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科特｜发现社会：挣扎于新旧国家角色转换之间

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耶鲁大学政治科学斯特林教授、人类学教授，农业研究项目（Agrarian Studies Program）联合负责人，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也是一位普通农民。他的研究关注政治经济学、比较农业社会、霸权和反抗理论、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阶级关系和无政府主义理论。著有《统治和反抗的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六论自发性》（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反对谷物》（Against the Grain）等。

从描述到开处方的道路并不是潜意识不经意产生的，而是深思熟虑的行动结果。启蒙运动关于编制法典的思想与其说是为了反映民众特殊的风俗和实践，不如说是通过编纂和概括那些合理的习俗，以禁止那些模糊和野蛮，从而建立一个文化共同体。在整个王国建立统一的重量和度量标准有比方便贸易更大的目的；新的标准意在表达和推动新的文化统一。早在从事这一文化革命所用的工具存在之前，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如孔多塞，就已经预见到了工具的产生。他在1782年写道：“那些几乎是在我们同时代产生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自身的科学，其直接目的在于使人类幸福，它们将像物理学一样取得进步。这理念是如此甜蜜，我们的后代在智慧和知识上都将超越我们，这不久就会成为现实。至于道德科学的本质，显而易见，它们也像物理科学一样基于观察事实。它们必遵循同样的方法，要求同样准确和精确的语言，达到同样的确定性水平。”孔多塞眼中的闪光到19世纪中叶成为被积极实施的乌托邦项目。过去被应用于林业、重量和度量、赋税和工厂的简单化和理性化现在则被应用于整个社会的设计。这样产生了工业般强有力的社会工程。工厂和森林还可能由私营企业家来设计，而操纵整个社会的雄心只能由民族国家的项目完成。

新的国家角色的观念代表了根本的变革。在这之前，国家主要限于扩大君主财富和权力的活动，如同科学林业和财政科学的例子所表现的。国家的中心目的之一在于改善社会所有成员——他们的健康、技能和教育、寿命、生产力、伦理和家庭生活——这一观念是很新奇的。当然，新旧国家概念之间有着直接关系。一个改善了人民技能、活力、道德和工作习惯的国家必然可以扩大其税收基础和建立更好的军队，这也是任何一个开明君主所追求的政策。从19世纪起，人民的福利也越来越不仅仅被看作强化国家能力的工具，而是被看作目的本身。

这一改变的根本前提是对社会的发现，它是一个与国家分离的、可以加以科学描述的具体对象。从这个角度说，人口统计知识——年龄、职业、生育、是否识字、财产所有权、对法律的服从与否（可以用犯罪统计表示）——的产生使国家官员可以用新的精细方法对人口进行分类，如同科学森林使林业官员可以详细地描述森林一样。伊恩·哈金举例解释了自杀或谋杀率如何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征，依此可以做出杀人案例的“预算”，也就是每年“支出”多少，就像会计账中的常规支出，尽管不知道具体的杀人犯和受害者是谁。[16]统计事实被加工成社会规律。从简单地描述社会到以完善为目的的设计和操纵社会，两者的区别只是一小步。如果能重塑自然，设计一个更合适的森林，为什么不能重塑社会，建立一个更合适的人群呢？

干预的范围可以是无止境的。社会成为国家管理和改变的对象，意图在于使之走向完善。一个进步的民族国家要按照新道德科学的先进标准操作社会。那些为早期国家作为既成事实所接受的，并在国家监督下自我复制的原有社会秩序第一次成为管理对象。人工的、被操作的社会完全有可能被按照经过思考的、理性的和科学的标准设计，而不是成为习惯或历史偶然性的产物。社会秩序中的各个角落都可加以改进：个人卫生、饮食、儿童养育、住房、姿态、娱乐、家庭结构，以及声名狼藉的人类遗传基因。贫穷的工人往往成为科学社会计划的首选对象。发展的城市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了改善他们日常生活的计划，并由模范工业镇和新建立的福利机构实施。可能形成潜在威胁的一些问题人群——如穷人、流浪汉、精神病患者和罪犯——有可能成为最彻底的社会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

齐格蒙特·鲍曼建议用园艺来比喻这种新的精神。园艺师（也许在正式花园中担任景观建设的建筑师是最贴切的类比）将一个自然场所加工成完全人工设计的有秩序的植物空间——尽管植物的有机特征对结果有所限制，但园丁在整体布局和整形、剪枝、种植和清除所选定植物方面还有很大的选择权。未经整理的森林与长期管理的科学森林之间的关系就像未加工的自然与花园的关系一样。在花园中，人类将自己的秩序、效用和美的原则赋予自然。在花园里生长的都是从可以种在那里的植物群中挑选出来的一小群。与此类似，社会工程师精心设计并保持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秩序。启蒙主义者关于人类自我进步的信念逐步成为社会秩序完善性的信念。

社会公共工程的一个大悖论是，它显得与现代性的经验格格不入。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在流动，要停止其流动就好比要管理旋风一样。许多人会同意马克思的观点：“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现代性的经验（文学、艺术、工业、交通和流行文化）首先是令人眩晕的速度、运动和变化的经验，那些自封的现代主义者从中感到兴奋和自由。解决这一悖论最好的方法是假设那些社会的设计者如同机车的设计者一样，头脑中有个“流线型”意识。不是要停止社会变迁，而是对社会生活有个良好的设计，从而将进步中的摩擦减至最小。但是这种解决办法的困难在于国家社会工程本质上的独断性。本应有多个发明和变化的源头，却被单一的计划权威取代，本应有的现存社会生活的弹性和自主被指定、固定的社会秩序取代。走向多种形式的“社会标本制作术”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选编自《国家的视角》，题目为编者所加，经过简略编辑。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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