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现代世界秩序的起点｜迈克尔·内伯格

作者｜迈克·内伯格(Michael Neiberg)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历史系教授，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协会首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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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意大利外交部长西德尼·桑尼诺（Sidney Sonnino）愤怒地对着伍德罗·威尔逊吼叫道，“通过一些外交官的活动，在一个屋子里改变世界，有这样的可能性吗？去找巴尔干人试试‘十四点’。”和大多数欧洲同时代的外交官一样，桑尼诺对美国人的观点感到恼火，但又因为缺乏美国人推动那些原则的真正实力而倍感挫折。他和其他很多欧洲人同样对当时负责欧洲的食品救济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感到生气，因为美国人的理想与行动存在反差。胡佛曾经使成千上万（可能上百万）的欧洲人免于被饿死，但他在1919年警告欧洲说，美国人能做和会做的都有限度。尽管美国财富雄厚，而且嘴上很大方，不过胡佛告诉欧洲，美国很快就会退回到大西洋对岸，让欧洲应付自己的无常命运。欧洲人发现有理由批评美国既没有支持自己的理念，也不愿意付出大国应有的代价，虽然美国认为自己已经成了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理想和行动之间那种同样的鸿沟有可能重现。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发表了《大西洋宪则》，这个威尔逊主义的原则宣言得到丘吉尔的同意。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将理想主义的言辞和支持欧洲重建的承诺放在一起说。然而战争结束后，哈里·杜鲁门在波茨坦表示美国政府为不会为1945-1946年冬季意大利的食物供应买单，这种话又很像胡佛。他和詹姆斯·伯恩斯也曾宣布，即将提供的援助只是与军事打击日本明确有关的租借援助。然后杜鲁门说，“美国很富有，但美国不能为了帮助别人，一直将自己的资源倾囊而出。”杜鲁门刚到欧洲，伯恩斯听到一位顾问告诉总统，现在是“山姆大叔停止扮演全世界的圣诞老人”的时候了，伯恩斯注意到，“这种话总统想听”。

但是，如果杜鲁门这一代似乎发现自己又一次进退两难，夹在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不愿以实际行动实行支持的矛盾中时，这种情况在1945年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从1941年签署《大西洋宪则》到波茨坦会议开幕的短短四年时间里，美国有了很大进步。尽管杜鲁门承认美国能力有限，不过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实力远比1919年的时候强大，因此能够将原则变成现实。新的权力手段以布雷顿森林经济协议、联合国和原子弹等形式为美国的话语提供支持，原子弹尤其让美国信心倍增。杜鲁门这位扑克手在1945年掌握的牌，比伍德罗·威尔逊做梦想到的都多。

波茨坦会议象征着美国在30年的时间，对自己及其国际地位了解到何种程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和威尔逊主义都没有发挥理想作用。这一次，美国人也想尽可能迅速地复员军队，但他们计划在1945年之后的日子里，利用国家力量的其他工具控制或影响海外事务。很快，他们手里的牌就会更多，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马歇尔计划援助带来的连串反应，还有与一个经济超级大国进行贸易所具有的诱惑。（经常自利的）理想依然存在，但美国领导人如今既有硬权力，也有了软权力。

美国领导人在1945年主要出于自己的想象，希望利用那种权力重塑欧洲。他们认为，有着开放市场和全球贸易的民主欧洲能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提供必要基础。虽然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并不总是与苏方合拍（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也与英国和法国有分歧），美国官员离开波茨坦时并没有想过未来与俄国人的冲突不可避免，或者有可能发生。杜鲁门后来说，他在波茨坦与约瑟夫·斯打交道时，看到的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离开德国时心中充满自信与喜悦。尽管他知道，俄国人会提出更多要求，而且那些要求很可能与美国利益相冲突，但是他认为波茨坦会议至少在那个时候，证明未来的合作还是存在可能的。就像他对自己的新闻秘书所说，“约瑟夫·斯和我每天晚上相处都很融洽，除了关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外交代表）待遇问题，我们没有什么分歧”。杜鲁门在7月29日写给妻子贝丝的信中说，“我喜欢约瑟夫·斯，他是个坦率的人，知道他想要什么，得不到时会妥协。”然后杜鲁门又特别补充说，“他的外交部长不是那么直率。”与参加波茨坦会议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杜鲁门依然没有发现，西方和苏方的碰撞在未来不可避免会发展成冲突。

尽管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乔治·凯南这些知情人预言，东西方冲突在未来将会增多，不过离开波茨坦的时候，乐观者要比悲观者多。杜鲁门认为，1945年以后美国与俄罗斯的贸易会有极大发展，德国将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与政治体获得重建。詹姆斯·伯恩斯相信，将德国分区进行赔偿，就把赔偿这个可能发生摩擦的问题排除了，从而保证未来会是合作而非冲突。他离开波茨坦时对未来的美苏关系感到乐观，尽管他知道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分歧。那个时候，伯恩斯认为美国与英国的关系问题更多，他认为英国领导人对于恢复其帝国更感兴趣，对于必须保证使欧洲大陆获得重建的这个艰巨而昂贵的任务较为冷漠。他还猜测法国、意大利甚或英国会成为难缠的盟友，因为他们和美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总是重合在一起。他准确预言说，美国在欧洲最亲密和可靠的和平伙伴可能会变成德国，只是这个曾经两次与美国为敌的国家不管用什么办法，能够建立民主政府并构建功能经济模式。

伯恩斯的看法凸显了波茨坦会议的根本意义：它确实按照1945年的领袖们所理解的方式，解决了1914-1945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那些问题——特别是法德关系、东欧民族构成、波兰边界和德国在新欧洲中的地位等——并没有对1945年以后出现的问题造成影响。当然，冷战的动力——两极格局、以超级大国为基础的联盟作用和伴随发生的非洲与亚洲非殖民化浪潮——依然与1914-1945年的那段历史有关系，但它们基本上源自另一种力量。丘吉尔在波茨坦把欧洲称为“喷发战争的火山”，不过欧洲并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这种幸福结局并不完全归功于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但就是那些协议表明，1945年的领袖们是在解决过去30年间的问题为角度进行考虑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理胜利者之间的新冲突。

同时代的人也是这样看待波茨坦会议。多年以后回望时，波茨坦会议被视为冷战的开端，我们必须谨慎看待主要参与者的回忆。当他们撰写回忆录时，他们知道了柏林空运、凯南的所谓长电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和其他成为冷战的重要事件。与之相比，大多数观察家在1945年都把这次会议视为胜利，特别是因为过去30年间的问题似乎有了解决之道，尽管那些方案存在一些缺陷。杜鲁门认为未来与苏方的关系会出现问题，但他想避免凡尔赛会议制造出的更大的问题，并且确实避开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德国被分区占领，美国不会陷入1920年代贻害无穷的赔偿循环，而且欧洲最终有了连贯的边界，杜鲁门认为这会促进和平。

大多数非官方观察家们都同意，尽管波茨坦协议的最后文本存在缺陷，但是三巨头达成的结果远较1919年的先辈们理想。1945年时媒体的批评主要不是担心会与苏方萌生敌对，而是害怕法国可能以本国外交官未参与为由不支持该协议。当时大西洋两岸的人们都忧虑，没有法国支持，关于欧洲的长期协议难以坚持。

英国的《经济学人》（Economist）和美国的《时代》周刊（Time）等媒体机构想让协议更为深入，能够秉持《大西洋宪则》精神，但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相比凡尔赛和会的烂摊子，波茨坦会议是一个巨大进步。他们还认识到，波茨坦会议实现了两个最为重要的直接目标：摧毁德国的力量，并让俄罗斯同意帮助结束对日战争。1945年8月，俄罗斯仍然是盟友，用海军部长詹姆斯·弗莱斯特的话说，约瑟夫·斯表明自己“不是难以对付的人”。三巨头似乎合作无间，制定出非纳粹化、非军事化和重建德国的联合计划，从而使其永远再也不能威胁到欧洲和平。

德国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个问题，强调了三巨头（还有法国）需要维持良好关系。军事占领直到1948年还在继续；波茨坦会议召开时，一些观察家认为占领政府会存在十数年甚至一整代人的时间。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布里克内尔（Richard Brickner）是国务院和陆军部的顾问，他在1943年出版的畅销书《德国无可救药？》（Is Germany Incurable?）中描述了这种普遍存在的心态。布里克内尔在书中指出，德国数百年来都陷于偏执妄想，其观点是古怪扭曲的。他认为，对这个国家进行重新教育，让其正常化，需要花上数代人的时间。纳粹政权的极端恐怖已显现出来，而很多对德国执行占领的官员担心德国人仍然没有接受他们的集体罪行，导致他们认为大国需要通力合作，或者对德国进行重建，或者根据某一方的观点，对德国进行压制，使其永远不再构成威胁。

波茨坦会议没有称为和平会议，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是和平会议，意味着新总统不需要让参议院通过什么条约。尽管杜鲁门面对的反对党力量远比威尔逊小，但他也不愿意和老同事们在参议院就细节问题吵作一团。与英国和苏方领导人一样，他情愿把细节谈判这种沉重的外交工作交给外长委员会去做。从1945年9月11日到1946年12月12日，该委员会与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对条约进行定稿。职业外交官们在遣词用句的问题上耗费了太多时间，让伯恩斯感到丧气，不过超级大国协同工作的能力还是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在莫斯科、伦敦、纽约和巴黎（这次会议更为显著）举行的四次主要会议就是其象征。巴黎会议表明，法国开始接受新欧洲的总体轮廓。

三巨头在波茨坦小心避开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尽管这些问题都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在进行商讨时，没有提到大屠杀或欧洲犹太人的未来。杜鲁门的简报手册包含有163种不同议题的简报，只有一份提到巴勒斯坦，谈到屠杀欧洲犹太人问题的简报则一份也没有。国务院建议杜鲁门对巴勒斯坦问题“只进行原则讨论”，对于英国或苏联可能提出的提议都不要同意。国务院或者想拖延时间，或者不想让美国陷入那一块依然处在美国利益边缘且矛盾重重的世界。

英国特别不想把巴勒斯坦提交到波茨坦会议的谈判桌，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和犹太人想回归巴勒斯坦故土的渴望让他们进退维谷，这个难题在战前就已经难以控制，他们不想让外力进行干涉。艾登建议丘吉尔尽可能让犹太复国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远离苏方官员，以免让他说服俄国人支持犹太人移民中东。“这种情况只能让我们在决策时面临更多困难，”他警告丘吉尔说，“这个任务已经够艰巨了。”他也不想让阿拉伯官员与俄国人搭上话，他认为，巴勒斯坦只是英国的问题。只要提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就可能使外界注意到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此外，波茨坦会议召开时，大屠杀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官员们依然还没有把他们看到的极度痛苦只与欧洲犹太人的境况相联系。玛莎·盖尔霍恩的报道和爱德华·R.默罗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广播也都没有使用“犹太人”或“犹太族”等词语。波茨坦会议的很多主要参与者留下的日记、回忆录和文件根本没有提到过集中营，他们也没有把犹太人与其他受战争影响的群体的痛苦区分开来。大多数官员更同情的是德国难民，而非灭绝营中的幸存者。苏方高阶领导人虽然对犹太人的困境表示出一些同情，不过非常反对那种认为犹太人或其他阶级的苏方公民遭受的痛苦很有特殊性的想法。

私下里讨论犹太人受到的迫害时，反犹主义和老生常谈依然很有市场，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臭名昭著的反犹苏联核心圈里。一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工作人员说，犹太幸存者“苛刻、傲慢，（而且）利用他们在集中营里获得的经验谋利”。数位美国领导人几乎持反犹观点，其中最显著的就是陆军部队亨利·史汀生。乔治·巴顿以反犹而闻名，他把犹太集中营幸存者称为“比牲畜还不如”，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把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受害者称为“长着罪犯脸”。在大多数地方，德国战俘的生活条件远比犹太难民优越，得到的食物也更多，这与巴顿的言论相一致，他声称被征服的德国人“是欧洲唯一剩下的体面人”。三巨头还在波茨坦开会时，杜鲁门的欧洲特使厄尔·哈里森（Earl Harrison）编辑的一份谴责性报告说，“事实证明，我们对待犹太人就和纳粹一样，除了我们没有对他们进行灭绝。”

值得赞扬的是，杜鲁门在8月底看到哈里森的报道后，下令进行政策大改变。他要求艾森豪威尔纠正资源分配的不平衡问题，把德国战俘营的补给品转移到难民营中。他还采取关键步骤，命令将犹太人登记为犹太人，而非他们战前的民族。这一步骤承认了冰冷的现实，即有些国家不想让他们的犹太国民挨饿，犹太难民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哈里森的敦促下，杜鲁门不顾英国人的意愿，主张立即向巴勒斯坦重新安置10万犹太人。哈里森告诉杜鲁门，欧洲犹太人“明确”认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的未来家园，这使杜鲁门对犹太复国主义进一步感到同情。

然而，这些问题都没有在波茨坦进行讨论。尽管哈里森报道无疑影响到杜鲁门对于创建以色列国的支持，不过它晚了一个月，没有在波茨坦会议上发挥作用。三巨头从来没有讨论过大屠杀或犹太难民或巴勒斯坦。由于他们的注意力被其他问题所吸引，或者不愿提出巴勒斯坦和犹太问题并不出人意料，但他们显然错过了在这些问题上交换意见的机会，而它们对于欧洲及全世界都极为重要。

与波茨坦会议的中心议题相比，巴勒斯坦和犹太人问题似乎是边缘性的，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是维持三巨头的友好关系。然而就在这些政治家们返回自己的首都之前，本来基础就薄弱的大联盟开始受到侵蚀。战争期间发生的猜疑和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肯定会威胁到西方与苏方在未来的合作。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管多么感到不齿，为了维持合作曾经愿意牺牲波兰，而且战争期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此外，美国和苏方依然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其中包括最终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稳定中方局势和肢解欧洲的帝国。

正如波兰命运所显示的，东欧为波茨坦协议付出了代价。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西方政治家们知道，他们根本无力阻止苏方主宰该地区，除非再开启又一场战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识到这个悲剧和他们自己的弱点，但他们也知道，他们对德国的胜利是一场联盟的胜利。俄罗斯作为该联盟的三个主要成员之一，期待用他们承受过的痛苦换取安全。伯恩斯回忆说，东欧对波茨坦感到不满意的地方甚多，但他相信，这次会议“为维持（与苏方）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团结建立了基础”，并且“为早日恢复欧洲的稳定提供了基础”。而它一直是比其他任何事务都更为重要的目标。

杜鲁门甚至还没回到美国，风向就开始出现变化。在波茨坦获得秘密的人们都知道，原子弹将永远改变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约瑟夫·戴维斯依然是美国最重要的苏联问题专家之一，他在9月份给杜鲁门提交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美国与苏方恶化的关系。他指出，美国使用原子弹打击日本，对苏的心态造成有害影响。莫洛托夫告诉戴维斯，“我只能依靠劝说；但国务卿伯恩斯有个小小的原子弹”。戴维斯认为原子弹对大国和谐关系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后的数月时间里趋于恶化埋下祸根，政策分歧就没有这样的影响。美国拥有原子弹，使苏方对以前的西方盟友在战争结束的行为感到日益“怀疑和担心”。“他们太经常受到烧杀抢掠，”戴维斯告诉杜鲁门说，以后“他们不会再冒这样的风险了”。约瑟夫·斯称广岛和长崎爆炸是“超级残忍”，相信美国尽管曾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但他们的真正目标是俄罗斯。他觉得日本人即使没有受到广岛轰炸，也准备投降了。他相信西方使用这种武器的目的是剥夺掉物理安全，苏方刚刚因此牺牲了2000万人。约瑟夫·斯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广岛动摇了整个世界，平衡已被打破，”约瑟夫·斯警告说，“这是不能阻止的。”

杜鲁门依然把原子弹当作尽可能迅速结束对日战争的手段，但这位美国人也知道，它改变了美国和苏方之间的权力动态。杜鲁门在英国南部海岸短暂停留以会见乔治六世之后，乘坐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回到美国。当这艘军舰驶入深海时，沃尔特·布朗看到伯恩斯和杜鲁门“重重地敲着波旁酒瓶”，庆祝在波茨坦会议上取得的成功。他们可能也在考虑他们知道就要发生的变化。三天后，奥古斯塔号离弗吉尼亚海岸尚有700海里，一位海军军官打断杜鲁门的午餐，给他送来原子弹在广岛成功炸弹的首份报告。

大多数严肃的战略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都立即认识到，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为1914年的事件引发的问题画上句号，但它确实使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开始了新篇章。这个章节在那个决定性的一年从萨拉热窝的一个街角开始，而波茨坦会议是最后一段。在这个持续发展的故事的下一章节中，柏林、波兰和南斯拉夫与其说是具有自主性的演员，不如说是超级大国进行对峙的新游戏中的人质。如果说1945年在波茨坦会面的人们无法预言未来，那么他们至少知道，他们急切要做的是不让过去再度重演。

本文编选自《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题目为编者提炼拟定，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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