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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两种学问的主旨
细察人们的身心的活动，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指个人本身的活动；第二，是指社会上伙伴之间有关交往的行动。
第一，以身心的活动来解决衣、食、住问题，使自己能过安乐的生活，这可以说是属于个人本身的劳动。但世间万物，对人都是有益的。如种下一粒种子之后，就能收获二三百颗果实；深山树木，不用人工培养，也会自然生长；利用风力可以推动风车；利用河海可以运输；开采山里的煤，汲取河海的水，点火燃烧，发生蒸气，就能推动庞大的火车轮船。自然界的其他奥妙，不胜枚举。人类只不过对自然界的物资，加以改造，使它为自己服务。因此人类所需要的衣食住等生活资料，自然界已经提供了99％，所加的人力只有一分，所以不能说一切都是人力造成的，其实人们只象是拾取路旁现成之物罢了。
因此人们自谋生活，不是什么难事，完成此事，更没有值得夸耀之处。独立生活固然是人们的一件大事，古人说过“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见《圣经·创世记》三·19。——校者）但是我以为就是做到这点，人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古人的说法只是让人不逊于禽兽罢了。试看禽兽鱼虫哪个不会自己寻找食物，而且不但能求一时的满足，象蚂蚁那样，为了未来还在地下掘洞作窝，储蓄过冬的食物。世上也有人象蚂蚁那样只求自己满足。举例来说，男子成人以后，即做工经商，或充任官吏，逐渐不必累及父母亲友，获得适当的生活，也不侵犯他人。如果租不到房子，就自己置办一所简单的住所，一面布置，一面先娶一位勤俭持家的如意妻子，生儿育女。教育抚养费也不太多，又随时准备着三五十元的医药费等意外开支。总之，细心地作长久的打算，保持一个美满家庭，不但自己因为获得独立生活而得意，世人也赞扬他是独立能干的好手。但实际上却大谬不然，这种人只能说是蚂蚁的流亚，其生平事业和蚂蚁并无二致。他们为着衣食和盖房子而劳力操心，虽无愧于古人之训，但是身为万物之灵，其目的任务，又岂能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呢？
如果人们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只是为着满足衣食住而生存，那么人生在世就只是生和死，死时和生时的情形毫无差异。这样世代相传，就是经过了几百代，一村的情形还是依然如故。没有人创办社会上的公共事业，既不造船，又不修桥，除一人一家的孤立生活之外，全都听任自然，在生死居住的土地上不留下一点痕迹。西洋人说：“世上的人如果只求自己满足，安于小康，那么，今天的世界同洪荒时代的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固然满足也分两种，切勿混淆。如果得寸进尺，永远没有满足，就叫做“奢望”或“野心”。但如充分进行脑力或体力劳动，而不能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便是“愚蠢”。
第二，人性最喜群居，不能孤立独处。只是和父子、夫妇共同生活，尚不能感到满足，还要同广大群众往来。交际越是广泛，越是感到幸福，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起因。一个人既然活在世上，成为交际的一员，就有他应尽的义务。世上的学问，如工业、政治、法律等都是为着社会而设立的，若是人们互不往来，就什么也不必要了。政府所以制订法律，是想防治坏人，保护好人，以维护社会的安全；学者所以著书教人，是想启发后辈的智慧，以保持社会的进步。古时中国人说过：“治天下如同分肉，必须公平分配”；又说：“除去院里的草，不如扫除天下”。这都是旨在改进人类社会的名言。凡人苟有所得，都愿意对于社会有所贡献，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也有人在无意之间为世间作些好事，让后世子孙深受其惠。正因人类具此性格，才能尽到社会的义务。如果古代没有此种人物，我们生在今天就得不到现代文明的好处。父母留下的遗产，不过是地上的财产，一旦消失便成泡影；而世上文明遗产，则系所有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其伟大之处，岂是地上的财产所能比拟？对于这种恩惠，现在我们找不到称谢的对象，这就和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日光和空气不必用金钱得到而十分贵重一样，享受的人只能称之为前辈古人之荫庇恩赐。
我们日本的文明最初来自中国和朝鲜，后经国人努力钻研琢磨，才达到近代的地步。西洋学说远在宝历（日本桃园天皇的年号，当公元1751—1764年。——译者）年间即流入日本。（参阅《兰学事始》，《兰学事始》是兰学家杉田玄白（1733—1817）的作品，书中叙述了洋学传入日本的情况。兰学，指荷兰的学术文化。——校者）晚近由于和外国开始往来，才盛行起来。教洋学，译洋书，人心趋向大变，从而改组政府，废除藩治，遂有今日之局，再次打开了文明之端，这也不能不说是古人的遗产，前辈的恩赐。
如上所述，自古以来，以身心之劳在社会上作成事业的有志之士，本来很多。就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不能说这些人是只满足于自己的丰衣足食的人。我认为这都是些重视为人处世的义务而志向高远的人。现在的学者从这些人物承受了文明的遗产，如能站在进步的前列，其进展是无止境的。再过数十年，到了以后的文明之世，必然会使后人象我们今天推崇古人一样敬仰我们的恩泽。所以生当今世，必须给后代子孙留下生动的事迹，责任非常重大，岂能以念几本教科书以后经商，作工，或充任小吏，每年收取几百圆的报酬，得以仰事俯畜，维持家人生计，就心满意足呢？似此虽不损害他人，但亦于人无益。此外建功立业要遇机会，机遇未至，有能力亦莫由施展，此种例子，古今都有不少。例如我们明明知道我的故里近邻中也有英俊的人才，固然用现在文明的眼光来批评这个人，或者可以指出其言行或方向有不少错误，但此系潮流使然，不是他个人之罪。其实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不幸生不逢时，以致满腹经纶一筹莫展，潦倒一生无补于世，真是遗憾。今则不然，如上所述，西洋学说逐渐盛行，终于推倒旧政权，废除藩治。我们不能把这种变动，只看成是战争的结果。须知文明的功用不能以一场战争而了结。所以这次变动不是战争所引起，而是文明所促成的人心的动荡。因此战争虽已于七年以前结束，其痕迹消失，而人心之动荡依然存在。一切事物必须有引导的力量才能推动。首倡学问之道，把天下人心导向高尚领域，目前尤为大好机会，所以逢此机会的人，即现在的学者应该为着社会的福利而努力。
研究学问时立志必须远大。做饭，烧洗澡水是学问，议论天下大事也是学问，但解决一家的生活易，而筹措天下的经济难。大凡世间的事物，易得的不足为贵，物品之所以可贵是由于得来不易。而据我所知，现在的学者似有舍难就易之弊。在从前的封建时代，学者或有所得，但因社会上的机会似乎很有限，无法施展其所学，便不得不再求上进。这样的学风虽不甚好，而其勤于读书，力求学识渊博，诚非现在的人所能及。现在的学者则不然，他们可以边学边实地使用。例如当了三年洋学生，仅学到一些历史、物理书籍，就号称洋学教师，可以开设学校，又可以受聘充当教授，或担任政府官吏，获得大用。还有更容易的，就是念几本流行的翻译书，在社会上到处奔走，访听些国内外新闻，即进行投机，并且一登仕途，就摆起官架子来。如果这样的情况形成风气，那么世间的学问就绝对达不到高深的境界了。用轻视的笔调来形容学者虽非所宜，但如替这些人算一笔账，他们入学读书一年，所费不过百圆，三年之间不过投下资本三百圆，出校后一月就能获得六七十圆的利益，这就是洋学生的生意经。至于那些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而作官的人，还不用花费三百圆的本钱，则每月的薪金就成了纯利。社会上那里还有利益这样大的买卖呢？恐怕就是高利贷也要退避三舍了。原来物价的高低是根据社会需要的多寡而定的。现在从政府机关起，各方面都急于使用洋学生，因此他们很时行。当然我并不敢责备那些洋学生投机取巧，也不敢诽谤使用者方面的蠢笨，只是认为这些学生尚须艰苦忍耐三五年，认真努力求得实学，然后任事，才能有大的成就。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全国的智德增进，也才能和西洋各国的文明争个短长。
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现在我国的海陆军能和西洋的军队交战吗？决不能。现在我国的学术能教导西洋人吗？不但不能，反而向其学习唯恐不及。所以在外国有留学生，在国内有雇用的外籍教师，政府各部、局、学校以至于府县、港口，都雇用了外国人。甚或私立的公司和学校，在兴办新事业时，大多亦必首先雇用外人，付给优厚的报酬，依赖他们。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虽系一般人的口头禅，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好象我们只有短处，他们只有长处。自从我国打破了数百年来闭关自守的锁国状态，蓦然和文明人接触以来，其状况有似水火之不相容。为了调整这种关系，就雇用他们的人，或购买他们的物品，以应急需，而调节水火相克的矛盾。如系迫不得已，才仰赖他们一时的供给，自然不能就说是国家的失策。然而依赖外国货物，只图本国使用方便，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如仅将此看作是一时权宜之计，聊以自慰，那么所谓一时权宜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如何才能掌握不须仰赖他人而能自给的方法呢？这个期望是很难实现的，只有静待我国现在学者们的成就，即除这些学者能设法供应本国需用的物资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这就是学者们所担负的迫切责任。现在我国雇用的外国人，可以说是我国未成熟的学者们的代理人；现在我国购买外货，是由于我国工业幼稚，所以暂以金钱换来，以便使用。为了雇用外人和购买外货而花费金钱，是由于我国学术尚不如外人，这使日本的财富流于外国，实在可惜，对学者来说也是可耻的。
一个人对于前途必须抱有希望，如对前途无望，社会上就没有努力工作的人了。预想明天的幸福，能安慰今天的不幸；为了来年的快乐，才忍受今年的痛苦。从前世事都受制于旧的规范，有志之士也没有可以期望的目的。今则不然，由于限制的消除，恰似替学者开辟了新的世界，达到可以担负天下任何事业的地位。诸如务农、经商、治学、为官、著书、办报、讲法律、学艺术、创办工业、开设议院等等，百般事业，都可进行。这些事业的成就，不是在国内与兄弟阋墙，而是和外国人作智力竞争。这一智战的胜利可以提高我国的地位，反之就会降低，因此可以说希望很大，目标亦甚明确。当然兴办的社会事业有先后缓急之别，但是国家所必不可缺的事业，则须依靠各人贡献所长，从现在就开始研究。如系通晓处世义务的人，决没有在这个时候袖手旁观之理，愿我辈学者奋勉之！
由此可见，现在的学者决不可满足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我们对于只知治人而不知修身的日本国学家和汉学家根本没有好感。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本书第一编起就主张人民权利平等，并力言人人各尽其责、自食其力的重要。但是仅只自食其力，还不能算是达成了学问的趣旨。比如这里有一个沉湎酒色、放荡无赖的子弟，要用什么方法来挽救他呢？要把他导入为人的正轨，必须首先禁止其酗酒，制止其冶游，然后使他从事相当的职业。在他没有戒绝酒色以前，还不足以谈到振兴家业。即令此人不沉湎酒色，也不能说他有道德，只算是于世无害的人，仍难免被称为无用的长物。如果他不仅戒绝酒色，并进而从事职业，能自养其身，有益于家庭，这才可以说他是个普通的青年。此即自食其力之说。
我国士族以上的人，溺于千百年来的旧习，不知衣食为何物，也不懂致富的由来，傲然认为不劳而食是他的天然权利，这就和沉湎酒色，忘乎所以的人一样。这时对于这些人，只有提倡自食其力之说以惊醒其迷梦，除此再无别法，又岂能劝他们探求高尚的学问和恪守有益于世的大义呢？如果这样劝导他们，那就等于梦中上学，他们的学问也就是梦中之梦了。这就是我们专门主张自食其力，并不劝他们研究真正学问的缘由；所以这只是普遍地忠告尸位素餐之辈，并非晓喻学者之言。
最近听说中津旧友中间有早在就学期间就讲谋生之道的。固然轻视生计是错误的，而人的才智也有长短，并且考虑个人前途亦属必要，但如互相效尤，势必争谋生计，则恐英俊青年不能成器。为其本人计固属可悲，为国家社会计也是可惜的。谋生虽然困难，但为一家的生活打算，与其很早就挣钱使用以求小康，却不如勤学节约以待大成，这样学问亦可期渊博。所以务农就要务大农；经商就要经巨商；学者不要贪图小康，而须不怕粗衣淡食和寒暑之苦，不怕碾米采薪之劳。人们可以一面碾米一面求学，人的食物，并不限于西餐，吃麦饭，喝豆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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