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城市通勤者：世界城市时代的游牧民
《变动的城市》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
倪凯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2021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汤因比晚年在人类聚居学影响下，对城市发展历史进行回溯、分析和展望的著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战后经济复苏、人口膨胀，城市扩张，人类世界已经进入超大规模城市、大都市群发展的时代，在此背景之下，关于城市规划、人类聚居等领域的研究兴起，提供了讨论人类历史活动的另一个维度。
汤因比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从城市这一角度来回溯人类发展的历史，他聚焦“变动的城市”，预测未来的“世界城市”将会遍及全球；关注古代传统城市与世界城市的区别和联系；分析历史上城邦、首都城市、机械城市等不同类型的城市，讨论其发展区位因素；考察辨析当代城市发展的利弊。总之，他从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汲取智慧，并展望未来。
退休后的汤因比仍然笔耕不辍，探索新的话题。在本书出版时，他已经81岁，本书就是他在深厚的文明研究基础上，结合城市史、人类聚居学等学科，进行新的创作的一个案例。
【作者简介】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先后任职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和英国外交部等机构，1926年起担任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1947年3月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汤因比一生游历甚广，著述颇丰。他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的单位，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他既用哲人的独特眼光，从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又以超凡的叙史才能，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细致的描述。以《历史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他也因此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新书文摘】
我将此书命名为《变动的城市》，对于身处18世纪最后几十年之前的任何时期、地球表面的任何地点的任何读者来说，看到这个题目都会感到莫名其妙。并且即使在那时(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一段时间内，英国也只是地球陆地表面唯一的，明显的悖论刚刚开始呈现真实趋势的区域。在传统的语言规则中，“动产”(movable property)和“不动产”(real estate)是相对应而存在的，并且“不动产”意味着土地以及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之所以被称为“real”，是因为它们固着于某地而无法移动。
游牧民居住在由一系列帐篷和小木屋组成的可移动的宿营地中，这些小木屋能够反复拆卸安装，并且可以用骆驼和马车驮运，随着游牧民族以及他们的畜群，在每年的夏天到冬天的这段时期，沿着固定的路线逐水草而居。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对游牧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熟悉的，因为通过《创世记》对人类始祖生活的描述，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间接地了解到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亲眼看见过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已经定居的游牧民族还是仍然处在迁移中的游牧民族。《旧约》中对游牧民族的描述已经在他们的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这些定居社会的角度来看，游牧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多余的。因而，在其他定居社会的人们眼中游牧生活方式也同样如此。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定居区域的人一直是人类人口的大多数。存留下来的漂泊的食物采集者、猎人以及游牧民，已经脱离了定居社会，成为很小的一部分人类群体。定居人口也没有被其居住在地球陆地表面的游牧同伴所全部熟识，除非是在那些偶然事件之中。在这些事件中一些游牧民涌出荒原进入农耕区，并给农耕区带来了屠杀以及毁灭，他们或许还会将他们的牛轭强加于定居的受害者身上，直到这些游牧的残暴统治者被驱逐或者被同化。
纽约城，19世纪中期的纽约鸟瞰图，寓意不断发展扩大的城市
然而，这些大草原涌出来的游牧民已经使定居生活的常态进程遭受了不正常的中断，并且自从17世纪以来，这种非正常的中断就再也没发生过。17世纪当俄罗斯帝国以及中华帝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碰撞后，游牧生活方式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在黑龙江流域相遇后，定居人口的聚居区已经形成环形的聚合，圈围了欧亚大草原。今天游牧民族的最后幸存者正在被武力禁止继续进行穿越边境的季节性迁徙，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边境毫无意义。在内蒙古、满洲以及西藏，游牧民已经被中原的农耕移民所影响；在苏联，游牧民连同他们的畜群已经被赶到集体的农庄以及农场中；在沙特阿拉伯，他们被吸引到美国的油业城市中去，以获取那份对他们来说十分奢侈的工资。
人类的定居主体对游牧的生活方式进行摒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整体上说都是受到赞成的，尽管俄罗斯人以及中国人所采取的方式是粗放的。对于定居的民族来说，一种古老且危险的游牧生活方式的消失已经被没有遗憾地接受。我们17世纪目睹了游牧生活方式开始消失的祖先，他们将会感到震惊——或者说不敢相信——如果他们已经预见到被他们所压制的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已经转移到了现今的定居世界，并且逐渐削弱了其内部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自从农业进步到一种非常高效的程度就已经确立。这种高效的农业使人们能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耕种，而不是继续实施原始简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原始生产方式的破坏性巨大，它砍伐并焚毁树木，从清空的土地中的木灰中摄取营养，然后生产者离开，在另一片未开垦的土地中做同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19世纪前的祖先看到他们的后裔已经从定居的生活方式中脱离，就像三四千年以前游牧生活方式从定居社会中脱离一样，不仅会感到惊讶而且还会感到困扰，他们很难相信一个曾经居住在坚固房屋中的人类竟然会觉得在旅行的车中更有家的感觉。当今佛罗里达的拖车小城，会使我们回忆起游牧祖先由帐篷和小木屋组成的营地。驾车旅行的人在车中花费的时间要比在车外花费的时间要多，这可能会被定居的祖先误认为是一种新型的机械怪物，正如中美洲的民族误认为科尔特(Corte)的6名机械骑兵是半人马一样。当今每天按固定路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来于郊区住宅和工厂或者公司之间的上班族——这些上班族在工厂或者公司消耗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且获得薪酬——使人回忆起每年按固定路线迁移的游牧民。文明的定居人口在经济需要的驱使下再一次成为游牧民而存在，这看起来不仅仅使人惊讶，更令人震惊。
我们的祖先会更惊讶地发现他们后裔的城市与城市中的居民处于变动中。他们认为根植于城市并密集排列的房屋，如同邓斯纳恩(Dunsinane)的森林中紧密排列的树木一样不可动摇。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城市有一天会模仿传说中的不详森林的行为，冲破城墙的束缚，如洪水般涌入乡村，对乡村造成比以往任何游牧部落的入侵更加彻底、更加持久的破坏。我们的祖先也没有想到，通过将他们曾经合理的市中心转化为病态的贫民窟，城市对自身也造成了破坏，贫民窟的这种病态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
到1969年，科技发达国家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城市正在变动，并且发觉这已成为人类美好生活的威胁，甚至可能会威胁人类的生存。今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晚了，也无法判断保护自己免受变动的城市的冲击是否已经太晚了。当今的城市正在以雪崩的速度而不是熔岩流或者冰川的速度变动着。
在工业革命之前，地球上城市的数量很少，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也拥挤不堪，并且城市居民的数量仅仅构成了全球人口很小的一部分。存留下来的食物采集者可能依然是极少的。在农业以及畜牧业发明与工业革命爆发之间的8000年到10000年内，绝大多数人是食物的生产者，生活在开阔的乡村地区。据估计，在1969年，45%的人口早已成为了城市人口，并且自从城市化进程开始之后，少数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早已达到这一水平，并且到目前为止，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一水平。例如，据报道美国现在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要少于在大学校园中的人口，城市人口的这种压倒性优势在当代美国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并且这种事实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现象。然而，对当今美国、西欧以及日本(其包含目前世界最大的城市东京)的城市建筑密度的估算的平均值要低于传统类型城市。在当今的城市中，香港可能是唯一一个每平方米的人口密度与曾经的莫特亚、迦太基、推罗、西顿以及阿拉达斯一样的。
初看来，这一估算不可思议。东京、纽约以及芝加哥高耸的建筑，使得公元前5至前4世纪之交的莫特亚六层建筑相形见绌。与此同时，北美五大湖地区任意一个大都市区——未来世界城市的组成部分——都早已远远超过了整个西西里地区。这些城市带，一条由密尔沃基经由芝加哥以及底特律到达克利夫兰；一条由北美的东海岸经由纽约以及费城到达华盛顿；一条从东京沿日本本州岛的南海岸经由名古屋到达大阪。城市建筑以及街道覆盖区域的增长已经分散了城市人口绝对数量的比例，因而这可能是真实的。城市人口的数量经历了巨大的增长，但是城市人口居住的区域也在同步增长，这意味着，伴随着城市人口以及城市体量的同步增长，城市民居的密度是降低的。
初看来，利用机械化带来的交通方式的同步改善，已经使这一矛盾现象成为可能。在传统类型的城市中，大多数居民只能依靠步行，只有少数的富人才有能力在街道上骑马或者骑驴。因而大多数城市工人的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其居住地点距离其工作地点仅有很短的路程，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紧密结合的。即使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伦敦——伦敦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我家的邻居是一位律师，他每天都是骑马去他的办公室的；我的父亲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他每天都乘坐马拉的公共汽车，往来于我们位于帕丁顿的房子和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社会慈善组织的分支机构办公室之间；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原始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存在，限制了伦敦的扩张。在19世纪90年代，这种“通勤往来”(commuting)的实践早已开始，但是仍处于自身发展的婴儿期，并且仍然仅局限于铁路交通，那时还没有为乘客提供任何形式的公共或者私人的公路交通运输方式。
到1969年，在郊区宿舍与市区工厂和公司之间的通勤往来已经成为一种秩序。与城市商贸区——“伦敦城”(City in London)、“纽约的商贸城”(down town in New York)以及“芝加哥中环城”(the loop in Chicago)——的建筑相比，城市郊区的建筑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并且郊区生活的一项福利就是拥有空间，以经济的价格就能购买一套拥有花园的房子。和往昔一样，城市人口中的贫民依然是城市居民的主体，事实上他们继续居住在离城市的内城比较近的区域，然而，重建贫民建筑区域，使之成为高耸入云的公寓街区，并没有增加建筑密度。新建的街区相隔很远，以便为孩子们玩耍的运动场地以及车主的停车场地留下空间；而高耸的大楼所取代的单层或者双层建筑所呈现的住宅布局往往是密集的。此外，现在对于一个城市工人来说，睡在其白天工作地的楼上已经不再是普遍的现象，大多数城市工人使用了城市和郊区两个单元的空间。一个空间他们度过他们的周末与梦乡，另一个空间则消耗他们的工作时光。早有传闻(这并不是过分夸大)，在现今伦敦的商业区，晚上仍然居住在此的人，是圣保罗教堂的牧师、咏礼司铎以及房屋的所有者。
这意味着，取代了传统有城墙的小型城市的现代或者未来的一望无垠的城市，已经改变了城市生活症结的特性。在传统城市，城市的症结是静态人口的淤滞。其生活是邋遢的、不整洁的，并且城市闭塞环境中由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可能要高于外部因素如战争或者谋杀造成的死亡率。在当今的大都市中，由于人口已经成为流动性的存在，城市的症结已经转变为交通阻塞。在每24小时内，在住宅以及工作地之间就会发生两次群体性的迁移。在1967年时，我就已经被告知白天有1700万人在东京城区工作，但是仅有1200万人晚上睡在城区。500万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通勤往来于城区与郊区，并且这一数字正在增长，面对这一不断加剧的交通堵塞问题，政府早已经黔驴技穷。现在生命的危险区已经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美国的城市中，谋杀以及打斗近似于内战，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安全的慢性病，但是主要的身体危险是，高速行驶的交通工具彼此相撞或者与行人相撞。然而，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对于迁移中的城市人口来说并不是最痛苦的折磨，心灵的压力、工作时间的损失以及恢复元气的时间，都是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通勤者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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