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汉宁·里德（Henning Ritter）
德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莱比锡图书奖得主。
“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由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 )在他
1932年出版的著述《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头一次提出。他刻画出两种本质完全不同，但彼此之间可相互转化的社会类型。柏氏的“封闭社会”，类似与
18世纪哲学中，成员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小社会”。在
18世纪，这种小社会零星存在，人们——例如卢梭一想方设法地让它们变得强大起来。而在柏格森的时代，“封闭社会”的典型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状态。他对“封闭社会”的描述中，有着卢梭的影子：“在封闭的社会中，成员凝聚在一起，对其余的人类社会漠不关心，总是警惕着忙于自卫，随时准备进行战斗。人类社会刚刚出现于自然界时就是这个样子。”按照这一学说，封闭社会可谓是人类社会本身，它的对立面——开放社会——只能在与它的关系中被定义。封闭社会只能由内而外地开放，只能是自发地开放。所以开放社会就潜藏在封闭社会之中。柏格森指出，如果世上只存在唯一的一个封闭社会，那么人们就无从得知开放这一观念。小社会、小群体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走向开放的契机是战争，虽然战争本身集中体现的是封闭社会的原则。当一个封闭社会采取战争手段来防御外敌、进行自卫时，它在为保卫封闭性而战的同时，被引向开放。与此相反，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向所有人开放的社会，也会通过战争，重新变成一个远古社会那样的封闭社会。在战争中，开放社会原有的一些原则会暂时失去效力，比如人们不再笃信，每个人都对任何人肩负着责任。这时，在文明社会的内部，人类在上古时期古老的封闭社会就会重新出现。或许跟弗洛伊德一样，柏格森也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联想，远古的事物会重返现实。
《无处安放的同情: 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
[德] 汉宁·里德 著
不过，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间的转化关系，不仅限于这种非常状态。柏格森认为，每个开放社会中都潜藏着一个封闭社会，因为无论一个开放社会的规模有多大，都总有被其排除在外的人群。此外，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中的道德存在发展阶段上的先后关系，开放社会中的道德是对封闭社会的道德进行扩展才出现的。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开放社会中的道德，似乎不过是家庭道德与部落伦理的升级版。比如爱国心或爱国热情，都旨在将一个集团凝聚在一起，这与原始社会的情况一样。柏格森又解释道，任何一个社会，在一般情况下、在常态之中（即和平状态下）都同时具有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特征。原始的本能能够穿越时间，在现实中若隐若现，时不时地提醒人们认识到封闭社会是所有社会之本源。虽然这种本能并非为开放社会所生，但它可通过扩展同情与共感之情，激发爱国主义。按照上述感情扩展的原则，同情与共感之心要扩展至人类 全体：“我们的同情被认为是在不间断的连续中扩大的，一方面扩展一方面又保持着同一，最后以对整个人类的拥抱而告终。”人类之爱没有它具体的对象，它必须先指向一种虚无，以便能够折返，作用于现实：人类之爱只有被充分扩展，才能做到使整个人类成为它的对象。柏格森将这一过程与一种美学上的经验做比较：阿尔卑斯山本身不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对自然的感受，人们必须先将这一感受投射至阿尔卑斯山，山又将其反射回来。柏格森认为，人类之爱与此类似，它首先要投射至虚无，然后反射回现实。人们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与朋友、自己的部族与国家，在这种情感不断扩展的过程中，最终拥抱整个人类。这样的话，即使被扩展，最终的人类之爱，与人们最初对家庭、部族和国家所抱有的情感是一模一样的。柏格森也认识到，这种情感扩展的模式是根据几何学的想象推演而来的。而且在现实中，情感是通过纳入更广的对象，而不是通过直接的感受来进行扩展。柏氏虽然确定，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在封闭社会的道德与开放社会的道德之间，的确存在某种连续性，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与整个人类之间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在这里，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间原本存在的对立又再次被激化：“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一般的人类之间，也存在着如同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间的那种对峙。”这样的话，即使人们对同情与共感的扩展表示多么乐观，人类之爱都没法克服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间的鸿沟。那么人类之爱是否真的能覆盖全人类呢？这又成了避不开的问题。虽然柏格森确信，人类之爱与故乡之爱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间接的、后天习得的，但我们仍不能确定人类之爱是否有可能具有故乡之爱般的深厚，不知道是否能在整个人类范围内，建立每个人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因为任何形式的同胞之爱都是一种排外的感情，它在原则上是通过排除他者才成立的。柏格森洞察到，我们只能迂回地走向人类之爱。为了向极限推进，达成一种彻底的道德，人类需要预言家、圣贤和品德高尚者，他们提供了关于“另一种道德”的启示和感召。他们的存在或他们的信条散发着光辉，指引人们走向另一种道德。柏格森认为，“另一种道德”对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来说十分必要，它将原本被看作道德楷模的行为转化成人们的日常行为。但“另一种道德”是独立的道德，还是必须建立在第一 种道德之上的补充和升级呢？按照柏格森的解释，它应该是“人的道德”而不仅仅是“社会的道德”。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作用于个体的压力将通过“另一种道德”转变成观念上的压力。柏氏想象道，最初体现在圣贤和先知者身上的“另一种道德”，它对第一种道德会产生这样的影响：现有的道德情感将逐步溶解，然后再融入到未来的人类之爱中。人们肩负的社会责任逐步扩展，直到以整个人类为对象，但同时也逐渐变淡。逐渐松绑的道德紧箍咒，也会慢慢让人们感到“我们也才领会到或感受到一种新道德的出现”。柏格森清醒地认识到，在上述过程中，人类之爱只可接近不可到达，因为它的对象太过庞杂，所以不可能存在一种独立的、直接的人类之爱。综上所述，柏克森努力试图将道德进行扩展，但其终究无法弥合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间的鸿沟。为了实现人类之爱，还需要另外一种来自别处的道德，它必须超越每个人身上预先设计好的行为范式，才能够让爱与共感覆盖整个人类一不论“整个人类”作为道德的对象是多么含糊不清。柏格森像念咒语般狂热地断言，“开放的灵魂”于这世上无处不在，它是塑造新人类必要的元素。为了进一步接近这一神秘的咒语，扩展的逻辑是不可或缺的。扩展是一系列的阶梯，当人们抵达最终目的时，就可将其抛弃。柏格森毫不怀疑，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通过逐步扩展道德，从民族主义过渡到普世仁爱；普世仁爱也将波及越来越广的人群。柏氏同时也清楚，这一发展过程必须汲取远古社会中之本能的力量，才能够保障在不停扩展的过程中逐渐变淡的情感能够不断再生。即使道德的扩展暂时还无法推动人类进入新道德的阶段，这种本能的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它维系着眼下的社会与它在远古封闭社会中的根源之间的联系。大同社会不可能单纯通过开放的机制来实现。大同社会只能依靠个别为人类的转型铺路的少数人，通过他们的道德梦想开启的缝隙，来获得实现。在极个别的瞬间，新的事物注入社会之中，立刻就被吸收进去。现在，“生命冲力”（
elan vital,柏格森发明的著名术语）带来了越来越多这样的瞬间。柏格森认为是生命冲力迫使远古的封闭社会开放。那些杰出的人们，生机勃勃的信仰之代表者，他们对这种冲力加以利用，在一瞬间给其以方向，之后让社会自身来消化这冲力。柏格森想到的是，现存社会曾经被个别人的追求所左右， 比如那些在人类历史的记忆中留下脚步的神秘先知，他们的教理逐渐在每个人的心中扎根。柏氏脑中所想的是《旧约》中的先知，他们的启示曾将正义带入人间；是基督教的教理，它在人类史上首次宣扬了博爱精神；柏氏同时也知道，这些感召经历了多长时间才开花结果。他写道，又过了两千年，人权观念才通过美国的清教徒和法国革命被带入人间。这也是封闭社会内的道德缓慢地逐步扩展之结果。柏格森解释道，如果没有扩张的动力介入，就不可能有这一缓慢的过程，“自我扩张的迫切需求、自我延伸的强烈冲动，冲力、动力……这一切都出于犹太-基督教的本源”。当柏氏设想着最终开放社会中的伦理精神时，他同时也呼唤着这一传统中具有的生机与动力。也许他是把自己看成了开放社会的先知之一，人类社会的一名神秘主义者。柏格森所设想的画面中止于一种巨大的神秘主义，他像呼唤神灵一般，道出了自己的愿望：“神秘天才人物一旦岀现, 他身后肯定早已经聚集了不断增加的人群，而且他们的灵魂也已经被他改变了。”但如果没有伟大的特殊人物显现，新的人类就不可能出现。《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的结尾写道：“人类在呻吟，快要被他自己的进步压碎了。但人还没有意识到，他的未来启示就在他自己手中。人类的任务是首先确定他是否想继续生存下去。因此，人类的责任是确定，他是否仅仅要求活下去，还是想做出额外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在这个难以对付的世界上完成宇宙的基本职能——制造神灵——所必不可 少的。”
就在柏格森对人类迈向开放社会极尽赞美之时，保罗·瓦勒里于
1931年在他的论文集《现实世界之观察》中写道：“世界的封闭时代正在到来。”瓦勒里所言的大意为，开放社会最终击败了封闭社会的这一假想，并招致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人们首先记录下现有的一切，对现状笃信不疑。如此一来，这个社会必不能辨认内外，也没有出路通向外面。由于这种社会是通过某一精神原则的胜利而建立的，它将会制造出毫无缝隙的铁幕。这，将是历史上第一个无法开放的封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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