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通过亚洲认识中国
在这次报告中，我试图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谈“亚洲”，即“如何通过亚洲来认识中国”，或者说，从历史角度来看“亚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里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通过亚洲来认识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亚洲是一个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亚洲各国之间的彼此差异和相互认识的价值；第四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期待亚洲有一个同一性的共同体的话，恐怕这条道路还长得很。
一、 为什么要“通过亚洲认识中国”？
按照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说法，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标志，是“从天下到万国”。从以自我中心想象天下的“华夷观”中走出来，打消了盲目自大的近代中国，却逐渐养成了以西方为背景审视自身的习惯。“中”和“西”(或者“东”和“西”)，中国人一方面习惯地把自己看成“东方”的代表，一方面开始把“西方”作为认识自我的唯一镜子，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梁漱溟，无论是明清两代的“西学中源”说，晚清“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争论，五四“打倒孔家店”口号，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一直到80年代“文化热”，中国始终都是在西方这个尺度中被观看的，无论美丑妍媸，都来自那一面镜子。
不过现在想来，那面镜子尽管相当清晰，但我一直在想，恐怕仍然需要借助前后左右多面镜子映照，才能够看清中国的立体形象和细部特征。我是从事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在我看来，对于过去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本质上都是一种自我认识。今天，我想以“认识中国”为中心，把以往的认识中国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这一方面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的天下观念，另一方面形成以自身为天朝大国的朝贡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尽管实际的世界知识早已经超越了汉族中国，但是在观念的知识世界里面，中国人仍然习惯地想象一个处在天下之中的、很大很大的“中国”。
第二个阶段是“以西方为镜的时代”。我把晚明西洋人来到日本、中国和东南亚，看成是至今延续的这个“全球化”的开端。应该说，自从晚明，特别是晚清之后，在西方的冲击和比较下，中国人开始了对中国的重新认识，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种重新认识是以一个“西方”为基础的，都是在“西方”这一面镜子下的自我认识。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即我常说的“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大家都知道，一面镜子是不够的，我们会问，这面镜子是正确的镜子呢，还是一面哈哈镜呢？它是认识自己的唯一镜子吗？它难道能够全面地让我们自我认识吗？就像我们在理发室里修剪头发的时候，仅仅靠面前的那面镜子是不够的，还必须后面有镜子才能看到后脑勺一样，我们是否还需要一面或多面西方之外的镜子呢？过去，好像中国人很少有意识地从自己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等的视角，来观察和对比自己。其实，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对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看到自我的特征，而那些看似差异很小，甚至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不同国度的比较，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20世纪的第一年(1901)，梁启超曾在《中国史叙论》中说，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阶段。我倒想从“中国自我认识”的角度，把历史划分为三阶段，从中国认识中国，从西方认识中国，以及从亚洲再认识中国。
二、 “亚洲是一个”吗？
这就是为什么要通过亚洲认识中国。这是第一个问题，可是，如果这样，第二个问题就接踵而来，即“亚洲是一个”吗？近来，经济学界、政治学界、文化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在热衷于谈论“亚洲”，试图有一个经济上一体化、政治上与欧美对峙、文化上可以成为另一个独立系统、历史研究上超越民族国家空间的“亚洲”，可是，这是事实还是想象，是过去还是未来？
一个世纪以前，冈仓天心在《东洋の理想》里面曾经信心满满地说，“亚洲是一个”。可是，现在的亚洲是一个吗？且不说文化差异很大的南亚、中亚和西亚，就是我们向来认为有共同文化渊源的“东亚”，似乎也存在问题。也许古代曾经有过“汉字文化圈”，就像西岛定生说的汉唐时代的“东亚”，有律令制国家、佛教信仰、儒家学说和使用汉字这样的共同性，但是后来呢？我曾经说过，至少在17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各国在文化上就“渐行渐远”了。如今，东亚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区域，首先，它曾经共享过一个汉唐文化的传统，因此纠缠甚深。中国有天下中央大国之想象和记忆，朝鲜和日本存在既分不开，又努力要剥离的心态。其次，各国近代化的过程和结果，与各国文化传统之厚薄正为反比，昔日岛夷，近日先进，往日宗主，现在落后，心态和观念顿时变化，彼此间羡慕、嫉妒、蔑视和漠然并存。再次，目前政治制度的分别，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侵略国之分别，未来谁为“东亚盟主”的分别，更容易造成彼此心理上的鸿沟。
因此，如何认同？如何接近？地理上的接近，并不是文化上认同的基础。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例子，都可以说明，包括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都质疑过这个欧洲人发明出来的地理空间——亚洲，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例如，在1737年，日本长崎的北岛见幸就在《红毛天地二图赘说》里面说，应当在西人所说的“亚洲”之外，另外有一个洲。这个洲北到虾夷(北海道)、靺鞨，西到朝鲜，南到琉球、吕宋、台湾，这么一个地方应当是单独一个洲，所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根本就不可能是文化彼此认同的一个，何况从文化上说，南亚、西亚、东亚、北亚文化差异大得很，即使是东北亚(中国、朝鲜、日本)，至少从17世纪中叶以后彼此之间的认同也渐渐消失。比如在大清朝建立以后，日本人曾编有《华夷变态》，其书名的意思就是，中国从“华”变成了“夷”。而李朝朝鲜官员出使中国的日记，名称也从明代的《朝天录》改成了清代的《燕行录》，难道他们还认同同一的中华文明么？
所以，就算是我们缩小到东亚，其实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亚洲不是一个，至少在文化上，它不是一个，否则，为什么会有靖国神社、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台湾、高句丽、竹岛或独岛、历史教科书等种种问题？就连写过《亚洲史概论》的宫崎市定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亚洲”。
三、 能够以“欧洲”为他者建立“亚洲”吗？
当我们说到“亚洲”或者“亚洲价值观”的时候，常常潜在的背景就是“欧洲(西方)”或者“欧洲(西方)价值观”。
我们很少注意或者重视东亚内部各自文化的不同，其实，这些国家和民族之间，在近代，文化差异已经很大。我在《读卖新闻》上看到编集委员藤野彰先生的文章，他刚刚从中国回去，写了一篇社评文章，题目叫做《相互理解从对差异的承认开始》，这个话说得很好，里面内容讲得也很好，他讲中国跟日本的不同，他觉得，只有你知道他跟你不一样，彼此才能互相理解，才能够互相有亲近感。我想也是这样，有一首白话诗大意是这样的：什么叫做孤独？孤独就是在灰色的黄昏，一片灰色的树林，一只灰色的鸟飞进去，第二只灰色的鸟又飞进去，第三只飞进去的还是灰色的鸟。一切的颜色都一样的时候，看不出差异，于是就都觉得特别孤独，可是，如果是多彩的世界，大家就不会感到特别孤独。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同文同种”、“一衣带水”、“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这些相同的地方，而不谈日本、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呢？仔细想想，真的在文化上，欧洲和亚洲就是这样互为“他者”的吗？中国和日本的差异性，为什么就比中国和法国的差异性小？韩国和日本的相似性，就真的比韩国和荷兰的相似性大吗？也许从人种外形上说，欧洲人与亚洲(东亚)人确实分属两类，但是文化是以人种来区分的吗？我们从政治、社会、宗教、地理四个方面来看，最接近的东北亚三个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从政治上说，中国的皇帝制度和日本的天皇制度，以及朝鲜的国王制度，其实都是有差异的。从社会来讲，有科举制的中国，没有科举制的日本，和只有两班可以参加科举的朝鲜，影响文化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从宗教上说，中国尽管有三教，实际上皇权和政治意识形态是高度控制的，三教匍匐在政治权力之下。可是日本的宗教呢？很多学者指出它是“复合性”的，像“神佛习合”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朝鲜则在很长时间里比中国还要坚持朱子学说，学问与政治立场非常坚定，所以看到清朝盛兴关帝和佛陀信仰就会很愤怒。所以宗教状况并不一样。而从地理环境上说，一个大陆国家、一个半岛国家和一个岛国，也有很多地方是有文化和风俗差异的。
不必以“欧洲”作为“他者”来确立“亚洲”的同一性，也不必介意亚洲或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从对中国的自我认识角度说，我们恰好可以从亚洲或者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开始，看清原本在“东西”或“中西”这种粗略的大比例尺下，被遮蔽或者被忽略的细部特征。
结语：欲速则不达？
近年来，很多人怀着良好的愿望提倡“东亚共同体”或者“亚洲价值观”，试图以此来与“欧美列强”或“西方价值”分庭抗礼。可是，有时候人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希望，东亚或者亚洲应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揽子解决互相信任，变得像一家人。但事实上，经济的一体化，在越来越互相依赖的时代是比较容易形成的；政治上的互信机制，在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时候，只要有政治利益的现实需要也可能形成。然而，真正的互相认同，即真正的文化共同体或者同一价值观，只有内心越来越有亲切感和连带感的时候，才可能形成。
我们知道，成为一个互相认同的共同体，或者一个具有同一性的空间，需要有文化认同的基础，而文化认同的要素有三：(一) 承认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渊源或共享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比如，祖先来自箕子，或来自徐福，比如，有汉唐文化中的儒家、律令、汉字和佛教(西岛定生说)；(二) 承认我们现在与“其他人(如欧美人)”是不同的一群人，我们和他们不同的地方，不是人种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化差异，比如都相信儒家学说、佛教、道教，重视家族伦理等；(三) 相信将来我们都要走一个共同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会同舟共济，比如像欧洲一样，形成“亚盟”或者“亚洲共同体”。——这里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面向。
然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在这里仍然要老调重弹，建立文化认同首先需要重新回溯历史。然而，当追溯历史的时候，昔日的恩怨是非又会出来搅局。当我回顾各国之间在文化上分分合合的历史时，不由感到，就像孙中山当年讲的话一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绝不反对想象和建设这个亚洲共同体，也觉得应该有一个大家都来共同坚守的亚洲价值观，可是现在看来，提倡“东亚共同体”或者“亚洲价值观”，这条路恐怕还很漫长。
本文是作者2008年在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论坛上的发言，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8.12.20）。特别推荐阅读此刊相关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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