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隆斯基｜莫斯科的下一站：国家的遗产与一段探寻之旅

作者｜蕾切尔·波隆斯基 （Rachel Polonsky）

         剑桥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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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对这间阅览室感到厌烦了。外面天气闷热，透过边窗沾满尘埃的隔栅，我能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塔尖。天空呈现一片拜占庭式的湛蓝，与那些金色的圆顶相映成趣。摊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本1953年版的那个时代“伪生物学家”奥尔加·列别申斯卡娅的传记。“当旧时代的梦想家们憧憬人类未来之时，呈现在他们脑海中的难道不是这样一座城市吗？”本书的作者、苏共御用文人如是写道。在他的笔下，借由“苏打水浴”保持青春的列别申斯卡娅，站在莫斯科河畔别墅的阳台上，看到了“塔楼、穹顶、优雅的圆柱、柳叶般的栏杆、如精美雕塑般被角楼与望台环绕的建筑……一切由千百万双人类的手所创造出的美好事物”。在一个这样的夏日里去读这些理应被遗忘的荒谬谎言，似乎是件可笑的事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伦敦的笔记中提到，旅者所渴望的是对于一座城市的鸟瞰。他是对的。在梅尼普的讽刺作品（苏联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其影响）中，便能看到一些从极高处俯视城市生活的例子。假使一个人对城市的每一寸空间都花几秒钟看上一眼，他就能够找出历史事件所发生的确切地点吗？大多数从前发生过的事情都没有目击者，能被记录在册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阿赫玛托娃曾经在《安魂曲》中哀叹过那些受难者：

我多么希望一一报上他们的姓名，

无奈名单已被夺去，无从得悉。

我用偷听到的那些不幸的话，

为他们织就一块宽厚的裹尸布。

当沙拉莫夫站在覆盖着永久冻土的科累马荒原上，目睹那些1938年的受难者遗体被美式推土机埋进万人坑时，他不由想起了莫斯科的宏伟建筑。他在《租借法案》中写道，莫斯科城的高楼仿佛警戒塔一般，监视着城中的囚徒们。沙拉莫夫问道，克里姆林宫的塔尖和那些警戒塔到底哪个出现得更早一些呢？他说，营区的警戒塔，是一种建筑的象征，亦是那个时代的核心观念。

负责衣帽间的那位满脸胡茬的矮个子老头又一次来到了我的桌边。自从去年春天在衣帽间柜台第一次见到他以来，他便认为我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默契，于是无时无刻不在献着殷勤。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妇人，身穿红色棉绒裙子，戴金色塑料珠链，衣领如波浪般蓬松，与同是红色的宽腰带很是搭调。她脚上蹬着一双红色的跑鞋，头发却染成了橙色。她是来图书馆阅读的。在一座时尚如斯、让人眼花缭乱的城市里，图书馆算得上是一处反潮流的嘉年华了。我看到一张久加诺夫的照片——它就挂在衣服架子之间的大理石柱上。衣帽间老头脏兮兮的领结上佩戴着一个小小的徽章。他刚把油乎乎的头发梳成一个奇形怪状的刘海，一边把梳子收回，一边说：“给他们其中任何人投票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真正的选举。”看到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他又补充道：“久加诺夫、鲍里亚、普京……他们都同样渺小。自从斯氏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过真正的领导人了。”这老家伙每天面对着成堆的书本和档案夹都做些什么呢？我从来没有机会看到他借阅了些什么书，因为每当我经过他桌边的时候，他都坐在那儿，要么就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站在一旁。

我打算出去走走。我的衣兜里装着三号公寓我们住处的一串沉重的铜钥匙。过不了几个星期，我们就得把它们还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了。他正考虑卖房。四层的房间依然在待售，要价数百万。在售房广告上，它被标榜为“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故居”。房产中介们认为，跟那位苏联英雄扯上关系，可以为其增价50万美元。但罗科索夫斯基家族坚持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对于先人的追思是无价的。罗科索夫斯基曾与恩琴男爵作战，之后在恰克图结识了妻子。他的夫人是当地一位官员的女儿，其父曾经一度反对革命。罗科索夫斯基将军于1937年被捕，并在列宁格勒某监狱遭受了数周折磨。1940年，罗科索夫斯基得以获释。由于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卓越，后来他搬进了63号房间。

我站在背对图书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下用花岗岩铺就的小道上。这座思想的大厦看上去就像是来自第三帝国的建筑，作为希特勒的安息地倒还合适，而放置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就显得有点奇怪。正如人们就是否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立碑塑像而争论时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陀氏笔下没有正面形象”。然而莫洛托夫认为，俄罗斯本身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正面形象，而俄罗斯的“肩负神责”的历史角色很难被作家们正确表述出来。莫洛托夫曾说，有些事斯氏也是理解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那样，“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历史命运和重大使命，注定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爱民族”。

总统选举前的某个夜晚，我曾经来过这儿。当时，一队“伊卡洛斯”大客车在警察护卫下开到了这里。那些客车脏兮兮的，挡风玻璃上印着“儿童专用”。第二天早晨，被这车队从各省市区学校接到莫斯科来的孩子们，穿着清一色绣着“我们支持你”的白棒球衫，挥舞起印有支持普京与统一俄罗斯党图样的海报。他们把广场挤得满满当当，以便来自晚间新闻的记者拍照报道，然后又回到那些大客车上，被带离了城市。

从我所站之处抬头望去，高大得有些夸张的雕像矗立在大楼的基座之上，那些人物正低头阅读。栏杆下方图书馆的大理石花岗岩墙壁上，以浮雕的形式镌刻着人类先贤大德们的肖像，有柏拉图、达尔文、哥白尼，还有那些俄国学者，如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和伊凡·巴甫洛夫。这座图书馆藏书甚丰，既包括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藏书，也包括弗拉基米尔·涅斯基（相信大众的启蒙是共义伟大未来的基础）和“书志心理学家”尼古拉·鲁巴金（“阅读心理学”先驱，以阅读疗法改善精神健康）的藏书。当我端坐于洒满阳光的阅览室中央，阅读着那些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书籍——比如说维辛斯基与奥拓·施密特的著作——总能看到鲁巴金藏书上那印着“真理与公义”的藏书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父亲，莫斯科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普希金美术博物馆创始人的伊凡·茨维塔耶夫，曾经将其浩瀚藏书都留给了鲁缅采夫博物馆。茨维塔耶娃的母亲也将“她和她父亲的藏书捐给了博物馆”。所以，仅仅从茨维塔耶夫家族那里，莫斯科便得到了三个“图书馆”。茨维塔耶娃对此非常自豪，她曾说过：“只要我在革命年代没被强迫卖掉藏书，我也会把它们捐出去。”她记得，在她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与斯威特谢夫·弗拉哲克巷交界处、现已不复存在的童年寓所里，曾经有一个书柜。“在书柜的第二格里住着一位探路者，他带领我们远赴善与恶的错综纠结之地。”1912年，茨维塔耶娃意识到，她童年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于是她创作了一些被评论家们称为太过私人化、家庭化的精美小诗，诗中提到了母亲、妹妹、家和莫斯科的街道。“旧时莫斯科的小房子呀……在小巷子里消失了踪影……小房子呀，如同晶莹的冰宫，天花板下皆是剔透的明镜……这些点缀着肖像和古钢琴的房子慢慢逝去，六层高楼取而代之，因为这就是房主的‘权利’。”五年间，茨维塔耶娃坚守着这一份怀旧的权利，却为她自己带来了麻烦和封杀。这些诗句收录在她的第二部诗集《魔灯》中，而这本集子却未得到评论界的好评。她将这部诗集献给丈夫谢尔盖·埃夫隆（曾参与白军，又曾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做过间谍，于1941年德军逼近莫斯科之际被一辆标有“肉食”字样的卡车运出卢比延卡监狱枪毙）。茨维塔耶娃在题记中写道：“万物皆如白驹过隙，无论是骑士还是诗篇、术士还是沙皇……别花心思瞎想了！一个女人的著作终究只是一盏魔灯！”

我沿着已不牢靠的花岗岩台阶走进地下通道。走过这条地下道，可以穿越沃斯季申卡大街，在老彼得霍夫饭店重回地面。那家饭店原为“苏维埃第四大楼”，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曾经的办公地点。如今，整座建筑的一半归属杜马所有，另一半则成了国际会计师与律师们的写字楼。地下通道里有个男子正蹲在那儿卖书，身后是一扇低矮的铁门。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那扇门，透过它可以看到地铁系统的运转，各种通道、纷繁复杂的管线、壁灯、金属梯子和铁轨……整个地下世界。那位书贩总是在铺满鸽子粪和痰渍的地面上铺一层脏兮兮的塑料布，然后把背来的一大包旧书摊在上面。今天能在他那儿淘到些什么呢？貌似有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一本黄颜色书脊的小册子——斯氏关于“辨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演讲稿。有的宝贝疙瘩更为古老——一本出版于1930年的《牢狱与流放之歌》，记录了老一辈布尔什维克们夺取政权之前在西伯利亚漫长的牢狱生涯中为了保持意志而吟唱的歌曲。还有一样好东西——一本包着棕色书皮、由伟大的动物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写成、于1899年出版的学术争鸣作品《反达尔文主义者的虚弱刁难》，其创作意图在于抨击斯拉夫保守派学者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后者是《俄罗斯文学中对于西方的抗争》的作者，与桑德斯合作编纂《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是托尔斯泰的密友之一，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两人的“友情”充满怨念，正是斯特拉霍夫通过书信对托尔斯泰传谣，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某澡堂的一位小姑娘有染”。）季米里亚捷夫那本小册子的标题被某位前任拥有者用笔勾了出来；即便是被放在这地下通道里，其字里行间也依然散发着智慧碰撞的味道。我为什么要买它呢？大概我永远都不会去读。亚历山大·门神父曾说，是书籍自动寻他而来，就像是生日庆典上的亲朋好友一般。我已经有太多稀奇古怪的书籍，或许我也应该把它们搬到这里来售卖一番了。但我不会让这本季米里亚捷夫的作品待在破塑料布上、与通道里的酒鬼和未成年的街头艺人为伍的，它注定要被我装进行李带回剑桥大学。

在我今早去图书馆的路上，看到有个摄制组正从克里姆林医院的入口处下来，穿过教授之家后面的通道离开。当年波利娜·热姆丘任娜罹患癌症奄奄一息时就住在克里姆林医院，每天她亲爱的莫洛托夫都会来探视。大概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医院的窗户始终开着。而那一排深邃的窗户原本是属于年轻的谢尔盖·谢列梅捷耶夫伯爵的。这座曾经的宫殿如今已是整条街上最为破败的建筑。我很想知道，它什么时候能被重新翻修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医生正向窗外张望，而她身后房间里的玻璃书柜很快就要被丢弃，换成进口的亮白色的储存系统了。

阳光照在迪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纪念碑上，将他的名字投射在如镜般的路面上。摄影师们刚才又在“摆拍”历史镜头了——金色的十字架刚刚被安置在翻修了一半的神迹教堂圆顶之上。这座破败已久的教堂，曾被用作克里姆林医院的后厨。1920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曾检视过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宗教建筑。1922年，教堂里的财宝——大量白银——被交给了克里姆林兵工厂。教堂本身于1929年关闭；将其改为大学生体育馆的倡议未获通过，取而代之的计划是将它变成克里姆林医院的后厨。今天，市长与东正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们一起参加了这次典礼。那些长髯飘飘的神职人员胸前佩戴着沉重的金色十字架，在阳光照耀下有说有笑地向罗曼诺夫巷走去。

在被问及对于炸毁基督救世主教堂一事有何感想时，莫洛托夫曾说：“莫斯科市中心不需要教堂,它们的存在是一个错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当斯塔夫罗金讨论斯拉夫学派“俄罗斯是地球上唯一背负神责重任民族”的主张时，沙托夫对他说：“一个人内心的信仰是很难改变的。”亚历山大· 门神父将斯时代称作俄罗斯历史上的“极夜期”。他将斯氏主义视为一种宗教现象，认为其“将所有人的肉体与精神动力都归于一个共同目标，让领导人的形象成为‘万物的标准’，将其神化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菲利克斯·楚耶夫曾向晚年的莫洛托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会梦到他吗？”他的确梦到过。“我身陷某种毁灭之城，找不到出路，”莫洛托夫答道：“后来我就遇到了他。”这样的梦境几近真实地折射出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他可怕头脑的某些深邃沟壑之中，莫洛托夫能够感受到他与斯氏一起干了些具有破坏性的事情。迷梦般的生活是这座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尽管如梦似幻，人生却并非一场幻梦。在这世界的囚牢中我们并不孤独。

20世纪60年代，当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一同居住在三号公寓时，波利娜·热姆丘任娜曾在街道上遇见过后者。（莫洛托夫被驱逐出组织之后，赫鲁晓夫立马占据了他的别墅；之后，据斯氏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把莫洛托夫家人种玫瑰花的大片空地改成了庄稼地。）她求赫鲁晓夫为她的丈夫恢复职务。而赫鲁晓夫却让她看了一份名单，上面罗列着包括乌克兰的斯坦尼斯拉夫·克希尔及其妻子（这对夫妇也曾经居住在三号公寓）在内的许多老同志与他们家属的姓，旁边赫然写着莫洛托夫的亲手批示——“枪毙”。楚耶夫记得莫洛托夫遗体在棺材里的模样，随着灵车慢慢前行，那颗脑袋被满是皱纹的脖子支撑着，晃来晃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曾说，莫洛托夫看上去脖子细、脑袋小，可我所见过的他的照片没有一张是那样的。当然，我想或许是那些长景深的宽幅特写欺骗了人们的眼球，让大家觉得他像是一只膘肥体胖的公猫。

在莫霍瓦亚大街另一边，翻修一新的跑马场后门处，一辆外国牌照的汽车正在往下卸一堆板条箱。本周晚些时候，莫斯科美术展即将在跑马场开幕，期间将展出许多早期绘画大师以及毕加索的作品，还有商人们从日内瓦和纽约购回莫斯科的完美无瑕的钻石。这座靠近克里姆林宫墙的“大展览厅”，最初是为了纪念俄军击退拿破仑入侵50周年所建。从十月革命开始，到斯氏去世，这座精美的皇家风格建筑一直被用作政府车库。几年前，普京第二次参选总统时的那个三月的夜晚，跑马场遭遇了火灾。（没有人相信那次灾难是一场意外。时任市长的尤里·卢日科夫几乎是第二天早晨就拿出了一套重修方案——包括三层楼和一个地下停车场。）冒着火焰的房梁残片被风卷着，从跑马场一直飘过莫霍瓦亚大街，飞越大学建筑和克里姆林医院，掉落到罗曼诺夫巷，在沥青路面上燃烧着，在我们窗下化为灰烬。

我经过沃斯季申卡大街的街角公寓，又走过了脚手架下面的木板人行道。军事百货商店几年前被拆除了，旧址上正在兴修一座全新的建筑。卢日科夫市长曾经许诺，将复制一座深受莫斯科市民喜爱的沃恩托尔戈商店（其实，他们喜欢城中的每一座建筑），但没人相信他的话。卢日科夫所追求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喜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帝国风范”。在那一大片破败的绿色“裹尸布”（指建筑工地上常见的绿色网布——译者注）掩盖之下，新的大楼仍在建设之中。大楼外墙将会饰以光洁的花岗岩，因为市政规划者们觉得那样看起来相当富丽堂皇。那些中亚面孔的建筑工人们蹲在脚手架上，望着下方来来往往的路人。人们鞋跟叩击路面的声音被放大了，大家互相谦让地擦肩而过，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

阵阵夏天的热风从建筑工地呼啸而来，吹在我的腿上。在伯瓦尔斯卡娅大街的街角，尼古拉伯爵与普拉斯卡维亚结婚的教堂后面，竖着一块巨大的意大利珠宝的广告板，上面写着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奢华的奥秘？”今年早些时候，广告板上一度登着竞选广告，上面写着“莫斯科选择弗拉基米尔·普京”，然而相对于政治宣传，当局更青睐商业广告——所谓商业优先。总统选举之前，曾有很多天，莫斯科饭店的外墙上都张贴着普京及其搭档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身穿同款式轰炸机飞行皮夹克的巨幅照片。选举大戏落幕之后，那照片立刻被换成了一幅劳力士手表广告——粗糙的男人手腕上，带着一块大金表，下面还有广告语“权力尽在掌握”。

在林荫环形道街角，一位从乡下来的老妇人正摆摊卖着玫瑰图案的花布。我沿着尼基茨基路和特弗斯考伊林荫道朝普希金广场走去，路上经过了赫尔岑出生的房子。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在20年代早期曾经居住在那儿。后来在30年代早期，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之前，夫妻俩再次搬了进去。在为贵族俱乐部普希金雕像（也就是如今矗立在普希金广场的那座雕像）揭幕典礼所做的演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对这个当时被爆炸犯吓到惶恐不安的民族说：“俄罗斯必将拯救世界。”在《群魔》中被彻底讽为自私自利者与狂妄的欧化作家的伊凡·屠格涅夫，望着陀氏“刻薄的小眼睛”，惊愕于他令人不安的才华。然而，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作为《群魔》作者的想象力，才能理解那些不到60年之后在经建筑师梅斯纳之手改造得浮夸而艳俗的贵族俱乐部里发生的事件——对老布尔什维克成员的“审判”丑剧，面对那些被冷酷虐待的同志们大声叫嚷的维辛斯基，以及被卢比延卡监狱那些调查者罗织了众多罪名的主要证人卡尔·雷迪克。

茨维塔耶娃喜欢普希金雕像的铁青色。她将这位祖籍非洲的俄国诗人的雕像视为一座反对种族主义的丰碑，一座异族通婚的丰碑。普希金广场上曾经有一间简陋的修道院，而如今变成了一座电影院和一家香格里拉大赌场，彩色的霓虹灯闪烁其间。“斯特拉斯特诺伊修道院泛着粉色，耸立在灰暗的广场上。”茨维塔耶娃在她早年诗作《特维斯卡亚》中这样写道。在这首诗里，她想象着在一个春日与未成年的妹妹一起在特维斯卡亚大街上漫步的情景。特维斯卡亚大街是“孕育她们童年的地方，也是她们青葱心灵的摇篮”。她们记得街上的一切——华丽的珠宝店橱窗、日落、闪烁的红绿灯，还有路人说话的声音。

在茨维塔耶娃创作那首诗的同一年，结束沃洛格达流放生涯的莫洛托夫第一次来到莫斯科，白雪皑皑的特维斯卡亚大街让他记忆犹新。而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也记得他1924年初到莫斯科时对于特维斯卡亚大街的印象；他观看了由托洛茨基引领的十月革命胜利日阅兵式——那时的托洛茨基穿着红军制服，个子不高，前额饱满，与布哈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加米涅夫走在一起。比起当年，如今的特维斯卡亚大街要宽阔得多。街两边的高楼大厦都依照30年代的复古风格而建，以符合阅兵需要。而那些珠宝店——蒂芙尼、尚美、宝格丽之类——它们所在的商铺从前都是些出售鱼类、奶酪、牛奶或是面包的食品店。今年，是近十年来第一次在5月9日胜利日红场阅兵中展示洲际弹道导弹。即便在夜半时分的喧嚣中，身在罗曼诺夫巷的我们都能听到特维斯卡亚大街上导弹拖车的轰鸣声。

前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原址上开设了一家全新的利兹卡尔顿酒店，里面有一座巨大的停车场，还有装着白色皮革沙发、可以在上面俯瞰红场与克里姆林宫的楼顶平台。酒吧里提供一种名叫“皇家赌场”的马提尼鸡尾酒。“塔楼林立，城墙层叠，宫殿交错！一派古怪杂糅的景象，既有古代典雅风格又有现代建筑艺术，既有贫穷又有财富，既有欧洲气派又有东方神韵。”康斯坦丁·巴丘什科夫在《走遍莫斯科》中如是写道，“这是一处神秘的所在，既饱含着浮华的空虚和实实在在的荣耀与伟大，又透出几分粗陋，更体现着启蒙之光、人类本性与原始风尚。”

我拐进报社大道，走过电信大楼和麦当劳餐厅，走过几乎所有人都会在此停下脚步默画十字的淡蓝色的小教堂，走过作曲家公寓和内务部。公立艺术学校门外“咖啡迷”咖啡店的回廊上，俊男靓女们或在品尝着卡布奇诺，或在吞云吐雾。上层房间里传来歌剧《茶花女》中的唱腔，与后院传来的贝多芬钢琴曲交织在一起。20年代末，布琼尼元帅的第二任妻子、库尔斯克铁路工人的女儿、可爱的女低音歌唱家奥尔加·米哈依洛娃，在以独唱歌手身份加入波修瓦剧团之前曾在此学习。她于1937年被捕，罪名是“参加外国使馆的招待会”。在监狱和古拉格劳改营度过19年之后，身心俱疲的她终于回到了莫斯科，然而却没人愿意听她讲述在劳改营数次遭到轮奸的悲惨故事。

在莫斯科市场餐饮店里最近时兴的，是点一大桌珍馐美味，然后几乎不动一口。菜单上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掉普通人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咖啡迷”外面停着三辆前窗标着“联邦安全局”字样的豪车。我走过一家美发店。上星期我去理发时在那儿等了半天，因为发型师娜塔莎说一位男性客户没有预约就来理发、美甲；那家伙是联邦安全局的一位将军，她觉得他应该优先，于是就把我排队的号码给了他。这就像是接近两个世纪之前尼古拉·比斯杜谢夫所说的：“统治阶层的面子取代了属于国家的真正快乐，超越了生意的范畴、商贾阶层的财富和全民的福祉。”无论朝臣们每晚在电视上对“人民”说些什么，他们都更关心自己的皮夹克、大金表和发型，而不是人民“肩负神责”的使命。内务部大楼外，保镖们正在阳光下等待着。他们的车门开着，无线电对讲机不时响着。街角的动物博物馆大门敞开，透出楼内的无尽黑暗。楼梯间下面瓷砖砌成的站台上陈列着一只鲸鱼的下颚骨、几只眼珠发黄的西伯利亚狼和巴伦支海的苔藓虫标本。当年，曼德尔施塔姆曾经漫步在楼内的画幅长廊里，诗兴大发。罗曼诺夫巷四号办公大楼外，卫兵们正搬开交通锥标，为一辆准备停下的梅赛德斯轿车让路。我想问，这城中究竟有多少人穷尽其整个职业生涯来保卫这些权势人物舒适享受的权利呢？

昨夜，我在五号公寓里与朋友们一起聚会，所以很晚才回家。从顶层沿着阶梯下楼时，我看到整栋楼里最后一间集体公寓正在翻修。塔吉克族工人们邀请我进屋去参观漆成金色的全新石膏梁柱，好像他们是房间的主人而我是一位宾客一般。外面街上风声呼啸。我穿过“黑门”走进三号公寓。在我身后，新沃恩托尔戈大楼外面破烂的绿色遮网仿佛一艘被风暴击碎的破船上的帆布，一条条泪痕般的碎网掩映着楼里泛出的幽光。

无论什么时候，要离开这座城市总让人依依不舍。1939年，阿赫玛托娃写道：“所有东西都严肃而齐整。莫斯科，初春伊始。友人、书籍，还有窗外的落日。”这就是莫斯科原本的样子：井然的秩序、友人、书籍。“没有我的莫斯科”是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我最爱的章节。我的楼下是一个装潢奢华的旅行社，我很容易就能买张火车票，去西伯利亚的尽头。可是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前阵子，我把莫洛托夫故居的钥匙还了回去。因为那位银行家朋友搬走之前忘记问我要，所以它们已经在我抽屉里放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间，走廊里常常脚步窸窣。那是一对从德累斯顿搬来的夫妇，银行家走后他们便入住了。门房管理员告诉我，他们是阿登纳基金会的代表。那是一家为俄罗斯民间社团发展提供支持的机构。他们从未登门拜访，我也没在楼道里见过他们，不过他们家会时不时地举办公务招待会。每当那时，他们公寓敞开的房门里就会传出弦乐四重奏的声音。有一次，他们聚会后的第二天早晨，门房管理员对我说，戈氏也在他们的宾客之列，但她并不对此感到惊愕。正如许多她那一代的人一样，她对于那个结束苏维埃帝国并给俄罗斯带来民主的家伙没什么好感。

我上楼还钥匙的那天，那位德国妇女和善而有礼地叫我进门喝杯茶并四处参观一下。那部幻灯机已经不在那儿了（她也不记得见到过那么个东西），伊朗国王赠送的波斯毯也不见了——莫洛托夫的孙女曾告诉她那玩意价值16 000欧元。我打开矮书柜，里面的书籍还在，但走廊里的装着丘吉尔和但丁著作的书柜已不知所踪。德国夫妇搬走之后，门房大妈很伤心，因为那位德国妇女曾时常到传达室来听她自唱自录的爱国歌曲磁带。

最近，莫洛托夫的后人把61号房卖给了那位已经拥有楼梯另外一侧62号房（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最后居所）的电视制作人。楼上装修房子的声音叮叮当当地响了好几周。我坐在桌前，一边听着楼上的电钻声一边劝慰自己，这是我最后一次忍受莫斯科的“装修噪音”了。直到某天夜晚，我女儿房间的天花板开始漏水，我再一次找到楼上。电视制作人的老婆刚刚从托斯卡纳回来，原本曲线动人的她已经变得臃肿。自打我常常在楼道里看见这个裹着黑色貂皮大衣不苟言笑的女人以来，她越来越胖了。我上楼理论时，她趿着一双人字拖，披着难看的丝绸罩衫，一头金发蓬乱，脸部因为刚打了肉毒针而带着伤痕。她带我去看了浴室。我觉得，跟我们家水漫金山的情况比起来，她更在意自己对于洁具和瓷砖的品位给我留下了何种印象。她带我参观了每个房间。那些木镶板依然如故，而卧室里的人造壁纸已被撤掉，走廊里的矮书柜也没了。墙角原来放置幻灯机的地方，摆着一个奢华的金色雕边紫色绒布沙发，书房窗台上有一排用木框和银框镶嵌的照片。莫洛托夫曾经在这间书房里通宵达旦地工作，目睹不良趋势渐成气候——他曾说：“不幸的是，一切就这么开始了，退回到斯大林和我的那个时代。”我看着一张照片，上面是我风情万种的邻居，在一场宴会上与意大利时尚设计师缪西娅·普拉达手挽手站在一起。那德国女人发现我正盯着她的相片看，忽然笑容可掬地用英语说道：“看那双鞋子！”

—End—

本文选编自Molotov's magic lantern: A journey in Russian history（《莫洛托夫的幻灯机：探寻俄罗斯历史之旅》）一书的中文版，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此书。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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