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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正义：导论与纲要｜克劳斯·勒尔
一、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
二、什么是程序？
什么是程序？答案并非是完全明了的。如果我们试图确证程序这一概念的本质，将会陷入关于形式与内容这一无休止的哲学讨论之中。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拒绝任何界定。程序这一观念还存在丧失自身轮廓的危险，因为在广泛的意义上，所有社会制度都是"程序"。（Peters，1991）当我们就法律领域考虑时，各种各样的解纷与决定程序就会浮现于脑海。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庭与行政程序。仲裁也是一种程序。调解与谈判，只有当它们在预定好的框架中进行时（而非自发进行），才视其为程序。蒂鲍特和瓦尔克（Thibaut and Walker 1975）过去认为只有在分配发生纠纷时，程序才是必要的。社会学家们并不接受这种限制。他们将那些规划未来而并非专注于解决纠纷的程序包括进来后，极大地扩展了这一研究领域；换句话说，程序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就这一意义而言，行政程序和议会的立法程序也都可观察在内。许多发生在团体组织内外的分配过程也是如此。这些程序都不需要第三方或更高权威公平的预先分配。规则约束下的谈判，譬如集体谈判，在此意义上也构成程序。在另一方面，我从这一领域排除了技术程序、符号系统和商谈。我对研究与调查也抱有怀疑（See Peters，1991）。一项学术研究一般来说不是程序。但一项受法律规制的调查，譬如说由国会的某个机构进行的，仍然值得我们注意。不过我仍然怀疑将那些并不追求决定的过程视为程序的看法。林德和泰勒（Lind and Tyler 1988）争辩说排除这些过程，是对程序正义进行人为的限制。他们强调近来的研究表明，"程序正义的评判发生于那些没有实质决定的领域，程序上的评判力缘起于尊敬或者礼节这些因素，这些因素与做决定毫无关系"。就我看来，社会学家所使用的程序概念，又常常比心理学家所使用的程序概念为窄。卢曼（Luhmann，1969）也坚持较窄的程序概念，将程序规定为一种社会系统，这种系统只是一种短期现象，其特定功能是得出一个有约束力的决定。他视预先设计的制度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区别为程序的先决条件。程序只有具备这些特征才能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外部环境，并获得自治。在那些程序是先于分配生成的、或多或少受规则约束的场合，对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作出区分是合理的。和卢曼的看法相一致，我认为强调一种沿用已久的实在程序，与程序可在其中重复实施的一般框架间的区别，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虽然泰勒和福尔格（Tyler and Folger 1980）所研究的公民和警察间的冲突也可进行程序化建构。因为这种冲突会导致警官做出开具一张罚单，或者制作一份正式的处罚文件的决定。不过我仍然怀疑，不追求具体决定的组织系统内的各种非正式程序是否属于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尽管那里同样会涉及到"公平"（Fairness）。格林伯格和泰勒（Greenberg and Tyler 1987）业已承认在某一系统化的背景中，公平会具有某些不同于论争过程和分配中的意义。我还从程序正义的研究领域中排除了泰勒和凯恩（Caine）关于集团领导和政治权威的一项研究评估（1981）（Tyler, Rasinki, and Spodick 1985）--也就是对基于从政者的公正表象进行的选举行为的研究，或者如沃瑟曼（Wasserman 1992）所提及的风险资本家和企业主，他们将程序正义作为解释他们满意程度的标准。因为我担心不受限定的程序概念，会推导出任何一项交涉都是一个程序的结论，以致于抹杀了程序正义的研究与普通的交往分析之间的区别。
三、程序正义的维度
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背景中，涉及程序的"正义"或"公平"概念，与道德哲学家头脑中那类规范的、有约束力的评判无关。相反，它们专注于可以被经验地观察到的某一事实现象。根据蒂鲍特和瓦尔克（Thibaut and Walker 1975）的研究，我们必须区分客观的程序正义和主观的程序正义。林德和泰勒将客观的程序正义定义为"程序所具备的、遵循正义的规范标准的功能，使得决定和决定过程本身更加公平，譬如说，去除某些明显难以接受的歧视或偏见"（Lind and Tyler 1988，3）。我想补充的一点是，"正义的规范标准"本身就不一定是客观的。有时这些标准可能会"明显地难以接受"，而更多的时候则是有争议的。对客观的程序正义问题感兴趣的人主要是律师。他们想知道哪一种证据有利于发现真相，如何设计程序有助于法官和陪审团得出一个公正的、实质合理的判决。然而，通常我们并不把有关证据性质或陪审团的研究，看作是程序正义研究。因为这一领域被关注主观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家们所支配，主要研究程序参与者和观察者对特定程序的反应（Lind and Tyler 1988）。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在过去十年中，论及"正义的性质"，并将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与法庭程序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不计其数。这一类研究提供了程序正义各个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奇妙结合。
程序的目的是分配利益或负担。在程序的终点，一方当事人胜出，另一方则失败。如果我们假设人们都只受个人利益的驱动，就可以认为胜利方总会满意而失败方则不满。对胜利方来说，一个有利的结果总是公正的，而就失败方而言，一个不利的结果总归是不合理的（绝对结果原理）。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通常情况下，身处其中的人们并不会只盯着最后的结果，他们会将程序中的一系列事件考虑在内，并进行最终的权衡。因而关于分配正义的研究涉及如何定义相关事态，并遵循什么样的评估原则。在社会心理学家群中，这样的研究是一项承续久远的传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簇杰出的思想被称为公平研究（Equity Research）（Adams 1963; Berkowitz and Walster 1976）。公平理论假设会人们都持续地设法扩大所取和付出之间的差额。并认为每一个身处交换中的当事人、或者仅仅是观察者，都多少有意识地根据判断这一交换公正与否来作一权衡。相应地，每个人都会努力重申或坚持一个被认为是公正的交换，放弃不公正交换，或者为了重建正义而采取行动。将许多研究中所考察的公正判决系统化的工作，展示了三条评估的基础性原则的区别。这三条原则是：比例公平原则；平等原则；需求原则。这三条实体正义的原则大家都耳熟能详。但与哲学家们不同，社会心理学家们并不过问这些原则的规范依据。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内容是找出那些对个体或事态有影响的变量，作为选择某一具体的正义原则的理由。此外，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了某一具体的正义原则对社会集团的内部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许多研究提供了大量值得关注的细节，但显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争论激烈的两个焦点问题仍悬而未决，一是三条重要的分配原则是否可以简化为一条比例公平原则，二是比例公平原则和平等原则对某一社会集团的表现及凝聚力，会分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无须讨论分配正义所有的细节问题。但联系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有一点我想提醒的是，平等原则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即它与程序正义非常接近。如果选择了这一原则，其实施会相当便利：如果某人要分蛋糕的话，他只要数数桌边的人数，并将蛋糕切成相应的份数就可以了。比例公平原则和需求原则的实施就困难得多了。两条原则都使我们面临估量问题。譬如什么样的价格是合适的？如何评估损害程度？对某一犯罪需要处以监禁，还是对其罚款就可以了？什么样的人才算贫困？哪些不幸应予以补偿？此类问题经常引起争论。进行某一交换的人们一开始并不会遇到估量问题。而双方最后达成一项自愿的交换，却只是因为他们不同的各自估量-估计对方的所给大于自己的付出。双方在交换中的利益也正是根据这种不同估量而预期的。这使得双方的交往成为讨价还价的竞争。假如双方谈妥一项交换，意味着他们达成了相互间的付出是相等的共识。除非正常的协商过程，被双方对比悬殊的谈判能力或势力较大方对另一方的威胁所扭曲，他们都会认为协商的结果是公平的。当事方对各自所付出的估量，主要基于他们在交换中的需求及其给付的能力进行的。购买者思量价格是否公道，首先从自身需要的迫切程度和财产状况来考虑。当然，购买者还会比较相同条款下其他人的出价。某一物品的当前价格如果是人所共知的，它往往是估量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在上述情况中投入与回报的平等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平等对待原则所取代。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团体中，第二条辅助性原则也同样使用，即权利与责任原则。律师们倾向于认为这条原则是正义的基础性原则，而非补充性的。不过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这一原则的补充性是明显的：每一项授权都依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来确定。而评估平等、权利与责任，通常比评估比例公平来得方便。不过这样的判断并非总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将程序正义理解为次位的、辅助性的原则。研究程序正义的学者认为如下的变量对判决的可接受性起着潜在的影响（Tyler 1984）：
——参与者预期或希望的结果（对比结果）
——根据相同案件的判决而预期的结果（同等对待）
——参与者依据自己的标准而认为是公正的结果（分配正义）
——对主导程序的权威人士的评估（合法性）
——产生结果的程序的公正性
这些变量是相互关联而非各自独立的。举例说，被预期的结果，除了别的以外，就依其他被认为是公正的变量而定。一般而言，当事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对某一程序的评估也受到决定机构的合法性的影响。虽然许多研究声称他们证实了参与者和观察者都会相对独立地分开评估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因此结果的可接受性不仅取决于审判结果，也依赖于整个程序是否被认为是平等。而根据程序是公平或公正的基本假设，如果更多的对手参加进来的话，人们容易接受这一程序所提供的分配结果为"公正"，即使在某些案件中程序所产生的结果客观上对他们不利。这就是所谓的"程序正义效应"。林德和泰勒对这一现象提供了最富有洞见的解释：他们认为即使对专业人士来说，妥当评判结果是否公平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此关于程序正义的评判成了一条终南捷径，并成了偷换整个正义评估工作的启发式研究（Lind 1944a）。施米特（Schmidt 1997）提供了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相互关联的详细分析，而沃瑟曼（Wasserman 1997）从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的角度出发讨论了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关系。程序正义的研究进展1975年，蒂鲍特和瓦尔克在美国出版了《程序正义》一书，它是这一领域内的拓荒之作。虽然程序正义在那时也并非是全新的观念，蒂鲍特和瓦尔克联合一批科学家首先将其运用于一观察实验中。他们凭着自己对一系列实验的构想和实施，为后来的研究立下了标准，并立即取得了卓著的成果。在1975年的研究中，蒂鲍特和瓦尔克认为在第三方帮助下的各种冲突解决程序，都可构想为从第三方推动下的双边谈判到第三方独断裁决的连续安排。在其一端，争执双方完全控制着程序（程序控制）和结果（结果控制）。在另一端，两种控制也都掌握于第三方手中。在传统的法庭程序中，由法官作出裁决。不过仍或多或少地由参与者控制程序。在美国或依抗辩制模式进行的诉讼中，程序控制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当事人自己手中。他们决定进行审理的事实范围，以及采证的方式和内容。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纠问式诉讼（*又译"审问式诉讼"，指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译注）中，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则由法官控制。蒂鲍特和瓦尔克认为三个具体的因素决定当事人对某种程序的偏好。第一个因素是需要迅速地得到判决。不管其形式是费钱、耗时还是缩小选择，拖延总意味着损失。作者认为这种损耗压力是当事人选择更多的第三方干预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第三方而不是当事人取得对程序的更多控制，当事人就丧失了对程序结果的控制。第二个因素是有无约束第三方制作决定的标准。这样的标准越少，当事人自主左右程序便会显得越加重要，以便自己协商出一条分配规则。第三个不定因素是分配方式问题。依作者的假设，即便最细小的冲突也比友好协商更需要第三方的干预。在实验观察中,蒂鲍特和瓦尔克集中比较了抗辩制和纠问制这两种诉讼模式。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样式的诉讼程序在客观上（作为达到公正裁决的工具），还是主观上（程序参与者的评估）都优于纠问制诉讼程序。他们认为不同的实验都表明抗辩制诉讼程序--更有利于抵制因缺乏证据而作出的错误判决，因为在抗辩制诉讼过程中，律师面对对自己代理人不利的证据时，会更加认真、顽强地去寻找有利证据；
——能更好地防止因为证据出示的时间顺序而导致对案件事实的歪曲。
通过程序的合法化1969年，卢曼提出了"通过程序的合法化"这一议题，即政治管理系统怎样通过各种程序为其决定取得合法性。那些特定功能在于得出单个有约束力的决定的社会系统，卢曼视其为程序，而这些系统只限于寻求决定的过程之中。他援引并描述的例子包括从政治选举开始的立法程序，行政程序，以及影响最为深刻、内容最为详细的法庭程序。在此我只集中讨论法庭程序。假如我必须给卢曼的理论贴上一个标签，我会冠之以"隔离理论（Isolation Theory）"。卢曼的出发点是每一种冲突都会趋于普遍化这一论点，即纳入越来越多的话题，卷入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升级攻击手段。程序通过限定当事人的斗争工具、明确指定论题以及将当事人从其社会环境中隔离出来，来阻止这种趋势。卢曼认为这和程序的工具特征毫不相干。他对程序公正也漠不关心。对决定合法性的承认并非基于当事人是否确信决定的必然性、正确性和正义性。与此相反，程序向相关的个人提供了一个学习过程，让他们接受程序的结果并作为将来行为的依据。唯一重要的是外部意义上的成功。虽然被证实有罪的被告人会对有罪判决不满意，但他们仍然表现顺从，因为他们不得不认识到他们无法动员亲友和普通公众反对这一判决。这种成功只有在对约束性判决的承认已制度化了的社会氛围中才能实现。这就是程序的贡献：它不需要个人确信他们得到了公正的对待，而是改变了当事人的期望结构和生存环境，通过这种方式将当事人在程序中整合起来，使得他们在最后除了接受决定以外别无选择（就像我们虽然不喜欢某种天气，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它）。卢曼初创了一个社会学的（而非心理学的）程序正义理论。不过他仍运用了若干心理学假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可称之为约束学说。通过描述合意在一短暂的社会系统内是如何形成的，卢曼将程序首先解释为一个学习过程。他认为连续性的预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预期由其他参与人的自我表现所激起。它们构成了"程序的漏孔"（funnel of procedure）。卢曼随后描述了程序成功所依托的前提条件，特别是程序的公开性及其与决定的关联性。而这些条件只有在程序把自身与其他社会背景区别出来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卢曼进一步分析道，假设存在未参与的第三方的合意，则程序再次和其周围的社会系统相互支持，这些社会系统如：程序的公共属性（不过有可能是虚构的）；法官的惯性推理（在德国表现为"如果A，那么B"这种形式），用来削减公众批评结果的可能性，进一步让公众确信事物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着。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求人们保持行为的连续性。如果某人对某一程序的参与并未受到粗暴的强迫，则他已经向周围的环境发出了他会接受结果的信号。假如结果令他失望，他也不能反对。他因为参与放弃了这种可能性。卢曼的著作起初激起了大量的批评甚至是强烈的抗议，主要是因为批评家们对卢曼的误读，后者认为卢曼所讨论的问题是法律制度能否合法地获取承认，而实际上他只是描述了这一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马屈勒记述了对卢曼的批评（Machura 1997）。巴斯曼（Bussmann）的文章将程序正义方法运用到了系统理论领域，汲取了卢曼关于法是交涉的一般性符号媒介这一概念。通过反思性法（Reflexive Law）的程序化即便那些不能接受卢曼关于"通过程序的合法化"分析的学者，也认可了这一经验性学说，即现代法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本作为基础的价值共识已丧失，已经或者必将逐渐地被程序理性共识所取代。反思性法理论走得更远。它回应了这一广为接受的说法：由于社会子系统急剧增长的内在复杂性，国家对社会的直接调整，特别通过强制令和禁令，税收和物质刺激的调控，是注定要失败的（e.g. Teubner 1982; Teubner and Willke 1984; Teuber 1986, 1989）。按此说法，现代福利国家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因为那些社会子系统――政党与政治团体、教会与工会、商业公司与大众传媒等等，在国家的庇护和作用之下发展到如此规模和自治性，以致于它们能够日益摆脱国家的影响。它们已经成为社会中权力和控制的重要竞争者，早已将国家逼迫到了抵抗者的地位（Teubner and Willke 1984）。对作者来说，正是这种情况促成了反思性法的发展，它将在未来取代福利国家的干预主义法律，成为通过法律调控社会的最后工具。反思性法认为法律只提供产生决定的程序。这种程序不仅仅指法庭程序，而更多的是指各种创设组织机构和权利分配机制的程序，并以此构建直接介入的个人能在其中自行解决他们的纠纷、管理自己事务的体制。最常见的例子是公司和政府部门内部的集体工业协议和各种共同决策管理。但在所有重要的行政程序中，各个政府机构和当事方的参与都是预知的。在技术领域，立法者参考了次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规则，以及该领域的人们发展起来的技术规范和道德标准。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很明显法院已逐渐地将注意力从棘手的技术和科学问题判断，转移到了审查实际决定者的程序和行为上（少数派法官西蒙和霍伊斯纳对米尔海姆－克里希决议的意见，BverfGE 53, 30-96）。而德国最高法院则更普遍地倾向于运用程序手段去保护宪法权利。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在美国宪法上有一以"正当程序革命"著称的类似发展。托伊布纳和维尔克（Teubner and Willke 1984）将反思性法这一概念立足于自我参照性或自主参照性系统理论之中，后者因而获得了特殊的吸引力和特定的问题形式。这一点在程序正义的主题背景下非常重要，因为自我参照性或自主参照性系统理论最初是由卢曼引入法社会学的。卢曼缘此也参加了随后的反思性法讨论。因此有人希望最终能将"通过程序的合法化"和"反思性法"，在系统理论这一综合性框架中联系起来。那些主张反思性法理论的学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描述和解释法律的现状，而是明确地声言能够描述一个法律进化发展的新阶段（Teubner 1982）。在这一点上，反思性法论者发现他们和哈贝马斯（Habermas）以及埃得（Eder）在发展论方面的观点相一致，即当代的合法化问题只能通过符合交往或程序理性要求的新式法律来解决。"反思性法"这一概念并未被普遍接受，它同样受到了强有力的攻击（Hartmann 1987; Nahamowitz 1987, 1988）。为了描述事物的全貌，这一点有必要予以提及。要全面理解这一主题，必须指出关于反思性法的实验－分析性概念，常常与法的高度程序化的规范要求相联系（see, for example Eder 1990; Peters 1991）。而这种联系的建立，完全依赖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商谈理论（e.g., Habermas 1987）。程序正义这一概念不仅将各种类型的程序和社会发展连接为一个整体，还提供了在未来后工业社会结构中解决冲突的模式，并且这一模式完全不受实验测试的影响。根据这一观点，"后调控法"的重要问题并不在那些调控领域，而在方案的选择和评估过程中（Eder 1990）。从根本上说，这些是理性地（但同样有道德依据）创造正当参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程序的机会问题。譬如埃得（Eder 1990, 157）就说："程序性法律规范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功能，是分发和分配商谈机会、公共领域方面以及正当化过程中的义务。程序在传统意义上只是过程性事物。而现今程序在规范意义上动员相关人员，并授予他们介入正在进行的讨论和决定程序的机会"。彼得斯（Peters 1991）则将程序传统的执行模式，和视程序为问题－冲突解决装置的观念进行了对照。各种关于程序化和反思性法的理论都可称之为替代性理论，因为它们最终是以分配正义为目标。然而，必须先通过程序，分配原则才得以确立。在美国经验论者的著作中有一种更加激进的程序化学说，它令我感到惊奇。林德和泰勒（Lind and Tyler 1988, 151）提及（虽然只是在一个脚注中），蒂鲍特"认为……随着社会资源越来越受到限制，程序正义将会提供一个越趋重要的满意来源"。这看起来好像程序正义会在某一天取代物质性分配。我无法核证此话在蒂鲍特作品中的出处。如果我把它视为程序正义最后理论的话，或许是我过分看重这个脚注的意义了。
规范的哲学概念源于理性法这一观念，这种概念以具备道德和伦理基础的"正义的程序理论"为目标（see Habermas 1987），其地位在法哲学领域被认为与系统理论的观点相当。罗尔斯（Rawls 1971）和哈贝马斯（Habermas 1983, 1987, 1992）是这一阵营的著名代表。他们所持概念的哲学起源超乎想象地互异，却都导向了一个程序正义理论。两个人都认为，法治国家中程序的合法性既可追溯到一种必须发展的程序理性，一种情性的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或者两者兼具。在罗尔斯看来，自由、平等的个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指导他们选择或者接受了权利原则；结果的正义性来源于产出它的程序。但罗尔斯所讨论的程序，并非是真实的，更精确的讲，"程序"只是一个规定性观念。在哈贝马斯那里，程序性结果的有效性（*validity，亦译"合法性"）――经道德论证和理性依据意义上的，相反地源起于在理性的交往讨论中对真理普遍的协作探求。这一程序起初也只是一个规定性观念，但在司法场景中成为了一个真实的程序（Alexy 1978, 1981; Kaufmann 1989）。"道德自觉和交往行动"――一如哈贝马斯在1983年出版的书的纲领性书名――"就这样为合理性提供了基础，并相应地为现代法治国家的程序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法律程序在那里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与制度性的（也就是独立的）标准相关联，接近完全的程序合理性要求。程序与制度性标准关联的基础是：从一个非参与者的角度看，一个决定可以按是否遵从了规则进行评估（Habermas 1987, 13据勒尔教授的英译）"。辰切尔（Tschentscher 1997）则详细比较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是如何使用程序正义这一概念的。（*The Funct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in Theories of Justice，中译文可参见《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译注）
七、研究视角
这些范围广阔、内容纷呈的研究包了括实验性的和规范性的、微观论的和宏观论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称程序正义是在法律领域内建设交叉学科理论最重要的起点之一亦不为过。根据这些情况，一个富有意义的事实是仍存在建构一个综合性理论的可能性和有利环境。对此有各种不同的理由。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清楚地划分了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界线。而当某人回顾蒂鲍特和瓦尔克（Thibaut and Walker 1975）在七十年代据以开展研究的研究传统时，很显然他会追问：是否程序正义在最终的分析中总是不能追溯到分配正义。这涉及那些设法依交换理论、凭借交互作用这一概念去解释所有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传统。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起，布劳（Blau 1964），戈德纳和施普雷尔（Goulderner and Sprehe 1965），以及霍曼斯（Homans 1960, 1972）的著作指明了研究方向，并随即在为数众多的关于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实验研究中取得了成功。更新的关于程序正义的研究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潜力，在与更广泛的交换理论结合以前，不可能被开发殆尽。在德国，被相关著作所忽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实验性研究，或许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不过，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程序研究并不是O?ati专题讨论会的焦点。相反地，这种研究方法将与那些应用于更为宏观的理论的方法相关联。与社会心理学家对程序正义的研究不同，那些宏观的理论研究在理论建构时直到现在仍几乎是排他的。通常你可以说社会心理学缺少包容性的理论视角，而系统理论方法却不能提供可供实验检测的理论。卢曼最新的著作在欧洲以外引起了重视，而不仅仅是在美国。《通过程序的合法化》是一个例外，美国人对它似乎是一无所知，因为它甚至没有被收入最新的综合性书目。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此书在德国比卢曼其他的作品流传更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流行作品。也因为此书与卢曼的其他著作相比，在实验标准上显得尤其精确。卢曼的基本假设具有心理学属性。依据上述情况，可以说，有一项显然应该从事的研究，直到现今也没有人去尝试，即将卢曼关于通过程序的合法化的系统理论分析，与社会心理学家在美国从事的为数众多的实验性程序正义研究结合起来。将系统功能方法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实验研究结果结合起来的努力，使得不同程序正义研究间的相互促进成为可能。这种结合还具有相当普遍的重要性，因为在社会学领域内被再三要求的、理论建构从微观向宏观程度的转换，在这儿能获得成功。与"通过反思性法的程序化"的发展理论中的观念相结合的可能性，看起来也是值得向往的，不能在一开始就将其排除在外。程序正义研究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在此只举两个例子：在美国，法院必须决定是否要求被委派的辩护律师按刑事被告人的要求，向法院提出所有申请，只要这些申请不是无关紧要的。最高法院在1981年给这一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Barnes v. Jones）。沃瑟曼（Wasserman 1989）评论道，如果法院熟悉并重视那些表明庭审参与者决不会纯粹地从工具角度出发评估程序公正性的研究，决定肯定会不同。在德国，新颁的法律限制了对轻微案件的补救。而对某一程序的公正性的评估通常基于程序是否能够纠正错误（Leventhal 1980），这一事实在此无疑是有意义的，因为巴雷特和拉姆（Barrett and Lamm 1989）发现德国的实验主题对上诉的可能性比较重视。在另一方面，那些论及程序正义的哲学家迄今仍不承认那些可资利用的、广泛的实验研究结果。直到现在，仍缺乏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对法律程序理论进行的系统、批判的评估（Lind 1994a）。程序正义专题讨论会由此面临许多广泛的、有价值的工作。1992年第一次会议的重点是对各种现有的研究结果、理论和建议进行总结和评论。第二次会议在1993年举行，尝试将理论和实验结果结合起来，寻求一种令人满意的程序理性学说。此书提供了一些已完成的工作。1996年的第三次会议延续了这种努力，并将程序正义方法应用到了一些新领域：对例外程序（即纽伦堡审判）的公众认同，程序作为分配研究基金的手段，欧洲联盟的立法程序，程序正义与工作场所的冲突解决办法，通过程序实现"地方性正义"，以及私有企业中的"正当程序"。
本文原载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1年），注释从略。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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