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教授，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博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主任。1994 年博士畢業進入加拿大麥吉爾 (McGill) 大學歷史系任教，後轉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2005 年起在哈佛執教。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明清及近代社會史。著作有《實踐親屬：帝制中國晚期的宗族與繼嗣》(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2) 與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編有《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2006)、《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2017)，合編《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2010)。近幾年致力通過民間文獻來研究明代衛所與地方社會，已出版相關著作《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凡是国家，必有军队，用以保卫国土、攘外安内。很遗憾，这一历史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军事制度普遍存在，从这里入手做研究往往卓有成效。我们不仅能通过该制度了解国家如何运作、如何动员和分配资源，而且能以之探索国家与其人民如何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这是因为，国家拥有军队，自然意味着拥有士兵。动员民众参军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常见的挑战之一。在历史上的几乎每个国家中，都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不自愿地以当兵的方式为国家服务。如何动员民众参军？国家的抉择，对军队的方方面面——从指挥结构到军事战略，从筹措军费到后勤补给——均意义重大，亦深刻地影响着服役的士兵。 在明代（1368—1644）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国家的军事动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重点不在于相关决策造成的军事、后勤或财政后果，而是其社会影响，即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生活。我将在《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讲述一个个明代平凡家庭与国家机构之间互动的故事，并考察这种互动如何作用于其他社会关系。明代百姓如何因应兵役之责？他们的行为引发了哪些更广泛的后果？万历年间（16世纪晚期），生活于泉州近郊的颜魁槐，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翔实的记述，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家族是如何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的。“伤哉！”他以哀叹开篇，接着写道：勾伍之毒人也，猛于虎。我祖观田公六子，三死于是焉。弟故，兄代。兄终，弟及。在留守卫者一，毙于滇南者二。今朱家自嘉靖六年着役，抵今垂八十载，每回家取贴，万里崎岖，子姓待之若平（凭）空开骗局者。然曾不稍加怜恤，窃恐意叵测，我家未得晏然安寝也。故纪伍籍谱末，俾后人有所据，稽考从戎之繇、勾清之苦，与二姓合同均贴始末，得先事预为之备焉。洪武九年抽军，本户颜师吉户内六丁，六都朱必茂户三丁，共合当南京留守卫军一名。先将正户颜丁应祖应役，乃观田公第四子，时年一十四岁，南京当军病故。勾次兄应安补役，逃回，称作病故。勾长兄应乾补役。洪武十四年，调征云南，拨守楚雄卫，百户袁纪下分屯种军。在卫二十八年卒，今有坟墩在。生子颜关、颜保。永乐八年勾军，推乾第五弟应崇起解补， 在途不知日月病故。至宣德三年，称作沉迷，将户丁颜良兴寄操泉州卫，至正统三年戊午故。勾朱必茂户丁细苟补操。至景泰三年，将细苟起解楚雄，本户贴盘缠银二十二两五钱、棉布三十匹。细苟到卫逃回，册勾将朱末初起解，本户又贴银二十二两五钱、棉布九匹，到卫逃。册勾将朱真璇起解，又贴银一十两。至弘治间逃回，仍拘起解，又贴银十两。正德十一年，又逃。嘉靖六年，册勾逃军。本府清理，审将朱尚忠起解，颜继户内津贴盘费银三十八两。二家议立合同：“颜家四丁当军百余年，俱各在伍身故。朱尚忠此去，务要在伍身故。发册清勾，颜家愿替朱家依例津贴盘费银两。” 至嘉靖廿一年，尚忠回籍取贴布匹银两，本家每丁科银一 钱，计三十四两，余设酒呈戏，备银送行。至戊午，尚忠称伊行年六十有余，退军与长男，代我家当军焉。立合同，再年每 丁约贴银三分。尚忠回卫，父子继殁。至万历壬午，孙朱邦彬回籍取贴。计二十五年，每丁依原谣出银七钱五分，除贫乏、病故、新娶，实只有银四十二两。彬嫌少，欲告状退役，又欲勒借盘费。故会众与立合同，每丁年还银六分。癸巳，朱仰泉取贴，本族还银不上四十两。朱家以代我当军不理，除往来费用，所得无几。大约朱邦彬既长，子孙在卫，退役虽非本心，无利亦岂甘代我家？若一解顶，买军妻、备盘缠，所费难量。若再来取贴，处之以礼，待之以厚利，庶无后患。
颜魁槐笔下的悲惨故事，要从颜家在明代户籍制度中的身份讲起。颜家被朝廷编为军户。在明代大部分时间里，人口中的这一特殊群体构成了军队的核心力量。军户必须世世代代为军队提供军人。并不是说军户中的每一个人——准确地说，每个男丁——都要当兵，而是说他们有义务为军队提供一定数目的人员。通常而言，每户一丁。颜家的情况有些复杂。他们和朱家——当地的另一个家族——共同承役。换句话说，两家须联合派出一名士兵，其中颜家负主要责任。颜朱两家组成了所谓的“正贴军户”。洪武九年（1376），颜朱两家被征入伍，颜氏家长颜观田率先出丁，以确保两家履行义务。他选择让第四子颜应祖服役。应祖当时不过是个十四岁的男孩，就被遣往远方的南京戍卫。他在伍时间很短，到京师后不久便因病身故。颜家随后派出另一名幼子接替应祖。这个孩子也没服役多长时间，就当了逃兵，不知所终。颜观田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出丁。这次他态度一变，命令六个儿子中的老大应役。 洪武十四年（1381），颜家长子被调往千里迢遥的西南边疆，戍守云南楚雄卫。他在那里终身服役，再未回乡，于永乐八年（1410）去世。勾军官吏第四次登门。颜观田已是风烛残年，却不得不再择子顶补。新兵甚至连驻地都没见着，就在长途跋涉中不幸病故。颜观田去世时，他六个儿子中的四个服过兵役。三人入伍不久即离世或逃亡；唯一的“幸存者”，则远离家乡，在西南丛林卫所里度过余生（图1）。 之后的十多年，颜朱军户没有再派人当兵。这可能要感谢负责相关文书的书吏粗心大意，未及追查。到了宣德三年（1428），明军兵力严重短缺，朝廷重新清理军伍，勾补逃军，力图填满缺额。部分官员认为，士兵驻地远离本乡是军队失额的原因之一。有些新兵在漫漫长途中患病、死亡，颜观田的两个儿子就是如此；有些则如同颜家的另一个儿子，宁作逃兵，也不肯和家人天各一方、永难再见。军队的对策，可被称为“自首政策”：若负有补伍之责的男丁主动向官府自首，他将得到清勾官吏的保证，不会被送回本户原来服役的远方卫所，而是在家乡附近就地安排。颜良兴，这名年轻的颜氏族人于是借机向朝廷自首，成功改编到不远的泉州卫服役。他于十年后去世。至此，颜家已经服了六十多年的兵役。颜良兴身故后，颜家再无役龄男丁。于是乎，替补军役的责任转移到了“正贴军户”的另一家人身上。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朱家先后派出四名族人参军。随着边防所需兵员有增无已，“自首政策”最终破产。朱家的第一名士兵又被遣回颜朱军户原本的驻地——西南丛林中的楚雄卫。两家人都十分希望他能恪尽职守。逃兵屡禁不止，是明朝军队的大问题。对军户而言也是个大麻烦，因为他们必须找人顶补。为了阻止本户士兵逃亡，颜朱两家精心安排，为每位新兵准备银两和棉布。表面上，这是“军装盘缠”；实际上，两家希望以此说服新兵留在军队。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在役士兵一次又一次地逃亡，官吏便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勾取两家的替役者。时至嘉靖六年（1527），颜朱军户服役已超过一个半世纪，对其中的不确定性深恶痛绝，想要找到长远的解决方案。他们共同拟订了一份简明的合同，其内容迄今仍留在颜氏族谱之中。当时正在服役的朱氏族人是朱尚忠，他同意毕生服役。（合同赫然写道：“务要在伍身故。”）颜家为求放心，同意替朱家支付朱尚忠的军装盘缠，以确保他坚持履行两家的共同义务。事与愿违，该方案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嘉靖三十七年（1558），朱尚忠自云南归来，提出一个新方案。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想要退役，并希望达成一笔交易：朱尚忠承诺，自己的直系亲属和后代子孙会永世承担兵役，作为交换，两家人须定期支付银两。尚忠的儿子和孙子相继补伍，这将使颜家免于世代当兵，转而以金钱代役。只要持续付钱，颜家就再也不必担心会有官吏将颜氏族人推上战场。颜朱两家起草的新合同比旧合同细致得多。其条文——同样被录入族谱——不仅包括两家的族际安排，还包括颜氏自家的内部协议，即如何筹钱给付朱尚忠及其后代。近两百年前，颜家被征入伍；而此时，颜观田的后代子孙很可能已有数百人之多。他们构成了所谓的“宗族”。合同明文规定，宗族中的每名男丁须逐年缴付一小笔款项，组成累积基金。准确地说，就是按丁摊派的人头费。而远在西南边疆的正军，将会定期收到来自本基金的报酬。终于解决了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两家成员肯定如释重负。但故事尚未结束。新合同订立二十五年后，朱尚忠之孙回到家乡，抱怨酬劳太少，要求重修条款。颜家自度别无他法，不得不答应。他们提高了人头费，以应付新的、更多的军装开销。 颜魁槐的记述止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呼吁族人凡事要通情达理，满足朱家后人的全部要求。如果正军回来索取更多盘缠，族人务必“处之以礼，待之以厚利，庶无后患”。颜氏族人也许没什么机会遵行颜魁槐的嘱咐，因为半个世纪后，明朝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清王朝，在军队动员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针。颜魁槐受过良好的教育，科举及第，仕途得意。但是，他的记述不是站在学者或官僚的角度写下的。它既非哲学沉思，亦非政策分析，只是一份家族内部的文书，被录入族谱，主要供族人浏览（颜魁槐也意识到，有朝一日，这份内部文书可能会作为呈堂证供交由判官过目）。它阐明了颜家为满足朝廷要求而做出的各项安排，并证实着这些安排的合理性。它的时间跨度逾两百年，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像颜魁槐的记述这般，由家族成员出于自身动机撰写、继而被抄入族谱的文书，能够为刚才提到的两个核心问题提供答案。这些文本，由普通民众写成，旨在处理、评论日常问题，或许是我们研究明代平民历史的最佳史料。在我们能找到的各种资料中，它们很可能最贴近百姓的心声。这些文本，不是从主导动员的国家的角度，而是从被动员的民众的角度，揭露了明代军事动员的方方面面。它们诉说着生活在明代的百姓，如何一方面苦苦应对来自国家的挑战，另一方面紧紧抓住国家提供的机会。我撰写本书的主要动力，就是要将百姓的巧思和创意告诉读者。我将努力论证，他们的策略、实践、话语构成了一套政治互动模式。这套模式，不仅见于士兵之中，而且遍布社会的方方面面；不独属于有明一代，亦曾显迹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甚至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可寻见其身影。 给这类互动贴上“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标签，不见得错，但这是对历史的“后见之明”，有简化问题之嫌，而且将国家和社会人格化了。社会由社会行动者——个人或家庭——构成，但每个社会行动者都在做着自己的选择。大部分时候，他们既不代表社会，也不以社会公益为目的，他们甚至不会产生这类想法。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事物。国家也非有意的，乃至协调一致的行动者。国家并不与民众互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民众极少感觉到国家在和自己互动。民众的互动对象是国家的代理人：官员和胥吏。民众照章办事，造册登记，缴粮纳赋。我们可以从自身经验得知，在这类互动中，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我可以不折不扣地遵循政府官员的指示，一丝不苟、尽心尽责地登记各种文书簿册；我也可以拒绝服从这套程序，如果对方施压，我兴许会逃之夭夭，或者干脆揭竿而起。当然，民众和国家的绝大多数互动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古人来说也是这样。此外，虽然有些政治活动没有涉及与国家制度或国家代理人的直接互动，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对这些活动而言无关紧要。国家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无论其代理人是否在场。国家的制度和管理结构，是世人生活背景的一部分。在颜魁槐的记述中，军队将领和征兵官吏均未现身。如果我们就此认为国家缺席了颜朱两家的族际交涉与内部磋商，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征兵制度是他们一切互动行为的背景。国家或许没有直接介入两家人的协商，但肯定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这类协商很难被归入某一常见的政治行为范畴。可是，若无视其政治属性，将大错特错。其实，很多政治行为往往只是一种平凡而日常的互动：介于被动服从和主动反抗之间，不直接牵涉国家或其代理人。在这个中间地带，百姓间接地而非直接地与国家机构、规管制度及国家代理人打交道，反客为主，移花接木，以求其得以任己摆布、为己所用。百姓为了应付与国家的互动，琢磨出许多策略，我们该如何描述这些策略呢？显然不能简单地按照官方文书的说法，给它们贴上“犯上作乱”或“行为不端”的标签。为了突破“顺从”“反抗”二元对立的局限，我选择了“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这个术语。正如本·柯尔克夫烈（Ben Kerkvliet）所言：“日常政治，即大众接受、顺从、适应、挑战那些事关资源的控制、生产或分配的规范和规则，并通过克制的、平凡的、微妙的表达和行为完成这一切。”日常政治的“策略”，是一种本领和技巧，可以被掌握或传授；或者说，它是一种“被统治的艺术”。这一概念的灵感，显然来自福柯笔下的“统治的艺术”以及斯科特所说的“不被统治的艺术”。正如福柯对“统治的艺术”之重心变化的描述，本书希望刻画出“被统治的艺术”的历史。本书与斯科特的大作在书名上仅一字之差， 希望读者不要以为这只是在玩文字游戏。我想借此表明一个严肃的观点：明朝（及中国历朝历代）的百姓和斯科特笔下的高地居民（zomia）存在本质差异。前者的“被统治的艺术”，不是一道简单的要么“被统治”，要么“不被统治”的选择题，而是就以下问题进行决策：何时被统治，如何被“最恰当地”统治，如何让被统治的好处最大化、同时让其弊端最小化，等等。对明代百姓来说，日常政治意味着不计其数的权衡斟酌，包括掂量顺从或不顺从的后果、评估各自的代价及潜在的益处。强调这些权衡斟酌，并不意味着把百姓的所作所为简化为在理性选择驱使下的机械行事（相反，他们是目标明确、深思熟虑的行动主体，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不意味着将他们的努力矮化为“操纵体制……把自身损失降到最低”的一个实例。操纵体制的现象很可能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但是，百姓如何操纵体制，为何要这么做，为此动用了哪些资源，对体制的操纵如何重塑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历史研究中有意义的，乃至亟须探索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承认百姓有能力知悉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并应付自如。换句话说，他们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本书将通过军户的故事，考察明代的日常政治。我们会结识彰浦郑氏一家，他们通过修改族长遗嘱，解决了怎样在家族内部定夺参军人选的问题；福清叶氏一家，他们通过维持与戍边族人的联络，化解了地方恶徒的刁难；福全蒋氏一家，他们仗着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参与货品走私和海盗活动。此外，还有很多很多人家，以及他们精彩绝伦的故事。上述家族应对国家的一系列策略，可分为四类，如表1所示。 我已经提及从顺从到反抗这一光谱（“顺从”与“反抗”的措辞相反相成，实则皆是从国家角度而言的）；另一光谱则关于策略运思的程度：一端是随机应变的权宜之计，另一端则是蓄谋已久、井然有序的运筹帷幄。军中的极端反抗行为的表现，莫过于逃兵和哗变。明军士兵不是未曾造反或逃跑，但本书不会对它们详加讨论，原因并非在于它们不属于明代日常政治的范畴，而是因为士兵很少留下相关的书面记录。明王朝深受逃兵之害，作为对策，朝廷越来越倚赖募兵。募兵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通常被视为压倒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几乎没有任何史料是从士兵的角度讲述逃兵现象的。军户肯定还有很多别的策略，因时制宜、灵活自如地应对挑战。 “日常反抗行为”包括小偷小摸、故意拖延、冷嘲热讽、溜之大吉，等等。通过这么做，各地军户百姓竭力维护自身利益，对抗上司和朝廷的种种要求。人们一般也不会记下这类随机策略。要说从实践者的角度理解它们，历史学家可比不上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因此，我也不会在这类策略上徒费笔墨。 最适合历史学方法大展拳脚的，乃是对“日常政治策略”的研究。所谓“日常政治策略”，指那些合乎规矩且被朝廷视为服从（或至少不是反抗）的策略。实施者一般都会将其用白纸黑字记下来。其实，每每正是这样的记录，使策略得以奏效。本书着重探讨的就是这一领域的策略。 本文选编自《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题目为编者所加。来源于“二十一世紀”公号。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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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怡明｜明代的民间“制度套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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