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明仁
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Email：mjlin@ntu.edu.tw）
凯因斯曾说：“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理念的影响力，不论对错威力，都比一般人所能了解的还要大，统治者通常只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在思想上的奴隶而已。”从这个标准来看，《国富论》对近二百年来世界体系运行与资源分配方式观点争论的重要性，恐怕无书能出其右。祖师爷分析技巧与同时代的学者相较，或许不是最突出的，但是《国富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思想水坝，之前所有对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想法，都被汇流至此，而之后所有的观点，也都从此而出。举例来说，二十世纪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或者是史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的管制理论（Theory of Regulation），都可从《国富论》找到对应之处。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即是第一位提出以自利心（self-interest）为出发点，论证在竞争市场的前提之下，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将会让整个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的“市场机能”说。这个伟大的洞见，也让后世尊称他为经济学之父。斯密于一七二三年出生于爱丁堡近郊的一个小镇克尔卡迪（Kirkcaldy），是一名律师的遗腹子，从小身体不算健康，但是对书本有极大的爱好。十四岁时他到格拉斯哥大学研读道德哲学、数学与政治经济学，并在十七岁获得牛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有趣的是，当年的牛津大学教授是以“假装教书都不愿意”出名，根本就不上课！（所以斯密曾主张，大学教授的薪水应该跟他所教的学生人数成正比）一个例子是：在该校一场辩论会上的四位参赛者，全场没有一个人讲出任何一句话；大家都在滑手机（误）阅读流行小说（正）！这样的环境对斯密来说，可能反倒是如鱼得水。在六年内，他读遍“他认为重要”的书籍，而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恐怕非日后好友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巨著《人性论》莫属。事实上，斯密还曾因房里藏有这本主张“道德与政治的基础是自利心”的著作，差点被牛津开除呢！二十八岁那年，斯密受聘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与道德哲学教授的职位。八年之后，他将其上课讲义编辑出版，命名为《道德情操论》，本书一出立刻“伦敦纸贵”，也让他挤进英国顶尖哲学家排行榜。《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都已经进入当代的经典巨著之林。但讽刺的是，经典即是“大家都听过，但都没读过”的书。特别对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来说，十八世纪那种一个句子有四十二个单字的古文体，的确是太诘屈聱牙，难以下咽。在本书中，作者简洁有力地介绍了《道德情操论》的基本论点，并且举出非常多现代生活中的例子加以诠释。这让一般大众，甚至是经济学系的科班生认识斯密的成本，大大地下降了。当然，读者也不可忘记自己是走在作者精心安排的路径上被导览着的。不过，世间事皆有取舍（trade off），不是吗？本书共分十章，作者首先介绍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破题的大哉问：“为什么一个自私的人，在本性上还是会坚持某些节操，⋯⋯并认定旁人的快乐对他是重要的？”斯密接着也说：“同情心（sympathy），意即感受他人的苦痛的能力就是这节操的一种。”但斯密却以一个尖锐的设问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当我们知道自己即将失去小指头，心里的感觉一定比听到远方有大量陌生人死亡的感觉糟很多！”但是若有选择，斯密追问：“是否有人会为了保全自己的小指头而让远方素未谋面的人大量死去？”毕竟“同情仁慈的力量，再怎样强大也无法与内心的自利冲动相抗衡！”上述的答案，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否定的。虽然人类天性龌龊，但社会却也没有到达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言，“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every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 的自然战争状态（state of nature）。不过与霍布斯不同的是，斯密认为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于《利维坦》（Leviathan）下的社会契约，而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无私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缘故。自利的自己所做出的决定，必然会被无私的旁观者加以审视，它会时时对你谆谆教诲，让你知道“慷慨的合宜与不公不义的丑恶”。无私的旁观者为你自己设下了一个道德标准，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人，那你将永远受它憎恨（也称道德良知的谴责）。不可讳言的，当面对的决定愈困难，内心小剧场中，自利心与无私旁观者的对战也就愈激烈。作者以《悲惨世界》尚万强所面对的道德难题为设定：“我是谁？（who am I?）我真的要让一个无辜的人代我入狱？”当然在一阵激烈的歌唱对话后，尚万强终于做出了无私的旁观者赞许的决定，大声说出：“Who am I? Who am I? I am Jean Valjean!”乔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其《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一书中，也对同情抑制自利的成效表示怀疑。她认为这是“as far as it goes, and does not cover the whole ground.”除了母亲保护小孩外，“利他在其他情况下都不太可靠”。因此道德感就成了最重要门阀，而无私的旁观者就是此一机制中那个提供判准的法官。从无私的旁观者这个概念展开，作者从阅读《道德情操论》的过程中提炼心得，并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对话，毕竟道德的确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准则。举例来说，第二章就提到随时把无私的旁观者放在心上，“不但有助于了解你自己，也有助于你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旁观者互动良好。”第三章则讨论了斯密所认为的快乐的来源。他提到：“有什么比受人喜爱，且知道自己本该受人喜爱更快乐？”作者接着问，当我们得到不应得的恭维时，我们会快乐吗？还是我们能诚实面对自己？拒绝不应得的恭维或许不会太难，那拒绝自己对自己的赞美呢？的确，如果没有无私的旁观者，我们要如何能对自己诚实呢？接着下来的第三到第七章中，作者从个体角度讨论要如何诚实面对自己，因为有时自利心也会愚弄无私的旁观者，并将其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他也讨论到怎样才能受人喜爱，成为一个可爱的人；精巧但没有实质用处的小玩意如何让我们玩物丧志；过分的激情对人生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为何审慎、正义和仁慈是最重要的美德等。第八章开始，作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同时受无私旁观者与自利心驱使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中，自发性的秩序会如何被创造出来，以及如何避免如“执着体系的领袖”般，相信所有人都如同棋盘上的棋子，任领袖摆布，完全忽略棋子自然移动的力量。忽略了体系内行动者的反馈，经常是导致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即经济学家所谓的“始料未及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在现实世界屡见不鲜。最后一章则讨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异同。相对于前七章，这三章则比较像是从总体的角度去思考个人道德互动与整体社会之间的关联。作者在书中加入了许多现代社会的例子与他自己的经验，替这本书增加了很多可读性。在此我就不再爆雷，以免扫了读者阅读的兴致。不过对于最后一章的内容，我想在此作些讨论。《国富论》vs.《道德情操论》：双重人格下的产物？没有读过《道德情操论》的中文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亚当．斯密不是资本主义、自利心的提倡者（此时请读者脑海中浮现《华尔街之狼》中李奥纳多那张贪婪的帅脸）？怎么会提倡道德情操？我在台大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学评鉴，也有学生怒吼：“不要每天强调斯密的《国富论》和市场机能！他也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强调道德很重要，要多读一点书！”然而，只要看本书的英文书名：《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就可以了解这不是一本教导大家要有道德，不要自私的书；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探讨道德起源与演化理论架构的著作（所以才有the theory这两个字）！不过即便在哲学与科学层次的讨论上，斯密（表面看来）的双面性仍然是令后世学者相当困惑的：在《道德情操论》里那个有同情心，能以无私旁观者角度思考的人，跟在《国富论》中自利的那个人，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一个一生只写出两本著作，但都对人类社会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怎么会将两本书奠基在如此不同的假设上？此即德国哲学家所谓的“亚当．斯密的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斯密本人对这件事倒是没有任何说明：他在《国富论》中从未提及《道德情操论》，更遑论自己是该书作者这个事实，他从未讨论过两本书之间的关联，也因此留给后世学者许多发挥与争论的空间。举例来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可以将《国富论》里的自利假设，看成是互利市场交换所需的最小要件，而《道德情操论》则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标准如何产生，并被镶嵌进我们的行为准则中。然而，沈恩（Amartya Sen）就认为：斯密的《国富论》只狭隘地聚焦在单纯的交换上，并未讨论生产与分配的问题（这一点我倒是不同意。生产也是一种交换，而产出的分配则是生产这个交换会不会发生的最重要条件）。而如果没有以道德为基础所产生的信任，自利对交换与福利增加的好处也会大打折扣。麦克隆斯基（Deirdre McCloskey）甚至说：“斯密是西方智识史最后一个道德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则从一个二分法的角度切入，他认为斯密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一个历史的角度：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提及，每个人都相互熟识的小社会中，道德与利他的确就足以成为维系村庄秩序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如伦敦、纽约这种举目皆是陌生人的资本主义下大都会中，只靠利他是无法存活的，因此人们行为的动机就会转变成利己，这其实也代表斯密了解美德的极限。在几乎都是陌生人的市场体系中与人互动时，无私的旁观者也会同意将自利作为首要考量。然而，假设这两本书是完全对立的，难道就没有问题吗？有关这个亚当．斯密问题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待。首先，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就已经认识到，若天真的以为行为者会完全遵照制度变化行事，不考虑他们的偏好反应，是终将会失败的，此即经济学家最强调的“始料未及的后果”。而此一后果，即是在个人依外在环境作决策并在市场互动的结果，这与《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家所谓市场均衡的概念是一致的。再者，如同他的好友休谟一样，斯密对为什么看似无人计划的人际复杂互动，最后却会产生井然有序的结果（即海耶克所谓“自发性的秩序”）的现象感到非常有兴趣。而就如本书作者所言：斯密对这个现象最强而有力的描述，不是出现在《国富论》，而在《道德情操论》。当斯密谈到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如何决定时，他回答：“是由所有人决定的。”每一次的互动，虽然看似渺小，却也都对道德标准产生滴水穿石的影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不仅发生在商品与劳务的交易上，也发生在道德标准的市场均衡形成上。最后，斯密是一个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不管是《道德情操论》或《国富论》，他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从个人行为动机的假设开始，去理解人们在商品交易或情感道德互动的过程，并且据此去推论整个社会最后可能达到的结果，以及此一结果是否能让社会更加美好；换句话说，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讨论的都是人类实际的行为，而非理想中的行为。只是，《国富论》聚焦在市场交易的财货（market good）；《道德情操论》则是讨论非市场财（nonmarket good）。两者都是透过“看不见的手”运作的。当盖瑞．贝克（Gary Becker）告诉我们，经济学分析应用到非市场财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时候，“亚当．斯密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斯密的思想并无歧异，不论是在分析方法或是对人类行为动机的看法，《国富论》都是《道德情操论》很自然的逻辑性延伸。布劳格（Mark Blaug）曾说过：“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没读过《道德情操论》，那些读过的人则会发现该书与《国富论》『表面上』是不一致的（superficially inconsistent）。”他也提到，最近格拉斯哥大学编辑的Complete work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让这个难解的争论露出了一线曙光。布劳格认为，他在完成《国富论》后回头继续修订《道德情操论》，应该是在构思一个更完整的社会科学架构，只是他没有时间完成。我们不妨把自己提到像斯密一样的高度，成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无私的旁观者，笑看众生的名利船只，庸庸碌碌的奔波。我们会发现，这看似无规划的自利竞争，不但给百姓带来莫大的福祉，也同时产生道德来节制人们的行为！就如同海尔．布鲁诺（Robert L. Heilbroner）在他的《俗世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一书中所言：“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这个世界辛苦奔忙，追求财富诠释与卓越，目的是什么？』《国富论》提供了答案：『对所有财富荣誉的追求，都有助于百姓的福祉，终于能得到正当的理由。』”亚当．斯密在一七九○年过世，享年六十七岁，不起眼的墓碑上写着：“《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作者，
亚当．斯密长眠于此，
生于一七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一七九○年七月十七日
Here are deposited the remains of ADAM SMITH.
Author of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nd Wealth of Nations:
He was born 5th June, 1725, and died 17th July, 1790.”
短短三行的墓志铭，宣告此地长眠的乃是经济学之父，还有哪一个人能用两本书的篇幅，洞察人类行为的前因与后果，影响世界长达数百年之久？ 本文来源于“ The News Lens”，经过本号重新编辑。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选编不易，如复制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出处和来自“勿食我黍”。不守此规矩者勿转。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亚当·斯密｜关于大头针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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