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让我们用一个奇妙的故事为这部简史做一个开场。故事发生在1620年，当时全球各个经济体组织了一场类似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来自全球各地的权贵齐聚在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的村子里：有身着丝绸长袍的中国学者，有身着紧身皮夹克的英国冒险家，有包着缠头的土耳其官员……这群人挤满了阿尔卑斯山山脚下各条冰冷的街道，来回穿梭，或者在小旅馆、餐馆中集会，喝得酩酊大醉。这场会议主要为了讨论一个爆炸性的议题：谁将成为未来几个世纪世界的主宰者？每个人都希望向别人推荐自己的国家。如果你是参会者的话，你肯定在一场辩论和下一场辩论之间来回穿梭（夜幕来临时，或许你还要在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中来回穿梭），每一位参会者都希望能够领会到所谓的“达沃斯智慧”。当时，中国学者的论点最具说服力。当时的北京人口已经超过100万，而同一时期欧洲的几个大型城市（伦敦、巴黎、尼斯）人口都没有超过30万。皇权统治下的古代中国官员是从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中通过最严格的考试挑选出来的。当时的中国学者已经编撰成了一部体量达11000册的百科全书。当时的中国海员已经造出了全球最大的船只。其他参会者也能为自己的国家提出很好的论点。土耳其人当然以奥斯曼帝国为豪，作为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的巅峰代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覆盖了土耳其、阿拉伯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和亚洲的广大区域，并且这个帝国还在不断扩张，很快就可以将欧洲也纳入其势力范围。来自莫卧儿帝国的代表声称自己的国家能够用特别创新的方式将不同种族与不同信仰的人整合在一起。来自西班牙的代表则声称西班牙能够战胜所有阻挡自己发展的敌人——在唯一正统的教会的祝福下，西班牙将把欧洲其他地区统一到自己仁慈的管辖之下，还将进一步把自己的管辖范围扩张到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新发现的金银矿产为西班牙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勇敢的英国代表也为自己的国家提出了大胆的论点。他们的国家虽然很小，但是他们从一个腐败而僵化的欧洲大陆中脱离出来，并且创建了一些特别有活力的新型社会制度，其中包括一个具有实权的议会、一支强大的海军（当然离不开海盗的支持），以及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即特许经营企业，这种新的组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贸易。尽管这一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充斥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但有一个地区完全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北美。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个区域就是地图上一块未经开发的处女地——这是一片坐落于拉丁美洲北方的荒野，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它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可能蕴含着可以开展贸易的路线，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水产。这片荒野上的主要人口还是原住民，他们与参加经济论坛的这些人完全没有交集。虽然当时已经有一小部分欧洲人抵达今天的新英格兰地区和弗吉尼亚州，但据他们所说这里的生活异常艰苦，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的文明社会。就经济产出而言，整个北美大陆所创造的价值还不如一个小型的日耳曼公国。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美元计价的话，美国占全球约5%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球1/4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已经可以称得上全球最高，只有一些小国家可能超过美国，如卡塔尔和挪威。在那些以创新引领未来的产业——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延寿药物等，美国也占据了主导地位。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的专利数量占全球专利总数的10%，时至今日，这一比例已经提升到了20%。美国经济不仅体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美国在很多产业领域都属于全球领先——自然资源开发与信息技术齐头并进，造纸和纸浆技术与生物技术并驾齐驱。许多全球重要经济体的经济都非常危险地集聚于一个城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英国，当然韩国和瑞典也是如此。美国则有多个卓越的经济中心：纽约是金融中心，旧金山是科技中心，休斯敦是能源中心，洛杉矶是电影中心。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可以称得上全球范围内民主化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形式。许多推动大众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引擎都诞生于美国，其中包括批量生产模式、连锁经营，以及共同基金。在许多国家，只要提到资本主义就一定会把它和财阀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提起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所想更多的是开放与机遇，换句话说，美国的资本主义使那些出身贫贱的人有机会成长为社会精英，也使普通民众能够享受到原本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享受到的商品与服务。R. H. 梅西（R. H. Macy）原本是一个手上有文身的捕鲸船船长，但他能够转变为一个“向数百万民众出售只有百万富翁才能用得起的商品”的商人。亨利·福特原本是农民之子，但他发明的T型车成为“每个普通人都能开得起的车”。阿马德奥·詹尼尼（Amadeo Giannini）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他一手创建了美国银行，为的就是让每个“小人物”都能享受银行业的服务。皮埃尔·奥米戴尔（Pierre Omidyar）也是一个移民，他创建了一个电子交易市场——易贝（eBay），为的就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参与自由贸易。美国在成长为全球主导力量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光彩的劣迹，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其对美国原住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以及使用来自非洲的奴隶，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整个人类的发展史，美国的成长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比较积极的影响。美国不仅为自己的居民创造了富裕的生活，而且以创新和意识形态等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全球输出财富。如果美国没有干预二战，那么希特勒很可能已经统治了欧洲。可以说，山姆大叔[1]向全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20世纪的面貌。美国的成长可以称得上一部令人振奋的奋斗史，但这个故事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令人感到刺痛的局面：美国的生产力增长已经完全停止。泰勒·考恩（Tyler Cowen）提出了“大停滞”（great stagnation）的概念。劳伦斯·萨默斯甚至引用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说法，将这个局面称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深入研究了美国内战以来的美国经济发展史，他的著作名为《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美国在多个行业遭遇来自中国及其他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力量的挑战，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输给其他国家。美国初创企业数量跌至历史新低，劳动力市场也一直在萎缩，各类监管规则却在成倍增加。美国曾经多次成功脱身失败的泥潭。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危害程度最深的经济大萧条，但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成长为全球范围内最强的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并在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较量中受到了很大的创伤。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紧紧抓住了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重新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但对于未来美国还能不能再次创造这样的奇迹，我们就无法断言了。这部简史将向读者展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400年发展历程：我们将看到原本处于荒野中的13个殖民地是如何将自己整合成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强盛的经济体的。我们也将尝试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回答当下最紧迫的问题：美国在未来能否保持其全球主导优势？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否将无可避免地传递给其他世界强权？300年前，美国不过是一个由人口稀少的移民定居点松散组合成的地区，仿佛一叶扁舟，漂浮在已知的世界版图之外——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手握政治权力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方。虽然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它远离成熟的世界文明中心；虽然这里幅员辽阔，但是大部分区域都很难涉足。幸运女神向这个年轻的国家投来了微笑。美国的诞生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侥幸的机遇共同促成的。如果当时不列颠的执政者听取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建议，对美国殖民地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政策，那么促成美国诞生的美国革命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美国的革命者可以称得上英国与法国发动的全球战争的直接受益者。如果乔治·华盛顿不具备那么卓越的领导力，那么美国的独立运动也必然受到阻挠。在建国之后，美国也获得了一系列天赐的机遇。1803年，托马斯·杰斐逊从法国人手中买下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州，美国的版图扩大了一倍，为整个国家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农田，把密西西比河纳入了美国的版图，也为整个国家添加了新奥尔良港。1821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买下了佛罗里达州，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州，1846年吞并了俄勒冈州。之后，由于在美墨战争中获胜，美国终于在1850年兼并了加利福尼亚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有英国这样一个宗主国，也是比较幸运的。英国是创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建立了议会制政府的国家。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孩子”，总比成为西班牙或比利时的“孩子”来得幸运。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会自觉地提醒自己，君主独裁制是邪恶的，也会提醒自己不断重温独立运动塑造的品格。但从其他很多方面来分析，美国独立运动只能称得上一次半成功的社会革命：美国从英国身上继承了很多优良传统，如限制政府权力、执行民主立法、尊重个人产权等，根据知名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的说法，这些优良传统自13世纪起就已经存在。[2]美国一直在通过各种非官方途径从英国汲取知识：一方面，不断吸引来自英国的移民，这些移民随身带来了工业机密；另一方面，派遣美国人前往英国的工厂、展会参观学习。美国基本上是按照英国的模板来建设自己的股票市场、商品交易市场和产权法的。美国与英国虽然言语不和，但是深深地根植于同一种文化。美国最大的幸运可以称得上顺应天时。美国诞生的年代正好是英国启蒙运动的年代，许多旧时人们坚信的真理不断遭遇挑战，许多已经成建制的制度正在不断被改变。美国人为争取独立付出了鲜血的代价，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开始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776年，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最知名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在有文字记录的人类历史上，人类似乎已经满足于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较欢迎一种静态且可预测的社会状态。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研究，从耶稣诞生之日起到1820年左右，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超过0.11%，或者说一个世纪只增长了11%。[3]一个生活在15世纪的佃农，可以一辈子都耕种地主的一块土地，直到遭遇疾病、饥荒、自然灾害，或者被暴力驱逐。这个佃农还可以指望他的孩子甚至他孩子的孩子都耕种这同一块土地。亚当·斯密通过自己的著作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富能够成倍增长，机遇无穷无尽。在推动社会理念进步的同时，亚当·斯密实际上实现了一个智慧上的飞跃。此前，人们普遍把追求个人利益看作一种自私的行为，甚至是一种充满负罪感的行为。斯密彻底反驳了这种社会观点，在他看来，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在社会公德的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将为整个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美国正好诞生于亚当·斯密提出这种观点之后不长的时间，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这个新生国家更全面地接受这种社会观点。美国独立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反对重商主义体制的运动。所谓重商主义体制，就是这个国家相信其经济上的成功应该用黄金储备量来衡量，而黄金储备量必须通过自我保护主义政策，实现贸易顺差，才能获得增加。美国宪法成文于1787年，于1788年正式生效。该法案明确规定，整个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共同市场，各州之间开展的贸易不存在关税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税务。美国是第一个诞生于成长年代的国家——这个年代最核心的经济问题是如何提升促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是瓜分固有的资源。塑造美国的第二股力量是启蒙运动最大的敌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相比其他国家，美国更可以称得上欧洲宗教革命的子嗣。对比来看，天主教教会鼓励信众通过牧师了解上帝，而基督教新教教会则鼓励信众通过《圣经》了解上帝。按照基督教新教的方法，新教信众应该在家中阅读《圣经》，通过自己的解读判断宗教事务应该如何处置，而不应该依赖所谓的神职人员的权威。马萨诸塞州的新教徒创建了很多高中和大学，这种办学力度是其他所有国家都未曾出现过的。马萨诸塞州有一项法律，规定家长必须教会他们的孩子阅读。现在我们已知的最早的一封索取大学资助的信件是1643年由哈佛大学发往英国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上帝将我们安全地送到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起了自己的住所，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补足了必需品，为供奉上帝建立了教堂，创建了服务公众的政府。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同时也是我们长期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开办高校，并且希望能让后代都享受高等教育。”美国诞生的早年间还有另一个其他国家没有得到的机遇：美国的创建者意识到必须在这个充满流动性的世界中为人们定好几个锚点，以方便人们围绕这些锚点去导航自己的生活。他们赋予了这个国家的居民一系列政府完全无法侵犯的权利。他们通过一部宪法让权力得到限制。当你让民众有更多的方法参与国家管理时，你就需要通过相应的手段确保这些人不会滥用职权。当你让那些有生意头脑的人更有激情地参与贸易时，你就要确保这些商人不会去贬损货币的价值，也无法欺诈顾客。美国的创建者在这个国家的基因中注入了对产权的尊重。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说法其实最早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他的《政府论（下）》（Second Treatise）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原文中的说法是任何人“生来就有”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及财产的权利，以及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美国宪法对权力的约束主要就是为了保护有财产的人，使其免受公众或者独裁者的侵害。正是这种对财产的强有力保护，让美国国内的企业家精神高度提升，因为美国人深信他们能够保留自己赚得的财产。同时，这种保护也让国外投资者愿意将钱投资到美国，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资本在这里不会被盗窃，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会被忽视。美国人对于保护产权的热情甚至延伸到了对智力财产的保护。美国的创建者在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清楚地写下了关于专利保护的条款。美国使那些在欧洲完全不可能享有知识产权的人第一次享受到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且，美国宪法规定美国的专利注册费仅相当于英国专利注册费的5%。同时，美国宪法也要求发明者公开自己专利的详细内容，这样一来，在保护发明者产权的同时，新发明能够迅速得到传播。美国人对于保护专利的热情，其实揭示了当时美国人享有的另一个优势：美国诞生于一个做生意的年代。这个国家实际上是由多家大型企业共同创建的，如早期的弗吉尼亚公司和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自由人”实际上都是这些公司的股东，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实际上就是这些公司的联合股东大会。美国可以称得上第一个赋予“商人”（businessman）一词现代意义的国家。在18世纪，英国人主要用该词来指代那些参与公众事务的人：戴维·休谟（David Hume）把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称为一个“做事情的人”（man of business）。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开始使用该词来指称那些参与商业活动的人。[4]自从美国独立以来，美国人对商人非常尊重，商人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绅士、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德国的学者。借用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来说，美国人“在交易的过程中乐于展现出英雄气概”，这种现象使经商成为美国的一种信仰。美国人天生就支持熊彼特的经济学理念，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推动历史变革的真正动力不是工人，而是那些能够凭空创造出新事物的发明家，如拥有1093项专利的爱迪生，有能力创建大型企业的企业家亨利·福特、托马斯·沃森和比尔·盖茨。美国人并不相信马克思关于工人运动推动历史变革的学说，也不相信马克思的继任学者关于抽象的经济力量推动历史变革的学说。自独立运动以来，美国的社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发展道路是托马斯·杰斐逊设计的，是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非中央集权的农业社会；另一条（现在看来非常有预见性的）发展道路则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设计的，是一个依靠工业生产来推动经济进步、依靠银行来灌溉经济运作的城镇化国家。当时的美国也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北方主要按照资本主义制度运转，而南方则主要依赖奴隶制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大，北方各州在工业生产机械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而南方各州则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去扩大棉花种植，甚至试图将奴隶制推广到新的区域，如堪萨斯州。美国内战最终决出了胜利的一方——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把商业文明迅速传播到了北美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资金、土地和劳动力是三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美国人恰恰在这三个方面都非常富足，美国的商业文明就是根植于这样一块肥沃的土壤并成长起来的。1818年，美国银行业仅有338家银行，总资产1.6亿美元，到1914年，美国有了27864家银行，总资产达273亿美元。美国也取代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排名第一的资本输入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国土面积一直在持续快速增长。1800年，整个美国的国土面积是864746平方英里[5]，到1850年，其国土面积已经增至2940042平方英里。从美国内战结束到一战爆发之前，美国人一共开垦了4亿英亩[6]土地，这相当于整个西欧总面积的两倍。北美大陆富含自然资源。美国境内可供航运的河道总长度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都要长。这些河流中最知名的有密苏里河、俄亥俄河、阿肯色河、田纳西河，当然少不了伟大的密西西比河，这些河道都以对角线的形式横穿美国大陆，而不是以垂直的南北向流淌，把整个国家编织成了一个天然的地理整体。[7]阿巴拉契亚山脉从宾夕法尼亚州纵贯肯塔基州，并一直延伸到西弗吉尼亚州，整条山脉富含煤矿。蒙大拿州因盛产各种稀有金属而被人们戏称为“宝藏之州”。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岭则富含天然铁矿石。得克萨斯州坐落在一个由石油构成的天然湖泊之上（得益于水力压裂法的出现，这个湖泊现在变得越来越大）。整个美国中西部地区都是盛产麦子的良田。我们非常容易看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美国人带来了很多财产，而这些财产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席卷全国的追逐商品的热潮，其中最知名的就是1849年的淘金热和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石油潮。在大规模出口的小麦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现象的影子，但这种现象对美国历史的一个最重大的冲击反而是人们无法直观看到的：其他许多国家都受制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经济增长受到拖累，美国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情况。1890—1905年，美国的钢铁行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明尼苏达州的铁矿石产量从占全美的6%增至51%，美国国内的铁矿石价格下跌近一半，这确保了美国的钢铁生产企业能够从本土买到更便宜的矿石原材料，而不用从英国的铁矿石生产竞争对手那里购买高价原料。美国同时还是一块人才的吸铁石。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由于拥有丰富的耕地，同时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所以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生育率。当美国敞开大门从其他国家吸纳移民时，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变得更高。19世纪，美国的人口几乎增至原来的15倍，从530万增至7600万，这比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俄罗斯除外）的人口都要多。到1890年，80%的纽约市民都是移民或者移民后裔，87%的芝加哥市民都是移民或者移民后裔。移民或者移民后裔占美国知名企业家人数的比例是十分惊人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安德鲁·卡内基都出生于苏格兰。交流电的发现者尼古拉·特斯拉是塞尔维亚移民。最近这几十年最具影响力的商人之一、水力压裂法的发明者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是希腊牧羊人的后裔。刚刚踏上这块殖民地的早期定居者流动性非常强：他们几乎都出生于土地非常匮乏的国家，在这块耕地异常丰富的大陆上，他们被一种对土地的痴迷和对游荡的痴迷紧紧抓住了。美国人对流动性的痴迷在美国向着更富饶的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保留了下来：在芒西（Muncie）、印第安纳（Indiana）、罗伯特（Robert）和海伦（Helen）这4位学者对中西部地区一个典型城镇的研究《米德尔敦》（Middletown）中，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变得流动性越来越强，1893—1898年有35%的美国家庭搬过家，而1920—1924年有57%的美国家庭搬过家。1900年后的几十年里，有数百万黑人逃离了美国南方各州，从被契约束缚的分成雇农制体制中逃脱出来，奔向更为繁荣的北方工业化城镇，如底特律和芝加哥。（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人口流动趋势彻底逆转过来，数百万各色人种逃离“铁锈地带”，奔向“阳光地带”。）19世纪下半叶，美国整合了其在文化、人口、政治、地理等多方面的优势，将自己一举打造成了全球实力最强的经济体。铁路将美国编织成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截至1905年，占全球总里程数14%的铁路都要穿越一个美国城市，那就是芝加哥。美国孵化出全球最大的企业美国钢铁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1901年，是全球范围内第一家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其雇员总数约有25万人。电力和内燃机是当时的两种新科技，从这两种科技中诞生了诸多消费品：汽车、卡车、洗衣机和收音机等。在电力和内燃机向消费品转化的过程中，美国比全球其他任何国家都投入了更多精力。在讲述这部简史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叙事：生产力、创造性破坏和政治。生产力主要描述的是一个社会在输入资源确定的情况下有多大的能力创造更多的产出。创造性破坏用于定义那些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各种社会现象。政治则主要用于处理创造性破坏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一个主题是一个技术性的经济问题。第二个主题同样也是经济问题，但它同时也触碰到了关于社会哲学的一些最深入的思考。第三个主题使我们远离图表和数据的世界，转而讨论实用的政治手段。如果有读者认为可以抛开政治去讨论经济史，那么我觉得这位读者不适合读这本书。生产力是衡量经济成功与否的终极指标。[8]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是我们用来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指标。生产力最常见的计算方式就是计算劳动生产率，也就是测算每小时劳动产出（即增加的价值）。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两个决定因素分别是制造产品所使用的资本（含工厂和设备），以及根据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调整之后的生产某类产品所需的工时。20世纪50年代，以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输入并不能全面解释GDP的增长。他们将传统方法无法解释的GDP增量归因于多要素生产率（MFP），有时也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多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创新。正是由于人们以创新的方法来利用输入的资本和劳动力，多要素生产率才得以产生。计算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的GDP和多要素生产率，难点在于回溯的时间越久远，就越难找到比较扎实的数据。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才起用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专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开始系统性地搜集国民收入和产出的相关数据。对于这个时间点之前的数据，历史学家只能依赖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的10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在有其他数据可用的时候，历史学家会用散落在各处的工业生产、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和工人劳动工时等数据替换官方发布的10年数据，但正如保罗·戴维（Paul David）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出现的数据都不是特别准确。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经过经济历史学家多年的努力，他们或多或少还是编撰出了一部有用的美国GDP统计史，其中包含美国早年的经济数据，既有名义数据，也有实际数据（请参阅附录）。[9]我们在这部简史中多次引用了这项研究成果。创造性破坏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它被人们称作“永远存在的飓风”，经常能够把企业连根拔起，有的时候也能摧毁生命，但就是在这种破坏的过程中，它能为我们带来一个生产力更高的经济体。除非出现极其例外的情况，否则提高每小时劳动产出的唯一方法就是将社会资源导向那些能够获得最高产出的领域，或者用比较官方的语言来说，就是把一个社会的总储蓄额（加上从国外借来的储蓄额）用于资助前沿科技的进步和领军企业的发展。创造与破坏是一对孪生兄弟。创造性破坏其实就是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和与这些科技相关的新的工作岗位，替换原本具有生产力的旧资产和与旧资产相关的工作岗位。正是由于创造性破坏的存在，亨利·贝塞麦（Henry Bessemer）在1855年发明的新炼钢技术才能替换传统的成本较高的旧技术。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感谢熊彼特在他于1942年出版的知名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创造性破坏”的概念。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核心特质，它是资本主义体制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任何一个资本家都必须与之共生的现象。”尽管熊彼特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具有极高的天分，但是他在提出创造性破坏理念的时候，只使用了一些看上去“高大上”的比喻，而没有针对创造性破坏形成一套逻辑连贯缜密的理论。于是，现代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了这套理论，把他原本使用的一些比喻转变成了认可政治现实的具体概念，也就是说，把创造性破坏理论和现实世界结合在了一起。19世纪末的美国就是我们用来研究这“永远存在的飓风”的最佳实验田，因为当时的美国抚育了众多商业大亨，他们在一块大陆的范围内重组了很多产业。当时的联邦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保护产权、执行合同，而没有关注“驯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得益于不遗余力的创新，使用贝塞麦炼钢法生产的钢铁的单位价格（每小时劳动产出的替换指标）大幅下降，1901年的钢铁价格比1867年的下跌了83.5%。钢铁价格的下跌促成了生产进步的良性循环：钢轨的寿命可以达到铁轨的10倍，虽然价格上有微量的上涨，但可让更多的乘客和货物通过铁路进行运输。在涉及人们生活的几乎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一系列爆发式的进步，这让美国人在一代人之间生活质量提高了一倍。想要促使创造性破坏发生，有一种最显而易见的方式，那就是制造更强大的机器。许多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机械装置，最初看上去就像发明家一时兴起组装而成的取巧的机器。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于1831年发明了脱谷机，当时的伦敦《泰晤士报》将他的发明称作一种飞行机械与传统手推车的结合体。[10]自脱谷机首次出现至19世纪末，在这种新型机械的帮助下，小麦的每小时收割量提高了500%，玉米的每小时收割量提高了250%。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脱谷机差不多取代了全世界1/4的农业劳动力。1800年，一个农夫如果用镰刀收割，就算在他最努力的状态下，一天也只能收割一英亩地。到1890年，两个农夫同时驱赶两匹马来驱动脱谷机，一天内可以收割、耙松、捆绑20英亩小麦地。缝纫机诞生于1846年，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量产，缝纫机的出现使劳动生产率提升了500%以上。新的制表机的出现，意味着1890年的10年经济普查数据只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编制完成，相比之下，1880年的10年经济普查数据差不多花了13年才编制完成。电传机于1910年投入使用，到1929年已经取代了80%~90%的使用莫尔斯码的电报员。更好的商业流程与更好的机械同等重要。量产模式可以称得上美国对全人类生产力提高的最大贡献。以19世纪的欧洲来说，生产比较复杂的器械，比如枪支和钟表，只能由具备这项技术的工艺大师手工制作完成。在美国，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和其他发明家则把生产机械的过程拆解成了先生产零件再组装一整台机器的过程。1913年，亨利·福特在他的工厂里添加了一条作业流水线，让每个工人需要做的工作自动跑到他的面前。即便是最具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认可美国人在制造更优质的机械和创造更流畅的生产过程方面取得了成功。斯大林就曾把美国称作“机械之国”。[11]希特勒曾宣称，纳粹主义实际上就是“元首带领下的福特主义”。上面提到的都是一些强大的社会推动力，还有一些微观因素对它们形成了有效补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取更好的信息。最近几年，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习惯于及时收到各种信息，仿佛接收信息与呼吸一样自然，但就人类历史来说，在大部分历史时期获取信息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人们在采取行动的时候通常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新奥尔良战役是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激烈军事冲突，在这场战役后，安德鲁·杰克逊成了美国人民的英雄，700名英国士兵在这场战役中丧命。就在这场战役发生的时候，整个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其实已在两周前因《根特条约》的签订而宣告结束。《商业期刊》（Journal of Commerce）这本杂志最早发行于1827年，它成了美国人了解重大贸易新闻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而这本杂志的发行者搜集信息的方式就是派遣深水纵帆船去拦截还在航行中的船只，在它们靠岸之前发回信息。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于1844年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如何用莫尔斯码发送电报，这项技术的出现使传递信息的时间缩短至秒级。1861年，西联国际汇款公司首次在怀俄明州拉勒米堡向公众推出电报服务。短短几年之后，也就是在1869年，横跨整个北美洲的货运服务和居民出行服务成为现实。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一次于犹他州的海角峰举行的象征性仪式上，将黄金铸成的道钉打入铁轨，宣告横跨北美洲的铁路网络的形成，后来在这条铁路网络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电报线路。1866年，（在经历多次失败之后）跨大西洋电缆终于成功投入使用。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的交易员得以实时交流，这意味着一个横跨大西洋的金融共同体的形成。过去的商业贸易由于在获取信息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和不确定性，所以进展缓慢，信息革命的到来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对零售商而言，只要存货一卖完，立刻就可以预订新的产品。对供应商而言，则可以对供应链保持实时关注。即时沟通方式的出现，让收银台与厂房之间、货车和码头之间的交流变得非常高效，大大缩减了货物交付的时间，同时也消除了零售商保留不产生效益的库存的必要性。创造性破坏的第二个特质就是它能够降低基本经济投入的成本。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 洛克菲勒可以称得上把创造性破坏发挥到极致的英雄人物，他们通过不断打造更加优越的企业组织形式，以及源源不断的创新和发明，把钢铁和能源等基本经济投入的成本一降再降，整个经济体中的商品价格也随之一降再降，同时更多的自然生产资源进入经济流通环节。创造性破坏的第三个特质是让人们可以更高效地利用生产要素。在美国的工业化生产达到巅峰的年代，人们衡量一家企业成功与否就是看这家企业的工厂面积大小或者看这家企业摩天大楼的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越来越不能成为经济活力的衡量指标：在最近几十年，单位产出所需的原材料数量一直在持续下降。集成电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把更多功能包装到一个轻薄的电子盒里。材料科技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使我们可以生产出（以单位马力计算）更轻巧的汽车，也可以建起更节能的建筑。根据我们的研究，1879—2015年，每创造1美元实际GDP所需的原材料的减少量，每年为实际GDP带来0.26个百分点的增长。到2015年，实际GDP比1879年增长了40%。1879—1899年这20年里，年增长率提高最为显著。这段时间，生产效率的提高每年为实际GDP的增长贡献了0.52个百分点的增量。到1899年，实际GDP比1879年增长了10.6%。创造性破坏还有另一个附属的特质，那就是它带来了交通成本的下降。冷轧钢板如果只是储存在匹兹堡的工厂里，肯定是不值钱的，但如果做成了汽车，其身价就会翻番。由此可以推断，交通领域的进步将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它使企业家可以更方便地将生产所需的各种元素集合到一起，并更高效地将生产要素转化成新的产品；另一方面，它使这些新的产品能够更便捷地传递给终端消费者。在建国初期，生产力的进步会受到马匹奔跑速度或船只行驶速度的限制。即使道路或者索具能够有所改善，生产力也无法得到大幅提高，因为马匹或船只有速度的上限。在蒸汽轮船取代了帆船之后，生产力才出现了实质性的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蒸汽轮船能够比帆船跑得更快，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既能逆流而上也能顺流而下。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的出现，使人口和货物穿越大陆的时间从6个月缩减至6天。[12]随着区域性铁路线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和自然资源被接入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网络中，这促使人口和货物在全美范围内的流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汽车和高速公路运输最终取代了铁路运输，因为这种方式流动性更强、更灵活：它们能够送货上门，而不是送到地方火车站。微型化革命使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以计算机产业和混凝土产业做对比，肯定是运输价格高昂、轻巧灵便的计算机部件更为简单，这也就是为什么计算机产业从本质上来说就更加全球化。生产力进步的第五个主要因素是地理位置。我们现在享受着全球供应链和即时通信方式带来的变革，整个世界畅通无阻，我们很容易忘记前辈们积累的一条经验：巧妙地选择地理位置可以提高生产力。在早期创造了大量财富的企业家中，有些人非常取巧地把厂房建设在天然瀑布旁边（也就是获得了免费的水利能源），有些人选择把工厂设置在河道旁边（也就是获得了便利的航运条件），有些人则创造出了比同行业更精巧的工厂布局。这种提高生产力的逻辑，不论是一英寸、一英尺还是一英里都同样适用。19世纪，企业家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式，首先是建一条铁路，其次是把明尼苏达州梅萨比岭的铁矿石和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炭运输到匹兹堡的熔炉，最后炼出钢铁。时至今日，企业家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式，就是在越来越小的集成电路板上组装数量越来越多、体积越来越小的硅片，以此形成更强的运算能力。在现实世界中，创造性破坏几乎不会按照摩尔定律的原则顺利开展。一种新技术推动一个经济体发生改变，可能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塞缪尔·莫尔斯的电报技术的推广，就受到了国家幅员辽阔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地形复杂多变的影响。尽管电报线路迅速覆盖了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人口较多的城镇，这些区域的人们得以享受即时通信，但是当时美国中部地区仍然是一片信息的真空地带。19世纪50年代末，人们仍然需要靠电报与公共马车结合的方式将信息从东海岸传递到西海岸，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费三周时间。有的时候旧技术可以与新技术协同发展：从1860年开始，驿马快信（Pony Express）投入运营，这家公司的骑手沿路传递信息，一匹马骑累了就换一匹，在他们的努力下，在两个海岸之间传递信息的时间被压缩至10天以下。[13]马匹比许多先进的交通工具更加灵活：大篷车或者火车都无法便利地穿越溪谷，也无法像马匹一样在狭窄的山道上盘行。正如驿马快信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样，新技术的出现，有时可能会让旧技术更好地发挥作用。1872年10月刊的《国家民族政坛》（Nation）杂志就专门提到了这种在蒸汽机盛行的年代，马匹运输更受人们欢迎的充满矛盾的现象。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讨论的都是铁路、蒸汽轮船、电报等新技术成了这个时代“进步的代表”，我们几乎已经彻底遗忘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对马匹的依赖程度几乎与我们对蒸汽机的依赖程度在同步增长。我们在全美境内架设了很多电报线路，也开辟了新的蒸汽轮船航运线路，但为蒸汽轮船和电报线路带来货物与顾客的仍然只能是马匹。我们虽然已经拥有很多能够远洋航行的蒸汽轮船，但是它们离开了马匹，既不能装货也不能卸货。[14]1840—1910年的几十年间，美国的马匹数量增速相当于其人口增速的两倍，马和骡子的总数从430万匹增至2750万匹。也就是说，美国马和骡子的数量相对于人口的比率经历了一个长达70年的仓促增长阶段，从开始的每5个人拥有一匹马变成了最后的每3个人拥有一匹马。[15]人们使用马匹来拉磨、犁地、拉纤、放牧、打仗。除此之外，最主要的还是用来短途运输重物。后来，三种新的力量的结合才取代了马匹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蒸汽火车取代马匹用于长途运输，电力机车取代马匹用于城市交通，“无马大篷车”（汽车）取代马匹用于短途运输。一项新的科技发明的出现与其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之间，通常存在比较长的时间差。爱迪生早在1882年就于下曼哈顿区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电灯，但在其后的40年里，电力技术几乎没有为这个国家的工厂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生产力增长。把电力技术引入工业生产，并不是把工厂都接入国家的电网就能达成。要把电力技术彻底引入生产，必须重新设计整个生产流程，用横向的流水线作业取代原有的垂直生产作业，使这种新的能源能够产出最好的结果。[16]某些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进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轰动。比如，在评论家都已经不再讨论所谓的“钢铁年代”或者“农业革命”之后很多年，钢铁制造业和农业领域仍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二战之后，氧气转炉（如其名称所示，使用氧气而不是空气）取代了平炉成为炼钢的主要工具之一，这项技术使生产同样一批钢铁的时间从原来的8~9个小时缩短为35~40分钟。1920年，生产一吨重的原钢需要3个工时以上，到2000年，原钢生产效率提高了1000倍，即生产一吨重的原钢只需要0.003个工时。生产力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很大程度上会体现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而不是所谓的特殊经济领域的进步，比如在某个工业或者农业领域体现出来。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经讲述过一位埃及国王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这位国王当时只剩下6年的寿命，“感到自己命不久矣，（国王）命令每天黄昏时分……点燃灯火……尽情享受自己剩下的时光……把夜晚变成了白天，所以在短短6年里活出了12年的长度”。1900年以后，电力技术普及整个美国大陆，这在当地人口中形成了同样的效应。[17]家用电器和方便食品的出现大幅减少了人们在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上所花的时间。1900年，人们每周需要投入58个小时做家务，到1975年，人们每周只需要花费18个小时做家务了。[18]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测算，条形码的出现使商场收银员的工作效率提高了30%，同时使收银员和打包员的工作强度降低了10%~15%。创造性破坏造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破坏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当实体资产供过于求时，这些资产会被彻底销毁；其二是当传统的工作岗位不再被需要时，这些岗位上的工人会失业。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不确定性的问题。“创造性破坏的飓风”会把传统的确定性因素彻底刮走，当然也就刮走了人们的传统行事之道：没有人知道未来哪些资产能够成为具备生产效率的资产，哪些资产在未来不具备生产效率。新技术总是能诱发投机性泡沫，只要是泡沫就会有破灭的一天，有的泡沫破灭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迎接创造性破坏的，往往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质疑、憎恨甚至义愤的浪潮”，[19]而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本身惧怕变革，另一方面是因为变革必然产生赢家和输家。抵制创造性变革的首要力量就来自工人，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保住自己已经过时的岗位。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本土工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形成有效的联合体，因为当时的企业规模都很小，为数不多的几个精英技术工工会就能掌握整个劳动力市场，工人和雇主之间能够面对面交流，所以也没有太多罢工事件的发生。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由于大型企业突飞猛进，许多不具备高等技能的工人开始组成行业工会，通过工会与雇主进行谈判，要求加薪、善工作环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斗争常常以暴力事件结束，通常会给阶级关系埋下有毒的种子。美国工会与欧洲工会相比要弱化很多。美国工会经常受到法律判决的干扰，因为法院经常判决劳工集会是非法的。同时，工会内部的各种斗争也导致其力量变得更为薄弱，这些斗争包括具备高等技能的工人和不具备高等技能的工人之间的冲突、移民劳工和本土劳工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宗教利益组织之间的冲突。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支持劳工的法案出台，美国工会才取得了有实际意义的权力。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享受了长期的繁荣稳定，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私营企业的大多数工人都成了工会成员，工会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便如此，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仍然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影响。1947年出台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判定“关门不做生意的商店”是非法的。南方各州反工会的情绪比北方各州更高涨。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去监管的浪潮之后，美国的工会入会率才开始出现下降。二战之后的美国可以称得上处于一个管理型资本主义的年代，这个年代持续的时间很长，其间出现的行业工会并没有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美国享受了批量生产和发展成熟的技术（如电力技术）带来的便利。然而，当更为灵活的生产方式将要取代批量生产方式，创业型资本主义将要取代管理型资本主义时，这些工会成了社会进步的重大障碍。抵制创造性破坏的人既有可能是商业大亨，也有可能是掌握着劳动力市场的巨头。创造性破坏潜藏着一个天生的悖论，即曾经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获得收益的人很有可能变成最终抵制创造性破坏的人：曾经尝到甜头的人，要么担心自己的工厂将变得跟不上时代，要么担心竞争对手可能会造出比自己更好的产品，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冻结市场上的竞争，把他们所享有的暂时性优势转变成永久性优势。他们采用的手段既有可能是游说政府，也有可能是向法院上诉。安德鲁·希肯卢珀（Andrew Hickenlooper）曾是辛辛那提天然气公司的董事长，也曾担任过美国天然气行业协会的主席，在19世纪80年代，他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号称要在“发电机”普及的年代保住“煤气表”。他胁迫这个城市的创建者不得与电气公司或者和他的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天然气公司签订合同，还在当地媒体上掀起一场口水仗，向人们普及所谓新技术带来的危险：他警告人们电线可能致死，因为可能导致人们触电，甚至有可能因电线短路而导致城市火灾。[20]相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美国更善于处置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创造性成果和破坏性后果：美国既擅长于创建各种各样的企业，并培养这些企业成长壮大，也擅长于关闭那些失去竞争力的企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美国相比其他国家更能够接受和处置企业破产倒闭。许多在19世纪取得重大成就的美国企业家，包括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R.H.梅西和H.J.海因茨（H.J.Heinz），在最终获得成功之前，都曾遭遇多次重大失败。美国对创造性破坏的接纳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国民乐意随时变更职业、住所，搬迁到新的地方：在早期西进年代，美国西部遍布“鬼城”，因为人们建起新的城镇，然后很快又会将其遗弃。其次，美国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新共和国，其既得利益者权力相对较小，也就是说，极少有人要捍卫自己既定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西部。在英国，铺设铁轨通常要绕过一些古老的建筑，所以铁路线呈现奇怪的形状。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曾经写过的那样，在美国，铺设铁轨的人可以从“根本无人知晓的地方到根本无人居住的地方”铺设一条完美的直线。由于早期的美国人通常会出于一时兴起而建起一个定居点，然后又不假思索地放弃这些定居点，所以美国有时候会因这种行为而在地理美学和经济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这种行为至少避免了美国经济陷入停滞。美国的政治体制以非常强有力的手段强化了这些地理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创造性破坏面临的最大的潜在限制因素就是政治阻力。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遭受损失的人通常能集结成群，而获益的人通常都分布得很零散。组织本来就已经结成群体的人比组织那些零散的人要容易得多。创造性破坏带来的收益通常需要数十年才能体现出来，但是其造成的损失往往立竿见影。除此之外，创造性破坏作为一种永远存在的飓风，会让获益者和受损者都感觉如坐针毡：人们总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希望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去做事，而不愿意接受改变（想要说服人们，如果无力支付高额成本，就不能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是非常难实现的）。可能其他国家在现实状况的诱惑下，会采取一些措施去干扰创造性破坏发挥作用的逻辑过程，而美国在这一方面非常有效地遏制了自己的冲动。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政客们非常成功地向公众传达了一种观念，即他们可以向公众提供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好处，而公众不用承担创造性破坏带来的损失。有些人认为这些损失是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造成的。民粹主义者则把这种损失归罪于邪恶的既得利益集团。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则采取了一种更为成熟的处理方法，他们承认创造与破坏是一对孪生兄弟，宣称可以通过需求管理和明智的政府干预提升创造性破坏中创造性的一面，同时消除其破坏性影响。这些国家往往遭遇了比较令人失望的经济发展结局：经济滞胀、通货膨胀，或者其他形式的危机。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未受到这些短期政治压力的影响。美国国父们赋予国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限制政治权力，从而达到了保护经济不受政治干预的难能可贵的效果。美国的集约文化促使谨慎、自力更生等美德得以蓬勃发展。金本位制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种稳定性的支持下，美国从1836年（安德鲁·杰克逊否决第三银行）到1913年的75年里都没有设立中央银行，但经济运作依然稳健。那个年代也从未听说过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相信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进步主义运动的出现对这些长期以来人们的假想发起了挑战。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引入了联邦个人所得税。罗斯福新政终结了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的狂野发展。二战之后，政府比在20世纪20年代要活跃得多。艾森豪威尔在任期间，美国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约翰逊总统则向世人承诺建设一个“伟大社会”。美国脱离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形态，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在社会中产生剧烈的影响，更不用说像拉丁美洲那样了。美国宪法自诞生之日起，就能够约束政府的激进行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发起一项《国家工业复兴法》，根据这项法案，国家可以大规模控制经济运行，但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否决了该法案的有效性。二战之后，杜鲁门曾试图引入一项全国性的医疗保障服务，但当时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制止了他的这一行为。如果某位总统是一个偏向自由主义的激进分子，那么他的下一任往往是一个保守的继任者——罗斯福之后是艾森豪威尔，约翰逊之后是尼克松，卡特之后是里根。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理念在美国有深厚的传统，二战之后，这种思潮还曾卷土重来。1944年出版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曾以精华版的形式在《读者文摘》上发表，受众群体多达数百万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可以称得上变成了一位电视明星。里根在竞选总统之位时声称政府是导致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运用创造性破坏的手段，继续保持自己已经具有的相对优势呢？现在看来，我们越来越难给出确定的答案。现在的企业创设率处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3/4以上的美国重要经济行业都出现了竞争水平下降的局面。随着婴儿潮一代出生的人步入退休年龄，需要由儿女赡养的人口不断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支出仍在不可避免地增加，由于社会福利对资本性投资有挤出效应，社会生产力下降，经济增速放缓。那些职业政客把自己的票出售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投票者强烈需要一个未经任何过滤的民主体制来规范一个腐化的系统，在这种局面下，美国抵御民粹主义的能力日渐衰弱。特朗普是美国本土诞生的最接近拉丁美洲形态的民粹主义者，他向民众承诺抵制一切外来竞争，并且强迫企业向所有的工人提供“公平”待遇。在结尾，我们将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帮助美国找回正在逐渐失去的活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效仿1991年的瑞典，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当时瑞典为了应对财政危机，从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应享权利）转变为固定缴款型福利制度。2017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所消耗的金额相当于美国GDP的14%以上，而在1965年这一比例仅为不到5%，相当于我们将近10%的GDP用于了消费而非投资，这导致美国本就令人担忧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在《2017年联邦老年及遗嘱保险受托管理人董事会和联邦残疾人保险信托基金年度报告》（2017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Old-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 and Federal Disability Insurance Trust Funds）中，精算师指出，要想让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精算学意义上达到安全，那未来的社会福利支出必须永远下调25%，否则就需要征收更多的税款。这份报告长达296页，而这一真正有意义的建议直到报告末尾才出现，这恰好说明了这一话题的政治敏感程度。第二项重要的改革就是金融体系改革：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2008年或者1929年那种规模的金融危机的话，那么整个体系的合法性都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同时也必然造成短期灾难性后果。在本书后文中，我们会用详细的案例来证明，以前这些危机发生的导火索都是参与金融活动的各类中介机构资本储备不足，诱发了类似银行挤兑的恐慌情绪，并在大众中迅速蔓延开来。在美国历史上，美国经济体中的非金融类行业的资本充足率通常维持在40%~50%，当企业的资本平衡达到这个水平时，出现传染性的违约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令人遗憾的是，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金融企业往往都会出现间歇性、传染性的违约现象。预防这种危机的最佳手段就是强制银行持有充足的资本金和抵押品。有些学者宣称，采取这种措施可能会严重限制贷款和经济增长，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他们的论点。不幸的是，政策制定者与我们的建议背道而驰——他们制定了复杂的监管制度，如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些制度是在各利益集团用自己一厢情愿的诉求压迫政府的情况下形成，而不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编制的。美国现行的金融行业监管架构是由过去几十年人们一时兴起的法案构成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导致这种架构变得更加复杂。然而，过去，每当美国面临全国性的经济下滑时（如20世纪30年代或者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是迎难而上，解决问题，并且实现更为强劲的复苏。美国经济强劲的活力，或者说美国人性格中的那种活力，总是能够战胜政策制定者造成的各种败局。1940年，由于刚刚经历了为期10年的经济滞胀和金融乱象，整个美国的未来似乎都没有什么可值得期待的，但在短短10年之后，美国经济就仿佛炼钢厂重新点燃了所有熔炉，一举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经济体。我们用来抵消现在盛行的悲观主义情绪的案例就是硅谷。在这个地方，创业者正在通过发明智能手机和机器人等新事物点燃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抵消悲观主义情绪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吸取历史经验。200年前，美国首批定居者所面临的问题让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相形见绌：他们如何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创造出自己的幸福生活？他们如何创建一套政治体制来平衡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力？他们如何平衡个人追求与集体责任之间的关系？他们迈向成功的故事，肯定令人振奋，当然也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
本文选编自《繁荣与衰退》，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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