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创建者之一。
本书邀请读者参与一场旅程：一场穿越经济史的旅行，更确切地说，从创造性破坏的视角探究经济增长之谜的旅程。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的更新和繁衍，但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善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洞悉与世界经济增长过程有关的某些重大历史谜题，如工业起飞、重大技术浪潮、长期停滞、不平等的演化、各国发展的趋同与分化、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经济结构变化等。
再探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和增长有关的某些伟大争论：对于推动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以及保护环境与缓解不平等，我们能否和谐兼顾？创造性破坏对就业、健康和福利的危害能否避免？对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革命，我们是否不得不感到恐惧？
重新思考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作用：在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从而增进各国的财富方面，它们各自能扮演何种角色？我们如何保护公民与经济免受过度资本主义之害？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法] 菲利普·阿吉翁 / 赛利娜·安托南 / 西蒙·比内尔 著约瑟夫·熊彼特虽然热情赞美创造性破坏作为增长驱动力的意义，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尤其是，他预见大型企业集团将排挤中小型企业，不可逆转地导致企业家精神的消失，以及官僚机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本书的最后将探讨政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并以乐观的论调来结束我们的旅程。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乐观主义，借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它源自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三个理念，此前却未做形式化，也未得到检验。第一个理念是，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长期增长是累积式创新的结果，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该理念对应着索洛的结论，即技术进步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播与整理，创新才能实现累积，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好比西西弗斯那般在反复攀爬同一座山头。
第二个理念是，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创新来自受潜在回报(创新租金)激励的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保障此类租金的任何措施，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都将鼓励企业家更多地投入创新。相反，危害创新租金的任何措施，如对模仿抄袭不加限制或者对创新收入执行罚没性税收，则会打击创新投资。更一般地说，创新会对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正面与负面激励做出反应，是一种社会作用过程。
第三个理念是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也就是说，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是新旧势力之间永恒争斗的舞台，上演的剧情关系到所有在位企业、所有大型联合集团，它们总在设法阻挠或推迟新的竞争者闯入自己的地盘。
于是，创造性破坏给增长过程的核心带来了一个两难或者说矛盾。一方面，必须有租金来奖赏创新，鼓励创新者；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不能利用租金来妨碍新的创新。如上文所述，熊彼特对此矛盾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注定失败，因为不可能防止在位企业阻碍新的创新。但我们的回复是，有可能克服这一矛盾，或者说可以做到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借用拉古拉迈·拉詹与路易吉·津加莱斯于2004年出版的专著的书名来说，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创造性破坏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有形且可测量的现实。我们能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出现中感受到它，如用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来测算。图1 显示的是1900-2000年美国各州人均GDP年增长率与这些州每年登记的专利数量的对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到创新密度与生产率增速之间呈现清晰的正相关，创新更多的州增长速度更快。
另一个测算创造性破坏的方法是深入观察新企业的生命周期，从进入、成长到退出市场。美国普査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收集的综合数据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出发点，让我们可以找到不同年限和规模的企业每年创造的就业数量。在2005年，美国新创企业，即成立不足一年的企业，创造的净新增就业占全美国的142%。图1.2a显示的是就业增长率与企业年限之间的关系：最年轻的企业在净就业增长方面强于成立已久的企业。图1.2b显示的是不同年限企业的退出率，较年轻的企业的退出率远高于成立已久的企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进则退“现象：每一代新创企业都会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由于其中许多企业会在成立不久后消失，很多岗位也随之被摧毁；但在这一达尔文式演化淘汰过程中幸存的企业则会继续创造就业并发展壮大。我们由此可以勾画出熊彼特式企业家的形象，他们有很大的失败概率，但如果存活则将迎来显著增长。
最后，我们可以用企业创造率与企业破坏率之间的平均值来测算创造性破坏。这是研究企业与就业动态变化的文献最常采用的指标。该指标与人均GDP增长又该如何联系起来呢？图1.3包含了17个欧洲国家的587个地区2012—2016年的数据，表明在这一时期，创造性破坏平均水平更高的地区，其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也更高。
一边是用就业或企业的创造与摧毁来测算创造性破坏，另一边是用新专利数量来测算创造性破坏，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发现两个指标间存在正相关：在美国，1985—2010年就业创造与摧毁率最高的各县，也是产生新专利数量最多的地区。该数据覆盖了1100多个县，相关系数为0.456。这一相关关系主要源于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是年轻的小企业，它们也是创造和摧毁就业岗位最多的企业。事实上，从图1.4可以清晰地看出，（以单位员工专利数量测算的）创新密度随着（以员工数量测算的）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企业规模越扩张，创新概率就越低。此外，与较大的企业相比，小企业推出的创新还更为激进，影响更深远。
在总结这段对创造性破坏现实的介绍时，我们还想与读者分享两颗思想的“种子”。图1.5展示了美国、墨西哥和印度的工厂规模（以员工数量测算）随工厂年限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相比墨西哥和印度，美国的工厂规模随工厂年限增长的变化更为迅速,这反映了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事实：其一是美国企业更容易找到支持增长必需的融资；其二是美国金融体系会选择业绩最好的企业,或者说最具增长潜力的企业。
创造性破坏范式的第一个关键思想是，持续的创新是增长的最主要源泉。但由于人们不会把自己的创新给全社会带来的集体知识进步效应以及未来创新者能够利用这些进步的效应内部化，每个人的创新投入都将不足。于是政府需要扮演创新投资人的角色。针对这一课题，我们将探讨教育和科学对创新过程的作用，创新融资，以及分析政府作为投资人的作用。创造性破坏范式的第二个关键思想是，创新激励来自通过垄断租金获得回报的前景预期。该原则意味着，政府的第二个角色是充当创新的产权保护者。对此，我们将探讨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的互补性质，并分析税收政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创造性破坏范式的第三个关键思想是创造过程中的破坏，每个新的创新都会摧毁之前创新产生的租金。创造性破坏意味着，任何新的创新都将遇到在位企业的抵制，因为它们愿意不惜代价捍卫自己的租金。拉詹和津加莱斯对此给出过非常清晰的诠释：这些企业还能获得雇员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心现有经济活动的破坏将使自己失去工作。面对这一反对创新的联盟，政府需要扮演双重角色。首先，政府应该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保证竞争与新创新者的自由进入，这是竞争政策、规制游说活动和打击腐败等政策的关键所在。其次，政府必须保护雇员们免受工作岗位消失的潜在危害。创造性破坏范式提供的视角还能帮助我们思考各国财富增进过程的另外两个基本方面。模仿与前沿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技术模仿借鉴每个产业领域的先进经验，或者说模仿现有的技术前沿实践。另一种是在前沿上搞创新，让已经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突破自身，因为它们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某些国家因为采纳有利于资本积累式增长和经济追赶阶段的制度与政策，在初期实现了强劲增长，可是它们没有为转向创新经济而调整制度与政策。然而，一个国家越是走向发达，距离技术前沿就越近，就越需要用前沿创新来取代技术追赶、充当增长发动机：于是，有些国家未能维持强势增长，在人均GDP水平上没有向最发达国家完全趋同。环境问题与创新方向。在位企业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们试图阻止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市场，还关系到看待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保守态度。过去在内燃机领域有创新成果的汽车生产商，通常会在未来继续致力于该领域的开发，因为这是其优势所在，它们不会自发地选择转向电动汽车领域的创新。这一现象被称作“路径依赖”。为推动企业转向绿色技术领域的创新，有必要依靠政府利用多种工具加以干预。为什么政府会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发挥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作用？为什么政府负责人愿意鼓励新创新者的进入，抵制在位企业的腐蚀拉拢？为什么政府负责人愿意建立保障和制衡制度，以防止权力滥用？在有关政府议题方面，我们把国际竞争与民间社会（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视为迫使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两个杠杆。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展望将不像熊彼特那般悲观。这些力量迫使市场经济持续改善自身及其规制，并给我们带来实现更环保、更包容的繁荣发展的希望。
本文选编自《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原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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