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合作或分离：人类解决世界性难题的抉择时刻

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

译者｜本号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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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病对其受害者及其家人来说是一场悲剧，对我们其他人来说也是个经济灾难。当我在洛杉矶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是加利福尼亚州实行封锁10周后，一些商店正在重新开张，表面上正常生活开始恢复。

但代价是巨大的：就我自己而言，过去的一个月里，有五位朋友去世，其中两位是我友谊最久的。在这种背景下，对”新冠肺炎”说什么“正面”的话似乎很卑鄙。不过，矛盾的地方在于，这种大流行病也可能为整个世界带来希望和长久的好处——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

微生物常常塑造人类的历史。在黑死病发生之前的几千年，先前的瘟疫传播可能是操持印欧语言的亚洲草原民族侵入欧洲的原因之一。后来，更多的美洲原住民——包括阿兹特克人（Aztec）的皇帝库伊特拉华克（Cuitláhuac）和印加人（Inca）的皇帝瓦伊纳·卡帕克（Huayna Capac）——死于欧洲人的病菌，而不是死于战场上欧洲人的刀枪之下。

过去的这些流行病造成了影响深远的恶果：军事失败、人口剧减、耕地荒废和贸易衰落。它们还导致了征服和人口的代换，因为以前未曾接触过流行病的民族从长期接触流行病的入侵者那里受到感染。

在我写作本文之时，官方统计的全球因”新冠肺炎”而死亡人数接近35万；真实数字可能更高。在巴西和墨西哥等人口稠密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总统们推行否认政策，死亡人数仍将不断增加。

然而，”新冠肺炎”并不代表对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构成生存威胁。是的，大流行病将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但经济终将恢复，只是时间问题。与过去的许多流行病不同的是，这种病毒并不像过去的许多流行病，它不会引起军事溃败、人口的更替或剧减，也不会造成耕地荒芜。

现在还有其他的危险，这些危险确实构成了能够消灭我们人类或永久破坏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准的生存威胁。但它们对我们的激励作用都不如”新冠肺炎”那样更强劲，因为（有一个例外）它们没有明显、迅速地置我们于死地。

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成功地解决这场大流行病危机，可能会促使我们处理那些我们迄今一直不愿面对的那些更大的问题。如果这场大流行病终于让我们做好了应对这些生存威胁的准备，那么病毒的乌云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在病毒的造成的后果中，它可能是最大的、最持久的——也是我们抱持希望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生存威胁到底是什么？有四个我认为是最严重。

它们中为首的是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杀死最多人的威胁：引爆大量核武器，无论是作为先发制人的攻击（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攻击），还是作为反应升级的意外后果（例如，朝鲜和美国之间的反应），以及作为对预警信号误读的反应（冷战期间几乎不断发生），或者作为恐怖分子的蓄意行动。

核威胁可能会成为现实，也可能不会，但另外三种威胁已经出现了，而且正在变得更加严重。这些威胁有可能永久地损毁我们的生活水平，尽管它们会令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活着。这些威胁是：气候变化，不可持续地使用必要资源（特别是森林、海产食品、表层土和淡水），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后果，它们使我们人类的全球化生存变得不稳定。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才说病毒其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作为一种激励因素，”新冠肺炎”不同于那些与人类生存有关的问题，它比那些更有影响力。冠状病毒的症状是可想而知的；它们必然是由病毒引起的；冠状病毒引发的死亡后果不存在任何定义方面或衡量方面的问题；而且这种后果随之而来，非常迅速。这一切都不是气候变化所能造成的，尽管气候变化将对我们造成更持久的损害。

但是，”新冠肺炎”的这种激励作用是否真的出现，将取决于世界如何应对这场真正的全球危机。我们可以从各国如何应对国家危机中得到指导。在我最近出版的《剧变》一书中，我提出了十几个结果预测因素，这些因素使一个国家或多或少有可能成功地应对国家危机：其中包括承认而不是否认危机出现的现实；负起责任采取行动；以及诚实的自我评价。

例如，19世纪的日本在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始于1853年佩里准将（Commodore Perry）的军舰不请自来所引发的危机。日本承认了自己的弱点，它采用了一个有选择变革的应急方案，付诸行动。它在谨慎地军事扩张的每一步都诚实地评估了自己的军力。

在其他对国家结果的预测因素中，我认为，是否存在共同的国家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团结起来克服危机。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国家认同取决于不同的东西，如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对共同的历史遗产和共同的环境感到自豪，或有共同的敌人。

事实证明，在危机时期，这最后一个因素特别有效。日本人对珍珠港的袭击在一夜之间激发了美国人的斗志。它立即产生了甘愿为国牺牲自我的共同决心，无论需要多长时间。对芬兰人来说，1939-40年的冬季战争（Winter War）是激励他们的经历，当时他们通过与入侵的苏军作战，保持了国家独立（尽管代价是巨大的损失），而苏联的人口是芬兰的40倍。对于分散在数百个岛屿、有726种语言和四大主要宗教的印尼人来说，他们的团结是围绕着与荷兰人的共同的独立斗争，然后是围绕着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凝聚起来的。

对这三个国家——美国、芬兰和印度尼西亚——来说，有目的的行动都是在外部威胁之后采取的。但是，全球问题从未产生过类似的紧迫感。在”新冠肺炎”造成的空前危险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让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抗一个公认的共同敌人的斗争。

因此，我们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一直受阻。所有这四种危险都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然而，各国一直在一个接一个地应对这些危险，或者一直在回避应对这些危险。即使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之前，该协定也远远不能有效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各国还没有都认识到气候变化将毁灭每个国家，而每个国家都是造成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多），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即使只是一个国家不尽自己的一份力，都会损害所有其他国家。

单个国家逐一应对的方法对于解决”新冠肺炎”病毒所造成的危机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一样无能为力。即使除一个国家外的所有国家都能成功地平息了本国的病毒爆发危机，那个剩下的仍存在”新冠肺炎”病毒的国家也将成为重新感染世界其他国家的永久焦点。”新冠肺炎”终于为我们这些世界公民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一个明确的迅捷杀手，一个对每个国家的居民都存在的威胁。

我们为世界性的问题找到世界性的解决方案是有先例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制定规则，通过将远洋轮船上的油箱与水箱分开，并规定所有海上石油运输必须使用双壳油轮，从而减少了船舶对全球海洋的污染。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完成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天花的工作，而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疾病之一。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保护了平流层的臭氧层，在全世界范围内限制了氟氯化碳和其他气体的生产和使用。1994年的《海洋法公约》（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最终在全世界划定了专属国家的经济区和国际共享的经济区。

即使在大众还没有世界认同的情形下，所有这些努力都通过高级别国际协定解决了特别困难的问题。

因此，我们当前危机的一个最好的结果也许是，它最终会产生一种普遍的世界认同感：使各国人民认识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问题的这个共同敌人，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全世界人的联合努力才能解决。

然后，”新冠肺炎”将在世界范围内表明，在国家危机和个人危机中另一个有关成功的结果预测因素：对克服前一次危机的记忆，使人们有信心相信，也能克服新的危机。1959年，即冬季战争结束19年后，我第一次访问芬兰，当时芬兰人之间仍有一种普遍的共识。

对于当时人口不足400万的芬兰来说，没有什么比战胜庞大的苏联更困难的了，但芬兰人当时还是成功了。因此，他们期望能够解决芬兰今天面临的任何新问题。

同样，如果世界各国联合起来，面对重重困难，解决当下出现的”新冠肺炎”危机，那么，我们目前的大流行病可能代表的，就不是一个长期难以根除的世界性危机的悲惨时代的开始，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合作的光明时代的开端。有希望的迹象是，最近世界各地研究病毒的科学家之间的合作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抗击美国疫情的物资。

这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我们仍继续那些注定要失败的尝试，即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解决病毒问题，甚至美国一个州一个州地解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深陷注定要失败的那些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努力中，而那种努力方式也是单个国家单打独斗。

在这两种相反的情况下，世界会选择哪一种？我们会在今年年底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本文来源于《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网站，原题目为“Jared Diamond: lessons from a pandemic”，原文请见“阅读原文”。中文题目为编者根据全文内容所提炼，该译文只是译者个人阅读学习的产物，作为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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