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先后担任北海道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授，札幌学院大学教授，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史。
大国主义乎？小国主义乎？
以开国为发端，幕末政治运动拉开大幕，带来幕府的倒台和维新政府的诞生。这一过程中，天皇作为对抗幕府的利器被放置于舞台中央。而这种以天皇为核心建立近代国家的大框架，成为维新政府否定德川幕府“大君”制国家构想、创立明治国家的大前提。然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下，往这个近代天皇制国家里填充什么，是维新领导们面临的国家性难题。为此，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岩仓使节团启程欧美，去探索适合近代日本的模范典型。负责这一近代化国家项目的使团耗时长达一年零十个月，遍访欧美十二个国家，这种深入观察研究在世界上实属罕见。摆在一行人面前的有大国也有小国，有共和制也有君主制，有民主国家也有专制独裁国家。简而言之，一行人分别见识了小国与大国的国家模式，却在使团报告《美欧回览实记》中并没有明确得出结论要选哪种。然而明治政府逐渐倾向大国路线，对之展开批判的自由民权运动则指向小国模式。通往大国的政治路线在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后的明治十四年政变，由岩仓、伊藤掌握政府主导权时确定。大久保的英国型国家路线被岩仓、伊藤的普鲁士型路线所替代，对此，民权运动揭露了国家普鲁士型大国主义“富国强兵”路线的矛盾，用小国主义路线对其加以批判。因此，民权派的小国主义路线被先后镇压，政府的大国主义路线则在以日清战争为转机的明治宪法体制确立后正式生根。该大国主义-明治宪法体制确立的过程有以下几个步骤。朝鲜问题和自由民权运动的问题
首先是岩仓使节团归国后的所谓征韩论。正如一般所言，日本国家统一问题和朝鲜问题“唇齿”相关，要与征服朝鲜连起来思考，因此征韩亦是“制韩”。对于后续发生的江华岛事件、壬午军乱乃至甲申政变，明治政府的态度都一致而鲜明。朝鲜问题一直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大国主义的跳板，而促使它最终到达的彼岸便是日清战争。此次战争的获胜使明治宪法体制得以确立，明治宪法体制靠战争站稳了脚跟。另一个问题是自由民权运动。民权运动因征韩论的分裂、明治六年的十月政变而兴起，扩展了自身的基础和战线，为人民自主、自由与民权摇旗呐喊。周游欧美后的政府首脑深谙自主、自由与民权或议会的功能和意义。正因如此，他们才预判：等待人民自主、自由和民权的成熟（何况正走向批判政府）会进一步加剧政府危机，而且会让日本在万国对峙中落入下风。所以他们干脆先下手为强，匆忙地自上而下建立国家体制。自然而然，民权运动的政府批判之风进一步高涨，显示出紧张的对决态势。可以说明治十四年政变带来的敕谕，正是政府对民权阵营的一次宣战。紧接着，明知作为立宪国家宪法的制定需要召开议会，但政府却偏偏先发布钦定宪法，再开设国会。然而，初期议会因多数派的民党搅局而风雨飘摇。就在这时，日清战争拯救了政府。反过来说，倘若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失败，明治宪法体制、近代天皇制国家就无法确立。伏流化与小国主义的果实
民权派被军国主义化这一狭隘的大国主义逼入了绝境，其坚持和平的小国主义思想则在体制确立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未发的可能性”伏流化。此后，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它偶尔会以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战、反战抑或支持和平等形式浮出地表。大正民主时期，三浦铁太郎、石桥湛山等人倡导的“小日本主义”便是小国主义从伏流水脉中喷涌而出的一个表现。然而它又一次被大国主义、军国主义暴力击退，在日本冲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不得不再次伏流化。终于，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延续了过去民权派小国主义谱系、由民间宪法研究会编写的宪法草案（《宪法草案纲要》）很快被GHQ（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司令部）发现并翻译，此后又被添加到《麦克阿瑟草案》中，经帝国议会审议后成为日本国宪法。作为历史流脉中“未发的可能性”的小国主义在这里终于开花结果。如此看来，明治维新结成的大国主义果实虽然带来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最终使日本变成明治国家，但这一切因“八·一五”战败而化为泡影。与之相对，作为“未发的可能性”的小国主义虽然一度隐于历史流脉，时而抬头又再度伏流，但终因日本的战败而汇入日本国宪法，翻身成为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治维新最终的对决结果产生于“八·一五”，这一天，大国主义破产，持续伏流的小国主义作为新日本国宪法体制开花结果。不久之前，人们在探讨明治维新论时，进一步将其分为明治期的“第二维新”、大正时期的“大正维新”、昭和时期的“昭和维新”等，以现代论的观点对各个时期进行考察。正因为明治维新论是现代论，它才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思潮。如上所述，明治维新在日本持续保持着讨论热度，而同时它亦是全亚洲的明治维新。全亚洲的明治维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由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展开的洋务运动打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们想借用西方的机械文明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却以失败告终。真正让这一切不可挽回的是日清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它意味着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近代化战胜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因此日清战争后，清末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倡导“变法自强”。不同于只重视西洋科学技术、仅进行有限改革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主张从根本上改革制度。他们以明治维新为模板，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实施全面改革，试图建立战后君主立宪政体。明治维新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统治阶级的一个目标。然而，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发生“戊戌政变”，变法失败。此外，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在爆发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抗法独立运动中，亦将明治维新作为标杆。运动领袖潘佩珠建立的运动团体就起名为维新会。他于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来到日本，拜访了对明治维新极为关注的梁启超，发起了越南青年赴日留学的东游运动。这是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民族独立的典范，让青年们加以学习的一场运动。然而，日本不但未对这一运动伸出援手，反而和法国勾结起来进行打压，将潘和留学生们从日本赶了出去。对这些做梦都想着实现国家独立与自由的越南人，日本无情地将其踩在脚下，整天为加入西欧列强队伍而绞尽脑汁（潘佩珠著，长冈新次郎、川本邦卫编《越南亡国史》，平凡社东洋文库，一九六六年）。明治维新是作为近代日本起点的一大变革。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世界后发国家近代化改革的亚洲形态。虽然其宪法具有二元二重性结构，但它确确实实标志着亚洲近代立宪国家的建立，成为亚洲各国独立和近代化的典范。然而，关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近代化做了什么，从其对越南的态度便可略知一二，而日本对世界报以怎样的态度，则可参考该丛书的下一卷《帝国时期》。第一，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意大利统一为近代化国家，几乎在同一时期，身处世界潮流中的日本成为亚洲近代型立宪国家。第二，作为一个近代国家，日本该走向何方？针对这一问题，明治政府和自由民权运动产生激烈对峙，前者高喊“富国强兵”的口号，不断强化国家权力，后者直指其矛盾，扛起“自由”和“民权”大旗，主张保障基本人权、缩小甚至废除军备。本书将这一对立总结为大国主义与小国主义的对立。最后，明治政府从小国路线走向大国路线，选择了普鲁士之路。在大国主义路线的压迫之下，民权运动的小国主义不得不伏流化。第三个特点是，从通过废藩置县统一日本，到政府确立体制，仅仅用了二十余年。这种自上而下仓促强行推进的近代化，使日本内部矛盾重重，近代性要素和封建性要素粘着在一起。而这种粘着结构的两个侧面又引发了在对维新变革的性质进行界定时，到底是定位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绝对主义改革的长期争论。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矛盾纠缠的、复合性变革（革命）的明治维新之形态，才是后发国家近代化变革（革命）的特质。本文编选自《明治维新》，题目为编者所拟定，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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