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 M. 斯佩尔曼（W.M.Spellman）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阿什维尔校区历史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早期近代英国历史、爱尔兰历史、政治理论史
18 世纪通常被称为理性时代，又称作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始于西欧，影响力跨越大西洋，延伸至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家，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或处于何种社会地位，都对人类的发展状况更加自信，并相信只要充分运用人类的理智，社会就能进步。尽管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这听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但这种观点的转变须放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分析，当时欧洲人一直都在回顾过去美好的社会模式，很少有人相信未来会比过去更美好。但是17世纪自然哲学的重大突破，尤其是牛顿论证了一种深层的统一和规律在各个层面上控制着整个物理宇宙，使很多人改变了上述观点。这种改变也是启蒙运动的标志之一，人们习惯性地将这种方法应用于社会关系、宗教、经济，最重要的是政治领域中。对于18世纪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来说，理性成为思考和评判社会关系与公民权利的标准。启蒙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试图建构一种脱离传统和古老信仰的政治科学。他们攻击欧洲旧政权，强调人的才能高于继承人的身份，成就高于血统，个人良知高于公共命令，自愿主义或同意原则高于传统习俗。到18世纪末，先后在美国和法国出现了两大政治革命，产生了两个经久不衰的现代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前者主张结束各种形式的表现“天然”的政治权威，包括任意限制人的自由和垄断的经济行为，而后者则批判用抽象的推理建立理论，并拥护习俗和传统的价值。法国大革命促使欧洲的君主们采取行动，来阻止自由共和主义的蔓延，欧洲大陆陷入持续近20年的军事冲突中。在战争的大熔炉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启蒙运动的局限
启蒙运动可能是包罗万象的，但没有一个哲人真正主张把女性纳入到王国和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去。1706年，英国女性玛丽·埃斯代尔（1666—1731）问道：“如果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为什么女人都是奴隶？” 在整个18世纪，男性和女性作者探讨了所谓的“女性问题”，在其他主题相关的作品中，他们分析了性别不平等的起源。尽管如此，在18世纪，长期形成的男性主宰家庭的传统没有一点改变。已婚女性几乎没有财产权，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追索权也受到严重限制。大学将女性排除在外，正式的教育只能在家庭中进行。一些男性作家开始攻击这些古老的观点。例如，洛克质疑《圣经》中父亲的统治地位，但这在《政府的两篇论文》中都是次要问题，而那些追捧他的人对这一话题并不感兴趣。一直以来就有“两性之间智力方面永远存在差异”的说法，孟德斯鸠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并支持离婚的权利。托马斯·潘恩在《宾夕法尼亚杂志》上写道，社会“不是缓解（女性的）状况，而是痛苦的根源”。但大多数的哲人都没有深究这个争议，认为男性的特权和支配权是自然规律。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认为，女性的教育需要更加繁重的工作才能完成，而卢梭是启蒙运动中在这方面最逆反的人物，他认为女性天生低等，并告诫她们要坚持养儿和育儿的职责。在他最著名的教育类作品——《朱莉》和《爱弥儿》中，他提出法国应该为女性开设如何服侍男性的教育课程。尽管有重量级的人物和大量的文学作品支持性别偏见的等级制度，但有两位女性政治领导者成了反对性别偏见的真实的例子。奥地利的玛丽·亚特里萨女王和俄国的凯瑟琳大帝的统治表明，女性君主也有能力驾驭男性主宰的充满政治阴谋的宫廷。一些贵族妇女在社会改革的讨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一些主要来自中产阶级的人发表了批判社会的作品，指出自然权利言论的虚伪。在不允许女性继承王位的法国，有许多女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女性通过在家中举办私人沙龙，资助共和国文学，批判现有制度和文化价值。在这样的沙龙中，有才能的男性平民和富裕的女性混杂在一起，阶级和性别的差别逐渐模糊。偶尔也会有上层内部人士参与。例如，当由多名作者编著的百科全书遭到官方严厉批判时，是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帕德夫人（1721—1764）出面才扭转了局面。而伏尔泰的情妇，艾米丽·杜夏特莱（1706—1749）对新科学非常感兴趣，她是第一个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翻译为法文的人。沙龙在巴黎最为普遍，伦敦、柏林、维也纳和华沙也出现了由女性组织的有影响力的聚会场所。虽然这些女性资助者并非有意识地挑战性别不平等，但她们的活动是对自然论点的有力驳斥，并将性别问题提高到社会结构层面。在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阶段，女性们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她们的要求。匿名的《第三产业妇女请愿书》（1789）要求君主给女性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提供在贸易市场就业的机会，以及解决婚姻方面女性的弱者地位问题。小册子声称，女性“要开化，要工作不是为了篡夺男人的权威，而是为了更好地尊敬他们”。接着，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由女性撰写的印刷请愿书和申诉书，她们呼吁保护女性主导的行业，甚至要求在三级会议中有女性代表。她们为得到政治权利，也会采取直接行动。1789年10月，为了应对首都食品短缺和物价上涨，大约6000名女性在国民警卫队的陪同下，游行到凡尔赛宫，迫使国王返回巴黎，处理危机。在这一事件后不久，另一份匿名的小册子向国民议会申诉道，“本来，通往尊严和荣誉的道路应该向所有人才开放；然而，你们仍在为自己、为我们制造不可逾越的障碍”。请愿书没有被理睬，1789年12月，国民议会决定将女性定位为“被动公民”，就像没有财产的男性一样，没有资格参与选举。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当制宪会议开始为国家制定新宪法时，出现了两篇争取女性公民权利的文章。第一篇是《妇女公民权宣言》（1790），作者是德·康德塞特侯爵（1743—1794），他是少数几个参与革命政治的哲人之一。他认为自然权利是有性别包容性的，“如果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权利，那么每一个人都没有真正的权利；而无论别人的宗教、肤色或性别是什么，只要是反对别人得到应有的权利的人，从今往后都要放弃自己的权利”。第二篇文章是一名行省屠夫的女儿，奥林普·德·古日（1748—1793）发表的。她的《妇女与公民权利宣言》（1791）是对1789年《人权宣言》的正面回击。奥林普·德·古日要求在法律和财产关系面前人人平等，她将辛勤劳作的法国女性们的理想抛到了聚光灯下。她们“应该同样有机会担任所有的公职、进入公共场所并从事各种工作”。她认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1744—1792）会做出改变，但是1791年宪法并没有给予女性获得公民权的权利。康德塞特和奥林普·德·古日都成为雅各宾派恐怖分子的受害者：康德塞特因反对判处国王死刑，1794年死于狱中；奥林普·德·古日因写作反对激进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被逮捕，并以试图煽动叛乱的罪名遭到审判，最后在1793年被处死。世界主义的时刻
18世纪早期英国立宪主义出现后，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哲人表现出强烈的亲英主义倾向；同样，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意蕴，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和美国引发了一波强烈的亲法主义浪潮。后来，人们不止满足于崇拜法国的历史事件，进而呼吁人们应该致力于基于普世人权的世界革命主义，在这一转变中女性作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790年，海伦·玛丽亚·威廉姆斯（1761—1827）表达了许多英国改革者的愿望，她在巴黎撰文称，革命“是人类的胜利；革命是人类维护着其本性中最高贵的特权，革命中的共同情感使人类变成世界公民”。18世纪，英国和法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有的战争是因路易十四想争夺殖民统治和海洋特权的领土野心而起，有的战争是因革命观念不同所致。鉴于欧洲两大强国之间的历史仇恨，法国有人声称英法革命者的革命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说法十分引人注目。启蒙运动中的世界公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书中通过穆斯林游客道出了法国人的偏见。在《世界公民》（1760—1762）中，奥利弗·戈德史密斯（1730—1774）利用一位虚构的来到英国的中国游客，考察了君主立宪制中法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世界公民理想赢得了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认可。康德在1795年的小册子《永久和平论》中呼吁建立一套国家联盟，建立一个致力于保护普世权利的法律体系。与霍布斯一样，康德也承认，自然状态，“对彼此相邻的人类而言，不是和平状态，而是战争状态”，“必须建立一种”和平状态。他坚持认为，这个目标在共和政体下可以得到最好的实现，在这种政体下，公民们“会非常仔细地考虑是否要参加这样一场可怕的游戏，因为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把战争的苦难强加给自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18世纪90年代英国最著名的世界主义女性倡导者，她信奉和平主义，反对战争主义，信奉世俗主义，反对宗教观点，信奉普世权利，反对性别歧视。她在《女权辩护》中承认，贵族女性的轻浮和自恋是一种社会弊病，无法补救，因此她呼吁新兴中产阶级能站出来。一位作者曾将该书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知识宣言”。沃斯通克拉夫特断言，所谓的女性智力低下，是不平等教育和不健康社会价值观的直接结果。给予女性同男子一样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将提高家庭和公共生活的基调和实质。妻子将成为伴侣，一切形式的暴政将被摧毁，人类的进步将得到保证。她对卢梭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因为卢梭的态度最迂腐，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加强核心家庭地位的背景下，小心翼翼地提出了改革的呼吁。虽然《女权辩护》强调了女性教育的公共效用，但沃斯通克拉夫特从来没有公开支持贫困劳动人民，也从未提及巴黎劳动女性的抗议活动，也没提到这些抗议活动在推翻君主制方面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一位著名学者说，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不像民主党人”。她呼吁女性以理性和独立的形象出现，“她们的价值感不是来自外表，而是来自内心对自我控制的感知”。然而，她的观点遭到了很多反对革命和反对法国的人的嘲笑。她的丈夫威廉·葛德文出版了她的《回忆录》，书中披露了她的婚外情和自杀企图，这为怀有敌意的保守派作家提供了更多素材。现代的议程
通过不断研究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在探索最佳的政治科学过程中，西方第一个现代意识形态——古典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有了政治话语权。古典自由主义抛弃了社会地位，解除了古老的宗教约束，质疑政府起源和职能的形而上学解释。自由主义者宣称，个人对国家拥有“负面权利”，包括不必担心遭到报复而结社的权利、经济自主权以及言论和出版方面的知识自由。自由主义者信奉世俗和理性的观点：他们相信自然规律而不是神圣规律；他们相信，当个人被允许以不受阻碍的方式竞争和追求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时，社会将发挥最大的作用，物质进步得以实现。自由主义要求由民选官员、成文宪法和司法审查组成负责任的政府，职业对人才开放且具有社会流动性，以及基于个人选择而非国家法令强制的宗教信仰。最后，自由主义者试图在个人自由最大化和国家安全最大化之间找到平衡。最终，即使是最小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也可以发挥公正的仲裁者的作用，使社会和经济相互作用的自然法尽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些目标都很宏伟。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目标并没有涉及女性或没有财产的男性。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多数自由派思想家都受过教育、拥有财产，因为他们出身中产阶级，所以都拥护中产阶级。他们不相信大多数人的政治智慧，担心如果穷人获得选举权，会出现暴民统治，会重新分配财富。自由主义的社会变革计划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不仅来自民族统一主义的君主和顽固的贵族，更重要的是来自第二种同样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保守主义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和激进的雅各宾派恐怖主义之后，它不仅仅是传统精英们抗争的意识形态。支持者声称，保守主义的理论是基于历史上深刻的道德秩序和人类本性的研究而产生的。约翰·亚当斯（1756—1826）参加了美国革命，他是美国第二任总统，古典自由主义被其称为“傻瓜学校教的白痴科学”。他这么严厉地批判是针对他那一代人对抽象理论的偏爱。埃德蒙·柏克和约翰·亚当斯等政治人物认为，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削弱了家庭、地方教会和当地社区等关键的社会单位的作用。个人主义总是排斥关注公众的行为，只强调一己私利。最有害的是，它错误地认为权利具有公认的普遍性，而不是某一特定历史和习俗的独特产物。保守派允许人们发表理性的观点，但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与有机实体相似，习惯、习俗，甚至偏见是健康公民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变量。理性和理想主义不能代替治理工作中的经验和智慧。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在1815年被打败时，保守主义的世界观被证明是正确的，至少暂时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从19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复辟的君主们面对难以扑灭的自由主义思潮，不安地坐在宝座上，因为自由主义与王权是水火不容的。19世纪，自由主义得到了发扬光大，而平等问题的提出对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来说都是不祥的预兆。随着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席卷西欧，无产阶级开始质疑启蒙运动中关于平均主义的论调。本文选编自《政治思想简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否则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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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 | 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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