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社会：法国大革命及其后｜乔纳森·德瓦尔德
1789年，最大的、最主要的欧洲国家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冲击。由于担负着一个世纪的战争带来的沉重债务，法国国王遇到了一场财政危机，这场危机使他的政府有无法运转的危险。为了应付危机，显然要求国王重组政府并将新的负担强加在他的臣民身上，但是，他无法使自己做出这些决定。这样做会破坏他最迫切的需要，即恢复公共信用——和银行家们再次愿意把更多的钱借给他的政府。于是，在国王的命令下，1789年5月4日，法国人民的1248名代表开始在凡尔赛开会。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必须做出重大的宪政改革，以结束政府的困境，但是，没有多少观察家期望三级会议改造法国政府或社会。
当然，三级会议的召开最终还是迅速引起了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根本性变化。1789年以后整整一代法国人经历了革命。君主制和天主教会先是被改造，然后被废除了；1793年到1794年，国王和王后遭到审判和处决。贵族遇到了类似的灾难。附属于贵族身份的特权几乎立即被废除了，身份本身不久之后也消失了；大量贵族自愿过上了流亡生活，政府逮捕了其他贵族，因为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似乎值得怀疑；法国贵族从中获益的一些财产形式被废除了，政府没收了属于可疑者和流亡者的土地。
大革命的影响也不仅仅限于法国。从1792年以来，革命的法国发现自己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法国军队的胜利，将革命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带到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到1799年，法国控制了低地国家、莱茵兰和意大利的大部；1808年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傀儡国家。在法国人到达之前，西班牙政府早已开始了土地改革的工作，目的是打破贵族和教会占有的大地产——这证明，甚至抵抗法国的国家，也发现自己受到了法国这个榜样的影响。面对有效地组织起来抗击法国的需要，以及某种程度上在法国的直接压力下，德意志各邦也必须以新的方式将自己组织起来。在1805年以后的10年中，德意志诸侯制订了一系列成文法，第一次将公民权利写入了法典，第一次减小了他们之间的不平等。这些法律中的大多数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他们的流动机会，减轻了庄园义务。德意志两个较大的、较有影响的邦——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在同样的年代里结束了农奴制。普鲁士首相描述了他的政府做出这些让步的背景：许多地主，他解释说，“说自动让步要比被迫牺牲一切好……可怕的后果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平民……将事情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的话。”
因此，法国大革命开辟了贵族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欧洲。1789年以后，贵族的历史（及他们的成功）在继续，但是条件完全不同了。如今，贵族在同其他社会集团打交道时，拥有的优势更少了，而且他们周围的社会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对这项研究而言，大革命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最简单的问题是大革命对贵族的直接影响。贵族遭受的经济和个人损失严重到什么程度？1815年，君主制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复辟时，贵族保留了什么？更为复杂的问题集中在针对贵族的革命愤慨的程度和根源上。为什么这个阶层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如此厌恶？革命愤慨反映了18世纪社会中的深层次感情？还是起源于革命本身的意外事件？对于认识18世纪贵族与其周围社会的关系而言，对大革命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三级会议的召开，贵族在法国社会中的困难处境变得明朗化了。早在关于法国政治前途的激烈冲突开始之前，受到广泛追随的作家们就要求消灭贵族。也许最强烈的这种要求，出自这些特权者中的一位。他就是西哀耶斯神甫，他是一个教士因而也是第一等级的成员，但他还是一位为第三等级辩护的卓越的政治作家。他的著名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实际上是一部小书，表明了在走向大革命的几个月里的政治辩论的高水平和所涉及的问题的严肃性。但是，抛开它的形式，西哀耶斯的思想是激进的。他认为，法国贵族是寄生虫，他们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却占有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和荣誉。他们的消灭会使法国强大，而不会削弱法国。真正的国民是第三等级，只有这种国民才能生产产品并发挥它的能力。《第三等级是什么？》用一个热烈的号召而告结束。贵族必须做出选择，是让自己被并入到第三等级中，还是面对被暴力消灭的命运；他们是要被消灭的一种疾病。“贵族终究不是我们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会是国家的‘负担’，但不会是她的组成部分”，西哀耶斯指出。他的观点扭转了贵族自己喜欢的一个主张，即认为自己是一个与其他法国人不同的种族，是日耳曼征服者的后代。他写道，“贵族是我们当中的外国人”。
通过否定通行的社会安排，《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定会令同时代的人吃惊。因为这本书宣扬了在特定的社会斗争环境中的正当性，它还强烈要求把一个大的社会集团从国家中开除出去；实际上它宣布，贵族从来不属于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也没有任何权利。这本书的激烈程度更加令人吃惊，因为它是以学术书籍的形式发表的，而且出于一个并不是极端革命的人之手。在后来的10年里，西哀耶斯将在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恢复独裁政府和贵族体制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即使在大革命的最初几年里，他也表现出温和派的形象。如果西哀耶斯这样的人能够表现出对贵族的强烈愤恨，那么1789年的敌对行动一定有着深刻的根源。这本书及其作者的成功表明，事情确实如此：1789年这本书的几个版本都销售一空，西哀耶斯成为仅有的3名被选为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中的代表的教士之一。显然，他的思想在1789年早期有着广泛的影响。
事实上，在有教养的公共舆论的积极赞许下，三级会议几乎在会议召开后立即将西哀耶斯的观点付诸实施。在召集三级会议时，国王一直遵循将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的做法，因为这已为人们熟知近八个世纪了。这就是第一等级教士、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平民。作为对中间阶层的观点的让步，国王同意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是另两个等级代表名额的一倍，但是，他坚持每个等级分别开会，并且按照等级投票：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各有一票，以确保没有至少一个特权等级的同意，就不能通过议案。但是，即使宣布这些安排，也激起了中间阶层的愤慨，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完全拒绝听从国王的宪政指令。在三级会议被社会等级分裂的情况下，他们坚持召开具有同等代表权的单独会议。他们要成立全新的东西，即国民制宪议会，他们的这个组织体现了政治权利和社会组织平等的思想。由于一直同国王紧张对抗，他们胜利了。无论情愿与否，特权等级的代表被迫按照这些条件参加会议。实际上，代表们实行了西哀耶斯的计划，将特权者淹没在平等的国民之中。贵族不再是法国政体的一个根本因素了；一个平等的公民权利观念取代了它。
在三个月里，对特权的废除走得更远。在1789年8月4日晚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上，国民议会废除了大多数外在的贵族标志，并且废除了长期以来一直与之相伴的诸多特权和地位。庄园主的权力消失了，贵族的农村领导权的这一最生动的表现形式宣告结束；他们的政治权力的基本形式买卖官职和买卖军事职务亦走到了尽头。如果将三个不同的等级并入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标志着贵族作为一个宪政观念的终结，那么，8月4日之夜则标志着贵族在日常生活中的末日。代表们废除了特权，废除了使贵族作为18世纪生动现实的几千个现实的和可能的权利。8月4日之后，贵族不再是一个可以看到的现实了——至少官方法规这样规定。1790年6月，国民议会采取了最后一个步骤，废除了作为社会地位的贵族本身。
在这场关于公民权利和社会的观念革命之上，1789年的夏天很快出现了实际的革命——用行动表达了三级会议的代表们在法律和理论上确立起来的对差别的厌恶。在一些农村地区，群众举行了暴动，攻击贵族的庄园，焚毁了文件和一些房子。但是，最重要的事件出现在巴黎，那里的一大批群众包围并最终占领了位于这个城市东郊的最大皇家监狱巴士底。在胜利之后，他们处死了两个著名的贵族，一个是守卫这座监狱的军官，一个是这座城市的王室官员，然后肢解了他们的尸体；群众将这两个人的头颅挑在枪尖上在街上游行。这是一个令当时整个欧洲的人都感到震惊的事件，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的时代是一个文明、进步和秩序的时代。暴力犯罪减少了，暴力反抗斗争也变得比前几个世纪大为稀少了。没有人希望在这个大陆上最文明的一个国家看到对令人尊敬的人物的野蛮肢解。强大的、出人意料的政治力量突然出现了。
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1789年的夏天都标志着对贵族本身的敌视的爆发。国王原本希望进行政治改革，这会使他的政府向社会精英征税并且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法国中间阶层的代表们，带着他们对其使命的完全不同的认识，来到了凡尔赛。从一开始，他们就试图根除贵族在法国政体中的特权地位。1789年夏天的民众暴力行为，更加坚定了对差别极大的社会安排的这一看法。这将是一场关于特权地位和社会差别、关于贵族自身存在的革命。中间阶层的代表们甚至在到达三级会议之前，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种激进主义来自哪里？也许不是来自下层，不是来自构成法国社会大多数的工农大众。一些农民反抗标志着这场革命的早期阶段，少数贵族的住宅被焚烧。但是，这些偶然事件远远不是史学家们一度认为的那么多。事实上，革命期间大多数农民的活动是直接针对革命而不是针对贵族的，因为村民们试图恢复天主教会，并且抵制革命的税收政策。中间阶层的社会经历，也许更能说明1789年的事情。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冷落和排斥，是旧制度下社会中的一个共同经历。18世纪晚期的法规，把平民拒斥在某些工作以外，并且使他们难以获得其他工作。有野心的局外人可能在利用18世纪社会的开放性方面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许多人无法做到这一点。德国小说家歌德在描述他的主人公维特出席一个地方贵族的聚会时，明显是代表他那一代的许多人在讲话。平民维特有着强烈的自尊意识，但是，当贵族们拒绝把他作为一个地位平等的人来接受时，他感到了无法忍受的屈辱。
但是，对中间阶层的愤怒的强调，妨碍我们观察对贵族的这一攻击的思想基础——同样也妨碍我们注意到，许多贵族分享了由第三等级提出的政治哲学这一事实。西哀耶斯本人（我们已经看到）属于第一等级；而且在8月4日夜间领导废除贵族特权的那些人中，有许多人出身高级贵族。这些人物试图按照全欧洲的进步改革家们的方法，重塑贵族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在德国、西班牙、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贵族集团参与了通过减轻社会差别的压力来改良其社会的工作。在大革命前的10年里，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约瑟夫二世（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弟），在意大利和中欧实行了引人注目的改革。他在大部分领土上消灭了农奴制，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利，取消了他们的经济特权。同样重要的是，他试图促进贵族和平民的社会融合，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皇家花园，请平民到他的舞厅跳舞。他宣称，“对于工业，对于商业，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由更为必要，没有任何东西比特权和垄断更为有害。”18世纪80年代，所有社会阶层的富有头脑的成员，似乎都同意，必须取消贵族的特权，并使他们成为更为广泛的社会的成员。
看来，在1789年愤怒并没有哲学重要——尽管也确实存在大量的愤怒。正如开明的贵族和平民都指出的那样，特权阻挡了社会进步的道路。他们认为，法国贵族应该成为更广泛的社会精英的核心，他们的优势应当建立在优越的财富、趣味和能力的基础上，而不应当建立在与其出身相适应的不合理的特权基础之上。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欧洲，事实上贵族正在接近这一社会理想。西哀耶斯这样的作家们告诉贵族，他们只能在这些方面保住他们的领导权——许多贵族也赞成：在发展一个新的自由制度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革命实践的进程引发了对将贵族融入社会的可能性的更强烈的怀疑。从一开始，参加三级会议的贵族们，就按照加深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疏远的方式来行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服装，甚至他们的社交习惯——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和第三等级的距离。甚至在参加国民议会之后，贵族仍然实行特殊的投票方式，他们很快组成了一个致力于保护其利益的政治俱乐部。1789年，一些非常惹人注目的贵族离开了法国，在比利时和莱茵兰安顿下来，并公开谴责大革命。几千名其他贵族在其后的三年里追随他们而去。他们游说各大国对法国发动战争；当战争于1792年爆发时，许多贵族加入了外国军队。面对明显情愿背叛自己国家的贵族阶层，革命者自身的话语相应地变得更为激烈。到1793年，许多革命政治家认为，贵族的腐败太严重了，没有任何善良的行动能对此做出补偿：“这是一个幻想……相信平等会打动一个从生下来就学会把他的同伴看做驮畜的人的灵魂。”其他人把贵族的罪行归于出身本身：“他们的心从生下来就是冷酷的”，另一个主要的雅各宾党人断定。这些陈述暗示，即使细致深入的政治再教育，也无法使贵族成为民主社会中的受欢迎的成员。与这些敌人不可能达成和解。
因此，战争开启了一个野蛮攻击贵族的时代，这种攻击甚至波及到那些安静地待在家中并且支持革命的贵族。所有的头衔都消失了；“贵族”成为一种政治谴责，它意味着对大革命的反对，意味着颠覆的威胁；旧社会的象征被根除了，那些墨守这些象征的人，虽然他们看上去可能没有危害，都遭到逮捕和审判。在法国北部的一个村子，一个坚持穿缀有银扣子的上衣、穷困潦倒的庄园猎场看守人，在1794年被逮捕了——并且作为大革命的一个贵族敌人处死了。类似的事件出现于法国各地。没有危险的寡妇、杰出的地方法官、忠诚的乡村绅士——所有这些人都发现，他们因为其象征性地或真正地依恋于旧的社会秩序而受到怀疑。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旧制度的高等法院的近一半成员被作为贵族而加以逮捕和处决，虽然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789年之前拥护自由的观点。
与反对象征性敌人的行动并行的，是反对大革命的公开承认的敌人即流亡者的行动。到1792年，贵族已经可以自由地出入法国边界——他们也可以转移流亡生活所需的资金。战争使这一自由消失了，并且使流亡者被看做是明显的国家敌人。与这一新的怀疑相协调，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且开始把它们拍卖掉。他们的亲属遭到了怀疑，并开始遭到逮捕。对于出国旅行实施了更加严密的控制，从而使移民更加困难。一种新的护照和身份证控制制度，甚至使在法国国内的流动也成了问题——当地的仇人可以轻易地置右翼贵族于险地。大革命对贵族的攻击是可怕的，这部分是因为它们的不公正性。即使按照革命当局制定的条件，他们的行为也伤害了许多基本无辜的人。
然而，革命暴力的局限也要加以强调。只有约70％的贵族移居国外并因此使其财产遭到没收——可是，这一数字中还包括了比例很高的极为显赫的家族。受到革命法庭审判的贵族更少；在整个农村，约1200名贵族在大革命的进程中被处死，约占这个阶层的1％。这意味着广泛的地区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审判和处决。在辽阔而富裕的弗朗什—孔泰省，26名贵族被处决了，这是革命的不公正的惊人例证，但对整个贵族阶层而言，这只是个小小的打击。可以肯定的是，数量不成比例的贵族受到了革命审判的影响——但是，事实上这一制度的典型受害者是农民，贵族中的大部分都设法逃脱了大革命的直接暴力。即使财产遭到没收的家族，在保护其财产上也表现出惊人的内行。财产被移交给亲属或谨慎周到的出面人物，有些贵族精明地运用继承法，把财产和有政治危险的流亡者分开。有些家族有损失，但是大多数家族可能并没有损失——而且无论如何，1825年实行了巨额赔偿，当时，由路易十六的兄弟领导的新保皇派政府，拨出款项，赔偿他们的损失。
在其他方面也如此，法国大多数省份的大革命经历远比巴黎温和。在许多村庄，直到1791年，贵族还在平静地征收庄园费（理论上这项费用已于1789年8月4日废除了）。甚至更习以为常的是，贵族还在享受他们长期要求的服从和尊敬。他们要求的优越的许多标志已被废除了，但是他们保住了作为地方领袖的地位，并且轻松地进入了革命立法机关设立的政府机构。部分由于他们对君主专制的疑虑，部分由于他们对财产所有者权利的相信，早期的革命党人提高了地方名人的作用。作为拥有地方优势的重要地主，许多贵族发现自己处于新的地方政治领袖的地位，说它新只是因为地方职务在过去的制度中特别少；地方名人的这种优势一直是大革命的一份永久遗产，虽然所有的政体变化都始于1789年。这里还存在着其他补偿。1790年，革命政府开始出售过去属于天主教会的土地，作为其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努力的一部分。像其他富有的法国人一样，贵族认识到教会土地是便宜货，许多人买了这种教会土地。大革命在让贵族付出代价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好处。
1794年的夏天之后，革命暴力的威胁很快消失了。至此，各个阶层的法国人开始认识到革命审判的暴虐，7月，大多数激进的革命领导人自己遭到了逮捕、审判和处决（全在24小时之内）。对此前两年的极端暴力的嫌恶发挥了作用，对新社会的未来的日渐增长的信心也起了作用。法国军队和行政机关驳斥了对贵族欧洲的期望，事实表明，新政府会比旧政府更强大、各有效率。革命的成功使贵族看上去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不那么必要——对社会也不那么危险了。似乎现在可以和解了，因为新社会显然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流亡者开始缓慢地回到了法国，少数回归者大约出现在1795年之后，更多的回归者出现在1799年拿破仑攫取权力之后，用一个从新秩序中获得可观好处的女贵族的话说，出现在拿破仑“重新对贵族打开法国大门”之后。
我们不应当低估流亡者和其他贵族遭到的损失。贵族们发现有些形式的财产完全丧失了。许多家族在旧制度下占有官员的位置，大革命没有做任何补偿就废除了这些权利。大多数贵族家族拥有一些封建权益（也废除了），而且对有些家族而言，这些收益占家族收入的重要部分。在革命的立法下，财产丧失了，其他经济利益也丧失了。不能再指望从政府那里获得年金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了，就像旧制度下高级贵族经历过的那样；庄园主也不再能从封建法提供给旧制度下的领主的好处中获益了。其他财产保留了下来，但是，极易受到大革命必然带来的经济冲击的伤害。周期性的高通货膨胀，破坏了贵族持有的公债和其他证券的价值。当然，这一进程有两方面的作用：贵族们发现，随着货币失去其价值，他们自己的债务也消失了。但这一平衡是反向的，尤其从18世纪末以来，许多贵族过分依赖于把借贷作为收入的一个来源。大革命给所有大地主带来的税收负担高于贵族们在旧制度下的负担。即使被短期没收的财产，也遭到了巨大的毁坏。家具被损坏或丢失了，建筑变成了废墟，土地荒芜了。近十年的荒芜对农村和城市财产造成极大破坏。
这些损失是实际情况，并且对贵族财政造成了长久的影响。许多贵族家族再未重新获得他们在18世纪曾经拥有的经济力量——这种力量部分源于他们在诸如税收、遗产和同政府官员的联系之类的事情上所拥有的、超出平民竞争者之上的优势。但是，生存仍然是贵族大革命经历中最重要的事实。大多数贵族避过了流亡和入狱。少数遭到这些不幸的贵族，设法运用机敏的法律手段保住他们的财产，而且最终得到了对他们遭受的损失的补偿。1815年以后，贵族不再把自己看做是法国或欧洲的毫无异议的领导者了。但是，他们仍然富有、有影响，足以在19世纪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发挥大的作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法国大革命完成了本书试图粗略勾勒的长期的变迁过程。这一变迁进程没有毁灭贵族，但是，它消除了将贵族与其社会中其他富有而有强大的成员分隔开来的最后的实质性差异。这一变迁使得贵族摇身一变，成了欧洲社会更广泛意义上的统治阶级的诸多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贵族没有了许多长期存在的经济和心理支持，不得不遵守新的社会秩序的准则。这是一些全新的条件，尤其是因为这其中包括了贵族在1789年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因素。他们在大革命中的遭遇，使富有的男男女女相信，群众运动会再次威胁他们的福祉。这种恐惧波及到整个欧洲，有证据表明，即使在那些避免了革命的国家，这种恐惧仍然存在。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显赫的英国贵族出售了他们在伦敦的财产，因为害怕正在上升的政治压力会破坏它们的价值。
然而，这些焦虑并不像它们在当时人看来的那么新，因为贵族从未像保守派后来想象的那么一致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贵族一直是欧洲社会中的一个人为因素，它的古老起源和公共服务的主张明显是错误的。当时的人们能够在他们的身边看到新家族的兴起和旧家族的消失；他们知道，大多数家族并不是中世纪征服者的后代。对这种模糊的不稳定的意识而言，近代早期出现了更进一步的挑战。像伊拉斯莫这样的知识分子对贵族声称他们通过作战而服务社会的主张提出了质疑。官僚贵族的兴起树立了另一种贵族类型，它的基础是知识与和平地执行管理职责——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成就而不是家族遗传。富裕贵族和穷贵族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而且由于阶层内部的相互援助的削弱，渐渐地，穷贵族完全退出了这个阶层。18世纪的贵族阶层实际上是个规模非常小的集团，大概有其中世纪前辈数量的一半左右。
就此而言，1789年以前，贵族被吸纳到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统治阶级的过程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在整个近代早期，在没有大量财富的情况下，要保住贵族地位已经变得日益困难了。欧洲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穷贵族，事实上穷贵族构成了这个阶层的大多数。16世纪，这些人可以得到令人尊敬的社会角色，即充当大贵族的侍从。然而，曾经作为社会功能的一个正常方面的侍从，到1700年在这个社会阶层中却开始显得矛盾了。穷贵族生存了下来，但是，他们遭到了来自周围社会的日益增多的嘲笑。最令他们痛苦的是，富裕贵族加入了嘲笑者的行列，并且清楚地表示，他们宁可与有才能而又富裕的平民为伍，也不愿与无知的乡村绅士为伍。
贵族的这一分裂，部分反映了近代早期的文化变迁。在宗教改革家们和新的政治需要的影响下，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如果贵族要在宫廷露面或得到行政职务，即使他们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军事将领，他们也必须使自己接受教育。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了惊人的成功。17世纪的欧洲文化带有此前没有过的贵族的和宫廷的调子。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欧洲文化的领导角色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受过大学教育的神学家和伊拉斯莫这样的讲拉丁语的人文主义者来扮演。相反，17、18世纪的这一殊荣，给予了贵族业余爱好者，给予了这些避免了专业教育的愚蠢影响的、既有鉴赏力又有能力的男男女女。随着欧洲上层文化由拉丁语转向民族语言，这些人发挥的作用也在日渐增大。人们开始相信，贵族能够创作诗歌、小说和散文，他们也会对其他人的努力做出有见地的评价。他们紧紧追逐其他艺术，一小批有影响的人甚至试图在建筑上一试身手。
在当时文化中的这种关键作用，证明了贵族对近代早期的变迁的适应能力。但是，文化适应也同时带来了贵族阶层内部的新的分化。接近文化的权利是要付出代价的，它既需要教育，也需要对宫廷和城市的时尚的熟悉。它将穷贵族和乡绅排除在外，而且使得这一排斥公开化了。另外，正像文化活动扩大了富裕贵族和穷贵族的差距一样，它也在富裕贵族和有能力的平民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虽然社会界线在18世纪的沙龙和学术研究会中仍然是重要的，但是，这些组织正式提出了向有能力者开放的思想。这就是高级贵族和专业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们混在一起的背景。落后的贵族在这里没有位置。
本书描述的其他变迁，也向同一个方向演变。特殊形式的贵族财产在近代早期渐趋衰败。领地，这种将经济价值和公共权威结合起来的土地财产形式，瓦解得最迅速。尽管欧洲各地有着制度上的多样性，但是，各地的贵族地主都成为更加纯粹的经济上的行动者，他们的收入依赖于出售其土地上的产品。1600年以后，土地本身也失去了它的某些中心地位。另外的收入来源变得多起来，而且非专业人士也更易于获得这些收入。因此，1700年以后绝不能肯定贵族就是地主；在许多地区，即使贵族在乡下有自己的地产，下人们也反对他住在那里。从经济上来说（正如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中），贵族变得和其他社会集团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实际上，18世纪的贵族话语赞美这一相似，赞扬商业活动，并表现出对从事商业工作的年轻贵族的赞同。
到18世纪，正在变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也在各种背景的富人当中形成了新的相似性，在贵族阶层自身内部造成了新的差别。16、17世纪的道德家们日益将绅士风度看做是行为和心理上的，而不是纯粹出身上的。他们教育欧洲人养成自我约束和清洁的习惯，并且提出了对个人隐私和情感自主的更大期望。从其含义来讲，这些忠告向将出身的卓越作为个人价值标志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它们表明了内在品质的重要性，这可能与身份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对家长权威的合法性提出了明确的质疑，这是贵族对社会其他人的权力的隐性基础。
最后，近代早期贵族遇到了政治权力的功能变迁。国家权力的扩张，也许是欧洲在这些年里经历的最大的社会变迁；而且国家的这一扩张影响到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类变迁中有许多是否定性的。贵族们发现，他们曾经享有的与其君王间的随意亲近遭到了排斥。在西欧，他们失去了曾经在农村行使的权力。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新的税收和法规。古老的贵族家族只得眼看着新的官僚和法官在16世纪一阵风似的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这些新人很快为自己赢得了财富和社会地位。他们向贵族的社会优越感提出了挑战，他们还向关于贵族性质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这是一些不作战的贵族，但是，他们拥有的权威比大多数投身行伍的贵族还要大。
贵族对近代早期的政府扩张做出了复杂的反应。许多贵族，包括一些最富裕和最显赫的贵族，做出的反应是敌视和周期性的暴力抗争。在16世纪的英国和法国、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政治史上，贵族的反抗占据了主要地位。出于他们对国家的正在扩张的权力的愤慨，一些贵族甚至表现出情愿鼓励农民进行反抗。看来，对中央权威的恼怒，比贵族对下层阶级的反抗的长期担心更为重要。
然而，这样做的贵族迟早还是加入了政府而不是继续反对政府，因为政府可以提供许多东西。那里有政府职务，要么担任官员，要么和贵族的古老传统保持一致，充当军人。那里有商业机会，因为政府出售土地、借贷，并和私人企业家签订合同收税。那里有生活在宫廷的兴奋，这在16、17世纪成了社会的焦点，对大贵族而言，那里还有以国王授予的年金和馈赠的形式而体现的直接经济扶持。也许最重要的是，那里有更加强大的政府的间接影响。在整个欧洲——在16世纪晚期的英国，1650年以后在大多数欧陆国家——更加强大的政府给农村带来了安宁。盗匪抢劫和私人战争消失了；国家间的战争还有，但对平民而言，其破坏性减小了。对地主而言，公共秩序的这一成绩意味着扩大了经济机会。它为农耕和市场的改进提供了必要的环境。贵族放弃了15、16世纪的闭关自守，因为他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依赖广泛的市场网络，而这些网络能发挥其作用，是由于政府成功地使欧洲社会保持稳定。
我们注意到，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从十字军时代以来，欧洲贵族在逐渐走向衰落。在重要的方面他显然是错误的。虽然数量起伏不定、成分日趋多样，贵族在整个近代早期还是变得更为富裕也更加强大，他们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也加深了。但是，从托克维尔的看法中也可以看出真相来。只有通过对近代化社会的不懈适应，贵族才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能够适应这一变迁。穷贵族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只能面临退出这个阶层的处境。其他人没有认识到他们周围的经济和政治潮流。在近代早期，贵族易于使自己处于破产境地，尤其是随着更多的消费品在1650年以后变得唾手可得；过分的政治野心也会导致被捕和处死——虽然作为这类政治牺牲品的家族，在保住财产和地位方面表现得特别成功。然而，即使对于成功的贵族而言，这种适应也要求变成某种新的东西。通过使自己适应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通过放弃组成其特殊身份的因素，欧洲贵族生存了下来。因此，在贵族史上出现了一个最终的悖论：通过这种放弃的过程，这个集团变得更强大了，与此同时，它日益融入了近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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