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成员，研究聚焦于现代文明的诞生和俄罗斯近现代史。
1976年，两名大学辍学生——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在乔布斯父母家的车库里成立了一家公司，其创业资本来自卖掉一辆二手大众牌小面包车和两台惠普计算器的收入。4年后，他们实现了自福特汽车在1956年上市之后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那一天，他们让自己和其他300名投资者一起成为百万富翁。他们的公司——苹果公司，是个人电脑生产的先驱，苹果II型计算机（1977）价格便宜，采用人性化设计，体积小但功能强大，便于使用，带有高分辨率的彩色图形界面、软盘驱动器、键盘和内置软件。第二年，IBM成功地挑战苹果公司在个人电脑市场中的统治地位。然而苹果公司的这两位远见者——富有魅力的乔布斯和内向又杰出的工程师与发明家沃兹尼亚克，两个天生顽皮的人——改变了整个技术世界，赋予每个普通人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不是IBM这样的大公司，而是两个年轻的计算机天才。从一开始，创新就在人类进步中起关键作用。从学会用火到互联网络，对于持续变化的环境的不断努力适应让人类不断增加自己的掌控力。在每一个事例中，我们知识宝库中的财富都得以增加。早期人类用事例和随着进化带来的心智能力提高而逐渐发展的语言手段相互教导。我们更近一些的祖先则学会计数、书写文字、组建远距离贸易网络、进行哲学探讨、建立与超越性实在的联系。从所有这些努力中，他们建立起描述、解释、论断、预言、劝诫以及他们觉得有价值的知识纲要。然而，人们有时没能保存这些财富，有时创新的脚步停滞不前。
《现代西方的兴起》
【美】乔纳森·戴利 著
新经典文化 出品
2021年4月
伟大的文明之所以能够繁盛，是因为它们发展出重要的技能或掌握强有力的知识，而导致它们衰落或停滞不前的原因，则是无法适应新环境。而且最强有力的知识未必就是最复杂或最深刻的。当蒙古人在1258年劫掠巴格达时，他们所掌握的各方面知识与技能远不如被征服者，除了骑术与作战。人类发展并无一个清晰的模式可循。任何领域的知识或行动都有可能是进步的关键。因此，在所有方向追求知识都会对社会带来益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与其他相似社会形态相比，那些在最大程度上鼓励学术追求、信息分享、人际交流、反思、出版、科学研究和学术调查的社会注定能够实现更多创新、更高生活水平和更强的实力积聚。苹果公司并非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成立于车库的大公司，半个世纪前，比尔·休利特与戴维·帕卡德在帕卡德的车库里成立了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之一的惠普公司。其他许多创业家也遵循他们的脚步。比尔·盖茨在大学期间退学创业，继续自己十几岁时的梦想。事实上，整个互联网革命就是由那些资本不足却又极具发明性的创业家想出各种利用信息技术的力量与前景而催生的。更近一些的例子包括谢尔盖·布林与拉里·佩奇搭档——他们大学毕业，但从博士课程中休学——开发出世界上最强大的信息处理系统——谷歌。布林在少年时代离开苏联，如果他留在自己父母所在的祖国，几乎可以确定不可能帮助建立这个影响深远的公司。苏联或俄国并不缺乏天才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头脑，但不幸的是，那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常常让它们难以开花结果。所有这些网络创业者都有与爱迪生在天才、恒心和个人动力方面的相似之处，但与爱迪生不同的是他们都接受过更高层次的正式教育，而且在大多数事例中，他们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同样，就像当年激励爱迪生的拓荒精神，类似乔布斯这样的创业者受到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反文化运动影响。许多当时的“计算机天才”希望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转化世界，赋予每个个体更多权利，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藩篱，带来社会政治革命，给穷人、普通劳工、老年人、学生和少数人群以力量。许多程序员不断设计开源程序，开放给所有用户免费使用，最终互联网络平台将变成公共服务平台，无所不包且极其强大的维基百科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和其他计算机产业的先驱带来的革命实现甚至超越所有这些目标。作为以营利为目标的生意，信息技术超越最大胆的梦想家的梦想。同时，任何普通人，只要能连上互联网，就能接触比过去最伟大学者所了解的多得多的知识内容。对于知识或至少是信息的如此巨大的掌控能力是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巅峰。从12世纪时的法学纲要，到13世纪时的神学和哲学总结；从15世纪时覆盖了所有能够被想象得到的主题的机械印刷书籍到一个世纪后专门化的手册和论文集；从17世纪时以数学语言进行的科学研究到18世纪时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和报纸，再到近200年来建造机器以利用自然力量所凭借的科学与技术知识——西方的崛起就是一场1000年来信息流动越来越顺畅的革命进程。这场革命推动着越来越多的技术突破。除了各个领域的科学家拥有不断增长的计算能力来处理实验数据并验证假说，有些研究领域还开始出现类似于信息技术本身的加速变革。科学家用了7年半完成人类基因组第一个1%的测序，但剩下的99%只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引起艾滋病的HIV逆转录病毒测序花了5年时间，而SARS病毒测序则只用了31天。换句话说，技术进步已经呈指数增长。信息革命改变了人们生活大大小小各个方面。任何拥有摄像机——甚至那些自带摄像功能的手机——的人都能获得爆炸性的新闻故事，并且能够通过将其上传到网络上影响政治进程。现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能够利用网络连接在家工作，实现“远程办公”。雇主，尤其在西欧地区，愿意与雇员达成“弹性工作时间”的协议。强大而廉价的计算机让人们更容易成为自由职业者，并因此获得更多自主，更好地把控自己的生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甚至就在今天的地球大多数地方，一个人的出身、部落、家庭地位、性别和大量传统和社会规范规定了其生活轨迹的界限。尽管有着这些障碍，人们还是成就了许多伟业，许多人无疑完全实现了自己的潜能。然而现代西方所提供的条件和可能性让与从前相比的更多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类似谢尔盖·布林那样的例子。1946年到2009年间美国有62名移民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他们留在自己的祖国，其中有多少人能获得如此成就？当然，美国大量的研究经费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样重要的是数量众多的各种研究机会。2005年到2009年间，（总数为37人中的）21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主要研究工作在美国完成。这21位得主在18个不同机构中工作，包括7所公立大学（位于5个州里）、7所私立大学、2所公立研究院和2家私立实验室。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提供哪怕四分之一数量的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有众多特质能够帮助解释西方文明在过去1000年中所展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和令人惊异的成就，如果一定要在其中找出一条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分权大概是最保险的答案。我所指的不仅仅是政治或政府权威，还同样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威。如果要换一种方式来阐述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说西方展现了无比广泛和有效的对个人奋斗的推崇。人类历史上所有大大小小的文明的中央权威都有能力推进巨大和复杂的计划——埃及和阿兹特克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和郑和舰队、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或伊斯兰世界在地域辽阔区域中保持的宗教统一。然而，只有西方文化，主要通过个人奋斗和企业努力实现了同样大规模的目标。人们可以举出各种例子：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印刷革命、成立难以计数的宗教组织、结出非凡硕果的科学技术合作、工业革命、铺设覆盖整个地球的电话与电报网、搭建连结这个星球上每一座城市和村镇的商业贸易网络。世界体系论者强调此类活动需要公共与私人的通力合作，甚至需要私人利益笼络国家机关。这一说法或许在不少例子中都能应验。然而，就像受人尊敬的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所指出的，英国政府在推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就算是在西方国家驱动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建造德国铁路系统——中，私有动机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没有一种其他文明具备比西方文明更好地实现个人自我表达的能力。历史上两个广泛发生的进展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缺乏中央控制。首先，罗马陷落后，没有任何统治者建立起长期政治支配；其次，整个西方的个人、社区、社团、机构和社会成为对抗军阀主义、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秩序堡垒和行动者，带来政治上的相持以及权力相当程度上的平衡和牵制。其后果就是，没有一个欧洲政治实体能够完全控制整个社会。导致欧洲政治势力平衡的因素有十余种之多：中世纪带来教会与国家争夺道德权威的斗争、半自治状态的城镇社区的出现，以及步兵革命带给之前较弱小政治参与者更强的实力；进入近代后有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跨国公司的出现和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现代社会则给独立运动和自我管制斗争带来哲学上的曙光、自我组织的社团与政党大量涌现、旨在改造世界的社会运动、极其高效的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以及独立的创业者收获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机器和新系统——直到今天，互联网空前活跃并在西方国家大体上摆脱中央控制。在几百年时间里，换句话说，西方社会的十几种离心力量给数以百万计的人进行创新和自我实现的巨大机会。公元1000年后的500年时间里，欧洲人从伟大的欧亚文明中学得宝贵的知识和智慧。随后几百年里，全世界几乎所有重要技术创新都来自西方。非西方文化并非完全没有开发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效和理性的发展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就举出过许多过去文明中有见地的历史人物。只是现代西方非凡成就的光芒似乎完全掩盖了他们。然而，在最近大约半个世纪时间里，天平再一次发生转移，虽然较为缓慢。战后的日本在相当程度上完成西方化，它的创业者开始通过“精益制造”、消费品的超高质量，以及技术突破等方式挑战西方制造业。通过将人数高达一亿的新顾客和潜在创新者带入与发达国家的对话之中，此类交流与相互影响为两种文化都带来益处。现在，随着我们进入第三个千年，又有20亿到30亿人口准备将自己的才干、努力、创造性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投入到寻求更高效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全球努力之中。整个世界将从中获益。2006年到2008年间，位列《金融时报》世界500强名单的巴西、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数目就从15跃升到62。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如此巨大，它们的人才储备如此丰富，西方跨国公司争先恐后地进入那里，不仅开设工厂，更建立几十个巨大的研发中心和分部，雇用几十万“脑力劳动者”，甚至还将全球总部移往那里——例如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思科东方。这些国家的创业者和创新家开发出全新的商业实践、适应或改进西方模式、发明新技术，或改善现有技术。这样的借鉴（就像西方早期对其他文明所做的）能让这些社会实现“跨阶段发展”，今天正让中国实现历史上最快速度的经济增长。如此广泛的合作显然是导致近来军事冲突减少的因素之一，乔舒亚·戈登斯坦认为现在的武装冲突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他还举出另外几个原因，包括冷战结束、民主化制度的传播，以及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成功努力。同样重要的还包括西方对战争态度的改变。大多数欧洲人拒绝接受利用战争作为“与其他方式混合的政治交往之延续”的想法，该说法出自常常被错误引用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事实上欧洲人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所有西方人民都变得不那么好战，并且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显得更人道。任何一个因素和生命形式的改变或破坏会自动对其他许多甚至全部带来影响，虽然有时候不会被迅速察觉。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生态模型或许也是研究人类发展和交流的最佳工具。前言中已经提到，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因素包括：它与环境的自然交流，通过自己对外界影响不同寻常的开放态度，以及允许个体和社群在其界限之内以比其他文明所允许的更彻底程度表达自身的创造潜能，它注重发展个人权利与自由，演化出民族容忍，强调法律规则，发展政治参与和自我管理制度，赋予个人与社团精神权威，创建积累和分享信息的机制和程序，以及其他一系列分权方式。我以为，正是这些特点，也只有这些特点，才能解释现代西方社会的成功。这些特性为什么能够出现，又是如何出现的呢？考虑到基督教信仰在西方文明中深刻的核心地位，我们一直猜测它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我们在这整本书中所展示的，基督教信仰、精神运动和宗教组织贡献巨大，但其贡献往往体现在它们带来的重要抗争以及催生的今天大多数人认为是西方繁荣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容忍、开放、创新精神、坚信个体的神圣价值，以及对与科学和经验相合的真理的追求。这些西方价值观现在被牢固地建立在各种制度里——宪法、独立司法体系、分权与制衡、法治、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和代议民主制度——保护着个人与社群的权利以及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自由企业系统的出现部分归功于上述价值观和制度的确立，也让社会“家庭化”成为可能，并招安了许多原本最严厉的批评家。然而并非每一个激进者都能被驯化。希特勒就充分利用西方制度，完全颠覆西方价值观。避免此类陷阱并维护非同凡响的西方绿洲无疑需要一个比良好的制度与价值观更牢固的基石。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和哲学学生，我对于过往的解释受隐藏其下的历史哲学所指引，这也是每一个历史学者都具有的特征，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相信自己的哲学观应该符合三条标准。它不能与科学或人类经验相冲突（因此必须是自洽的），必须赋予所有事物特别是所有生命以内在价值（因此是完全或普遍的），还必须让人类所提出的关于自身在世界位置这一最大道德和哲学问题有个合理答案（因此形而上）。作为历史学者，倡导某一哲学或宗教观点非我的本职，但我觉得对下述问题做些讨论还是合适的，这个重要问题就是，如果没有某种方式能够使以下三个根本方面自洽，人类文明是否还能持续繁荣：我们对生命意义无法逃避的信仰，我们关于所有自然物——特别是有生命之物——具备内在价值并值得被保护的道德直觉，以及最终我们应该持续对万事万物进行理性探索。我们从犹太－基督教和希腊传统中继承了这些价值观和理念，作为一个文明，这些信念存在了数百年。如果没有一个自洽的宗教和哲学视野，西方还有没有可能获得在可持续框架下发展所需要的激励和支持？近年来，学者激烈地辩论当今哪个全球性的力量中心能够在这个正在出现的多极世界中获得（或重拾）霸权（不过有些思想家认为一个“去西方化”进程将会导致权力的急剧去中心化）。主要候选人包括美国、欧盟和中国。然而，每一个竞争者都有各自严重的问题需要面对。对每个竞争者来说，想要保持当前地位或甚至获得进一步成功和富足都不是确定无疑之事。如果各世界大型经济体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个体和集体能动性、自我表达能力、创新和想象力的环境，其自身和实际上整个人类文明都能获得最大程度的繁荣。因此，如果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能保持、采纳、适应或改写西方的成功经验——分权、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追求所有形式的真理、容忍差异、法治、尊重财产、对创新保持开放心态以及对获取信息与知识不施加限制，哪个国家或地区成为领头者或统治者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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