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纳森·康林（Jonathan Conlin）
1943 年，阿马蒂亚·森只有10 岁时，英国管辖的孟加拉省发生了一场饥荒。森是一位孟加拉的化学教授的儿子，出生在达卡附近，属于现在的孟加拉国。尽管在这场饥荒下，大部分的城市居民幸免于难，但至少有200 万孟加拉人死于饥饿及相关的营养不良和疾病。英国当局似乎不愿采取行动，声称有足够的食物。他们没有限制主食大米的出口，也没有采取行动从印度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进口大米。1945 年的一项调查指责了这些官员对大米短缺证据视而不见，这些指控促使印度民族主义者要求结束英国的统治。1976 年，森在《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饥荒是交换权利的失败》（Famines as Failures of Ex-change Entitlements） 的论文，随后又将其扩展为1981 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1943 年以来，森在加尔各答总统学院学习经济学，在剑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加尔各答新成立的贾瓦哈拉尔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森在美国、印度和英国的顶尖大学担任职务，并获得了包括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内的一系列著名奖项。森对1943 年孟加拉饥荒作出了修正版的描述，他总结道，印度统治政府“在估计粮食总体可用性时相当正确，但其饥荒理论却大错特错”。当时并没有因为缺乏粮食或粮食供应下降而引起饥荒，相反1943年的供应比1941 年高出13%。当时当局说，最近的恶劣天气并没有造成大米短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森写道，饥饿不仅仅是有没有食物的问题，更是食物如何在人口中分配的问题。这是一个谁能或不能“控制”食物的问题。有许多“权利关系”决定了个人对可获得的食物份额的“所有权（或要求权）”。例如，拥有农业用地的人对在那片土地上种植的水稻拥有所有权。农业劳动者可能并不拥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但在一套被称为收益分成佃农制的“权利关系”下，由于耕种了这片土地，他们仍可能对这片土地拥有所有权。1943 年，孟加拉有许多人的“权利关系”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他们自己不种植水稻，而是用服务（如理发或河运）或大米以外的商品（如牛奶或鱼）来换取大米。这些商品或服务构成了它们的“交换权利”。1943 年当局以及1945 年的调查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商品与大米之间的兑换比率对理发师、农业劳动者、渔民和许多其他群体来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些群体无法再获得足够的大米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就会因此挨饿。这种转变不是由恶劣的天气和歉收造成的，而是由巨额公共支出导致的通胀造成的——这本身就与英国正忙于与日本争夺邻国缅甸的控制权有关。1943 年，许多城市居民的工资与通货膨胀同步，但农业劳动力与大米之间的兑换比率降至24（1941 年12 月的比率为100）。面对大米价格从每莫恩德（82.3 磅）13 卢比上涨到30 卢比以上，许多孟加拉人推迟理发和旅行计划，不再吃鱼等奢侈品。理发和捕鱼需求的下降进一步降低了理发师和渔民的“交换权利”。《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也考虑了1974 年孟加拉国的饥荒，以及埃塞俄比亚和萨赫勒地区的饥荒，森在那里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在埃塞俄比亚，从1972 年到1974 年，粮食价格没有上涨多少，即使是在受灾最严重的沃尔夫地区也是如此。1974 年，孟加拉国受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地区的粮食产量（按人口比例计算）实际上出现了增长。简而言之，市场上有足够的食物，但价格只是略有上涨。就像1943 年的孟加拉一样，那些挨饿的人是没有土地的日工、牧民和运输工人。所有这些国家都受到劳动力和粮食之间兑换比率急剧下降的影响，而不是受收益分成的佃农或土地所有者的影响。绝望中，埃塞俄比亚的牧民卖掉了所有的奶牛，这导致市场供过于求，导致每头奶牛的价格暴跌。
乔纳森·康林（Jonathan Conlin） 编
东方出版社 2020.05
在其中的几次饥荒中，交换权利的转变早在饥荒发生之前就开始了。例如，1974 年在孟加拉国，一名农业工人一天的劳动所能获得的大米量，早在许多孟加拉人将饥荒归咎于洪灾之前就一直在下降。如果当局一直在研究正确的数据，他们本可以通过建立公共工程计划来干预，防止饥荒的发生，该计划将允许底层的人直接用他们的劳动力换取大米。然而与之相反，政府和外部观察者正在庆贺该国贫困人口的下降，贫困人口的下降是按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衡量的。这些数据本身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贫困人口的“总人数”有所改善，但穷人之间的财富分配正在发生变化。在20 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极端贫困”的比例急剧上升，尽管上述指标显示总体贫困率有所下降。森的权利视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识别是哪些特征造成贫困的几种方法存在缺陷。19 世纪80 年代，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 对伦敦东区的“贫困”现象进行了调查，以贫困线为依据得出贫困人口的数据。而营养模型则是以维持生命所需的卡路里数量作为贫困线的标准。每种方法都有其缺点，即使是卡路里模型也没有考虑到肠道寄生虫的存在，这些寄生虫会导致个体需要的营养超过最低生存限度。而在1943 年的孟加拉，一种只注重粮食供应和市场的做法，使当局没有预见到饥荒。正如森所指出的：“令人震惊的灾难可能隐藏在令人欣慰的总量之下。”当然，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在主流理论中发现漏洞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至少是在自己的领域内获得晋升和提升的途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森本人为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中一些相对深奥的问题的方程式论文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将个人偏好或福利结合起来，从而达成集体决策。许多20 世纪的经济学家都是在一本影响力很大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广受好评的论文，这篇论文往往指出了一个在智力上令人满意的难题或悖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然而，森自称是一位经济思想家，是基于他认识到自己有责任超越这种修修补补的做法，并声称自己找到了一种衡量社会福利的新方法。这包括挑战亚伯兰·柏格森（Abram Bergson） 和保罗·萨缪尔森在20 世纪40 年代创立的“福利主义”学派。福利主义者首先设想了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比如说不允许奴隶制），可能存在的每一种社会状态。然后，他们使用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为每种状态分配价值，再根据它们在最大化福利方面的成功程度对它们进行排名。研究结果可用于为各国政府制定政策建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森对福利主义者衡量一个给定社会的福利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并接着指出了这些限制条件可能会相互阻碍。福利主义者已经受到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和其他契约论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挑战，他们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权威以福利最大化的名义行事。对他们来说，使福利最大化的任务理所当然地属于个人，个人的选择不应受到福利主义者施加的那种限制的约束。这些限制是规范性的，体现的是福利主义者所认为的可以定义和建立的“社会福利”。对于契约论者来说，政府的作用不是最大化这种社会福利，而是简单地维持一个基于规则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个人尽可能自由地追求他们认为值得追求的任何东西。森对福利主义进行了持续的批判，但没有抛弃社会公益的理念。正如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所问的那样，当我们质疑所有定义贫困和衡量贫困的程序时，会发生什么？是我们放弃了尝试去理解这种现象，还是说我们试图去发现我们能“挽救”什么？那我们怎么办呢？在他题为“社会选择的可能性”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森指出了他对经济学的三项贡献，他将其描述为“信息扩展”、偏序的运用和“一致性条件”的弱化。所有这些都与经济学家在试图评估社会福利时所做的计算有关。哪些数据属于此类计算，哪些数据应该作为无关的“噪声”被忽略？我们能对这些计算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能达到多少精确度、完整性或一致性？我们可以或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合并不同的结果？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将“有序”数据（允许进行排名）和“基数”数据（衡量水平或规模） 区分开来。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用这些结果做什么。当我们在对福利进行评估之后，聚合那些像投票系统一样有效的计算结果（以作出决定）可能并不那么有效。森指出，“形式经济学对一个人的状态和利益的多元性并不是很感兴趣。”在18 世纪，杰里米·边沁可能已经定义了福利（或者用边沁的话说，“效用”，这些术语或多或少地变成了可以互换的）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边沁自称的继承者只是简单地将福利等同于人均GDP，等同于“个人最大化（或可以被视为最大化） 的任何东西”。人均GDP 的吸引力在于它有助于“展示实际（即数字）价值”，而不在于我们可能会将其归因于一种内在的假设，即更高的收入会让我们更快乐，或者个人总是会采取行动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数学公式的精确程度与内容的不精确程度密切相关。”森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领军人物于1984 年去世。事实上，森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可以被看作是试图治愈罗宾斯的观点对经济学学科及对人性的看法所造成的暴力，罗宾斯称“经济学涉及的是可确定的事实，而伦理学涉及的是价值判断和义务”。接下来的讨论认为，福利的人际比较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头脑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引用自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罗宾斯为这一观点添砖加瓦，并给予那些将福利理解为整个社会享有的福利总额的人进一步的许可，而不考虑这些收入如何分配给该社会的成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帕累托比较（Pareto comparison） 的流行进一步简化了情况。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 是以意大利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的名字命名的。帕累托效率指的是一种被认为是最优的资源配置，在这种资源配置中，任何个人的福利都不能在不损害他人福利的情况下得到改善。森认为，简化可能有助于福利经济学的计算，但代价是产生狭隘的、近乎疯狂的或根本荒谬的结果。1951 年，美国人肯尼斯·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 一书提出了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该定理假设，如果给三个选项按偏好排序，那么就不存在既能得出社会整体偏好排序，又能满足一组共四个条件的排名顺序的投票机制（与之相对的是更常见的“相对多数决制”）。帕累托效率是条件之一，非独裁统治（即总的排名不得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所决定）和“二元独立”（如果增加了第三个选项X，选民A 优先于B 的偏好不应改变）也是。这个定理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阿罗似乎已经以一己之力完备了他自己所创立的社会选择理论领域，他因此在1972 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森认为，这个理论虽然很吸引人，但是这个定理本身就是信息匮乏的产物，它本身是罗宾斯式的对人际比较的排斥，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的强加的结果，这种一致性可能是直觉上的，但它根本不符合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美国社会选择理论的另一位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萨缪尔森和他的追随者们围绕着弱显示偏好理论（Weak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WARP） 建立了他们的模型，这个弱公理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二元独立性类似，认为如果增加第三个选项X，A 优先于B 的偏好不会改变。根据萨缪尔森揭示的偏好理论，消费者所作的选择只是反映了他们的偏好，而且都是基于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愿望。有许多因素可以让消费者“不遵守”或违背这些条件或假设，并使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偏好）根据他们所看到的选项“菜单”而变化。森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个聚会上，一位客人想吃一个苹果，发现自己站在水果盘旁。对她来说，不管盘里还有多少个苹果，她都拿一个苹果，这似乎是直觉和理性的。毕竟，她偏向于拿一个苹果。然而，她的选择可能是“菜单决定的”，因为如果盘里只剩下一个苹果，她可能会选择不吃苹果，因为不想让其他客人觉得没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对一致性的要求可能让萨缪尔森的模型看起来很整洁，但是这种仅仅用偏好来解释行为的方法，“反过来又只由行为（即显示性偏好）来定义”，却“对人类的快乐和痛苦保持着明显的沉默”。或者正如罗伯特·萨格登所说：“效用，当被理解为显性偏好时，并不是对任何特定的、似乎可以被认为是好的品质（比如快乐）的一种衡量。它只是个人选择的一种表现。”森摆脱不可能定理的方法是放宽被认为是最小理性要求的条件，例如抛弃帕累托效率。虽然被视为个人自由的图腾，但当面对两个以上的替代方案时，帕累托效率显示出了更黑暗的一面。例如，给定一个总数100，被3 个个体分割，那么98：1：1 的分配与更公平的33：33：34 的分配一样具有帕累托效率。在《帕累托自由主义者的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 ，1970） 一文中，森提出了他自己的不可能性定理，让经济学家们在帕累托原则和他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之间作出选择。对帕累托效率的关注导致福利经济学家忽视了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在其他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只考虑整个社会的福利总额，而不考虑它是如何分配的，而且判断行动或政策时，只考虑其对这个总和的影响。没有人把财富的价值归因于个人之间的水平差异（个人之间的比较是禁忌），只有一个总和，并根据这个总和可以得出一个完整的国家财富排名。因此，一个拥有三个个体，其效用分别是33、33和33 的国家，要比三个公民所拥有的效用分别是98、1 和1 的国家“更穷”，尽管后者显然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然而，根据总数排名，无论哪个人把额外效用给了拥有98 或拥有1 的公民，这个国家的福利都会增加。当然，边际效用会表明，一个单位的额外效用对任何一个拥有1 的公民来说都比拥有98 的公民有益得多，但禁止人际比较使得这一点毫无意义。因此，在评估某一特定社会国家是否成功地实现了福利最大化时，柏格森和萨缪尔森等福利学家只是简单地考察个人收入总额。1973 年，森提出了他自己的函数，即人均收入乘以基尼系数，而基尼系数是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 在1912 年提出的一种衡量不平等的方法。森并没有像萨缪尔森和其他人一样，对自己的函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他没有要求它产生一种“全序排列（complete-ordering representation）”，只是一种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拟序（quasi-ordering）”， 允许进行部分而不是完整的排名。他指出：“不平等的概念本身似乎就有这种拟序的框架，这个概念不是为了作出细微的区分，而是以更鲜明的对比形成自己的特色。”森没有把它描述为理想的社会福利函数，而是坦率地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它有助于提出一些问题，但对其他一些问题无益。它是一种工具，可用于与其他工具作“交集”，而这些工具都有自己不同的局限性。14 森从不可能定理中得到的教训是，必须避免“传统理论的全有或全无的方法”，即以任意性或禁闭于不可能之内为代价来获得稳健性、通用性、精确性和其他统计或数学性质。15 简而言之，“混合”（Mon-grelism） 比“单一”更可取，至少在方法上是这样。对于一个专注于整洁模型和图表的学科来说，这是非常令人不安和可疑的。福利经济学家急于用他们自己的数学术语来理解福利，似乎忽略了“存在的现象”：幸福（well-being） 已成为一种富有（well-having）的问题。在《正义理论》（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一书中，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试图用功利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衡量福利的一些问题，他定义了一组对个人福利必不可少的“初级产品”。这一组产品包括自然初级产品，如健康和智力，以及社会产品，如权利、收入和“自尊的社会基础”。一个人对这类商品的禀赋可以与另一个人的禀赋进行比较，罗尔斯探索了几种假设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下那些被认为是最穷的人（以“初级产品”衡量）的福利将被赋予特权，根据所谓的“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 。然而，对森来说，这是一个手段与目的混淆的例子。人类太过多样化，无法设定一套普遍的“初级产品”。甚至基本的营养需求（维持健康所需的卡路里数量）也因气候、寿命和卫生保健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罗尔斯等人过于关注事物和权利的价值，忽视了事物和权利与相关“功能”（functioning） 之间的关系。各种“转换因素”决定了拥有这些商品的个人所享有的一套“能力”。例如，一辆自行车的天赋，或“禀赋”，可以简单地根据它能卖多少钱来估价，也可以根据在公共汽车或人力车上省下的钱来估价。对于一个小商人来说，自行车可以扩大他们买卖的市场，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交易。用森的话说，自行车增加了个人的能力集，即可能完成或实现的行动和结果的范围。虽然不可能实现所有这些行动或结果，但福利并没有因此而丧失。相反，对福利本身的评价最好聚焦于提高这些“能力”，以及扩大现有“功能”的范围，不论这些功能是否实现。“能力”变成“功能”的过程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以至于有人可能想知道我们是否需要不同的术语。人们需要接受一些骑自行车的培训，但这不需要很长时间，并且通常有人可以在很少或没有成本的情况下提供这种培训。此后，似乎有新的“功能”在召唤着你：为你的商品或服务开辟新的市场，结交更广泛的朋友，感受迎面吹来的风，或者只是想象下一个人可能会去哪里。这些都能提升你的生活乐趣。然而，将“新自行车”转变为“新的运动自由”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直截了当。一系列的“转换因素”在决定是否享有这种自由以及享有到何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外部性，它们与自行车无关，但它们决定了一辆自行车的禀赋是否真的有助于扩展接受者的能力集，或者只是闲置生锈。它们是将商品（在本例中是自行车）与特定的活动和存在状态、将富有与幸福联系起来的功能。森确定了个人、社会和环境的转换因素。身体残疾、寄生虫和疾病是可能限制个人骑车能力的个人因素。坑坑洼洼的道路、拥挤的交通和相关的污染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限制。与这些环境因素相比，社会因素就不那么明显了，但可以说，在决定自行车是否能提高车主的能力方面，社会因素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妇女骑自行车在社会上是不被接受的。人们很难把这些因素很好地区分开来（如果高水平的污染导致高水平的哮喘，我们应该将其列为环境因素还是个人因素？），但这并不能减轻它们的影响。能力方法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更广泛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将个人的收入或物品与同一社会中其他人的收入或物品相比较。社会规范、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都牵涉其中。如果我们在上述例子中就如何提高低转化率向政府提供建议，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对从驱虫到道路拥堵费等各种问题都感到不满。当然，这些举措将对许多没有自行车的人产生许多影响。然而，自行车的功能是否已经实现并不是重点。森认为，社会越富裕，个人就越富裕，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这种能力。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外部性，但为解决这一特定的自行车问题而可能采取的大量措施，可能对古典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核心问题产生有益影响：199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出了一个新的基准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它的首席设计师、巴基斯坦经济学家赫布卜·乌·哈格（Mahbub ul Haq） 征求了森的建议，并努力将他的能力方法融入其中。这个名字本身就表明，人们对“发展”的理解焦点发生了转变。人类发展指数没有从国民收入或市场开放的角度来理解福利，而是把“人”放在首位。人类发展指数不只是衡量人均的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它将基础教育（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寿命（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和收入（按人均购买力折算的GNI） 这三项指标合为一体，恰当地显示出一种森式的“信息丰富度”。森在1995 年与让·德雷兹（Jean Drèze） 合著的《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遇》（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 一书中，提出了重视教育和寿命（作为公共卫生供应的一个指标）的历史理由。这项研究利用了印度三个不同种族、宗教和政治取向的邦（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北方邦）的研究结果，分析了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和性别比（female/male ratio，女性与男性人口之比，以下简称FMR） 等数据，以及基于国民总收入的常见基准。除了对印度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外，作者还对印度与中国的比较特别感兴趣。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和印度都可以从大致相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来回顾自身五十年的发展。在印度精英阶层中，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开放的市场常常被认为带来了“亚洲奇迹”，而他们觉得这个奇迹已经与印度擦身而过。人们还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证明了其生育政策的合理性，更证明了市场自由化举措的重要性。许多人总结说，为了赶上中国令人羡慕的增长速度，当务之急是废除被称为“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 的官僚主义繁文缛节。在《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遇》的序言中，森和德雷兹对于优先“讨论给予跨国公司税收优惠的细节、印度人是否应该喝可口可乐，或者是否应该允许私营部门运营城市公交车等问题”的现状表示了惊讶。与此同时，“基础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的糟糕状况”以及其他“对人民的福祉和自由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问题被忽视了。印度人的预期寿命比中国少10 年左右。印度不仅识字率较低，而且显示出更大的性别差异：39%（女性）和64%（男性），而中国女性和男性的识字率分别为68% 和87%。中国的年青一代普遍识字，而印度的情况则远非如此。尽管印度政府承诺将初等教育普及至14 岁，但它根本没有分配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它提供的医疗诊所专注于“人口问题”，优先考虑绝育，而不是采取低廉但有效的措施与疾病作斗争。数据表明人口增长对人均GDP 几乎没有影响：印度根本不存在人口危机。总的来说，这些历史数据表明，公共医疗和全民教育远非经济增长的回报，就中国而言，经济增长是国家在提高识字率和预期寿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实现的。增长是国家干预的回报。公共卫生和教育并非发展中国家只有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也不是许多自称是亚当·斯密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信徒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国家对健康和教育的干预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诸多阻碍。这不是一个“政府做多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治理类型”的问题。20 印度把重点放在“许可证制度”和可口可乐上，而不是放在免疫接种和教师上，这是在冒着吸取错误教训的风险。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森对能力方法的思考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越来越强调“面向主体的视角”（agent-oriented view） ，关注作出行为的那个“谁”。在基本层面上，对能动性（agency）的关注只是认识到，谁能给我们的福利带来改变以及如何改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到自行车的例子，我们不只是把它当作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我们把它当作礼物，当作对高尚行为的奖赏，当作一种权利，当作乐透奖，当作一种社会地位的特权，或者当作一种慈善恩惠，那么我们对待它和对待自己的态度是不同的。在更复杂的层面上，能动性可以是构成性的或建设性的，从而塑造“谁”以及他们的行为能力。通过建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和参与性的公众群体（“我们”），实现个人能力所涉及的过程可以使整个社会走向自由和民主的方向，要求各国政府承担责任并改变那些否定妇女和某些民族或宗教团体具有充分能力集的社会规范。我们学着去重视这些结果，不仅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能力集（换言之，工具）作出了贡献，而且因为通过与他人协调一致的活动，我们从得到这些结果的方式中能获得自尊等好处。自由与过程有关，与拥有同样多的某些机会或权利有关，这些机会或权利是罗尔斯式“初级产品”的一部分。通过引起人们对商品与存在状态之间关系的关注，森已经开始关注不同的“功能”如何交叉，并且可以相互加强以“扩大真正的自由”。这不可避免地涉及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引导这种变革，进而导致对正义与公平观念的思考，这些观念似乎与经济思想格格不入，甚至完全对立。在这方面，森的思想可以被看作是对亚当·斯密时代道德哲学的回归，那时经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斯密享有“经济学之父”的美誉，但很少有经济学家愿意通读斯密的著作，更不用说其他哲学家了。不同寻常的是，森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项目中获得了对这一传统深入研究的机会，该项目让其参与者可以完全自由地学习任何他或她希望学习的东西。个人关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森的第一任妻子是意大利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侄女。赫希曼的《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1977） 一书讨论了斯密和同时代的孟德斯鸠和杜戈尔德·斯图尔特。赫希曼认为，斯密及其之前的经济思想已经忽视或试图积极地压制激情，因为他们认为应该更加理性地关注利益和他们创造的看起来很整洁的行为模式。森从斯密和赫希曼身上得到的教训是，人类不是孤立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而是一种 “复杂的心理和文化过程”。在《发展即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 一书中，森将自己的“能力观”描述为“一种对亚当·斯密所倡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研究方法的回归”。斯密认为交换自由远不止是经济增长的保障，森指出：“交换和交易自由本身就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基本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发展专家对市场角色的描述方式，导致这一点并不像它应该表现的那样清晰。人们普遍认为，市场是一种需要用“有利但遥远的影响”来捍卫或辩护的东西，甚至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实际上，“参与经济交流的自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基本作用”。正如有些人敦促印度政府在经济增长使他们“负担得起”之前先放弃扫盲运动，也有人主张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是“奢侈品”，国家要想享受经济增长，就必须先将其放到一边。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李命题”，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名字命名：新加坡剥夺了其公民思考和讨论这个城市国家是如何运转的自由，它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对此的一种回报。有时，像1993 年维也纳人权会议那样，一些亚洲威权政权的领导人称，政治权利不是普遍的，言论自由等权利与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即纪律和服从国家）存在矛盾，因此，要求扩大这种自由被认为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森认为，交换自由和其他非经济的言论、集会等自由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而不是像李命题中所说的那样是负相关的。森提出了五种类型的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对他来说，这些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它们也是普遍存在的。森指出，亚洲人在文化上对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漠不关心的观点，只能在自由选举中把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来验证——而这正是威权政权永远不会允许的。森的“面向主体”方法最重要的例子与妇女的不自由有关。1992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上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指出，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的性别比FMR 倾向于偏离由生物因素决定的标准。就其本身而言，这一比例应该会产生一个女性略多于男性的群体。然而，在一些地区，嫁妆是必需的，新娘在结婚后与父母断绝关系，所以父母不愿意在女儿身上花费太多的关爱和金钱。正如泰卢固谚语所说：“抚养女儿就像给别人院子里的植物浇水一样。”由于这些抑制因素，FMR 在印度许多省份出现偏差（例如，北方邦有880 名女性，1000 名男性），这是因为孕妇通过超声波确定胎儿的性别，如果怀的是女孩，就会选择（或被迫）堕胎。即使是那些负担不起超声波费用的地区，FMR 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这大概是由于男婴和男童接受了姐妹们得不到的某种程度的护理、食物和医疗服务。结果就是可预计的男女人数的差额，或者借用森1992 年那篇论文的题目，是1亿“失踪女性”。然而，森认为，不应将妇女视为等待国家或其他机构干预的“病人”，培养女性的能动性不仅是一种提高妇女福利以及她们子女（男孩或是女孩）福利的非常有效的手段，更会鼓励更广泛的经济增长和扩大森提出的其他四项自由。例如，提高女性识字率（而不是提高男性识字率）被证明是降低儿童死亡率的更有效手段，甚至是降低总体贫困的措施。当女性识字率从22% 升至75% 时，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从156‰降至110‰（所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当男性识字率从22% 升至75% 时，死亡率也有所下降，但降幅较小：从169‰降至141.29‰。能够阅读并不能增强女性的免疫系统，也不能给女性接种预防疾病的疫苗。对于一个福利经济学家来说，女性的读写能力似乎是一种“奢侈品”；把稀缺的资源分配给女性来学习阅读，似乎是在“浪费”本可以用在更多护士、诊疗所或疫苗接种上的资金。在印度，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妇女把绝大多数时间花在家庭生产工作上，而这些工作很少被国民生产总值或其他产出指标所衡量。因此，即使关注读写能力，把注意力放在男性身上似乎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男性似乎在经济上更为活跃。但森的观察结果表明，即使能够阅读的状态不能提高抗病能力，它确实能够使女性发挥“功能”并且死亡率显著降低（然而，我们应该小心，这里不是直接因果关系，就像上一段中使用动词“降低”一样）。读写能力也与更多地参与正式经济（即家庭以外）有关，而正式经济反过来又促进妇女更多地参与政治。例如，有文化的母亲，当她们的乡村教师不来上班时，就可以向当局请愿。其中的一些影响是意料之外的。作为亚当·斯密的信徒，人们可能会认为森会提到《国富论》中那篇著名的文章所引发的共鸣，这篇文章将每个人描述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推动一个并非他本意的目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是对任何妄图修补经济运行机制的人的挑战。然而，森坚决反对哈耶克将“意料之外的”和“不可预测的”混为一谈。“经济和社会推理可以注意到可能并非有意为之，但却是由体制安排形成的结果。”如果女性扫盲计划在印度喀拉拉邦意外地降低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那么，在印度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提倡实行类似的方案，以期出现类似的下降，就不是无根据的或不合理的。意料之外的后果会引发深思熟虑的行动，而不是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森和德雷兹还指出了一个不那么令人高兴的意料之外的后果，那就是经济增长及其引发的社会效仿和流动性。FMR 会下降，而不是恢复平衡，因为经济增长导致地位较低的“贱民”种姓去模仿地位较高的“武士”种姓的更重的父权观念。对森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提醒，提醒人们经济进步本身并不一定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性别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嫁妆、种姓等社会“制度安排”需要通过“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联系的积极社会变革进程”来解决。然而，这种变革确实与人口增长有明确的联系，它会导致生育率的自愿降低，其效果远远超过由国家资助的绝育运动或其他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干预措施所能实现的。森当然意识到了在福利评估中计算妇女人数以及让妇女参与其中所面临的相关挑战。1998 年，森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回忆了他早期对1943 年饥荒的研究中一个有趣的发现：接受调查的寡妇几乎没有报告过任何“健康状况不佳”的案例，而鳏夫们“对此怨声四起”。在这样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女性的医疗需求无法像男性一样得到相应的满足，那么女性的健康状况就会更差。寡妇们的期望显然与鳏夫们的截然不同，因为后者的性别使其具有更强的权利意识。“在一个不对称规范悄然存在的社会里”，同样程度的健康问题可能会被理解得非常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调查让妇女有了发言权，请她们对自己的福利发表意见，但“制度安排”是这样的，她们的健康状况或痛苦对她们自己并不“重要”。在这个例子中，精神状态的人际比较似乎是评估福利的理想方法，但是却被打破了。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斯鲁普（Ester Boserup） 在1970 年出版的《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书中，首次对发展中国家的农学家如何分配工作进行了研究，并考虑了妇女在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然而，伊芙琳·华林（Evelyn War-ing） 的《如果女性有价值：新女权主义经济学》（If Women Count：The New Feminist Economics，1988） 标志着女权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这篇论文解决的是会计核算未能包括女性无薪工作的问题。森的能力方法已经被华林的追随者广泛使用。尽管森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是女权主义经济学家，但他清楚地承认赋予女性选举权的道义责任，并指出了许多扩大女性能力的方法，这些方法也同样有助于扩大她们的子女和社会中其他人的能力，不论他们是男是女。森写道：“可以说，在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中，没有什么比充分承认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参与和领导地位更重要的了。”本文选编自《伟大的经济思想家》，标题为编者所加。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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