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巴拉·W. 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两度获得普利策奖
在接下来的50年间，于14世纪期间开始发动的力量登场亮相，其中的一些形式夸张，如同人类在以往的过失一般。黑死病在这个古老世纪最后一年的重大复发之后消失了，但战争和掠夺卷土重来，对死亡的崇拜变得更加极端，终止教廷分裂和改革教会弊端的斗争更加孤注一掷。在一个实际上和道德上均已遭到削弱的社会，人口减少达到了其最低点。在法国，于1404年继其父亲之后成为勃艮第公爵的让·德内韦尔变成了暗杀者，陷入一系列邪恶行径之中。1407年，他雇用了一帮恶棍在巴黎大街上去杀害自己的竞争对手路易·德奥尔良。当路易在天黑之后返回自己的官邸时，遭到被雇用的杀手的攻击，他们砍断了他执缰绳的左手，把他拖下骡子，用剑、斧和木棒将他砍击致死，将他的尸体扔在排水沟中，而他的那些骑马的护卫（他们在这样的场合似乎从来没多大用处）则逃之夭夭。因其公爵身份而免受惩罚的“无畏的约翰”通过一位发言人公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自己为伸张正义的诛杀暴君者，指责路易行恶、腐败、施巫术，以及犯下长长一系列的公然的或私密的罪行。由于路易在公众头脑中与宫廷的铺张浪费和特权联系在一起，与它无休无止的金钱欲求联系在一起，所以勃艮第的约翰得以通过反对政府最近的一次征税而将自己乔装为人民的拥护者。在一位疯狂的国王所留下的空白中，公爵填补了人们对一位王室朋友和保护者的渴望。勃艮第与奥尔良的支持者之间的道义仇恨和无法调和的冲突在接下来的30年间使法国变得心力交瘁。围绕着对抗双方形成了区域性和政治性团体，受双方雇佣的强盗连队重出江湖，到处留下了他们劫掠和屠杀后的浓烟滚滚的遗迹。每一方都树起反对对方的旗帜，赢得或失去对无能的国王和首都的控制权，使税收成倍增加。管理结构陷入混乱，财政和司法遭到滥用，官职任意买卖，议会变成了腐败的集市。一份奥尔良派的宣言宣称，王国陷入了罪恶和为非作歹之中，上帝在各处都遭到亵渎，“甚至于教士和儿童”。中产阶级在与艾蒂安·马塞尔于50多年以前领导的驱逐腐败官员，确立优良管理措施的相同努力中崛起——也未取得更大的成功。由巴黎的屠夫、剥皮工和制革工构成的骚乱群体因其领导者卡博什（Caboche）之名而被称为卡博什分子，由于急不可耐地想要看到立竿见影的结果，他们演变为激烈的暴动，复制了当年的铅锤起义，只是带有了更加残忍的行径。布尔乔亚不可避免地反对他们，向镇压暴动、重新启用贪污官员、取消改革、迫害改革者的奥尔良派敞开了大门。头脑精明地于暴乱期间置身事外的勃艮第的约翰被宣布为叛乱者，他依着纳瓦拉的查理的老模式，开始与英格兰人结盟。英格兰的亨利四世在连续不断地与威尔士暴动、贵族敌对者和一个急于得到王位的儿子进行较量之后，于1413年去世，其继位者就是上述那个儿子，他时年25岁，带着一个回头浪子的全部道貌岸然的能量，打算开启一个由苛严的德行和英雄式的征服构成的统治时代。亨利五世依靠法国的无政府状态和他与勃艮第公爵的部署，希望凭借军事成功将英格兰统一在兰开斯特家族身后，重新发起了古老的战争和对法国王冠的陈腐的继承权声明，这种通过一个篡位者传给他的继承权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效性。以法国的种种背信弃义为借口，他于1415年，在战神最喜欢的8月入侵法国，宣布他进入的是“他自己的土地，他自己的国家，他自己的王国”。在包围并攻占了诺曼底的阿夫勒尔之后，他北上朝着加来挺进，打算于冬季回家。在离他的目标约30英里、距克雷西战场不远的阿金库尔（Agincourt），他与法军相遇。阿金库尔战役给了许多的书籍、研究和爱好者以灵感，但它既不像导致了攻占加来，将爱德华三世半认真的冒险变成了百年战争的克雷西战役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也不像决定了对身为骑士的贵族的信心之缺失的普瓦捷会战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阿金库尔战役只是证实了这两个结果，尤其是第二个，因为就连尼科波利斯战役也没有如此痛苦地证明，作战的英勇并不等于作战的能力。这场战役因法国骑士的无能而失败，而英格兰的胜利更多地取决于普通士兵而非骑在马上的骑士的行动。尽管勃艮第及其臣下没有参战，但集合起来面对侵略者、在人数上三四倍于敌人的法国军队一如既往地过于自负。骑士统帅查理·德阿尔布雷（Charles d’Albret）拒绝了巴黎民兵提供的6000名弓弩手。战术上也没有任何改变，唯一的技术性发展（除了大炮以外，它在开阔的战场上起不到任何作用）是更为沉重的铠甲。它本意是增加对箭的防御性，可实际上却增加了疲劳度，降低了机动性和执剑臂的作用。铁茧中可怕的闷热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铁茧本身有时是致命的：骑士们有时会心力衰竭地死在它里面。随从们不得不在战场上帮助自己的老爷，以免他们倒下去后无法再站起来。两支军队在两片树木之间的有限空间里相遇。在他们等待作战时，大雨下了整整一夜，而法国侍卫和马夫们则来来回回地遛马，将地面搅成了松软的泥地，恰好适合让钢铁加身的骑士们滑倒和绊倒。法国人没有试图选择一个可以有效发挥其人数优势的战场，其结果是，他们被排成3个作战队列，一排跟着一排，没有给侧翼留下行动空间，被迫相跟着进入泥泞的山谷。由于没有负责的指挥官可以实施战术计划，贵族们为了荣誉而竞相要求位列前排，直到它像罗塞贝克的佛兰德斯战线那样紧紧地挤在一起。弓箭手和弓弩手被安排在后面，在那里，他们的发射物无法淡化冲撞的光荣，事实上毫无用处。尽管疲惫、饥饿且对他们在人数上的劣势感到沮丧，但英格兰人拥有两个优势：亲自上阵指挥的国王和一千名骑士和侍卫对6000名弓箭手和几千名其他步兵这一失衡的比例。他们的弓箭手被部署在位于重甲骑兵之间的坚固的楔形队伍中，以及位于侧翼的障碍物中。由于未穿铠甲，所以他们充分灵活机动，而且除了弓箭外，他们还携带了各种武器，包括斧子、短柄小斧、锤子，有的还带着悬在腰带上的重剑。在这些状况下，结果从战争一开始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情况。由于过分拥挤，法国前线的未骑马的骑士们几乎无法挥动他们巨大的武器，被泥巴绊住脚的他们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失序状态之中，而当与第二条阵线的前进队伍混合并因溃退、惊慌和没有骑手的马匹而乱成一锅粥时，这种失序迅状态速变成了大混乱。抓住战局的英格兰弓箭手扔下弓箭，拿着斧头和其他武器冲进战场，展开了恣意的大屠杀。许多法国人受到其沉重铠甲的妨碍，毫无招架之功，累计有数千人被杀和被俘，而相比之下，英格兰人总共才损失了500人，其中至少包括一个可能是心力衰竭而死的人。此人是约克的爱德华公爵，爱德华三世的孙子之一，时年45岁，身体肥胖，他被人发现死于战场之上，浑身上下无一处伤口。在法国一方，3位公爵、5位伯爵、90位男爵和其他许多人被杀，其中有两人来自库西家族——他的孙子罗伯特·德巴尔，以及他的第三位女婿、内韦尔的菲利普伯爵（Philip Count of Nevers），尽管他的哥哥勃艮第公爵未上战场，他却投入了战斗。战俘名单中名列前茅的是查理·德奥尔良，库西的新领主，他的战俘身份将会持续25年。骑士英雄布西科元帅也被捕获。拙劣的阿金库尔战役是他的最后一战：6年后，他死于英格兰。中断了两年后，亨利五世卷土重来，进行对疆域的系统性占领。在火药和炮兵的使用上有所改善的技术现在带来了不同，使有城墙的城市也无法幸免。当仗剑时代结束时，火器时代开启，而这个时代又不允许人的交战能力失去效力。在从1417年至1419年的3年时间里，亨利占领了整个诺曼底的领土，而法国人则在内部的纷争中纠缠和格斗。两位皇太子在一年内相继死去，使得查理、一个其母亲宣布其不合法的倒霉的14岁男孩成了王位继承人。卡博什分子再次揭竿而起，伴随着野蛮和谋杀的狂暴行径。“无畏的约翰”控制了国王和首都，而皇太子逃到了卢瓦尔河下游。亨利五世在一个自我分裂的法国纵横驰骋。在英格兰人包围鲁昂的过程中，守城者为了节约粮食，将1.2万名市民逐出城外，而英格兰人拒绝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战线，于是他们于冬季滞留在两座军营之间，靠野菜和根茎为食，或是死于寒冷和饥饿。当鲁昂的陷落给巴黎造成了直接威胁时，法国各派系被吓住了，试图停止争吵，共同对敌。1419年，在勃艮第公爵的一再拖延之后，他与皇太子之间的一次会面被安排在离巴黎东南约35英里的蒙特罗（Montereau）的桥上。两派人满腹狐疑地向彼此走去，说出刺耳的话语，仿佛特洛伊的天神们又在窃窃地说着邪恶之语，手则快速伸向宝剑，当皇太子退出那一场合时，他的随从冲向公爵，将自己的武器插入他的身体，“将他撞倒，使他僵硬地死在地上”。路易·德奥尔良的大仇得报，只是代价更为惨痛。和解遭到了破坏。这下轮到新任公爵勃艮第的腓力发誓报仇了，他与亨利五世完全勾结在了一起，即使亨利五世意识到自己正在不合时宜地要求得到腓力祖先的皇冠。他们共同起草了英格兰国王与仍旧是活幽灵的法兰西国王之间的《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根据它于1420年签署的条款，失智的国王及其出生在国外、从未感觉像个法国人的王后声明与“所谓的皇太子”脱离关系，接受亨利五世为法兰西王位继承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凯瑟琳的丈夫。在查理六世在世时，亨利确定拥有诺曼底及其他占领地区，并与勃艮第公爵共同管理法兰西。法兰西的完整性达到了其最低点。如果说一位国王在普瓦捷会战时成了俘虏的话，那么在特鲁瓦，则交出了王权本身。首屈一指的法兰西沦为了英格兰与勃艮第的共管领地。造成此局面的不只是亨利五世5年的快速征战：它是100年的分裂势力与勃艮第国的兴起以及国王的长期疯癫这一偶然事件相结合的产物。但在此阶段，在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无论亨利五世的方案是多么小心谨慎，它都不是一次可能成功的征服。如果说法国民族感在1360年已经强烈到无法接受移交主权的程度的话，那么两代人之后，这种感觉已变得更加强烈，《特鲁瓦条约》的签署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纳入了一个条款，禁止任何人反对条约，将这种反对说成是叛国行为。然而，有一个被占领的法国，还有一个位于卢瓦河下游的自由法国。那位不幸的皇太子凭借着他所拥有的耐力，拒绝接受条约，并与自己的御前会议退至贝里的布尔日（Bourges），在那里，他维持着王室的微弱心跳。在举行了进入巴黎的王室入城礼之后，亨利五世重返家乡，留下自己的兄弟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充当自己在法国的摄政者。历史，或是其他任何解围的人或事，安排了人类事务，纵容人们偶尔品尝一下嘲弄的味道。在那之后不到两年，查理六世和亨利五世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那位女婿先死，所以他从未戴上过法兰西的皇冠。继承权传给了他5个月大的儿子，与之相伴随的是，通过法兰西的凯瑟琳，瓦卢瓦家族发出了诅咒。疯狂将攻克成年后的亨利六世；皇太子，后来的查理七世，因为不合法，所以逃走了。据说，再一次地，“森林跟着英格兰人一起卷土重来”，因为战争和瘟疫使土地变得一片荒芜。在皮卡第这一侵略者的永久性路径，村庄变成了熏黑的废墟，田地无人耕种，废弃的道路消失在荆棘和杂草之下，荒无人烟的土地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听不到一声鸡鸣犬吠。在阿布维尔的边界，人们发现了一名饥饿的农妇，她腌制了自己两个被她杀死的孩子的尸体。随着英格兰竭力地想要成功征服法国的努力，破坏四处传播。只有勃艮第联盟和一个精疲力竭的被掠夺和蹂躏的国度才使它们持续了下去。查理·德奥尔良的秘书写道，没有一支武装力量可以在战争期间占领库西城堡，可是，由于“内部的背叛”，它一时间落入了敌手，它美丽的教堂窗户“被亵渎之手拆掉了大半”。农民逃离乡村，在城镇寻找庇护所，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安全感，想象那里的人过着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在城区的穷巷陋屋之中，他们发现了并不比自己好多少的不熟练的劳工阶层。在过度拥挤和营养不良中，瘟疫发起了一轮更大的攻势，虚弱的人口变得更易被斑疹伤寒、麻风病和瘟疫击倒。衰退的贸易和制造业造成了失业，促成了对难民的仇恨。有些人重返土地，试图重建家园，重新开垦杂草丛生的田地，有些人生活在丛林里，以打猎和捕鱼为生。圣罗奇和其他与对抗瘟疫和各种形式的突然死亡有关的圣徒的塑像在教堂中成倍增加，对赤身裸体、瘦骨嶙峋的死者雕像的推崇蔚然成风。如今，在15世纪，死亡崇拜发展到了其最病态的时期。画家以残忍的细节详尽描画肉体的腐烂：蛆虫在每具尸体上蜿蜒蠕动，发胀的蟾蜍坐在死人的眼球上。嘲弄人的、诱人的、欢天喜地的死神带着跳着死亡之舞的游行队伍围绕着无数面画着壁画的墙壁环游。一部关于死亡的文学作品以有关Ars Moriendi（死亡艺术）的流行论文的形式表达了自我，里面的场景描绘了尸床、在场的医生和公证人、徬徨的家人、尸衣和棺材、用铲子挖出了之前的死者尸骨的掘墓人，最后是等待上帝的审判的裸尸，与此同时，天使和邪恶的黑魔鬼则在争夺他的灵魂。戏剧和神秘剧的演出走向了可怕的极端，仿佛人们需要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过度的行为去体验一种令人震颤的厌恶。对处女的强奸以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实主义形式上演；士兵邪恶地砍剁着基督那逼真的假身；孩子被自己的母亲炙烤或吞食。在人们所钟爱的尼禄－阿格里皮娜（Nero-Agrippina）场景的一个15世纪版本中，母亲阿格里皮娜请求儿子的怜悯，但那位皇帝在下令划开她的肚皮时，还要求看看“女人容纳由之怀孕生子的精液处”。与死亡崇拜相联系的是对世界末日的预期。14世纪的悲观主义在15世纪变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正日益堕落，这是逐渐逼近的末日的征兆。正如在一篇法国故事中所描写的，这种衰落的一个象征是人类仁慈之心的冻结，这表明，人类灵魂正在衰老，过去常温暖人类的爱的火焰正在黯淡下去，不久就将熄灭。瘟疫、暴力和自然灾害都是进一步的征兆。本文编选自《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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