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得·F. 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社会思想家，集作家、顾问、教授于一身，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
西方历史每隔几百年，就会有一次大变革。我在《管理新现实》（1989年）一书中称此为“时代分水岭”。短短几十年内，社会自行重组其世界观、价值观、社会与政治架构、技术和重要部门等。50年后，又重现了一个新世界。此时出生的新世代已无法想象过去祖、父辈成长的时代面貌了。如今我们就处于这样的变革中。这场变革孕育了“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13世纪也曾发生这样的变革。当时欧洲世界一夕之间转向以新兴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而由商人、工匠组成的行业公会（guild），则是新兴的社会支配团体；长途贸易复苏，而哥特式新建筑风格则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品味；锡耶纳（Sienese）画派兴起，发源于意大利中部城市，代表人物为杜乔（Duccio）；回归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运动出现；城市大学取代遁世的修道院，成为文化中心；新起的道明会与圣方济修会肩负传教、授业、解惑的使命；几十年内，但丁就舍弃拉丁文改用方言写作，从而创造了“欧洲”文学。200年后又发生另一次大变革。从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活版印刷术（1455年）到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1517年）的60年中，文艺复兴运动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开花结果；古希腊精神重现；美洲新大陆被发现；西班牙创建步兵团，是罗马军团以来的第一支常备军；随着解剖学的重新发现，产生了科学研究；西方世界开始广泛运用阿拉伯数字。我再强调一次，生在16世纪20年代的人，是无法想象祖、父辈以往生活的世界的。1776年则是再下一场大变革的发端。这一年美国独立，瓦特改良蒸汽机，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自此以后到滑铁卢战役的40年中，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工业革命等现代所有的“主义”一一出笼。在这段期间，第一所现代大学创建（柏林大学，1809年），教育开始普及。犹太人势力兴起，到了1815年，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银行集团的“金权”已凌驾于王权之上。总之，这40年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在这个时代成长的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祖、父辈以往的生活样貌。20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处于新的大变动之中。这场变动不再局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历史。事实上，这场变动的一个基本方向即是：不会再有真正的“西方”历史或“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世界文明，但后两者都已经“西化”了。对于这场变动的起源有两种争议，一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在6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强权，一说是计算机普及，使得信息成为世界运转重心。我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美国退伍军人法案》（G.I.Bill of Rights）是关键。这项法案资助退伍返乡的军人上大学，如果早30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话，这种做法绝对会被视为毫无意义。这个法案本身及其对退伍军人的惠助，正是我们迈向“知识社会”的指针。未来的历史学家极可能视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很明显，我们正处于变动的过程中。假如历史有指引作用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场变动将持续到2010年或2020年，而且变动的影响力已扩及当今的政治、经济、社会与道德诸领域。20世纪90年代的人同样对其祖、父辈（例如我这一代）所生长的世界不得其解。1455年起的变革，使西方从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时期，进入近代。50年后，在哥白尼的《短论》（Commentaries，1510~1514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Prince，1513年）、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重现《创世纪》（1510~1522年）情景和翠登廷会议（Tridentine Council，16世纪30年代展开）之后，天主教重建运动陆续出现，人们才了解变革的真义。美国独立后展开的变革，也到60年后，经过托克维尔（Tocqueville）《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1840年）的出版，大家才开始分析、理解变动的含义。在我们迈进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中，想提早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当然言之过早。所以这本书是要用较新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正在失落的年代。用较新、较有利的观点来看已存事物，可能会有令我们极度惊奇的收获。现在就预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面貌，当然是冒险之举。如果只是要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新问题、症结何在，我相信我们已掌握若干可能性，也有能力描绘许多领域无法运作的情景。绝大多数情况下，事物的“答案”总要到未来才能水落石出，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现有的价值、信仰、政治观、世界观、社会经济结构与体系，到未来世界时一定会重组，变化之大，非我们现代人所能想象。目前有些基本改变已经出现，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新社会一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其最关键的资源必是知识。这也就表明，这个新社会非是一个“组织社会”（a society of organization）不可。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从有400年之久的主权国家转变成多元政治体系，国家已不再是唯一的政治整合形态。“后资本主义政体”是跨国、跨区域、跨地方的政治单元，而且在体系中相互竞争。这些现象都已经发生了，所以才能加以描述，这也正是本书的目的。资本主义社会向来由两大阶级主导，一个是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另一个则是工人，马克思称后者为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转变成收入丰厚的中产阶级，是“生产力革命”后的事。生产力革命兴起于马克思逝世时（188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发达国家达到巅峰。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中的制造业工人似乎已主控了政治与社会，但随之而来的“管理革命”，却使制造业的蓝领工人数量、权力急剧下降。到了2000年，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人，占该国总劳动力的比例估计不会超过1/6，甚至不到1/8。资本家的权势发展可能比工人更早，大约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最晚不会超过一次世界大战。从那时起，资本家的权力与威望无人能匹敌，最著名者有美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德国的西门子、蒂森（Thyssen）、拉特瑙（Rathenau）、克虏伯（Krupp）；英国的孟德（Mond）、古纳德（Cunard）、利瓦伊（Lever）、维克斯（Vickers）、阿姆斯特朗；法国的文德（de Wendel）、史耐德；日本的大财阀家族如三菱、三井、住友等。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经由管理革命，这些资本家被“专业经理人”所取代。当然，现在很多资本家仍活跃于报纸的社会版面，但他们已经成为“社交名人”，几乎不再插手经济事务了。在商业新闻中，焦点都在“受雇的经营者”（hired hands）身上；如果提到钱，指的大多是经理人的薪水、红利，而不是资金的问题。在发达国家，退休基金已取代旧式的资金形式，逐渐控制资金的供给与分配。以美国来说，1992年，退休基金拥有美国大企业一半的股份以及几乎相同比例的固定债务。退休基金的受益人是美国企业的员工，假如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说的，是由受雇者掌握生产工具，那么美国可成了最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另一方面，美国却又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退休基金是由“新式资本家”，亦即数量庞大的薪水阶级所经营管理的，他们是这些退休基金的投资分析师与资产经理人。此外，在新社会真正支配性的资源、绝对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导阶级不是资本家，而是“知识工作者”与“服务工作者”。后资本主义社会在二次大战后兴起。我初次关心“受雇者社会”（employee society）的议题，刚好是在1950年之前。大约10年后，我创造出“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与“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新词。1969年，我在《断层时代》中首次提到“组织社会”的概念。因此本书的写作基础有40多年的工夫，而我所建议的策略方案，也多被证实有效。但是，一直等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完全明白，原来我们早已进入一种不同的新社会。一直到此时，这本书才成为可能。这本书不是预测，而是描述性的；这本书不空想未来，而是呼吁立即行动。前苏联政权的崩解，不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ayama）所宣称的“历史之终结”。即使最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士，也不太肯定自己阵营的胜利就代表历史千禧年已经到了。1989年到1990年的一连串事件，不仅代表某个时代的结束，也代表250年来“现世宗教”历史发展的结束（我称其为“社会救赎信仰”）。这种现世宗教由卢梭（1721~1778年）开启，而乌托邦正是其终极与神话的形式。然而，摧毁前苏联的力量，也同样淘汰了资本主义。从18世纪上半叶起，资本主义支配社会现实达250年之久。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则是优势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另一种新社会已经快速出现了。这种社会就是已经出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我得再强调一次，新社会必定以自由市场作为统领经济的唯一机制，一定不会是“反”资本主义社会，更不会是“非”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一定会继续存在，只是其中某些单元（如银行等）可能会扮演相当不同的角色。不过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比如社会结构、经济动态、阶级等，都将与过去250年来的取向有所不同。后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无论现在或未来，最关键的经济资源一定是“知识”。创造财富的活动，不在于筹谋生产所需的资本，也不在于劳动力的付出，所有价值的创造都由“生产力”与“创新”来创造，这两者都是运用知识于工作之上。这种以知识为主的社会，其领导团体一定是“知识工作者”，也就是懂得如何用知识从事生产的经理人，这跟资本家运用资本从事生产的道理相同。知识工作者也是知识性的受雇者，实际上，所有这些知识人在组织中一定是受雇的，但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受雇者不同，知识工作者既拥有“生产资料”（the means of productions），又拥有“生产工具”（the tools of productions）。说他们拥有“生产资料”，是因为他们能通过退休基金制度成为真正的拥有者；说他们拥有“生产工具”，是因为这些知识工作者走到哪里，都可以带着知识走。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的挑战，一定是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问题。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方面的挑战，必然会是服务工作者的尊严问题。一般而言，服务工作者缺乏成为知识工作者的养成教育。但每个国家，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服务工作者都将是社会中的多数。价值与审美上的某种新对立，会造成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这种对立不像斯诺（C. P. Snow）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书中所说的人文和科学的对立，而是“知识人”（intellectual）与“经理人”（manager）之间的对立，前者着重知识与理念，后者看重人际与工作。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哲学与教育上的重大挑战，就是要消解这种对立以产生新的整合。如果1989年柏林墙倒塌，象征冷战的结束，那么1991年2月多国联军制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象征着400年来在政治舞台扮演主角的“主权国家”（sovereign nation）已经终结。这种多国联合行动是前所未见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必然会将此划入历史大事记。在此之前，大家几乎都反对各国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搁下本国人民的情感或利益，去打击恐怖主义。现在大家却都同意，反恐怖主义不是单一政府的事，需要跨国行动。很多人相信（特别是美国的自由派人士），1991年制裁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保护西方国家的石油命脉。这种看法与事实差矣。就经济上来讲，一旦伊拉克控制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对西方国家反而有利——石油价格会便宜很多。因为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人口不多，并不那么依赖石油出口的收入。而伊拉克是人口过剩的国家，除了石油，几无其他天然资源。所以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希望抬高石油价格，减少产量，而伊拉克则需要尽可能出售更多石油，后者会使国际油价下跌。这可以说明为何美国一直大力支持萨达姆政权，直到他攻击科威特，展开恐怖行动为止。我以为，这也是萨达姆失算之处，他必然深信美国会姑息他出兵科威特，以保油价的低水平。即使在西方，我所认识的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人，也都认为美国只会对两伊战事叫嚣，不至于出兵干预。16世纪法国的法律政治学家博丹（Jean Bodin）首度提出“民族国家”的理念，在往后400年中，无论对内或对外，民族国家都成为唯一的政治权力机关。后200年里，亦即从法国大革命起，民族国家成为现世宗教的承继者，肩负解救社会的使命。事实上，将主权国家视为至高无上权力机关的概念，无限制地推演到最后，就变成了全权主义（纳粹就是如此）。目前政治学理论和宪法仍体现主权国家的理念。在过去100年中，主权国家的权力与影响力愈来愈大，最后转变成“万能国家”。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熟知的政治结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近200个脱离殖民地国统治的新兴国家，都高举主权国家的大旗，直到前苏联瓦解，原加盟共和国也还是希望成为主权国家。但是这40年来，主权国家逐渐在丧失其作为唯一权力机关的地位。以内在环境而言，发达国家正快速转变为多元的组织社会；从外在环境来看，许多有别于国家范畴的政治机关不断出现，有些是跨国的，有些是区域性的（如欧盟），另有些是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并不会走向灭亡。在未来极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国家仍旧会是最有权力的政治机关，只是不如以往一样，有绝对唯一的地位，它必须逐渐分出权力给其他的组织机关与决策者。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会分出哪些权力来？哪些机能会变成“超国家的”（supernational）？哪些会变成“跨国家的”（transnational）？哪些又会变成“地方性的”？这些问题会是未来几十年中政治课题的核心。过去的政治戏幕中，每个演员的大小、财富、宪制结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全都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每个人在领地范围内部声称拥有主权。现在的几个例子虽不足以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政治秩序肯定会跟以往的世纪不同。所谓“前现代”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人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花费了大量时光想要重整基督教王国的统一，但结果却是徒劳的。他并不担心基督新教与旧教的，或新教不同派别的宗教战争，他只担忧一般人的信仰会丧失超自然的神，如此，现世宗教就会出现。而他深信，依照定义推论，现世宗教必然会演变成一种专制统治。一个世纪后，卢梭证实了莱布尼兹的忧虑。卢梭认为，社会能够、也应该指导个人；社会能够、也应该创造“新亚当”；社会能够、也应该创造人类的普遍理想。但是，社会同时也能够、且应该让个人服从于超越个人的“普遍意愿”（general will），也就是马主义者所说的“客观历史法则”。从法国大革命起，社会救赎在西方社会逐渐成为有力的信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遍及全世界。不论这种概念怎样装扮“反宗教”的外衣，骨子里仍然是一种宗教信仰。当然，其手段是非宗教性的：禁酒、屠杀犹太人、崇尚泛精神分析学而非真主、废除私有财产等，但其目的却是宗教性的，是要创造“新人类”，从而建立现世王国。苏联之所以崩解，是因为其经济体制产生了贫穷，而不是富裕，为官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特权，而非经济公平，还因为其思想教条不但未创造出“新人类”，反而暴露了“旧亚当”的腐败。人类很可能毫无救赎的希望。以前有个拉丁诗人可能说得对：“人性往往前门进，后门出。”意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或许犬儒者说得对：人性没有美德、至善、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救赎信仰终结之后，我们无法得知未来会出现何种信仰，只能等待。但除了听天由命之外，难道别无其他吗？说不定会有传统宗教复兴，致力解决知识社会中个人的需求与问题。现在美国不断激增的莫名教派与聚会就是一个象征。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一辈，现在都狂热信奉基本教义，如果退到40年前，他们应该会信仰马主义的。预测未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比预测可能发生的事要容易得多。正如日本畅销书作家堺屋太一（Taichi Sakaya）在《知识价值的革命》中所预测的：在未来，我们看不到对物质与科技的抗拒，听不到“回归中世纪”的呼吁。信息与科技的全球扩散，支持这种预测的可能性。（不过堺屋太一对中世纪是反物质的假设，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中世纪的人渴望拥有，欲望掩盖信仰。早期马主义者曾嘲讽，十字军东征其实是史上最庞大的采购旅行。中世纪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当时人自愿选择的，而是穆斯林征服了西亚与地中海世界，切断了他们通往希腊的财富之路。）社会救赎信仰的终结，必然代表一种内在精神的转折。救赎、重生、升华、至善、德行很可能被视为纯属个人存在之事，而不是社会目标与政治规范。这重新强调了个人人格，还可能引领我们回归个人责任。本书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讨论的议题有后资本主义社会、政体，还包括知识本身的新挑战。本书不是一本“未来的历史”，它着眼的是“现在”。本书的三大议题：后资本主义社会、政体与知识，是依其“可预知性”而顺序排列的。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已知道发生了什么，及为什么发生，也知道即将发生何事及其理由（即使不够透彻，也已经有了线索）。至于后资本主义政体，目前我们只知其轮廓，至于该如何填色补缝，仍只能靠想象，但大致可以回答若干问题。而关于知识方面的挑战，我们却只能提出一些问题，并且希望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我经常问自己，我到底是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对于20世纪的幸存者来说，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那肯定是个白痴。我敢说，我们想远离动乱的路途仍然遥远，而种种的变乱已使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暴的世代。宣称“历史之终结”已近的人，是在自我欺骗。比如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曾因此押宝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然后又改成叶利钦。这种情况一定让他们极为困扰，不知何时才算是“历史之终结”。可称为“后”的时代是转型期，所以不会长久。我们的社会就处于转型期中。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姑不论未来是否就是我们憧憬的“知识社会”），要看发达国家如何响应这段转型期的挑战。这要靠知识领袖、企业领袖、政治领袖的智慧，更重要的，还要靠每个人的行动。尽管未来尚不明朗，但我们可以肯定，现在正是创造未来的时刻；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而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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