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一、宋代的立国形势
“游于艺”这个题目是我去四川安岳考察摩崖石刻的过程中定下来的。所谓“游于艺”，我认为是宋代士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在宋代的特殊环境下，在忧患与繁荣并存的局面下形成的。也就是说，宋代的忧患和繁荣是当时的士人们“游于艺”的大环境、大背景，而今天要说到的内容主要就是围绕这个大环境和大背景来展开的。各位都知道，我们一些前辈国学大师对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一些基本的估计，像早年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就说过，如果要研究人心和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陈寅恪先生、王国维先生也都在他们的著述里反复地强调过宋代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钱穆先生也多次提到了他对于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基本估计。讲到中国古今的社会之变，当然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的佐竹靖彦先生，在他讲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的概要时，讲过一段话，他说社会构造的变化、文化状态的变化，在宋代都有非常明显的突出的表现。谢和耐是法国法兰西学院的资深教授，他在他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里面，也对蒙古人入侵前，也就是南宋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状况有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一下宋代士人的生活圈，或者说是他们生活的氛围和基本的环境。这里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宋代的立国形势，其次是在这样一种立国背景之下士人的文化活动，以及通过这种文化活动所结成的人际之间的网络关系。第三个方面想讲一下宋代的一些士人在“游于艺”的过程里面，对于意境的追求。
唐代前期的疆域图
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宋代的立国形势开始讲起。宋代的立国形势是跟唐代后期的政治形势、政治格局分不开的，上面展示的是一张唐代前期的疆域图（图1）。这个疆域图是以盛唐时期也就是安史之乱前唐玄宗的那一阶段作为时间基点，这个时期的疆域格局。从这个疆域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唐代的领土是非常广袤的，而这个广袤的领土基本上是由东边一个区域和西边一个区域构成的。在东西两大块之间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河西走廊，在唐代的时候这个地区也是属于河西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现在我们说敦煌是一个东西文化荟萃的宝库，但是即便是今天我们去敦煌也不是很容易，那里仍然是一个地理上很偏远的地区。当年的东西文化为什么会到那个地方去荟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敦煌扼守着河西走廊这样一个咽喉地带，它在这个咽喉地带的出口处，这样东来的西往的一些人物，以及当时的一些艺术形式在这个地方荟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唐代前期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版图，在西北的这一大片，包括东北的大片其实是投入了大量兵力的，这种局面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之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安史之乱是当时的地方胡族军阀在今天的北京地区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极大地改变了唐朝的政治地理格局，在这之后唐代元气大伤，领土也急剧缩小。而这个局面也没有能够长期维持，当时的节度使其实就是大军区藩镇割据的情况之下，一些重要的藩镇或者在火并的过程里面崛起的一些大藩，掌握了武力上和财力上的优势地位。公元907年，驻扎在开封地区的宣武节度使朱温，取代了唐王朝的政权。在这之后就有若干地方性具备实力的节度使摇身一变，从一个节度使变成一个政权的国主。当时便出现了一种政权林立的局面，我们现在就把它称之为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彻底分裂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并不少，而且有的时候分裂年代也持续得很久，比如说二百年、三百年这样的时段。但是，如此彻底的分裂在历史上应该说还是比较罕见的。这样一个分裂的局面后来被赵匡胤和他的兄弟赵光义结束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的版图基本上就是恢复了唐代后期的版图，也就是五代十国的时候被分裂了的这样一个版图。就这个疆域的广度而言，宋代和前代相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但是疆域的狭小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赵匡胤，因为这个疆域并不是他丢掉的，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之后长达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疆域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宋代是中国历代主要王朝里面疆域最小的，而且这个时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应该说其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的时期。跟宋相伴随而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跟它对峙的北方势力，早期有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后来有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再后来有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国和元，所以宋始终不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如果我们把北宋的疆域和自然地理的区域叠压一下，看到的就是另一张图（图2），这个图其实跟刚才那幅图是一个范围，只不过我们把它抽象了一下。这张图把整个疆域划成了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东部季风区，也就是来自海洋上的季风最远能影响到的地区。换句话说，这是现在我们说的湿润地区和半湿润地区。隔开第一个区块的这一条线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条线以东主要是适宜于农耕的地区，除了东北比较高寒的地带以外，基本上也是农耕民族长期以来活动的地区。而第二个地区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西北干旱区，传统上就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第三个区块是青藏高原区，在地理上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或者说比较特别的一个区块。这三个区块划分了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北宋北部、西北部、西部的界限，和由山川地理形势反映出来的自然地理区域的分割线基本上可以说是重合的。而它最北部的那条线有一点特别，这条线是五代时期的遗留问题。后晋的开国皇帝叫石敬瑭，他当年为了争取契丹人支持他做皇帝，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的十六个州都割给了契丹，这样就换取了契丹对他的支持，果然他后来成了后晋的皇帝。这十六个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幽云十六州”或者“燕云十六州”。这十六州割给契丹不仅仅是领土面积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图上会看到一些锯齿状的线，那个就是长城。我们知道过去的长城多半都是建在山上的，所以长城这一线标出来的实际上就是燕山山脉。燕山山脉长期以来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是一道自然的分界线，但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之后，燕山山脉就再也不能构成一道天然屏障了，就完全变成了契丹境内的一座山了。这样南北政权的对峙线就南下推到了华北平原。我们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就是最强的战斗力，过去的山脉、长城都是为抵挡骑兵的，但是华北平原的地形就非常有利于骑兵，而不利于过去中原王朝倚仗的步兵的力量了。因为这样一种对峙的形势，宋代基本上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尽管宋代在对峙线一带开了很多塘泊，像今天的白洋淀等等，用来防范契丹的马队，但是不管怎样，宋朝的无险可守是造成它后来在军事上一贯非常被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看到的宋和其北部政权对峙的大体形势。过去我们都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就宋代的情况来讲，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宋代的内政始终是处于外部压力之下的内政，宋代的内政选择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宋这个王朝是非常求稳的，非常谨慎、非常小心、非常因循，而这样一种内政选择，这种政策方略的决定是和它面对的内外形势有直接关联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政治地理格局，所以当时的人对于一些概念的理解开始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像“中国”这样一个概念。“中国”这个词其实出现得非常早，先秦的时候就有，《诗经》里面就讲到“中国”，但是在上古时代，当时的华夏族基本上居住在黄河流域一带，他们认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就是“天下之中”，中土，他们建立的早期国家称之为“中国”，而认为周围就是所谓的“四方”或者“四夷”，《诗经·小雅》里面就曾说到“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所以“中国”和“四夷”是相对而言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在那个时候人的心目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空间范围，而这个“中国”的无限延伸就是“天下”，或者换句话说，天下就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延伸、秩序延伸。所以一直有学者说，在早年的时候，人们概念中的“中国”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并没有固定的疆域。而到了宋代，我们就会发现非常不同，因为北宋建立的时候，它周边民族建立的政权或者那些民族实际控制的地带都已经非常明确了，宋代这样一个政权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建立在契丹这些民族政权之后的，契丹等政权的存在是北宋政权建立时面对的一个事实上的历史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宋政权，它一定就有疆域方面的考虑、疆域方面的认识。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他们的疆域再也不是无限延伸到整个天下的疆域了，变成了现实中的有限空间和当时宋人所处的政治、地理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
宋辽期的疆域图
有一本书，叫China among equals，说的是中国在一些对等政权的包围之下要怎么发展。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讨论10到14世纪的中国”，我们知道10世纪后半正好是北宋的前期。在宋代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理解真正有了固定的疆域的概念，而且宋代和辽结盟的时候很明确地划了边界，到了南宋跟女真人和谈的时候很明确地规定了边界，所以它的王朝是有明确的疆域的，在疆域之内是可以行使它的主权的。疆域和主权这两者，应该说是近代国家的基本要素。这个概念在宋代的时候发生了关键性的改变，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从整个国家的政治地理格局的意义上来讲的宋代的立国形势，它是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看到，从天时地利的角度来讲，也就是从当时的自然条件角度来讲，宋代也是处在一个充满严峻挑战、充满忧患的历史阶段。竺可桢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气象学家，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就曾经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到1970 年代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在这篇文章里，他就说到11世纪初到12 世纪末，当时气候转化，温暖期趋短，11世纪初到12 世纪末正是历史上北宋这段时间。气候的转寒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都是农业立国，国家的赋税收入跟天时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老百姓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天时会影响到农业的收成，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最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气候转寒对于中原政权更为直接的威胁是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如果看过《狼图腾》，我们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游牧民族抵御天灾的能力其实是比较弱的，如果连续一段时间气候比较寒冷，而且又相当干旱，那么他们在非常严酷的生活和生产条件逼迫之下，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就是向温暖的地方转移，这样就会进入传统上农耕民族所活动的地区，从而和农耕民族发生摩擦，严重的就会导致战争。曾经有一些学者统计过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环境背景，发现许多时候都伴随着气候上的变化。宋代所面临的气候环境应该说是比较严酷的。另外，从地利的角度讲，宋代经常面临着黄河泛滥的威胁。这里有张图（图3），图上中间这一条是黄河的正常流向，在它之上的是黄河向北边摆动时候的流向。下面这一条是黄河夺淮河口入海的流向。史念海先生、谭其骧先生都曾经说过，黄河在东汉以后一直到唐代中期，几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大的泛滥，可以说是一段黄河的安澜时期。这个安澜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东汉陷于分裂之后，北方有一段很长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进入到了黄河流域中游，而他们并不是来这里种地的，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把这里变成牧场，这样过去在东汉时期已经得到开垦的土地这个时候就撂荒成了草原。这当然对农业生产是有影响的，但是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当地的水土得到了涵养，所以水土流失就不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黄河的淤塞也就没有那么厉害。因此，一直到唐代的前期，黄河有几百年的时间很少有大规模的泛滥。但是当唐代民众安居乐业以后，又开始大规模开垦土地，可能二十年、三十年没有问题，但是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有很明显的影响。所以到唐代后期黄河又开始频繁地泛滥，而宋代就接下了这个局面。北宋的时候，黄河有数次大规模的决口改道，两宋之交的时候曾经夺淮河口入海，这个对于当时粮食的主产区有非常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威胁。当时的天时、地利对于宋代都有各种不利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会看到，在宋代经济、文化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史学方面的专家，会说宋代出现了农业生产中的绿色革命、还有商业革命、货币革命、城市革命、科技革命等等，从不同的方面对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我个人来说，不很赞成“革命”这种说法，因为“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印象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实际上经济、文化的变化都是在前期的变化积累基础上的一种继承性的发展。但是不管怎样，既然有这么多的学者称之为“革命”，至少让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经济文化的进步是相当突出的。二、宋代社会经济对其艺文之影响
说到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会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一方面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都领先于世界的时期，这点我们古今中外的史学家应该说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宋代同时也是周边受到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一个历史阶段，当时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应该说它在战略格局和应对方式上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宋代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很突出的。《清明上河图》虹桥局部，张择端版本
《清明上河图》虹桥局部，清代版本
如果回到经济文化的成就这个角度来讲，经济除了农业的绿色革命以外，当然也包括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张清人画的《清明上河图》，古代所谓的临摹也不是照着原来画作非常拘谨地临摹，这张图中所画的虹桥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的明显不同，张择端的版本上面，虹桥上并没有建筑，而清人版本上的建筑却是非常显眼的。我们知道，《清明上河图》即便是张择端画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写实的，但是开封城里确实是有虹桥的，而这个虹桥的确是在关津要道的地方。那个时候的虹桥上确实有人摆摊卖东西，但是不会有固定的建筑。我们从现在的材料里面看到，宋代当年也有城管，城管也会说虹桥上不许卖东西，看见卖东西的人就要驱赶，这说明当年是有人在虹桥上摆摊卖东西的，但是恐怕不会有画里那种严严整整的商铺。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大城市、小的镇市以及地方上农村的墟市这样一种三级市场的结构已经形成了，另外一方面则表现在海外的贸易上。现在在说“一带一路”，“一带”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一路”指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在宋代才形成的。尽管我们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航海，也有航海方面相关的记录，但是这条道路真正繁荣起来，而且在国家经济里面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是在宋代才形成的。因为在唐代后期，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不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了，所以当时的对外贸易主要就是仰仗海上。特别到了宋代，尤其到了南宋以后，对外的海上贸易在国家的财政收入里占了比较重要的份额。南海一号是前些年在广东阳江整体出水的，当年想在广东的阳江建立南海一号的博物馆，那个时候是把这个船整个淹没在海水里，希望它能够跟它近八百年来的环境没有大的变化，因为南海一号是整体上下沉的，不是翻了的，所以船上的东西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它当年的木头梆子、船沿都没有腐烂。所以原来是想在海水里面能够让它长期保存，但是后来实际上发现行不通，因为在打捞上岸的过程里已经不是原来的状态了，所以在阳江的博物馆里面那个木头一条一条都掉下来了，这样就把海水抽空了，抽空以后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在这个南海一号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大量的主要出口的物品是瓷器，所以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不是说这条路上的贸易品没有丝绸，但是主体的货物已经不是丝绸了。南海一号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点，让我们可以从这一个点看到当年贸易的繁华。宋徽宗《瑞鹤图》
说到宋代，应该说它的历史上存在着很多看似很矛盾的现象，怎样认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直都存在着争议。一方面，我们看到它在经济文化上的辉煌；另一方面，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末日的苍凉。现在写宋代的著述也是，我们也会看到学者的观察角度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里，不光有前面讲到的经济上的繁荣，在文化方面也确实有很繁华的一面。另外宋代也有酷爱艺术的君主，像宋徽宗画的《瑞鹤图》，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得到，他不仅仅有对艺术的酷爱，而且他通过这样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对于当时所谓的太平盛世有一种明显的渲染。但是我想，宋代实际的情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是繁华和忧患并存的，始终存在着内外环境的压力和这种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基本的环境之下，我们会看到，宋代是由当时的很多民庶和士人，由那些征战沙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自己的脊梁撑起来的一个时代。宋代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繁华，特别是在忧患的背景之下能有这样的经济文化成就，其实是靠很多人，包括当时的下层民庶和戍边将士撑起来的这种局面。我们知道宋代的岳飞写过一首《满江红》，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另一位将领韩世忠也写过一首《临江仙》。过去也有人提出过疑问，像岳飞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到后来征战沙场，他怎么能作出像《满江红》这样的词作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岳飞留下来的作品不仅仅是《满江红》，他的词作还有一首《小重山》。另外像韩世忠也有他的词作，还有岳飞在军队转战的过程中，他在他路过的一些地方，包括一些寺院的粉壁墙上，也留下了一些题词，那些题词一方面有很强烈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文辞、文采也是非常充溢的。这固然有可能是他旁边的一些文化人来帮他润色的，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些英雄人物在当时有他们的一种生活寄托。一方面有他们征战过程里怒发冲冠的悲壮，另一方面也有承平的时候想到往事如梦如烟的感慨和闲情。所以，当时的这样一种英雄的志向，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现实生活里面，是会有多方面的反映和多方面的体现的。这样，我们就对第一个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就是如何去认识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想，一方面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很多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应该说这个时期并不是中国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是宋代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这些方面还是有突出的成就的，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和牵动使它成为我国历史上一段文明昌盛的辉煌的阶段。当我们说到宋代的历史时，也会想到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强调的：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因为穷兵黩武，不是因为对外扩张，而是因为中华文化有非常强大的感召力。我想我们对于宋代的历史以及宋代这个时期对于世界文明史的意义的认识，其实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重新考虑。沈括《梦溪笔谈》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游于艺”的问题，我们着重要讲到的是士人的文化活动和当时的一些人际关系网络。宋代当然是一个帝制的国家，帝制时期原则上都是专制阶段，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这些严格意义上都说不上。但是专制时期专制的方式和专制的程度也还是有区别的，宋代的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里面最为开明的，这一点很多历史学家都曾经讲到过。沈括在他的《续笔谈》里面讲到一件事，他说宋太祖曾经问赵普天底下什么东西最大。我们都知道，宋太祖是一个大老粗出身，没什么文化，但是往往这种没文化的人提出来的问题文化人就很难回答。赵普当时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也算是一个读书人，但是赵普一时就回答不上来，太祖一直追问，最后赵普回答说道义最大，据说宋太祖就非常称赞这种说法。究竟这君臣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这么一次对话，我想这个是很难说的，但是至少宋人都相信有这么一次对话，而且在宋人的著作里面反复谈到这次对话，也就是说宋人心目中认为应该是道义最大。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方面我们前面说过，稳定至上是宋代政治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他们所谓的稳定至上，就统治者而言，警惕的是他们身边的那些有帝王梦或者说帝王癖的那样一些人，而不是基层的普通的士人。所以就一般的民间文化、一般的经济事业、一般的社会生活而言，宋代应该说环境是比较宽松的。而正是由于这样的环境，这样宽松、开放的氛围，才孕育出来宋代历史上的很多开创的精神。宋代历史上有一些我们一眼看过去觉得难以理解的问题，比如说宋代的开国君主赵匡胤，是一个职业军人，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面马上打天下的并不少，从前面的秦始皇、刘邦，到后面的朱元璋、努尔哈赤，都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但是这里面职业军人很少，像刘邦、朱元璋显然都不是职业军人，而这些帝王里面只有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可是赵匡胤建立起来的这个王朝偏偏是军事上不振而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有突出成果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宋代这个时期有很多看似非常矛盾的现象，而这些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留给我们很宽广的思考空间，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宋代之所以出现了很多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包括文化上方方面面著名的人物，其实这样一种开创精神是和相对来说宽松开放的氛围是有关系的，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使得士人群体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而大师、精英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活力。那个时期因为很多出身于平民家庭的青年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这样的方式进入到官僚队伍里面，改变了个人的身份，成为当时的士人、士大夫，这些人其实对于天下，对于这个国家有一份认同感、有一份责任感。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可能反映着一代人的情操和他们的精神追求，也就是所谓的“士以天下为己任”。我们现在看到的张载的《横渠先生四句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另外还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这是记载南宋前期的宋高宗和宋孝宗时期的政治活动的。方廷实是当时的一个八品官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官职一共是九品，八品其实是一个比较底层的官员，方廷实在见宋高宗的时候，当面跟宋高宗说了一段话，他说天下是中国的天下，祖宗的天下，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不是陛下您的天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下的事情不能是陛下您一个人说了算的。当然这样一些说法前代也是有的，像我们看到《汉纪》《后汉书》《旧唐书》里面都有类似的说法，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显然就是高祖、太宗的天下，而到了宋代的时候，却会认为是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一些士人，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社会道德的主体，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同时他们也是国家文化生活、文化活动的主体力量。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下，我想宋人才会反复提到“游于艺”的问题。“游于艺”其实是在《论语》里面记载的孔子的一个说法，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者应该说是一个整体，不能把“游于艺”从这四者里面切开，把它单独拎出来讨论。正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所以朱熹曾经说，游于艺是“至礼之所欲”，“游于艺”本身是一种活动的方式，而这种活动的方式里面所寄托的是当时的人对于道、德、仁的理解，是他们的体悟，也是他们的实践。这里面“艺”就像大家知道的，指的是多方面的技艺、多方面的才能，而这个“游”字，郑玄注《礼记》和杨伯峻先生注《论语》时，都说到了“游”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想这个“游”，它所强调的就是一种从容的、涵泳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在当时其实是被士人所反复强调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必要的文化涵养。通过这样一种文化涵养，才能够达到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所以这个“游于艺”不仅仅是一种活动方式的问题，而是整个士人的精神的一种实践方式。三、游于艺：士人的文化活动与人际网络
《朱子语类》里面有很多条谈到“游于艺”的问题，其中有一些集中在朱熹和学生读《论语》的部分。他对学生们讲到“道”的问题，讲到“德”的问题，讲到“仁”的问题，接下来他就解释什么是“游于艺”：“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他的意思是说，古人在礼、乐、射、御、书、数这样一些事情中，都寄寓了对于“理”的追求，在其中从容涵养，才能达到 “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这样一种人生境界。对于宋代士人来说，包括对器物学、金石学这些技艺的研习，都不是纯粹的纸上学问，而都具有强烈的“回向三代”倾向，都反映着那个时候士人的追求与实践。所以，现在研究宋代仿古青铜器、金石学的一些学者，会说宋人是“在复古中创新”，通过所谓的复古来创新，这就体现着宋代文人的文化追求。2015年6月，台湾学者开过一个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士人的文化活动和人际网络，这一研究的核心议题他们概括为“游于艺”，实际上是关注士人的相关活动以及其中寄寓的精神内涵。本卷《西园雅集图》水墨纸本，白描入画。著录于清内府藏书画专著《石渠宝笈》。卷中以写实的方式描绘了李公麟与众多文人雅士，包括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等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作客聚会的情景，乃李公麟乘兴之作。
李公麟 《西园雅集图》（局部）
李公麟 《西园雅集图》（局部）
“游于艺”，或许可以说是宋代文人的存在方式或者生活方式、交游方式，也是他们自我表达的方式。朱熹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游于艺。今只就册子上理会，所以每每不相似。正要‘克己’上做工夫。”“游于艺，似若无紧切底事，然能如此，则是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朱熹强调“游于艺”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他也指出“游于艺”看起来不是什么紧切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真正能够做到，肯定是下足了工夫的。什么工夫呢？是一种“克己”的工夫。也就是说，对“游于艺”不能只从册子上理会，不能只把它当成书面上的说法，而是要严以律己、切实努力，这样才能让“游于艺”真正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实践方式、实践途径。所以，“游于艺”和另外三者，应该说是一种彼此相依的存在状态，这种整体性、实践性一直都是被宋人所强调的。我们会注意到，宋人无论是在活动、宴饮、交游的过程中，还是在个人独处的过程中，都会有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氛围，在这些不同的场合里发展出丰富的生活方式，也体现出士人们多样的性情，包括他们公务中的刚果严毅，也包括生活中的旷达与雅趣。交流都会有特定的承载方式，正是在士人不同类型的群体活动里，形成了人际之间的交往脉络。宋代文人僚友之间有许多诗词唱和、往来信笺，也有许多专门记载诗文唱和的集子。这些文化活动在宋代蔚为风气。北宋前期著名的文人杨亿给宋白的唱和集写了一篇序文，说“视草之暇，含毫靡倦；形于风什，传于僚友；同声相应，发言成章”。通过彼此之间的心传意会，“同声相应”，士大夫之间发展出来一些共识，逐渐形成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文化圈，包括一些关系网络。传说中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以及米芾撰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描绘了北宋中期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这次雅集包括苏轼、苏辙兄弟以及像黄庭坚、李公麟这样一批人，都是当时的精英人物，他们汇聚在驸马王诜的宅邸西园，共同赋诗、题词、相互切磋，欣赏书画作品。这样的文化盛事，按米芾的话就叫做“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其实这里面也就体现了他们共同的好尚、文化方面的兴味相投。南宋马远《春游赋诗图》（局部）所反映的宋代雅集情境
士人彼此之间的交流活动，在宋代是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所谓的真率会、耆英会、同乡会、同年会（指同一年考中科举进士者的聚会），还有五老会、九老会、十老会，等等。不仅在开封、洛阳这样的帝国核心地区，包括在苏州、福州这样一些地方，经常会有这一类的友人聚会。北宋早期的宰相范质曾经说，“举世重交游，拟结金兰契”；朱熹也说“朋友之于人伦，所关至重”。司马光曾经写过《洛阳耆英会序》，并且订下“序齿不序官”的《会约》。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写过《洛阳名园记》，在跋文中他说：“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意思是说，观察天下治乱的征候，要看洛阳的盛衰，而洛阳盛衰的征候则在于园圃的兴废。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当年这些城市里面的园林苑圃是士人喜好的活动空间，他们经常到这里来聚会雅集，大家兴致勃勃、往来频繁的时候，芳林园苑显得很兴盛，洛阳也就因之而充满活力，这一定是天下安定的时期；反过来在国家政治紧张肃杀的年代里，士人的活动往往受到限制，园圃中也会气氛沉闷，政治动乱的时候就更是这样。所以李格非会说园圃的兴废可以标志洛阳的盛衰，由小见大，由点及面，可以看到整个天下治乱的征候。当时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士聚集活动。我们知道宋代雕版印刷已经逐渐普及，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条件之一。北宋中期苏轼曾经说，过去要读一本书很不容易，前辈先生都是从藏书者家里借，借来就拼命抄拼命背，而现在诸子百家之书都被转相摹刻，各类图书“多且易致”，读书人经常能够见到各类书籍。宋人会说“书板大备，儒者逢时”。当时也有很多活动是和印书、读书、晒书相关的。晚唐女道士鱼玄机的诗集，有一个宋代的刻印本，刻本后面有一行字，我们看到“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的字样，这一带在当时就是一个刻书的中心，北宋的杭州，南宋的临安，在那个时候就是刻印书籍的中心之一，棚北这个区域就是书坊、书铺密集的地方。在书籍每卷文末刻上书铺的地点，就是一个广告，一个路线图，读者看到这部书印得不错，可以按图索骥到这个地方来购书。《东都事略》是南宋人王称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当年刊行于四川眉山，成都地区，苏东坡的老家，现在藏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这部书目录结束的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个牌记，上面写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先是说明了刻印者，后面这八个字很有意思：所谓“覆板”，是指照样翻印，牌记声明“不许覆板”，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版权保护的意识。当时刻印普遍，书籍数量大增，不管是私人还是国家官府藏书的地方，包括宫廷里面的秘阁，都要定期晾晒图书，以便除湿防蛀。这类集中晾晒活动，被称之为“曝书会”，类似于图书展览会，这些时候往往英才尽至，冠盖云集。不仅在宫廷秘阁，当时有些士人家庭藏书丰富，他们曝晒图书的时候，也会有四面八方的友人前来共襄盛事。赵明诚《金石录》
金石学的出现，是宋代学术门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学者称它是“中国艺术复古风潮的考察标本”。对于金石学的切磋研习，在当时是士人“游于艺”的重要方面之一，李清照在《金石录》的后序中说，她和赵明诚积累了这么多材料，用心在这个方面，是为了“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游于艺在他们看来，不仅仅是玩赏意义上的雕虫小技，而是有它的寄寓，有它的目的。吕大临在《考古图记》里面也说到，他们对于考古图的关注“非敢以器为玩”，而是“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他把对于古器物的传摹图写，视为对于艺术、对于三代之风的追求。他也特别说到，《考古图》中收录的很多器物都是士大夫家里面收藏的，对于这些器物的搜讨、追求、欣赏，因而也成为士大夫交游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吕大临《考古图》
台湾著名的宋史学家黄宽重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南宋中期士人对《兰亭序》的品题与鉴赏，讨论士人的“以艺会友”。对于《兰亭序》的鉴赏，成为当时士人藉休闲怡情交流情谊的重要媒介。他们通过这样的机会，扩展、深化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其实不仅是《兰亭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书籍曝展，包括器物把玩、书画赏析等等，都成为士人交游过程里的媒介。有的以经史图画分享互娱，有的是自我欣赏、自娱自乐，其中更多的是友朋之间的交往和游从。《兰亭序》南宋拓御府领字从山本（游似藏甲之二） 局部
南宋时有位苏州人王份，退休回到家乡，在松江之滨经营了一个园子，叫做“臞庵”。园子“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吸引了很多士人来游玩、题诗，臞庵因此成为“一时名胜”的喜游之地。像这样相互游从，“极文酒之乐”的活动，从开封、洛阳到临安、苏州，可以说活跃频繁。这些交游活动往往伴随着诗文雅集，是以“游于艺”作为依托来进行的。台湾大学历史系的许雅惠老师曾根据吕大临《考古图记》中涉及的人物，绘制了一张士人人际网络的统计分析图。这张图背后有当代技术手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说是数字人文合作计划的成果（自2005年开始，哈佛大学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共同推进一个项目，即“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资料库”，简称为CBDB，项目把数十万历史人物的信息放到这个资料库里。这个资料库跟我们平常使用的数据库不一样，我们习惯利用的数据库是查字句、查段落的，而CBDB是个“关系型”资料库，重点在于查询人物之间的关系。）许老师导入了《考古图记》里面吕大临的相关记载，利用这一资料库进行数位分析，展示出以苏轼、司马光、程颐这三个人物为核心的人际交往关系，从中观察相关士人之间直接或者间接的交流关系。这张图所呈现的情形，让我们看到在个人关系圈、交游网络里面，有一些人物是居于核心点上的，也就是说，当时士人交游的网络有一些“枢纽”，有一些关键性的核心人物。当然，我们还不能满足于这种平面的呈现方式，还要通过观察宋代士人的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进一步观察他们结成的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士人“游于艺”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各类交游活动中结成的人际网络。宋徽宗《听琴图》中的雅集场面
下面我们讲一下第三个问题：“雅俗之间：对于意境的追求”。上个世纪初期，日本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教授提出一种研究假说，即所谓“唐宋变革论”，认为从唐到宋这段历史时期的统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一说法立意鲜明，概括力很强，提出之后，有许多学者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学者大多认为，唐宋时期确实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观察到的变化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就社会的演变趋向而言，总体上讲，我想我们可以用“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予以概括。当我们说到什么“化”，我们指的是一种趋势、一种倾向，是处于进行时中，而不是完成时态。如果说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这种说法可能有点过分了，但是如果说宋代走向平民化，我觉得这个概括应该说比较确当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北京大学国学院在袁行霈先生主持下，出过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从唐代到宋代，就文学的角度来看，变化的主要趋势到底是什么？袁先生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我们知道词、曲、小说其实是出自市井的。二是创作的主体，过去的创作主体是士族文人，宋代很多庶族的文人参与创作，进而扩大到了市井文人。比如说《大宋宣和遗事》，本来是话本，其中讲梁山泊宋江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和话本的整理者同时也是文学的创作者，讲来讲去，内容不断丰富，逐渐积累，成为长篇小说《水浒传》的蓝本。第三，这些文学作品写给谁看？讲给谁听？文学的接受者也扩大到了市民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大众。这样一个整体趋势，可以说是文学重心的下移，这也使中国的文化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样貌。四、雅俗之间的宋代艺文
我们知道，唐代的都市文化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中在宫廷和寺院的，包括公共文化活动，很多是以寺院为中心举行。宋代则有各类展示在十字街头的文化活动，世俗的文化、市井的文化在这个时期经历着大放异彩的阶段，包括通衢路畔说书的、饮茶的、杂耍的，生动活泼。茶楼酒肆、巷陌街坊，都成为士人呼朋唤友往来的空间、交游的场所。在《清明上河图》中看到的、《东京梦华录 》里读到的，都会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形，就是城市里面有很多士人民庶热络交往、相互会聚的公共空间。这也体现出一种市井化、平民化的氛围。陶晋生先生是台湾“中研院”的院士，对于宋辽金史有深入的研究。他在《宋辽金元史新论》的序论部分有这样一段话：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就政治和军事方面而言，尊王攘夷是理想，士人政治和对辽金妥协则是现实；就思想而言，理学家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是理想，改革家则企图将理想付诸实现（偏被理学家反对）；就文学艺术而言，词的典雅和文人画的意境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说的发达则是适应现实的需要。在这样一个趋于平民化的大环境下，“雅俗兼备”、精致俚俗互通成为时代的突出特点。文化方面的这样一种特点，应该是受到中唐以来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禅宗持有一种平常心，强调佛法在世间，具有渗透性、普适性，所谓砍柴、担水无非是道。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实际上和禅宗的影响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正是在和佛教学说、道教学说相互碰撞、相互冲突，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吸纳，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新儒学才真正成长起来。我们看到像《景德传灯录》这样的佛学著述会说：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当时这些人物从理念上觉得天地之间“无非是道”，行、住、坐、卧，纵横自在都是道，万事万物皆有理。而“游于艺”，也是和君子的道、德、仁相关的，这也像《宋史·道学传》里说的天地之间、“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这个“道”是渗透在民间日常生活里面的。也就是说，新儒家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游艺方式和他们心目中的理念，是交互融通的。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
当时的一些艺术作品也在观照这种内在的精神世界。在宋代书画鉴赏方面，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观察，我们会觉得，宋代这些山水画可能呈现着当年画家们“观天下”的方式和感悟。曾经有学者指出，今人说到画卷的时候，通常是说“看”画，但是古人会说“观”。“观”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里说“观”是一种“谛视”，是指凝视、审视，不是写生意义上的透视，而是包含了内心体悟的凝视和洞察。山水画作的“高远”“深远”“平远”，其实是出自作画者、观画者内心对于山川的全景式体验。这种“观天下”的方式，反映着他们的“天下观”。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说到宋画意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画境、诗境、心境，这些是贯通彼此、浑然一体的。南宋梁楷《泼墨仙人图》
宋代艺术有很多突出的特点，简约可能是众多特点之一。比如南宋画家梁楷的人物画，有工笔有简笔（减笔），其简笔画作体现 着“参禅”的兴味，率真简洁，所谓“萧萧数笔”“神气奕奕”。宋代的瓷器，也渗透着美学的简洁韵味。宋瓷多为纯色，不像后世的瓷器那么堂皇绚烂，但它带给我们一种淡雅自然的感觉。在宋代，不仅仅是一些艺术形式——像画作、瓷器——会体现简约风格，即便是官员跟皇帝讨论治国之道的时候，他们也会说“王者之治，至简而详，至约而博”，也就是说，在治国理政方面，他们也认为简约是值得倡导的合理方式。当然，以瓷器为例，我们也会看到，和清绝雅致、隽永端庄的风范同时并存的，也有相对浅俗的风格，比如说一些瓷器上写着“忍”，或者“孝子”“贤妻”这类字样，这样的一些器物肯定也为世俗需求所喜爱。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
通过许多实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当时雅和俗这两者是并存的，而且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融通的。宋人画作里有描写市井生活的画卷，文学中也有描写市井生活的作品。这就很生动地体现出贯通于两宋的文化风情或者说文化特质。北宋名臣孙何在其奏疏《论官制》中向宋真宗提出“雅俗兼资，新旧参列”的原则，认为是“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纲纪”的关键。由此我们也看到，就时人观念而言，在日常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雅俗兼备，新制度旧传统吸纳互补，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子语类》里面记载，南宋时朱熹跟他的学生谈话，说：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道理都从气上流行。虽至粗底物，无非是道理发见。天地与圣人皆然。所以精和粗、理和气、雅和俗这些都应该是并列融通、相互发明的。韩淲是南宋中期的人物，韩元吉的儿子，他在诗作里也说道：“雅俗岂殊调 ,今古信一时。”意思也是说，自古至今雅和俗这两者是可以互相积聚滋养，可以互相会通的。宋代这样的雅俗情趣，给当时的文坛乃至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气息、趣味和活力。南宋李嵩《货郎图》（局部），反映的是宋代艺文中“俗”的一面
宋人的生活中雅俗相依、一体多面的特征十分突出。两宋的社会环境是复杂多变而非凝滞稳定的，既有承平的时期也有战乱的时期，有困顿艰难的持续压力，也有相对繁荣兴盛的阶段。当时创作群体的类别不同，有士人作家，也有市井文人；艺术品味也是多元的，有雅骚之趣，也有郑卫之声；世俗匠画与文人画作相映成趣，市井作品中也洋溢着书卷气息。即便同一人物，也可能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容、多重的文化性格。以辛弃疾为例，我们知道他的生活颇为坎坷，艰忧中曾有暂时的安宁，他个人的文学作品风格也是多元的，体现出征战沙场的激昂慷慨，也反映着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情怀。他有豪放悲凉的词作，抒写壮志与内心的愤懑，像“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也有婉约清丽的词作，勾勒民间生活场景，像“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等等。风格多样、雅俗互补，在当时人看来并不是件矛盾的事情，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养、相互补充的氛围。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游于艺”的题目上来。范祖禹是北宋中期的人物，在他当年写给宋哲宗的章奏里曾经说：“古之圣人莫不以好学为先，游艺为美”，这个“游艺”也是指我们反复谈到的“游于艺”。南宋中期的韩元吉，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也讲到他对“游于艺”的理解，他说：昔夫子之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盖以教于门弟子之本旨也。所谓“志”者，勿忘之谓；“游”者，或出入焉；“据”，不可失；“依”，则不可离乎！也就是说，这四者是孔夫子当年教育他的门人的根本性宗旨，士人的生活实践正是要依据这一套相互关联的原则。范祖禹将“游”解释为“出入于其中”，活动于其中。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会说“游于艺”是当时士人活动的方式，是他们从容、涵泳的生活态度，也是他们雅俗兼备的艺术追求。我们要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些。前面讲到宋代立国的基本环境，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宋代的经济、文化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与士人民庶的积极活动分不开。那个时候的士人对于他们自己文化活动的理解，其实是在“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这样的框架下认识的。“游于艺”反映着他们当时的生活态度，是雅俗兼备的实践活动与艺术追求。本文原载于《文史研究》（2017年第1-4期），部分文字经过了编辑、调整。欲求全文请查阅原刊。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此刊仔细研读。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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