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
作者｜罗伯特·S. 韦斯特曼（Robert S. Westman），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历史学系教授
地球究竟是什么样的？是静止不动，悬挂在镶嵌着星体的有限天球之中央吗？还是一颗行星，围绕着天球的中心年复一年地旋转？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充满想象力的问题，并为此不断地争论：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存在着多个世界？如果有多个世界，其中一个世界里的地球，能不能自然而然地绕着另一个世界的中心旋转？月球上的斑点，是由月球不同部分的差异导致，还是来自外部？地球是固定在宇宙的中心吗？地球与宇宙有同样的重力中心吗？地球是绕着自己的轴在转动吗？
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对诸多的可能性津津乐道，主要出于两种动机。第一种， 自然哲学家们感到上帝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受到了威胁，于是试图对神学上的担忧做出回应。比如说，如果上帝希望有更多的世界，他能创造出来吗？第二种动机则体现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式的论辩和修辞实践当中。亚里士多德本人经常罗列前人的观点，目的只是为了反驳他们以展示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一个例子，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断定（宇宙）中心由火占据，地球是诸星之中的一颗，它环绕中心旋转，由此形成夜与昼” 。从 13到 17世纪，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毕达哥拉斯思想，已经成为学生们在学校必学的论点，同时也成为他们要学会去反驳的论点─为了支持地球中心论和地球静止论。直到 15世纪末叶、16世纪最初的 10年，才有一位名叫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波兰天文学家，用全新的方法再次主张了毕达哥拉斯的观点。他并没有沿袭13世纪哲学家的风格，而是用克劳迪厄斯·托勒密（ClaudiusPtolemy）的数学方式，重新诠释了古老的毕达哥拉斯思想，借此对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做出了天文学的解释：首先是行星反映出的太阳运动；其次是关于金星和水星排序问题的争议。但是，直到 1543年，哥白尼才最终全文出版了为这种论点辩护的著作，作为说服他人的工具。
《哥白尼问题》开篇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悖论。15世纪末 16世纪初，天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迅速增长，既面向社会精英，也面向普通大众，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占星学和占星术的。人们热衷于预言未来，有时候甚至夹杂着言之凿凿的末世神话，宣扬世界末日很快就要到来。而就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为什么哥白尼选择关注行星秩序的问题呢？对于那些读过他的代表作《天球运行论》（拉丁文为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英文为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的人来说，知道了正确的宇宙结构，又与预测未来有什么关系呢？当时，随着印刷技术的兴起，人们有可能制造、传播和比较各种不同的预言，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哪些预言，或者说哪些预言权威 ─比如说圣经、圣经之外的权威、占星学 ─更值得人们信任呢？事实上，天学知识真的能支持预言吗？在 1378—1414年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时期，三个人同时自称教皇，神学家皮埃尔·达伊（Pierre d’Ailly）担忧这会招致敌基督（Antichrist）的迫近，为此转而求助于木星和土星的会合，试图“调和”圣经与占星术，最终他得出结论：1789年之前，敌基督不会出现。
在当时浮现出来的诸多名目和权威之中，略早于哥白尼的同时代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也是其一。他将自己的“西印度群岛计划”视为实现自己梦想、效忠西班牙王室的一个步骤，终极目标则是解放并再次征服耶路撒冷。他一方面沉浸在皮埃尔·达伊的占星和圣经预言中，一方面相信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所言，即世界将持续 7000年，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最后 155年。他宣称从自己的名字中得到了启示〔克里斯托弗（Christoferens）意为“背负基督的人”（Christ-bearer）〕，相信自己将在一出大戏中扮演角色：“上帝派我来做新的天国和新的人间的信使。他先是借以赛亚之口、接着又在圣约翰的《启示录》中传递了这条消息。他指引我去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新世界。”
哥伦布绝非最后一个以神圣信使姿态出现、宣称将带来新世界的人，在哥白尼的同时代人中，他也远不是唯一一个沉迷于预言的人。
安德列亚斯·奥西安德尔（AndreasOsiander）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路德宗牧师，他曾为纽伦堡出版的哥白尼著作辩护。1527年，他取材于早期预言，自己出版了一本预言书，“不是用语言，而是只用图画” ─意在表明教皇之道德腐败、沦为暴君和世俗权力乃是末世到来的强烈征兆。事实上，直到 17世纪初，当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Kepler）这批人开始将哥白尼的宇宙秩序推动为一股近代思想潮流之时，他们和当时其他的天学实践者们仍然执着于预知未来。
可见，在当时，上天成为文化和政治热情的主要寄托之所。那么，在这样一个年代，究竟谁预言的未来更值得依赖？谁来决定哪种预言方法最为可行？这是哥白尼时代的两大问题。但是，如果情况可以这样认定，那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为什么没有在行星序列问题和占星预测之间建立联系？在这部书中，我的论点是，哥白尼自己确认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早在 15世纪 90年代求学于克拉克夫（Krakow）和博洛尼亚（Bologna）的时候，他就已经认定了这一点。托勒密的《占星四书》（Tetrabiblos，拉丁译名为 Quadripartitum）是古典时代最基本的占星书籍，它为诸行星赋予了不同的特殊效力，可以对地界产生特定的影响，并把行星的这些占卜吉凶的特性与它们的次序直接联系在一起。占星学需要天文学所确立的行星位置，一旦天文学的基本原则受到质疑，那它的伙伴学科占星学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就是一位著名的反占星人文主义者，他曾经为讨伐占星术撰写过一篇言辞犀利、影响深远的檄文，1496年，在他故去之后方才出版。对于占星学来说，既然行星序列和行星力量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那么，哥白尼重新建立行星秩序，就很有可能是一个虽未明示却计划已久的举动。
历史学家们（包括我自己）通常认为，哥白尼及其追随者们所建立的日心秩序，并没有在当时引起人们对行星预言力量的关注和回响。事实上，绝大多数学者丝毫没有在哥白尼著作中为占星学留下一席之地，只有约翰·诺斯（JohnNorth）和理查德·勒梅（Richard Lemay）曾经提及，表现出了不一般的见地。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哥白尼现存的所有作品，对行星的占星效力都只字未提。“革命”这个长久以来使用的概念，在 20世纪关于哥白尼的叙事文本随处可见。这些都帮助掩盖了这个问题，鲜少有人对此认真思考。哥白尼的成就所引发的对物理学问题的探讨，更是迈出了 17世纪自然哲学突破性进展的第一步，这些都被历史学家们放在了更加显著的位置上。关于“哥白尼革命”的叙事在不断地被发现、传播、接受、吸收。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更将这种叙事放在了中心位置。于是，随之而来的相关知识史充满了理论扩大、经验实证，有时候还伴随着对真相的冷漠抗拒，至于其他类型的主题，则被放逐到了荒僻的角落。
托马斯·S.库恩（Thomas S. Kuhn）的《哥白尼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是一部思想史著作，影响力延续至今。它也是上述历史文本的一种变体，其主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休厄（William Whewell）的《归纳科学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1837）。作者把哥白尼的成就称为“制造革命的”（revolution-making）而非“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此处翻译参考了托马斯·库恩著，吴国盛等译，《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1月版。─译者注）意为哥白尼本人的贡献是不完整的，想要真正实现变革，尚需要其他因素的加入。哥白尼的贡献在于，他研究出了一系列详细的行星模型，构建出一个真实的相互关联的体系，而并非一组分散的计算结果。他曾经观察到一些天文现象，却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基于此，哥白尼开始并完成了他的理论探索。而他所建成的新的理论框架，反过来又成为激励其他人提出不同观点的推动力。长此以往，越来越多互相支持的证据融汇在一起，构建起宇宙的新秩序。因此，按照库恩的观点，简单地说，哥白尼的成就并不是“现实性的”（realist），即新的理论并没有对应现实成果，它最有价值之处，不在于揭示了“自然的真相”，而在于它的启发性，在于随后带来了“丰富的成果”。库恩认为，哥白尼的创造性观点既是旧传统的顶峰，又是新传统的开端。正是从他这里开始，开普勒、伽利略、牛顿（Newton）才能前赴后继，不断地想象他们的新世界。
哥白尼原本只是给天文学这个相对狭小的专业技术领域带来了根本性创新，随后却“改变了邻近学科，并逐渐地改变了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库恩认为哥白尼发起了这场完整的革命，并在其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中心位置。
库恩最初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正值“二战”结束之后，那个年代的氛围，假如不能用“天真”来形容，至少可以说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的情绪。时至今日，谈起科学概念或是科学标准的“深刻”革命，谈起它们长久以来的起起落落，恐怕再也不能像库恩时代那么容易了。有些人还对当年那种所谓的恢宏历史画卷念念不忘，但更多的人却对它有一种强烈的抗拒感，他们更愿意用人类学的方法浸入到知识发源地，以“当地的视角”观察科学实践，认为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见识。虽然这种人类学研究能够深入调查、揭示真相，但是，它并不能为探寻长期变化提供方法。一种文化中的文本、意义和价值判断，如何得以在另外一种文化中传播、演化、吸收，考察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上述人类学方法留给我们的空白。现在的研究试图在两者中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既关注本地形成的意义，又考量处在长期变动中的标准、理性和理论信念。如此这般在概念主义和地方主义之间游走，分明像是要在女妖的斯库拉岩礁（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漩涡之间寻找生路。〔Scylla是希腊神话中吞食船员的女妖斯库拉，这里指意大利岛南端和西西里岛之间墨西拿（Messina）海峡一侧的巨岩。卡律布狄斯是希腊神话中该亚与波塞冬的女儿，也是吞吐海水、吞噬船只的女妖，这里指墨西拿海峡中的大漩涡。英语中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是指处于斯库拉岩礁和卡律布狄斯大漩涡之间，比喻腹背受敌，进退维谷。─译者注〕我们不妨在此想一想哥白尼作品带给 16世纪读者的困惑。首先，如果说16世纪天学实践者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消除或减少对预言的质疑 ─包括近期内天文事件和人类事件的发生，包括世界末日的到来 ─那么，1543年《天球运行论》发表之后，他们就要考虑，行星重新排序，能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事实上，哥白尼重建的秩序，远非唯一可以用来说服人们接受占星术的工具。而且很快人们就发现，很多人并没有关注他的行星秩序，倒是把他的行星模型当成制作新的星表的依据。总之，16世纪见证了多种多样试图解决占星预言问题的方法，但每一种都被这样那样的难点所困扰。不仅如此，全新的日静学说本身甚至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因为它招致了新的反对和批判，其中一些相当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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