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对外政策的国内根源｜罗伯特·卡根

罗伯特·卡根勿食我黍 2021-12-24

作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美国历史学家、外交政策批评家，现任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曾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助理长达13年。多次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顶级百位思想家”。

英国和法国是美国对与之结盟感到恐惧的两个欧洲强国。这些恐惧的根源首先在于国内和意识形态方面，并且与美国围绕这个年轻国家的身份发生的大争论相关联。

美国人具有一种共同的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但在18世纪90年代期间，对于自由主义，以及一直以来被称之为“共和主义”的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至少出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概念。在1787年宪法获得批准后不久，一场论战在这些相互竞争的观点之间爆发。一如往常，这场论战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及其对外政策提供了一个主要的脚本，并以此为重要的舞台，上演了一场围绕有关这个国家的基本特性而进行的争斗。

对于在美国政治实验的早期岁月里，这个国家的那些最为冷静的领导人所挥之不去的忧惧，甚至偏执，是难以再设身处地作出一番体验的。对于新的共和制度能否生存下去，没有人是信心十足的。通往成功的道路绝非清晰可辨，而对于展现在面前的事态，也无法从历史中获得殷鉴。那些新建立的政党，即便是对于那些帮助它们建立的人而言，也是出乎所料并令其颇感烦恼。这场政治大冲突的每一方，都倾向于怀疑另一方抱有最为危险和邪恶的动机。

其结果就是，即便美国人一般来说是寻求与那个时代的大国维持和平，但在这样一种广泛的共识之下，英国和法国还是掀起了一场在美国历史上最为尖锐、分歧最大的争论。这些围绕诸如与英国的《杰伊条约》、《中立宣言》（Proclamation of Neutrality），以及与法国的准战争展开的大辩论，作为纯粹对外关系领域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其意义和重要性，只有从“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才可能加以理解。事实上，这些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正是因为它们具有如此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许多美国人深信，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战争与和平事务上，而且存在于共和国的灵魂上。正如在未来的两百年里所表明的那样，参与18世纪90年代那场争论的每一方都深信，对外政策上的选择具有深刻的国内含义和因果联系，美国对国外事务的处理方式取决于它对自身特性的界定。

18世纪90年代的对外政策论战源自一场国内斗争，这场斗争在欧洲大陆爆发战争的时候已经持续很久了。这些在联邦政府于1789年成立后很快就造成国家分裂的问题，与汉密尔顿要将美国置于一个可靠的财政基础之上的庞大的计划有关。他的计划——包括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国家债务，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在革命期间欠下的债务，建立一个国家银行，设立奖励和关税以鼓励国内制造业——旨在将大部分资金置于一小部分（多数是东部的）商人和金融家的手中。在他看来，这些人能够为了国家的财政利益对这些资金加以最好的利用。从这些政策赋予联邦政府以权力来指导国家的经济这个意义上说，汉密尔顿的政策是“进步主义”和“国家主义”的。

他的目标与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偏好背道而驰。而正是围绕着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经济形态的深刻分歧，这个国家最初的那些政党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整合。如果说汉密尔顿的政策是进步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那么杰斐逊和麦迪逊说得更多的是将权力集中于联邦政府的危险。两位弗吉尼亚人担忧的是，从汉密尔顿的计划受惠的将只是那些通过不公平的博弈以别人的损失为代价而致富的“投机者”、“股票经纪人”以及其他一些肆无忌惮的投资者。更为根本的是，他们深信，汉密尔顿计划的关键方面，尤其是特许设立一个国家银行，超越了联邦政府的宪法权力。他们反对汉密尔顿所争辩的宪法中“必须及适当”条款中的“默许权力”赋予联邦政府这些权力。

然而，汉密尔顿计划中的这些具体措施还不是让麦迪逊和杰斐逊最为担忧的，他们更为害怕的是这些措施背后的总体规划。他们很快就让自己确信，危险并不在于以某种手段为国家债务进行融资，而在于美国共和政府的未来及其造就和保护的独特的自由。在汉密尔顿的厉行引导下，他们年轻的共和国正呈现一种他们并不觉得诱人的形态，而且，他们对此愈加考虑，愈是觉得它与他们心中所期望的相去甚远。

在1791年后期，麦迪逊宣称在美国存在着两个政党：一个倾向于“人民”、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共和党人”精神和他们的自由；另一个则完全相反，倾向于“纵容投机精神”、“不必要的债务累积”、对宪法的“任意解释”，最重要的是“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的原则”。后者即是汉密尔顿的政党。麦迪逊坚持认为，尽管联邦主义者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少数群体，但是他们博得了那些最有影响的人（即那些有钱人）的效忠。而且他们得到了共和主义自由的主要敌人——君主政体、贵族政治、腐败和商业利益的最大倡导者和保护者英国的支持。

即便是在英国和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冲突在1793年爆发之前，在新的联邦政府在美国建立以后，英国及与英国人相关的东西已经赫然存在于美国方兴未艾的意识形态论战中。可以理解的是，大部分美国人对英国怀着深深的怨恨和深刻的不信任。在西部地区，移民者目睹了英国人阴谋策划的印第安人的攻击和对美国人的领土要求的抵制。英国拒绝撤出西部的哨卡，尽管它在1783年的和平条约中作出了承诺。看起来，这进一步证明了英国人有意继续掐住美国的喉咙。在海上，英国人强征美国水手一直以来被看做一种羞辱，正如它一直对美国贸易施加的限制一样。许多美国商人，尤其是在南部的商人，忍受着英国歧视性的贸易限制，并且注意到了潜藏在葡萄牙和北非海盗之间的协议背后的阴谋，这一阴谋对美国在地中海的航运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后果。

作为南方人，麦迪逊和杰斐逊尤其倾向于反英情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南方的种植园主曾目睹英国军队毁坏他们的庄稼，并使他们的奴隶获得自由。而北方的商人们则对与他们的英国同行之间有利可图的商业往来怀有一种更为美好的回忆，进而希望看到这种商业往来在独立战争后能够尽快得以恢复。但南方人不仅对作为个体的英国债权人，而且对英国的整个商业和财政体系都怀着心酸的记忆。前者使他们被欠下的沉重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后者则使美国人的生计不得不依赖于强大而专横的母国所作出的决定。他们深信，从政治上以及尽可能从经济上与英国分离，对于国内的兴旺和共和国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令麦迪逊担忧的是，“一个凭借其资本控制着我们的贸易过程的国家，将可能把这种影响力传递到公共机构，从而在我们的金融机构中占据如此大的一个份额，其后果可能最终波及我们的品位、我们的风格以及我们政府本身的形式”。麦迪逊和杰斐逊希望与英国的分离“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经济上的，而且——最为首要的是——还是道德上的”。他们计划实现这种分离，通过限制与英国的贸易，并扩大与其他国家，如法国之间的贸易，来开启一个新的经济与道德独立的时代。麦迪逊在1789年的新众议院提出立法建议，对与英国的商品买卖设置歧视性的关税。

参议院部分因为北部城市的商业和与商业有关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驳回了麦迪逊的计划，这刚好证明了他所指控的阴险的代表“英国人利益”的势力正致力于挫败其共和主义的独立的愿景。“众所周知，从事美国商业贸易的商人集团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要么听命于英国人、要么用英国人的资本进行贸易或者享受着售卖英国货而赚取的利润的人构成的，在这里，有关商业的观点可能并非是美国人的观点，不仅如此，它可能正是那个至少是在当下我们不应当征询其意见的那个国家的观点。”在后来的两年里，当汉密尔顿接连获得立法方面的授权，维持甚至增加国债，并以英国为模式在美国建立一个财政体系时，麦迪逊认为这毫无疑问意味着“君主政治即将到来，汉密尔顿及其‘财政主义者’、‘亲英分子’的追随者正密谋终结美国的共和政府”。

对汉密尔顿及其计划的担忧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偏执倾向。汉密尔顿根本没有在美国恢复君主制或者世袭贵族政治的意图。他同样也是一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并不相信君主制在这个国家是可行的或者是值得实行的。但是，如果说杰斐逊和麦迪逊的自由主义愿景引导他们寻求与英国和英国式的政府分道扬镳，那么，汉密尔顿的自由主义愿景，带给他的是对他视为世界上已知的或者将可能存在的最为成功的自由派政府一种强烈的亲近感。他对美国政治、经济的总体设想建立在与英国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它依靠的是英国的商业和财政。他深信，正因为美国的财政健康、信用和未来的繁荣有赖于对英国进口货征收的关税，对这种商业行为的任何限制都将摧毁它的体制。英国政府肯定将对美国的货物实行报复性的禁运。

因此，汉密尔顿非但没有寻求减少美国对与英国的商业贸易的依赖，而且还打算增加这种依赖并使之永久化——至少是直到美国变得足够富裕和强大——使其能够自立。美国和英国的关系须得保持良好的状态，甚至可以无视在英国政府掌握中的美国人所受到的侮辱和蹂躏。为了确保共和国长期的财政健康，美国在短期内无论不得不作出什么样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因为共和国的未来正有赖于这种财政上的健康，以及它在公民中尤其是在最富有和最强有力的公民中所激发的忠贞感。他深信，与英国建立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一种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一种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系——符合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最大利益。杰斐逊和麦迪逊所寻求的独立是虚幻的。除非美国变得更加强大，否则这种独立只能使共和国自身受到损害。

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汉密尔顿的愿景是一条更加合理的美国的经济发展路径。法国的市场无法取代广阔的、成熟的盎格鲁—美利坚商贸关系。工业革命尚未改变法国，它的经济仍旧是以农业为主导。与其说它是美国产品的消费者，毋宁说它是一个竞争者。同时，美国人长期培养起来的对英国产品的喜好也将很难改变。

但是，如果说汉密尔顿提出的愿景对美国经济更为实用，那它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实用。他对美国的未来有一个愿景——一种意识形态——其强有力和无所不包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麦迪逊和杰斐逊的愿景。他的总体构想的原则构成了“一整套意识形态架构的核心”。正如一种强烈的反英情结存在于麦迪逊和杰斐逊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一种同样强烈的亲英情结也存在于汉密尔顿的心中。如果说杰斐逊和麦迪逊以及其他许多美国人看到的只是君主制、贵族统治和腐败，那么，汉密尔顿所看到的——正如大多数英国人和孟德斯鸠以及革命前大多数美国人所看到的——是英国“混合型政府”的辉煌。这种混合型政府是人类历史上能够提供自由和稳定的唯一的政府形式。如果说杰斐逊和麦迪逊深信革命的目的在于与英国和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决裂，进而建立一个新的、独特的共和主义制度，汉密尔顿则争辩道，美国人投身于革命只是“作为被侵犯了先前所享有的权利和基本公民权力的避难者，而不是自愿地寻求对现有的政府进行一次彻底的、完全的改变，以追求一种新的基本公民权力和权利”。

当英国和革命的法国发生战争，汉密尔顿派联邦主义者和杰斐逊派共和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裂痕进一步扩大了。尽管杰斐逊支持1793年的中立声明，但他寻求的是一种不以法美关系为代价来使美国与英国走得更近的中立形式。当1793年末到1794年初出现了与英国爆发战争的危险时，他也远非像汉密尔顿一样急切地寻求与英国妥协。他仍然支持将贸易报复作为规劝伦敦结束对美国的贸易限制并从西部的哨卡撤离的最好方式。他深信，最终，英国将看到这样做的理由。如果不能，他也准备冒发生冲突的危险。

尽管杰斐逊通常被描述为听任他在对外交政策上的判断被他对法国的强烈依恋所左右——汉密尔顿就曾讥笑杰斐逊对法国有一种“小女人般”的爱恋，但正如法国人自己所理解的一样，他对法国的亲近感主要还是他对英国的憎恨的产物。然而，当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时，他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看到了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天然关系。杰斐逊帮助拉法耶特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就仿照了他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而且，即便是当法国的事态发展出现逆转，开始与自由背道而驰，出现了对自由的任意剥夺、不受法律约束的断头台审判，恐怖笼罩一切时，杰斐逊还是不情愿这些令人烦扰的过度行为影响他的总体判断。相反，他对大革命的不懈维护，造就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论断，比如他所宣称的，“我宁愿看到半个地球变得荒芜一片”，也不愿意看到大革命失败。而汉密尔顿、华盛顿以及大多数联邦主义者很快就开始视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愿景风马牛不相及——由于它的极端主义、它的暴力性以及它对财产和法律的缺乏尊重——杰斐逊以及许多共和党人执著地相信，或者希望，两者在目的上的广泛相似性比两者之间的差异更重要。杰斐逊希望相信，“法国大革命中存在的肆虐的暴力和倒行逆施，只不过是必胜的全球革命这部鸿篇巨制中正在翻过的令人不快的一个章节”。

然而，与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的维护有着更大关联的，是他同汉密尔顿在国内所进行的斗争，而不是他对发生在法国人之间的血腥斗争的判断。因为，无论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的智慧和正义有什么样的信念，他所关注的是对它的成功或失败的认知将可能对自由派的共和主义体制在美国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法国政府）的确立和成功对于我们自身坚持不懈，防止沦落为那种半途而废的英国宪政的体制是必不可少的。”杰斐逊担心，如果大革命看起来并没能在确保法国人的自由方面取得成功，将增强“这里的英国专制制度的热心信徒”的力量，也就是将增强汉密尔顿的力量。

杰斐逊声称，“整个世界的自由都取决于‘法国和英国’竞争的结果”。如果反对法国的英国阵线获胜，那么“至少远远不能肯定它们不会选择强迫我们改变我们的政府形式以毕其功于一役”。汉密尔顿及其他联邦主义者则反驳说，英国将疲惫不堪以至于没有理由派出它的军队远涉重洋来蹂躏美国人的自由。但杰斐逊的观点是，它只是没有必要这样做。汉密尔顿及其“英国利益集团”已经密谋在英国的支持下终结美国的共和制政府。

在18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杰斐逊及其共和党似乎代表了美国人中的多数。基于对在美国自身反抗英国的斗争中法国所给予的援助的记忆，美国人对于法国的友爱之情，就像对英国人的敌意一样，油然而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美国人对法国的同情极大地增强了。当法国军队赢得了对欧洲君主们的最初几场胜利后，许多美国人将之等同于他们自己反对君主制的英国的革命斗争。1793年，当法国使者埃德蒙·热内来到美国寻求美国的支持时，受到美国人热情洋溢的欢迎，以至于热内敢于越过华盛顿政府直接向美国人发出呼吁。

美国的亲法热潮似乎是以联邦主义者为代价使共和党人的力量得以增强。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反对汉密尔顿及其假想中的君主制主义阴谋家的“民主社会”，以保卫“自由和平等”。共和党人的报纸指责华盛顿总统处于英国的邪恶影响之下。当华盛顿在汉密尔顿的建议下，派约翰·杰伊与英国人谈判以结束英美之间的敌对时，共和党媒体发出一片通敌的鼓噪声。当杰伊于1794年底携带一纸即便是汉密尔顿也感到不满的条约从英国返回时，它打开了汹涌的反英情绪的闸门。在全国各地，杰伊的肖像被焚烧，共和党人的报纸责骂将美国的荣誉出卖给英国国王的“君主制主义者”们。

汉密尔顿争辩说，这个条约尽管有缺陷，但仍然胜过与英国发生冲突，而如果美国能够避免战争“10～12年以上”，它将居于一种强大得多的地位，以“充满活力和有效地推进和支持任何公平的主张，以取得更大的商业上的优势”。但在共和党人看来，这个条约只不过是狡猾的英国人和其美国同盟者之间相互勾结的又一个证明。

共和党人对《杰伊条约》的激烈反对促使汉密尔顿滋生了一种对其政治对手的妄想症，恰如他在后者对他的妄想症中的映像。在较为冷静的时候，汉密尔顿完全明白，共和党人对《杰伊条约》的反对主要是基于国内政治的盘算而非对外政策的判断，共和党人是在利用这个条约中存在的争议，试图为他们的领导人托马斯·杰斐逊赢得总统职位。但就像共和党人一样，汉密尔顿也禁不住指责其反对者图谋寻求外国的帮助以推翻美国的自由体制。共和党人在煽动公众对《杰伊条约》的愤怒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只是证明了他们是在模仿法国这个肆无忌惮和粗鄙的榜样，处心积虑地将立足未稳的共和国转向暴民统治。

汉密尔顿和他的联邦党人同仁担忧他们年轻共和国的精神出现了某种堕落。在法国和美国同时发生的那些事情具有足以令人恐慌的相似性：在法国出现了恐怖统治；而在美国，共和党人则以自由的名义为其辩护。令汉密尔顿难以理解的是，任何美国人都不能否认，无论其最初的动机多么高尚，法国大革命已经被“无节制的放纵”，被“残暴的堕落”，被“整个社会和道德约束空前的沦丧”，被它所表达的“如此野蛮、如此极端狂热、如此动荡、如此狂暴，以至于几乎不会得到任何理性的、运转良好的政府认同的原则和观点”“所玷污”。他预言，“经过这场血雨腥风之后”，法国将发现它自身成为“某位获胜的斯库拉（Scylla，希腊神话里的海怪——译者注）马略或恺撒（Marius，Caesar，古罗马独裁者——译者注）的奴隶”。他坚持认为，有“更大的理由担忧，真正自由的事业已经遭到深深的伤害，而不是认为最近以这种面貌呈现出来的法国革命，当得起这个神圣而伟大的事业所具有的荣誉”。他因而担心，正如他在写给华盛顿的信中所说的，“法国的样板（其无节制的暴力使其成为有太多遗憾的对象，如果不是一个需要太多辩解的对象的话）”，已经“使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秩序的原则受到侵蚀”。“公民”热内的到来吸引了大批的欢迎者，而当热内呼吁美国人背叛其政府时，数以千计的人准备响应他的呼吁。汉密尔顿在1795年夏写道，“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我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深深受到那些毫无节制、使法国成为血腥场所的雅各宾主义恐怖原则的浸染”。

一些20世纪的学者赞扬汉密尔顿以一种“不拘囿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偏好”的态度追求“国家利益”。然而，汉密尔顿的观点既是意识形态化的，也是政治性的。这并非一场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政策的辩论。如同杰斐逊和麦迪逊，他认为对国家利益的衡量，是与他们在国内就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未来道路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须臾不可分割的。在“风云际会”的共和国早期，革命的法国和英国已成为“美国的未来和命运两种选择的象征”。美国政治中所发生的斗争并非“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而是两种相互竞争的美国自由主义愿景之间的斗争。正是围绕基于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两种愿景，美国政治在18世纪90年代整合成为一个整体。而正是这一冲突，构成了一个理解欧洲大战，以及美国与其中两个主要角色之间关系的框架。

—End—

本文编选自《危险的国家（上、下）——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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