕）的观念是指涉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时，它就假定了这种关系的可变性；如果时空关系没有改变的可能、如果它是不属于人类或先于人类的现实，而非人类创造力与决心的体现、如果它不是远超出自然的移动工具——人腿或马腿——所限制前现代身体运动的那个窄小的变化范围，那么时空关系就几乎不会有任何意义。一旦一个时间单位能够经过的距离开始依赖科技、人工的运输工具，那么原则上，所有对于运动速度的现存、继受限制就都可以被超越。如今，天空（或者后来得知的，光速）才是唯一的限制了，而持续、无法阻挡、快速加速中的现代性，正为了突破这个限制而努力。

多亏了新近取得的弹性与扩张性，让现代性首次成为征服空间的重要利器。在时间与空间的现代斗争当中，空间是坚固迟钝、笨重迟缓的一方，只能进行防御性的壕沟战——扮演障碍物的角色，阻碍具有韧性的时间不断前进。而在这场战役中，时间是积极主动、活力充沛的一方，也始终是进攻的一方：它是侵略、征服及殖民的力量。在现代时期，运动速度的稳定增加以及更快移动工具的稳定取得，成为主要的权力及支配工具。

米歇尔‧傅柯（Michael Foucault）运用了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做为现代权力的主要隐喻。在全景监狱里，犯人被囚禁在一个地方，失去移动的自由，他们被关在受到严密监视的厚重墙内，固定在自己的床上、牢房里或工作台前。因为受到监视，他们无法走动；他们必须随时待在指定的地方不能离开，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看守人现在在哪里——看守人可随意走动。监视者的设备以及走动的方便10保证了他们的支配地位；犯人“被固定在一个地方”则是造成他们屈从的重重枷锁之中最安全、最难以打破或放松的一种手段。管理者权力的秘密，在于对时间的操纵；而透过否认下属有走动的权利、透过例行化下属必须遵守的时间节奏让他们无法在空间中移动，则是管理者行使权力时的主要策略。速度、取得并使用交通工具的能力，以及因此获得的行动自由，以上这些共同构筑了权力的金字塔。

全景监狱是权力关系两造间彼此交往及冲突的一种模式。管理者控制自己的随心所欲，以及例行化他们下属的时间之流，这两种策略在此合而为一。但是这两项任务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项任务约束了第一项任务——它将“执行例行化的人”绑在时间例行化的对象被关押的地方。这个执行例行化的人并不拥有真正充分的行动自由：实际上，他无法选择当个“不在地主（absenteelandlord）”。

全景监狱还背负了其他障碍。它是个昂贵的策略：要征服并紧紧占据一个空间，同时让该空间的居民固定待在受监视的地方，这会产生许多代价高昂且沉重累赘的行政工作。要兴建一栋建筑并让它维持在良好状态，必须雇用专业的监视人员并付他们薪水，也得照顾到犯人的生存及工作能力并加以维持。最后，无论是否愿意，处理行政就意味着要对该地方的总体福祉负起责任，即便只是从很好理解的自我利益来着眼——而责任又再次意味着被绑在一个地方。它要求你在场并参与，至少是让你处在永恒的对抗与拉锯挣扎当中。

有这么多的评论者谈到了“历史的终结”、后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和“超现代性”，或是去阐释自己对于出现某种基进变化的直觉，那是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安排及今日实施生命政治的社会条件中出现的某种基进变化。促成这种情形出现的是一个事实：加快移动速度的长期努力如今已到达它的“自然界线”了。权力的移动速度可以跟电子讯号一样快，于是移动权力的基本成分所需的时间也被缩短成一瞬间的事。实际上，权力已经变成真正的“治外法权（exterritorial）”，不再受限于空间的抵抗，甚至不再为此慢下脚步（手机的诞生可以看成是对空间依赖的象征性“最后一击”：连电话插座都不需要就能下达命令，并看到该命令所产生的效果。下达命令的人身处何方已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近在眼前”和“远在天边”的差异，或置身蛮荒和文明秩序之地的差异，几乎都已经消失了）。这让权力持有者获得了前所未见的机会：他们可以除去权力的全景式技术中令人尴尬、不快的那些面向。无论现阶段在现代性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个阶段也是后全景式权力关系（post-Panoptical）的阶段。在全景监狱的权力关系中，关键的是负责人被假定为始终“在那里”、就在附近、就在控制塔里。但在后全景监狱的权力关系中，关键的是操作权力摇杆的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避不见面——让人完全无法接触到——而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摇杆却决定了在这段关系中较无法随心所欲移动者的命运。

全景式权力关系模式的结束，预示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资本与劳动、领导者与追随者、交战双方之间相互交往年代的终结。现在，权力的主要技术是逃跑、滑移、省略及回避，这些技术有效地拒绝了任何领土的限制，及其必然会带来的沉重负担：建立及维持秩序，为它的一切后果负责，并付出必然的代价。

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在波湾战争及南斯拉夫战争的进攻者采取的策略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不愿意在战争进行时部署地面部队，这件事着实令人吃惊；无论官方解释可能意味着什么，这种不情愿不只是受到媒体大肆宣传的“尸袋”症候群所影响那么简单。参与地面战争之所以引发不满，不只是因为在国内政治上可能引发负面效果，还因为（也许是主要原因）它对总体来说不会产生帮助；考虑到战争目标的话，它甚至还会产生反效果。毕竟，征服一块土地的同时承担其所带来的行政和管理负担，这不只不在战争行动的目标清单上，12更是要尽一切方法去避免的不测事件，因此这种事被嫌恶地视为另一种“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只是这次发生在攻击方身上而已。

由行踪隐秘的战斗机和有自动导航及搜寻目标功能的“聪明”飞弹发起的攻击出其不意、神出鬼没，且速度极快，取代了步兵部队在地面推进并扫荡敌军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拿下由敌人拥有、控制并进行管理的领土。进攻者不再像过去一样，希望在敌人逃跑或败退后成为“留在沙场上的最后一人”。军队和它的“打带跑”战争计划预示、体现并突出了液态现代性年代的新型态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事：不是为了征服新的领土，而是为了摧毁那些阻碍新而流动的全球化力量流向的高墙；要让敌人的脑中不再存有一丝建立自己统治实域的渴望，并由此打开至今仍被壁垒及高墙阻碍而无法进入的空间，好让其他的、非军事的权力武器长驱直入。人们也许会因此说（以改写方式引用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的知名公式），今日的战争看起来越来越像是“透过其他手段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了。

吉姆‧麦克勒夫林（Jim MacLaughlin）最近提醒我们（参见Sociology，1/99），除了其他方面之外，现代时期的降临还意味了“定居者（the settled）”所展开的一贯系统性攻击，那些转向定居生活的人们反对游牧民族及游牧生活型态，因为他们和新兴现代国家对领土及疆界的专注形成了鲜明差异。在十四世纪时，依本‧哈勒顿（Ibn Khaldoun）可以吟唱游牧生活的赞歌，颂赞游牧生活让游牧民族“比定居民族更加接近良善，因为他们……更能远离所有侵入定居者心灵的恶习”。然而在不久后，狂热的民族及民族国家建国大业就开始在全欧洲如火如荼地展开，当建立新的法律秩序以及规范公民权利责任的法典时，“国家（soil）”的地位被坚定地放在“血缘（blood）”之上。游牧者，那些轻看立法者对领土的关怀、公然无视他们划定疆界的苦心孤诣的人，在这场以进步和文明为命的圣战中被丢进了最主要的恶棍行列。现代的“时间政治（chronopolitics）”不只将他们视为劣等原始的民族，是“低度发展”并因此需要彻底改造与启蒙的人，而且还是落后、“被时间抛在身后”的人；他们饱受“文化落后”之苦，徘徊在进化之梯的下层，而在爬上梯子以追随“普适发展模式”这件事上，13还不可原谅地动作迟缓或是病态地不情愿。

整个现代时期的固态阶段，游牧习俗一直不受欢迎。公民身分与定居生活一起到来，没有“固定住址”及“无国家”意味着被安分守己并受法律保障的社群排除在外，犯罪者不是被积极起诉，就是被法律歧视。虽然上述这种情况在无家可归者和诡计多端的“下层阶级”身上仍然适用，他们依然受到旧的全景监狱式控制技术的监控（这些技术大多已被放弃，不再被当作整合及规训大多数人的主要工具了），但定居生活对游牧生活的无上优越性以及定居者支配游牧者的年代，却很快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正见证游牧生活对固定领土及定居生活原则展开的复仇。在现代性的流体阶段，大多数的定居者被居无定所、享有治外法权的菁英所统治。现在，对政治及战争而言，保持让游牧者可免费随时来去的道路并逐步淘汰仍存在的检查哨，已经成了超越一切的目标（meta-purpose），这就是克劳塞维兹最早宣称的“透过其他工具的政治延伸”。

当代全球菁英是根据老派作风的“不在地主”模式形塑出来的。它可以进行统治，而无需承担行政、管理、福利关怀的恼人琐事，或得因此负担“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提高道德水准、“教化人心”及进行“文化征服”的使命。菁英不再需要积极参与下级人民的生活（相反地，参与人民生活被视为多余的、代价高昂而且无效，因此被积极回避）——于是“越大”非但不代表“越好”，还不太合理。现在是越小、越轻、越好携带的东西越能代表改善与“进步”。相较于必须紧密依赖那些因其可靠坚固而被视为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亦即它们的重量、坚固结实及不轻易屈服的抵抗力——现在，能够轻便地移动才是权力的优点。

若能随心所欲地在短时间内甚至立刻到达、或是放弃一块土地，那么守住它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因抓得太牢，承担对彼此都有约束力的承诺而不堪负荷，则可能有积极的害处，且新的机会14也可能突然在其他地方出现。洛克斐勒（Rockefeller）也许会希望自己的工厂、铁路和油井盖得越大越好、拥有越久越好（或是永远拥有它们，如果用人类或人类家族寿命的长度做为时间尺度的话）。然而，比尔‧盖兹却对跟自己过去感到自豪的所有物分道扬镳、了无遗憾；今日，创造利润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循环、回收、老化、丢弃及取代速度——而不是产品的经久耐用及持久可靠。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传统被不寻常地翻转了。今日世界中享有高位、手握大权的人们憎恶并对耐久事物避之惟恐不及，却异常珍惜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而那些位在底层的人——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则绝望地奋斗着，只为了让他们那些脆弱、微不足道、转瞬即逝的所有物提供更持久耐用的服务。这两群人今天多半得在旧货或二手拍卖市场的柜台对立两边时，才有可能相遇。

人们经常充满焦虑地注意到社会网络的解体、以及有实力的集体行动组织的分崩离析，并喟叹这是由越来越灵活、难以捉摸、多变、闪烁不定的权力具有的新的轻盈及流动性所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然而社会解体既是新权力技术的条件，也是它的结果，这种新的权力技术把解开束缚以及逃脱的艺术当成它的主要工具。要让权力可以自由流动，这个世界就必须没有围篱、栅栏、设防边界以及检查哨。任何由社会纽带编织成的严密网络，尤其是扎根于领土的紧密网络，都是必须清除掉的路障。为了它们持续、渐增的流动性，全球权力着重于摧毁这类网络，因为流动性它们力量的主要泉源，也是它们所向无敌的保证。是人类纽带与网络的分崩离析、不堪一击、脆弱短命及它们的待更新状态（until-further-noticeness），让权力可以首先为所欲为。

如果这种纠缠不清的趋势继续发展而不放慢脚步，男人和女人将会被按照电子鼹鼠的模式加以重塑。电子鼹鼠这个控制论拓荒年代的骄傲发明，问世时曾立刻被称许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行者：一个装在小脚轮上的插头，它气急败坏地四处奔走，寻找能够插入的电子插座。但是由手机所预示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插座可能会被宣布为是已过时、品味低俗的东西，数量会越来越稀少、品质也15越来越不牢靠。在当时，许多的电力供应商会颂扬加入他们各别电网的好处，并竞相争取寻找插座的人青睐。但长期来看（无论“长期”在这瞬时性（instantaneity）的时代里意味着什么）插座将可能被淘汰，并由商店零售的抛弃式电池取代，每个机场售货亭、高速公路及地方道路沿线的服务站都可以买到这种电池。

这似乎是一种为液态现代性量身订制的反乌托邦思想——用来取代欧威尔式及赫胥黎式恶梦的恐惧，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

本文选自《液態現代性》（商周出版），注释从略，有少量文字调整。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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