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菲利普·S. 戈尔斯基（Philip S. Gorski）
耶鲁大学社会学与宗教研究教授、比较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国家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起源及其关联，国家创建的动态过程和决定因素——这些都是广义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虽然对近代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表述多有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和战争中心论者在这些更宽泛议题上的基本观点其实差不多。我估计，多数学者对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定义均无异议，均将国家视为“由一个行政机关掌管并程度不一地协调的一系列治理、管辖和军事组织”，这类组织“首先和首要的职能就是从社会中榨取资源，并以这些资源来设立和维持强制性治理组织”。
《规训革命: 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
和斯考切波一样，他们可能都认为，国家权力“基本上就是有组织的强制力”。虽然取舍可能有所不同，但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战争中心论者都会同意，国家权力或能力基本取决于：（a）经济发展水平，它决定了可供利用的物质资源的整体规模；（c）国家自主性，体现为相对于社会机构和行动者的独立性。毕竟，一个国家能榨取的资源越多，就可以任用更多的士兵、警察和管理者；工作人员越多，强制力就越大！这种国家权力观符合自上而下的国家创建理论：渴望权力的君主及其官员攫取并篡夺其他行动者和机构（土地贵族、代表大会等）的权力与资源。国家是一种强制性榨取组织，其权力取决于它的结构、资源和自主性，来自篡夺和垄断，它一心追求个人和群体的支配地位——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始终是近代早期国家比较历史研究的主流观点。借用一个国际关系术语，我们不妨称其为现实主义共识（realist consensus）。读者不难看出，我并不反对这一共识。相反，我认为它富含洞见。但我确实认为，它在概念建构上不够完整，在经验论证上失之片面。我尤其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国家不仅仅是治理、管辖和军事组织。它们也是教育、矫正和意识形态组织。也就是说，国家（宣称的）职能超出了现实主义所留出的空间。近代早期国家将资源用于支持和创立学校、孤儿院、监狱、感化院、共济基金、执事职务、兄弟会、堂会、宗教裁判所和许多其他机构，主要意在社会化、规范化和常态化，而非强制与榨取。这么做的意图不是简单地让个人臣服于国家的意志或夺取个人的资源，而是将他们重新塑造为顺从且自食其力的臣民。国家创建不只是一个制度化过程，还是一个臣民化过程。话虽如此，但如果将个人主体视为此过程中的消极被动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二，国家权力并不仅仅建立在强制手段之上，甚至不主要依靠强制。它还建立在对人心的笼络上。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虽然可能有所夸张，但至少对于近代早期欧洲来说，并非全无道理。暴力和动荡在生活中屡屡可见，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则是挥之不去的威胁。考虑到这些，我们不应对一些人为利维坦所吸引而感到惊讶，因为它提供了安全和保障。别忘了，秩序井然的警察国家原本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或者说，自我规训原本是自由和能动性的标志，而非征服或压迫的象征。规训革命少不了忠心耿耿的干部和热诚尽职的下属，而勤务人员和敬虔人士正是最佳人选。这些人在近代早期国家的地方机构和教学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国家政权与教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第三，国家权力不（永远只）取决于国家结构、物质资源和组织自主性。国家权力（有时也）受下列因素影响：（1）国家架构。现实主义者重点考察中央机构，却忽略了对国家能力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两套机构，即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它们不仅具有监管和常态化能力，而且具有强制和榨取能力。我们从北荷兰和其他宪政共和国学到的重要一课是，同时拥有强大的地方政府和强大的非政府组织不仅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而且有助于榨取物质资源。数据表明，它比单纯的集权化和专制统治更为有效。受迈克尔·曼的启发，我将这两套机构称为国家架构（state infrastructure）。这一术语让人联想起公路网和发电厂，而这并没有错！我们可以说，国家架构就是一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传递信息的沟通网络，或者说是一个向国家政权输送额外电力的发电机。但我们不可忘记，这些发电机的燃料是：（2）人力资源。现实主义者关注物质资源的榨取，却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国家权力来源——人力资源的激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主义立场的缺陷可能在军事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军事领域，通过对士兵进行身体训练和每个动作的协调性训练，规训力被直接转化为生理上的强制力。从而，物质资源和生理强制的等同性推定，也就是现实主义暗含的金钱向暴力的转化率固定不变的假设，显然就是错误的。当然，这种转化也可以反过来进行；规训力不仅可以转化为生理强制，也可以转化为物质资源。近代早期的统治者意识到了这种可转化性。这正是他们积极吸引信奉加尔文教的工匠和商人入境的原因。当然，到了今天，人力资源首先是通过具体体现为教育机构的纪律手段激活（valorization）的，教育机构成为各种纪律手段的实施者。然而，一个国家的监管能力不仅取决于直接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机构，而且取决于各种非政府组织。正由于此，国家理论必须格外关注：（3）组织渗透。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自主性增强了国家权力。如果我们将国家权力理解为“支配权”（power over，即国家对社会精英和组织的支配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将导致公权私化和侵占公财（如卖官鬻爵），这种理解并无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行动权”（power to，如维持秩序、榨取资源以及守卫国土的权力），如果国家—社会关系体现为国家权力机关以共善（public good）为名获得个人支持，国家政权与社会行动者和社会机构的关联就有可能增强国家权力。近代早期组织渗透的最常见形式，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无疑是教派时代常见的教会和国家职能的去差异化（dedifferentiation），它为国家政权施加长期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控制提供了契机。然而，经济领域存在类似的渗透，如荷兰和英国商业精英与行政精英之间的紧密联系、北大西洋地区商人与公务员之间的联系，以及商贸公司的建立。商贸公司为商人解决了集体行动问题，为行政管理者解决了物流和供应问题。因为国家政权渗透的组织往往最终被纳入国家政权，所以我们必须记住：第四，国家创建并不（永远只）是被物质利益驱动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它（有时）也是受理念利益影响的自下而上的过程。从现实主义视角看，国家创建以政府机构的创建和它们向社会的延伸为基础；这一视角将国家创建视为一个内生增长和制度扩张的过程。这一视角假定，国家创建者的行动是对外部环境的战略性回应。在我看来，这些假定均过于简化。如上文所述，国家创建也可能是新生社会事物和机构的出现以及国家政权对其进行效仿、示好或吸纳的结果。荷兰共和国的执事济贫与普鲁士的弗兰克学校即为这一过程的两个具体体现。不仅如此，我们已经看到，近代早期统治者的国家创建策略受统治者的宗教与政治理念以及宗教与文化发展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苦行主义新教和政府官职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和所有行动者一样，近代早期统治者有多重利益，如理念利益和物质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和幸福追求（eudaemonistic）利益、个人利益和王国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这些利益有可能互相冲突；他们对这些利益的优先排序和相互妥协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惯习（habitus）和集体评价的影响。单单说行动者追求利益无法解释任何东西。关键在于阐明何种利益及其原因。还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策略往往更像手工拼装，而非纯粹工程。一旦遇到问题，如设立行政机构，行动者就会利用一套自己熟悉的特定工具来拼接解决方案。例如，科层制并不在15世纪的工具箱中。它之所以成为17世纪的工具，原因无他，皆在于宗教改革。到了这里，读者也许会怀疑本文标题后的问号放错了位置。但对国家理论的上述修正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激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压根不算修正！虽然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别于近代早期国家创建的主流理论，却和某些领域的近代国家研究惊人地一致。以对社会资本的近期研究为例，这些研究表明，政府效力、经济发展、民主稳定以及其他各种公共物品与密集的群体生活网络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网络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促进合作、落实规范、维系信任。换句话说，这些研究表明，国家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国家架构。我们再来看蔚为大观的法团主义（corporatism）研究。法团主义理论强调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如工会和业主会）在管理经济和提高产出方面的角色，并指出，组织化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国家统制（dirigisme）的效果更好。用我们这里的话说，这些研究主张，最有效的经济管理体系蕴含了高度的组织渗透。类似观点也见于日新月异的国家内嵌性（embeddedness）和国家—社会共治（synergy）研究，这些研究凸显了国家—社会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还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某些研究所指的社团、利益团体和关联协议（如社会服务机构或工会）是自下而上的改良运动（如美国进步主义或欧洲劳工运动）的产物。第二，许多同类社团、利益团体和关联协议已经正式融入中央政府［如福利国家或高峰协商（peak bargaining）］。这些都已广为人知。我认为，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一点是，这些同样可以被看成是自下而上的国家创建过程。同样，理念利益和宗教与政治理念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获得了大量关注，尽管相关研究集中于东亚研究和东亚奇迹上。多数东亚国家具有高度科层化的政府，这一点众所周知。至少对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儒家传统在中国科层制起源中的角色，以及同一区域其他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对中国模式的效仿或套用，这些并无多少争议。从而，和欧洲一样，科层制理念在亚洲的起源和扩散可以追溯至特定的宗教改革运动，并随着它们的扩散而传播。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场儒家规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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