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浩（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二十世纪最具原创性与现实关怀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1906-75) 一生的思想大抵可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 书中看出完整的轮廓。
此书称得上她最有系统的一本，结构清楚，包括：（一）一组关于劳动 (labour)、工作 (work)、行动 (action) 三种人类主要活动的概念分析，实际上也是一套生命哲学，镶嵌于一个完整的生命哲学；（二）以这套生命哲学所高举之“行动的生活”为核心，同时批判西方两千年的政治传统与政治哲学传统；（三）从此一生命哲学衍生出来，一方面强调行动的集体性，一方面正视所有行动存在不可预期的风险与失败可能性之政治哲学。据阿伦特所理解，人与物之别在于人可以工作，能按照计划来制作东西，不像动物只能依靠本性，既不能计划未来，也无法生产可以在自己生命结束时还继续存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人可以行动，也就是一群人共同进行、完成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可以不朽，因为人们会继续记得这一件事，会去理解其意义，只要社群继续存在他们就是不朽，事件也是不朽！进一步解释，“劳动”是人跟动物最接近的活动，关乎生存，其结果也与动物性生命同起同灭。“工作”则是人发挥与动物有别的人类特性才能从事得更高一阶活动，关乎生活因为其结果可以相对持久，同时也创造了人与人能够互动、界定自我身份的世界——亦即一个属于我们所创造，也为我们和后代而存在的世界。至于她所谓的“行动”，则本质上必然是政治性的活动，也是唯一有意义的不朽形式——不朽，不是企图逃离现世生活，进入永生，而是开创一个足以影响后世的事件，其意义只要后代存在便能不断传颂下去，就是个人生命得以不朽的方式。上述想法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与政治传统有两个主要意涵。为了掌握其意涵，我们必须理解，劳动、工作、行动三者其实分别各自对应一种时间观：肉体死亡即消失的个体“生命”时间，工作所制作出来的物品在世界上所能持“存续的时间”（往往比制作者还久），以及行动的“不朽”1。事实上，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新生/起始”(natality) 概念也贯穿上述三种时间观。对阿伦特而言，所有人都是以一个“新的生命”进入世界，也就是世界的生物因果关系，即使会死亡，出生之后便尽可能维持自身的生存——生，才是重点，才是人的本质，而非死亡，因为死亡不过是生的终点。作为一个制造者，人们亦可创造出新的东西。作为政治性的人类行动也是如此。一个真正的行动就是打破既有的因果关系，开启一个新的因果链结——例如制宪或革命建国。读者可见，首先，相较于基督宗教将不朽建立在“（死后的）永生”的概念之上，无论理解为“时间上的永远存在”或“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存在”，阿伦特不仅强调“新生/起始”的人类潜力，也让“不朽”概念转化为一个在“人世间”可企及的理想。再者，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反对那种强调“普世”人类皆具有“自利理性”的社会契约论传统，一方面反对那些以提出理想国蓝图为目的之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事实上，阿伦特反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还有另一个理由：因为自柏拉图以降，包括奥古斯丁结合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思想而成为基督教神学，过于强调“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e) 而贬抑“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e)。对阿伦特而言，哲学兴起前的古希腊文明，是最看重政治行动的时代。政治，就是所有平等且自由的人共同参与，集体决定关乎众人命运的各种决定。然而，柏拉图哲学以及基督教神学，却彻底阉割了人类替自己开创新局的行动能力！进入现代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以“社会契约”传统为基础的代议民主2，不仅让政治转化为少数人才具有特权参与的活动，更让政治运作沦为“立法”工作，而且是主要关乎经济与民生的立法工作。这无疑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剥夺，同时也让原先关乎“公领域”的政治，沦为只看“私领域”的堕落。是故，政治沦为动物生存层次的关心，性质上如同制作的机械式单调工作，再也不是关乎集体命运、可以成就伟大事迹的行动。原初，阿伦特替《人的条件》取的书名是“Amor Mundi”(爱这世界)，不仅暗示对于柏拉图与基督教神学的反叛，也高举古希腊政治的行动传统！不过，阿伦特所界定的行动，蕴藏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各种意外的可能3。同时，阿伦特所界定的政治行动蕴藏开放性，可以如同美国革命那样起薪开创一个新的因果链结，也可能如同法国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主观上悬乎参与者的一念之间，客观上则有赖集体意志和既有因果链结的对抗，包括认知能力、情势的判断，以及集体或个人意志的强弱。在阿伦特眼里，伴随这种开放性而来的是政治希望的所在。首先，“伟大”是可能的。就个人而言，参与政治也就是进入公领域，不仅必须揭露自己的一切，失去一切私领域的法律保护，在公众面前扮演起一种特定的角色与身份，然而也因此可以成就领导国家乃至于创建新国家的不朽。就集体而言，作为共同的意志展现可能遭受各种人为与自然条件的阻饶，但也因此造就了一个（新）国族的伟大，写入人类历史之中，可歌可泣的一页。再者，“原谅”（forgive）是可能的。正视政治行动同时存在失败与成功的开放性，意味着失败的行动有原谅的基础。原谅，事实上也是一种开创，亦即结束之前事件的因果链结，同时避免冤冤相报的暴力循环，重新开始——正好符合“行动”的界定本身。至于实际的做法，则不外采取一方“承诺”，一方“信任”的形式。是故，原谅让我们从过往历史之中解脱，承诺则让我们对于未来有一个共同期待；一个社群若想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两者缺一不可。相较于主流政治理论所强调的“自利”、“理性”等所谓的普遍价值，阿伦特所开创基于“原谅”与“承诺”的理论，不仅无需避开，更可能在理论上解决了“社会契约理论”所长期避开的根本问题，也就是：社会契约论本身预设了“一群人”彼此签约，但从来不说何以他们会成为“一群人”，彼此究竟有何关系想一起建立一个社会。面对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殖民与解殖所带来的各种历史问题，阿伦特虽然生前尚未建构起一套完整的系统性政治理论，但，蕴藏于《人的条件》之中的核心政治概念，至今无论在政治和解、转型正义、宪制主义，乃至于革命与建国理想，相信对于内部政治、国际政治也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意涵，值得政治理论学界进一步探索与重建。------------------------------注释：
1. 当然，此处的“不朽”并非真的指涉时间的“永恒”，而是一种存在于一群人的集体记忆之中的意义——只要记得的人群存在，一个人的言行才会是不朽，唯有这一群人能永远存在，意义的不朽才会转化为时间上的永恒。
2. 社会契约论者主张，一个国家的形成，是一群人彼此签订契约所致，并借此推选出一位主权者，来保护自己尚未进入国家之前就已经有的东西，例如，生命与自由。是故，国家的组成是出于一群个人出自于理性、自利的结果，而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更多或更好的保障。
3. 一来作为本质上政治性的行动，涉及彼此存在差异且各自独立、独特的个人，所以在实践上不可能按照计划进行（那是制作）。据此，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或哈伯玛斯的审议民主理论，预设了一个单一答案的可能性，凡理性的人最终在资讯完备的情况底下，都会达成一个内容上一致的共识，不但不可能，也彻底误解了政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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