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农｜中国百年政治史纲

李剑农，又名剑龙，号德生，清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十日生于邵阳县滩头（今邵阳市隆回县滩头镇）砖屋村，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隆回一中前身——湖南私立松坡中学的创办人，逝世于1963年。李剑农先生毕生刻苦学习，精心研究，成果卓着；他追求真理，寻找救国道路。1911年秋，武昌起义爆发，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并迅速编成《武汉革命始末记》，热情歌颂人民向往民主、向往自由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无情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凶狠残暴、独裁反动的腐朽本质。

一、百年前的世界趋势

我们要知道近百年内中国政治上发生大变化的由来，非将百年前世界的新趋势，和中国内部的情形，作一度简略的比较观察不可。因为一切历史事变，都是难于斩然截断的。但此处所谓百年前，我们不能追溯得太远，只能从一八四〇年追溯到一七四〇年顷，约当中国的乾隆、嘉庆两代。这个时期，在中国是清朝的最盛时期（但已有衰兆），在西方是政治经济思想及国际情势发生极大变化的时期。

最重要的推动力，是英国的瓦特（Watt）所改良的蒸汽机。瓦特生于一七三八年，殁于一八一九年。蒸汽机的发明，在一七六四年，初应用于矿山的吸水器，渐至应用于各工厂，到一八〇七年，美国的福尔敦（Fulton）更应用它创造蒸汽船。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以后约数年，即一七六八年，英国还有一个发明纺织机的阿克莱特（Arkwright）开始创设纺织公司。这是所谓工商业革命的开始。

就政治思想方面说，此时期中，法国有三大名人：一个是孟德斯鸠（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研究各种政制，发表所谓《法意》的名著；一个是伏尔泰（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发表许多文学作品，抨击贵族、僧侣等上流社会；一个是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发表有名的《民约论》：这都是促起政治社会产生变化的推动力。就经济思想上说，在英国有一亚当·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发表所谓《原富》的名著，成为近代经济学的鼻祖；在法国有一个魁奈（Quesna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年），为重农学派的倡导者：这都是鼓吹经济上自由主义的。有了这些经济上及思想上不断的新发展，于是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都不能维持原来的形势，并且变动的波澜，将由西方而及于全世界。

再就此时代西方的国际形势，及政治实际上的变动观察。自东西航路发见后，殖民地的争夺，已遍于东西两半球。十七世纪西班牙在海外的优越势力到了十八世纪，渐渐地移于英国。（十七世纪新世界殖民事业，西班牙领地最大，法兰西、葡萄牙次之，英吉利最小。）十八世纪的初期，欧洲各国的政治，法国已完成强固的中央集权，英国且由君主的中央集权进于国会内阁政治，其他各国的政治组织，散漫微弱，远不及英法。在欧洲本部的政争，英与法常处于敌对的地位，因此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英法两国也常常彼此对抗。当十八世纪的中期，英法两国在东半球的印度和西半球的美洲都有剧烈的战争。两国在印度的势力，起初本不相下，印度人并且多倾向法国的方面；一七四一年后，英法在欧洲因为奥国皇位继承问题发生战争，于是两国在印度也开始争夺；从一七四三年起，连年战争不断，到一七五六年，欧洲又发生所谓“七年战争”，英法又成劲敌，两国在印度的争夺更凶；结果英以东印度公司社员克莱夫的奋斗，卒于一七六〇年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摧毁，从此印度成为英国的囊中物。到一七八四年，由英政府发布条例，将监督权由东印度公司移归政府，树立英国雄飞于东方的基础。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势力，当十八世纪的初期也是法国优于英国；两国在北美洲的争夺，约与在印度的争夺同时；最烈的战争，也是在欧洲“七年战争”时。一七五九年，英国攻陷魁北克，次年遂占领加拿大，于是英国在北美洲也独据优势。

自英法两国殖民地争夺的胜负决定后，于是更要发生世界的大政变了：一为英国殖民地北美十三州的独立，一为法国的大革命。英国的热心争夺殖民地，起初是想由母国垄断殖民地的利益，北美的殖民就有些不平；自经累年的对外战争以来，国库的负担增加，因于一七六五年课税于北美殖民地；殖民地以在国会无发言权，坚不承认；英政府想用兵力强制；到一七七五年，十三州就联合树起独立的旗帜来了。独立的战争自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三共经八年。欧洲大陆各国，都有点嫉视英国海上的势力（尤其是法国），对于独立军予以种种援助，英政府卒归失败；到一七八七年，十三州制定了一种联邦新宪法，正式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开近代民主共和国的先声。北美联邦共和国成立后仅二年（一七八九年），法国的大革命发生了。法国也因为在不断的战争中，国库弄得很空虚，又加以王室和贵族的奢侈滥费，弄得财政没有方法整理；社会上的人士受了伏尔泰、卢梭一辈人学说的熏染，加以北美独立战争的刺激，于是以召集三级全体议会为导线，引出大革命的活剧；到一七九二年，由国民公会将国王路易十六处以死刑，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再经过几年的混乱，政权落入拿破仑第一之手，到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了。当法国革命初起时，欧洲各国的君主贵族政府，群起恐慌，想用兵力来扑灭法国的革命势力，但是完全失败；及拿破仑专政，一手举自由旗，一手提指挥刀，横行全欧，把欧洲大陆的封建残余尸骸踏入泥涂；除了极北的俄国和隔离于海上的英国外，大都皆被拿破仑所慑服。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由俄败归，兵力衰退，英、俄、普、奥各国，乘势合力攻法，始于一八一四——一八一五两年，把拿破仑打败，将他流放于圣希列拉岛；由维也纳会议恢复欧洲的和平秩序。

一八一五年后，欧洲的和平秩序虽然恢复了，法国也再由拿破仑的帝政反于包本王统的王政了，算是反动势力的伸张时期；但是法国的王政，已非从前的王政，路易第十八须用宪法来敷衍国民；其他各国的国民，虽然连一纸宪法都不曾取得，但是自由民权的思想，已潜伏在各国人民的脑识里，不能拔除了。到了一八三〇年，法国又发生所谓“七月革命”，更换了一个新王统，由包本王家的支裔俄连公爵路易·菲立普取查尔十世而代之。这次革命的意义，就是以新兴工商业的中流阶级势力，战胜反动的贵族、僧侣传统势力。法国的“七月革命”，对于欧洲其他各国，虽未发生绝大的波动，但也多少受了一点影响；其中受影响而发生最良好的结果的，要算是英国一八三二年国会改革案的成立（即中国道光十二年，鸦片问题将要发生了）。英国的政治，在一八三二年以前，虽已成为国会的内阁政治，但国会为旧贵族、地主的优越势力所宰制；经一八三二年的改革后，新兴工商业的中流阶级势力，始得及于国会。自此，英国的国会内阁政治，比从前的精神更不相同，向外发展的力量，比从前更形充实，欧洲大陆各国的国民隔岸羡慕，有望尘莫及之感。但是有了那种蒸汽机和其他思想学术上不断的新发展作推进器，民权自由的势力，不久也要弥漫全欧，终非那神圣同盟的力量所能遏止。

上面所述是百年前世界新趋势的大概。

二、百年前中国内部的情形

中国在十八世纪，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极盛的时代。（乾隆帝即位于一七三六年，禅位于一七九六年，他在位的时期，正值英法争雄于欧陆和印度、北美殖民地；北美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也是当他在位的后期；法国的大革命，起于他在位的末期。嘉庆帝时代，则为拿破仑第一称雄时代。蒸汽机的发明，在乾隆二十九年，到了嘉庆十二年，已应用它造成汽船了。）就中国的学术思想说，此时也算是放了一点光彩。清代最有名的汉学中坚人物，所谓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及其子引之），皆会萃于此时。（戴为乾隆时举人，曾任四库全书馆纂修；段为戴之弟子，亦乾隆时进士；王念孙为乾隆时进士；引之则嘉庆时进士也。）他们治学的方法，也是一种极有科学精神的方法；可惜他们的科学精神，全用在故纸堆中，他们的工作还只能比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工作，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未能发生若何的影响。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戴震，算是很能注意于实用方面（戴氏曾著有《勾股割圜记》等书），但终为旧时代所谓“王政”的观念所拘，未能突入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戴氏的哲学理论，也很与西方边沁派的功用主义相接近，但当时一般人多只注意他的考证，罕有人注意他的哲学上的理论；因此盛极一时的所谓汉学，全没有与西方同时代新文化潮流相抵抗的效能。（咸同时代，中国人且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平心而论，谓天下乱于汉学固属诬说，谓汉学没有抵抗西方文化潮流的能力则属事实。）并且在乾隆奖励学术的用心，与其说是启道民智，毋宁说是想把优秀人士的聪明才力锢蔽于故纸堆中，帝开四库全书馆，与明太祖用八股文来锢蔽民智，差不多是同样的手段。他一面开四库全书馆，一面颁布禁书令，凡明末清初有关于满汉民族消长的著述，皆称为逆书，一律销毁；由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销毁所谓逆书凡二十四次，被销毁之书达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犹恐未能禁绝，到五十三年尚严谕陆续搜禁。乾隆五十八年（即一七九三年），英国派来中国的特使马甘尼（Macartney）归述所见，说中国的科学知识远不如他国；说招待他的赵大人，看见他从衣袋中取小盒自来火擦之而燃，大为惊异；说他在热河与各大臣会见时，于欧洲各种发明物中特述氢气球一事，劝中国备置一球于北京，并劝中国宜聘用西方各种专门技师，传授各项专门学术，各大臣皆不注意他的劝告；说乾隆帝虽意气盛旺，自负心极强，诸事不欲落人后，但实际所见不远，还不及康熙帝的通达，只知道防止汉民族的活动，不知启导民智。我们看马甘尼所述，便知道当清代文教极盛的朝廷已为西方人所轻视了。

再就政治的组织上说，此时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本是从秦汉以来几千年相承不替的；不过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我们要懂得清代后期政治势力的变化，不妨在此处将清代几种主要的政府机关，略略加以分别的说明如次：

内阁与军机处 　清代中央政府的重心，最初在内阁，到了雍正、乾隆时代，完全移于军机处。但是清代所谓内阁，与现世君主立宪国的所谓内阁，完全不同；内阁的阁员称某殿（如保和、文华、武英等）或某阁（如文渊、东阁、体仁之类）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乃至六人不定；以外又有协办大学士、内阁学士等。大学士的职权，在清初除了接受各处章奏上之皇帝、替皇帝撰拟谕旨并批答奏牍外，还参与重要机务。经康、雍、乾三朝屡次用兵平乱，产生军机处。军机处本是专管军机秘密事情的，后来因为作军机大臣的人就是作内阁大学士的人（如乾隆时之鄂尔泰），内阁大学士的权就被军机处吸收去了。乾隆中期以后，内阁大学士，不过是赏给有功大臣一种特别荣贵的头衔罢了，他的职掌，除了谕旨奏牍的收发，几于别无所事了。军机大臣，也是没有一定的员额（起初没有满汉并立的规定，但事实上总是满人。洪杨之役以来，渐有汉人充军机大臣的），随皇帝的意旨于皇族内阁大学士或各部尚书中选充，与皇帝最亲近。他的职权，凡政务的裁决、官吏的任免黜陟、用兵时的军事方略，无不参与。但有两点最宜注意的：一、无论内阁或军机处，都没有特别独高的首长，首长就是皇帝；二、无论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都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只有皇帝——就是上谕或谕旨。

六部 　清代的中央行政机关，在预备立宪以前，只有吏、礼、户、兵、刑、工六部，这是沿袭前代的旧制。各部的主要人员，从清初就定为满汉二人并立（对于重要的各部，有时特派皇族为管部大臣）；各部通常的长官称尚书，次官称左右侍郎，通称曰堂官。但是有最可注意的二点：甲、六部虽为中央行政机关，对于各省的政务可以核议准驳，但各部的长官却没有向地方长官（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要向督抚发命令就要以皇帝的谕旨行之）；乙、尚书与侍郎，各有单独的上奏权，尚书与侍郎意见不合时，除了两方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然则就中央与各省言，六部不能算作总辖全国的行政首长；就尚书与侍郎言，各部并没有统率全机关的唯一首长；无论对地方或对本机关，最后的解决，也只有问皇帝。

都察院 　都察院是清代的总监察机关。它的主要职员有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所属有给事中二十人，监察御史四十四人；给事中监察京内官府，分为各科；监察御史监察地方官府，分为各道（给事中及监察御史总称之为科道官）。这些科道官虽然因处理事务上及地域上设有分界，但是他们的监察权在性质上并无限制；无论什么阶级的官，他们都可以参劾，无论什么性质的事，他们都可以举发或反对；大小官府的陈奏，他们固然可以指摘，就是皇帝的谕旨，他们也可以拒驳；不能上奏的小官，可由他们代奏，百姓有冤抑，也可由他们代伸：总括一句，国家政务的全部无不受他们的监察。但是有几点应该注意的：甲、这种监察权的行使，不是用都察院的机关全体去行使，是用都察院各员的官衔单独去行使，从都御史到所属各科道官，各人都有单独的参劾上奏权，并不要经过全体机关的取决；乙、这种监察官的选任，并不必要有政治或行政经验的人，也不是一种有特别保障的终身官，随时可以改任或升迁，一旦作了普通官，同样的要受他人监察，有特别权势的人可以暗中干涉他们的进退；丙、这种监察官自身的责任问题，全以皇帝一人的意旨为断，皇帝喜欢容纳直言的，对于他们的诬劾诬说，也不问他们的责任，倘若触犯了皇帝的私好偏爱，就是参劾得确实，也要受谴责。

各省督抚 　清代的总督、巡抚，也是沿袭明代的旧制（在明初皆非常设之官，但是后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性质都渐次变了）。总督大约是兼辖两省（晚清的东三省总督兼辖三省），但也有单辖一省的；辖两省的所属有两个巡抚，总督初无直辖地；辖一省的则以总督兼授巡抚衔，其下不别设巡抚。原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本不相同，依雍正即位时的上谕说：“总监地辖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协和将吏，辑绥军民，乃为称职；巡抚则凡一省之事，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之。”乾隆时修的《大清会典》上也说：“总督统辖文武，诘治军民，巡抚统理教养刑政。”但是，后来督抚的职权都有变化（变化大都起于洪杨之役，此后总督、巡抚的职权渐次无有差别）。督、抚不受内阁、军机处和六部的直接命令，上面已经说过，但是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就是总督还兼一个右督御史衔，巡抚还兼一个右副都御史衔，都有单独的参劾权及上奏权；总督固然可以参劾巡抚，巡抚也可以参劾在他上面的总督；他们是地方的行政长官，也都是全体政务的监察官；督、抚意见不合时，也和六部的尚书和侍郎一样，除了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所以在形式上督、抚仿佛有上下从属的关系，实际上还只有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

就上面所说明的几种机关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结论：一、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没有一个机关可以宰制别一个机关；二、无论甲机关与乙机关，就一个机关内部的甲人员与乙人员，都有互相监视、互相牵制的意味，要想保持权位，除非取得皇帝的信用，博得皇帝的欢心。所以说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了。但是这种完密的君主专制的组织，须得君主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方能运用如意；若遇着一个庸主，必使机关的全部失去它的重心。乾隆帝确是能运用这种机关的人，所以在乾隆时代的政治，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治。自嘉庆帝以后，“一蟹不如一蟹”，加以外力渐次侵入，于是这种最完密的君主专制政治的组织，渐有“捉襟见肘”之势了。

上面是专就政治的机关上观察。再就乾嘉时代的政治实质说，乾隆帝确是很厉精图治的，在位六十年，年纪已满八十五岁，始禅位于嘉庆帝，对于重要的政务，嘉庆帝还是须禀命而行。当乾隆帝年逾八十时，他自诩为古来罕有的皇帝，自作《御制十全记》，叙述他十全的功绩。所谓十全，就是当他在位期中，平定准噶尔两次，平定回部一次，平定金川两次，平定台湾一次，降缅甸、安南各一次，受廓尔喀之降二次，合之为十大武功。但是他的武功虽盛，终究掩盖不了他内治的弱点；他信任一个贪黩不堪的和珅达二十年，援引许多贪黩的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郝硕、伍拉纳之徒，赃款累累，动辄数百万，在他尚未禅位的时候，已经屡次发生赃贿的大狱；这些赃贿案，实际都是由和珅在内隐为驱迫而成；但是乾隆帝至死不知道这些赃案的根源所在，他的监察人员也终究不敢触动到这个根源上。直到乾隆帝死后，嘉庆帝方把和珅处以死刑，抄没他的家产共计一百零九号，约值八万万两。（当时查抄其家产金额列为一百零九号，内中已估价者仅二十六号，约占金额四分之一，计银二二三八九五一六〇两，故其金额约为八万万两云。）当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因为当时中国国库岁入额并不甚大（每岁不过七千万两上下），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蓄的八万万，超过了国库岁入十年的总额。因为有这么一个贪黩的宰相在内，驱使一班贪黩的地方大吏在外搜刮，无所不至，于是民力凋敝，到嘉庆帝一即位，地方的乱事就起来了。在乾隆六十年，已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到嘉庆元年，白莲教之乱起，蔓延及于五省，经过八九年的长时间，耗去军费二万万两，才告平定；同时，海寇蔡牵等以安南为窟穴，侵扰两广、闽、浙各处，到嘉庆十五年才平定；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等扰乱山东直隶，至于震动畿辅官禁之地；到嘉庆末道光初，边境又有回部张格尔的乱事，官军大举征伐，经过七年的长时间，才告平定：这些乱事，大都是在乾隆后期已经酝酿潜伏着，到嘉庆时才陆续爆发的。所以，乾隆帝的十全大功，可以说就是嘉庆以后的民乱种子。

在白莲教乱当中，清朝的政治，还暴露一个大弱点，就是军备已经失了作用。清朝的所谓经制兵即常备军，原有八旗兵与绿营两种；到嘉庆时代，这两种常备军都已腐败不能作用。当嘉庆民乱，有记述当时情形者，谓：“交战时以乡勇为先锋，汉人之绿营次之，其素称骁勇绝伦之旗兵在最后，贼军亦驱难民以当锋镝，真贼在后观望；乡勇与难民交战，而官兵则与贼兵不相值。乡勇伤亡，则匿而不报，或稍得胜利，则冒为己功；然与贼会之时甚稀，惟尾追而不迎击，甚至地方村民备粮请兵，拒而不纳，常求无贼之地以驻军。军中费用之侈，骇人听闻；有建昌道石作瑞者侵渔五十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尝于深菁荒麓间，供一品值五两之珍馐，一席至三四十品之多；有某尚书初至营中，得贿珍珠三斛、蜀锦一万匹，他物称是……”军纪这样腐败，所以白莲教乱，延到八九年。白莲教乱的平定，并不是这种常备军打平的，乱事蔓延到无可如何的时候，采用两种政策：一、坚壁清野；二、团练乡勇。坚壁清野的政策由德楞泰建议，就是令地方市镇坚筑堡垒，不给贼以掠夺机会，待其自灭；此法初行于湖北随州，颇有效力，后乃命川、陕、豫各省仿行。团练乡勇的政策由合州知事龚景瀚建议，他因为八旗官兵不可恃，所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故主张募集乡勇，给以武器，举办团练，既可替国家节省军费，又可灭免地方的扰害。当时有反对此说的（陕督长麟），说团练乡勇以保乡里虽未尝不可，但恐民间有兵，难免将来的纷扰危险；但终不能不采团练的政策。四川一省的乡勇，至有三十万人；到了乱事平定之后，又把乡勇的兵器收回。政府的常备军既不足以平内乱，自然更没有捍御外侮的能力，所以后来一与西方武力接触，便无不失败。这是百年前中国内部的大概情形。

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概要

百年前世界的趋势既如彼，中国内部情况又如此，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事。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门户既被打破，于是西方的势力，节节相逼而入，造成近百年的政治局面。

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大概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为第一个段落；从甲午后维新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为第二个段落；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为第三个段落。第一段为外力侵入，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段为革命势力进展，皇位颠覆时代；第三段为革命势力与清朝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时代。若从这三大段中间重要的政治事变再加剖析，又可分出下列的小段落来：

1、因为英国人扩充商场的热望屡为清政府所阻遏，遂以鸦片问题为导火线，惹起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结果于一八四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一岛，并开五口为通商口岸：是为外人打破中国门户的开始。

2、中国自受此挫辱，一方面汉民族对于清廷的威力渐渐看破，一方面感受西方潮流的影响，到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就有洪杨革命军的崛起；洪杨战役连亘十五年，至一八六四年渐告平定：是为汉民族势力复活的时期。

3、在洪杨战役中，又有英法联军入北京，咸丰帝避难热河之事（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结果与英法结城下之盟，外力压迫的程度又进一层；并且在平定洪杨的战役中，得了外国人军事上一点助力；于是到平定洪杨以后，所谓中兴的新人物中，颇有感觉西方军事艺术优长的人，讲求所谓洋务，在造船、制械、练兵、裕饷上，尽力模仿西法；所以，由同治朝到光绪中叶可称为洋务讲求时代，亦可称为西法模仿时代。不过，这种皮毛上的西法模仿，终于不能发生抵抗外力的效能，到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对于安南问题，和法国发生争议，结果模仿西法的第一根据地马尾船厂，被法军破毁，失去安南的藩属地；但是皮毛上模仿西法的方针并不因此改变。到一八九四年，便有所谓甲午战争的大挫败。至此中国的弱点完全暴露。

上面是第一大段中的几个小段落。

4、由甲午战败的刺激，惹起士大夫阶级里面一部分人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遂有维新变法的运动；到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夏间，运动达于最高潮，便有所谓戊戌“百日维新”的事业：是为维新运动的初步。

5、由“百日维新”的失败，西太后再行临朝；到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因为亲贵利用拳民，争夺政权，排斥新党，惹起外国联军入京的大祸：是为维新运动反动时期。

6、由《辛丑条约》的耻辱，清政府始感觉维新变法的必要，于是有督抚派的维新运动；到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勃发，结果日胜俄败，更感觉立宪优于专制，于是有派遣五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是为维新运动再起的时期。

7、自“拳乱”以后，国民对于清政府的反感，已非虚伪的立宪招牌所能缓和了；在一九〇五年五臣出洋考察宪政时，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自此一方面预备立宪，一方面进行革命，进于革命与立宪对抗运动的时期；立宪的虚伪，一天一天地暴露，革命的潜势力，一天一天地膨胀。到一九一一年秋间，便有武昌革命军的崛起。

上面是第二大段中的几个小段落。

8、从一九一一年秋间武昌起义，到次年春初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政权由清廷移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中的时期，是即由第二大段转入第三大段的关键。

9、由一九一二年春间临时政府北迁，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开始斗争；到次年春夏间，因“宋案”而惹起赣宁之役，国民党失败，国会被破毁：是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

10、国会第一次破毁后，袁世凯图谋帝制，第一步修改约法，第二步成立筹安会；到一九一五年秋冬间，袁氏公然要称帝了；反帝制的各派联合奋起，与袁氏决斗，到次年夏间，卒将袁氏打倒：是为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的对抗时期。

11、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势力依然不可侮，他们不利于旧约法，因是发生新旧约法的争议；结果旧约法虽然恢复了，到一九一七年因为对德宣战问题惹起国会第二次的解散，演为长期的护法战争，成为南北对立之局。在护法战争中，一方面北洋军阀分为直、皖两派，他方面西南的小军阀也渐形跋扈；到一九二〇年秋间，北洋军阀的直、皖两派，公然打起仗来了，西南的军政府也瓦解了：是为护法运动与南北各军阀分裂的时期。

12、自一九二〇年北方直、皖两派分裂，西南军政府瓦解，护法的战争，虽然尚未终了，但因南北两方都失了重心，于是进于所谓联省自治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徒为割据地盘的各军阀所利用，各军阀间势力扩充的斗争仍未能免；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秋冬间曹锟篡窃大位时止，可称为联省自治运动与南北各军阀混战的时期。

13、自一九二四年春，中国国民党改组，南方的新势力，一天一天的充实，北方曹锟颠覆后，成立一个临时执政政府；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间，执政政府消灭，国民党准备北伐的工作完成，于是北洋的军阀嫡系势力将归消灭了：是为第三大段的最后一段。

上面三大段中的十三个小段落，便是近百年中国政治史的总纲目。

本文选编自《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的著作和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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