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祯浩｜《红星》的诞生与“红星”的升起
斯诺于1936年10月25 口回到北平，无暇与妻子韦尔斯分享重逢的喜悦，就立即着手整理从陕北带回的资料；这些资料中，仅采访笔记就有16册之多。呈现毛泽东等“赤匪”真正形象的宝贵的胶卷，则委托给德国人经营的北平最好的照相馆冲印。胶片在陕北保安也能冲印，但偏僻乡下的设备老旧，为慎重起见带回了北平。照片洗印得很清晰，而且，据传是纳粹党员的照相馆老板也没有太关注拍摄内容。斯诺在韦尔斯帮助下对照片进行了整理，并依次邮寄给了美国的出版社和代理人。后来《生活》画报和《红星》 刊载的，就是这些照片。
《“红星”: 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
[日]石川祯浩 著
袁广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6月
此外，鲜为人知的是，斯诺去陕北时，还带去了 16毫米摄影 机，并拍了不少胶片，留下了珍贵的镜头。摄影机是从北京大学 的外国教员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那里借来的，现保存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斯诺在陕北拍摄的镜头，后来由他本人编辑成 数分钟的纪录短片，在小范围放映过。侬斯诺1968年编辑制作的纪录片《人类的四分之一》（One Fourth of Humanity）也使用了 1936 年拍摄的影像。考虑到摄影机是当时最先进的器材，这一切显然 表明斯诺对陕北采访倾注了巨大热忱。附言之，此时的胶片中有斯诺和骑在马上的周恩来握手的场面，估计摄影者应是海德姆。因为，能够理解斯诺的意图和指示，并会操作先进摄影机的，当时 只有海德姆。
斯诺回到北平后，采访报告还没写一个字，就已成为名人。因为，谣传进入“红色中国”后就不知去向、据信已遇害的他，竟 突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从采访别人的记者成为受访 对象，不得不首先对其他报社讲述此次采访的大致过程。因此，斯诺关于共产党的第一篇评论，不是由他本人执笔，而是出自其同 行记者之手。管见所及，最早报道斯诺谈话（10月29日）的，是华 北的主要英文口报之一《京津泰晤士报》。在斯诺本人的文章见报之前，这篇所谓路透社消息，作为报道斯诺探险和陕北共产党最新动向的第一篇文章而被各地报刊争相转载。日本也有《时事新报》、《大坂朝日新闻》于31日报道了斯诺平安归来的消息。
自然，斯诺本人也开始基于采访记录发表文章。首先于11月 14日(及21日)在上海的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刊载了对毛泽 东的采访，并配以照片。此外，单行本《红星》第一版刊行前，其 各章节原稿的部分内容也曾发表于他任特约记者的伦敦《每日先驱 报》等。
出版单行本之前先行零星发表，似乎让人不好理解：不过，这种做法在当时十分普遍，而且斯诺也有这样做的理由。即使笃定单行本必定畅销，独家采访要整理成书也需要数月时间；斯诺有理由担心其间或有其他记者再去采访共产党，并先于自己报道。事实上，斯诺从“红色中国”归来的消息传出后，其他记者也开始前往陕北。到了1937年，在斯诺成功往返的鼓舞之下，除以共产党支持者自任、一直试图率先进入中共地区的史沫特莱及合众通讯社天津特派员厄尔·利夫(Earl Leaf，1905-1980)之外，曾报道长征途中中共和红军动向的《大公报》的范长江也前往陕北采访，连燕京大学的中国学生也开始不断前往陕北参观。甚至还有好事的 外国人尝试娱乐性冒险，即租用汽车从西安进入“红色中国”，在那里停留数小时。因此，斯诺也不可能慢条斯理地专注于撰述， 等到出版单行本再公开采访内容。
在文章见诸报端的同时，斯诺拍摄的众多照片，以及从共产 党有关人士那里获得的照片也相继公开，并引起轰动。而集中刊 载这些照片的，是创刊不久的美国《生活》画报。该杂志1937年1 月25日号、2月1 口号分两次刊载了40馀张。据说，该杂志从斯诺 那里共购得照片73张，每张作价50美元。关于《生活》购买照片 的数量，另有记录作75张、价1,000美元；一说25张、共1,000美 元。考虑到英文版《红星》单行本售价3美元，如此多的独家照片 原件仅值1,000美元，似嫌过低。但斯诺因此名扬于世，并预先为 单行本作了宣传，所以也不算吃亏。附言之，半年后，《生活》杂志刊登据说为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所拍摄的“倒下的战士（The Falling Soldier），使卡帕一举成为著名的战地记者。传媒 界利用照片唤起和激发读者想像力的时代已经到来。
与此同时，《红星》中最精彩的部分“毛泽东传”，也由美国杂 志《亚细亚》自1937年7月开始连载（至10月）。这些报刊的报道， 使斯诺的名字在《红星》出版以前就已经为传媒界所熟知。斯诺在1937年底前发表的报道文章（仅限于对中共地区的采访）如表2 所示。
斯诺的采访记录，在杂志上发表的同时，经不断修改、调 整，于“七七事变”发生后的1937年7月下旬终于脱稿。幸运的是，当时北平还没有发生成规模的战斗，因而稿件得以顺利投寄。随后，斯诺经天津先到青岛，然后移居上海。而《红星》则由与斯诺关系密切的伦敦的左翼出版社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以“左翼图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名义于同年10月出版。此即所谓戈兰茨版，或曰英国版。该版本封面注有“非公开 发售”(Not for sale to the public)，显示其读者对象仅限于“左翼图书俱乐部”会员。
三个月后，即1938年1月，美国版由纽约的大出版社兰登书 屋(Random House)正式出版。实则，早在1934年3月，斯诺已经与兰登书屋签下合同，准备出版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并收到预付金750美元。如此看来，戈兰茨版是出于某种同志情谊 而出的试行版，而兰登版才是计划出版的正式英文版；二者的结 构、内容均无变化，区别仅在于兰登版大幅更换、增加了照片，使其增至61张。
照片丰富是兰登版的重要特征。但如前所述，斯诺在陕北拍 摄以及共产党有关人士赠给他的照片，已有相当部分转让给《生活》画报，并由其先行刊载40余张。《生活》画报已刊载的照片，有约20张也收于兰登版；但奇怪的是，戈兰茨版却一张也没有采用。而且，较之兰登版，戈兰茨版所用照片品质较差，显然是特意为试行版选用的。从这点也可知，兰登版才是正式版，而戈兰茨版则是暂定版。
此处就照片再作探究。如本书开篇所示，斯诺拍摄的毛泽东照片有两张（图5、图6）。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头戴八角帽的一张，即图6。但奇怪的是，《红星》的戈兰茨版和兰登版以及后来的 各版本，使用的都是图5。换言之，除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的第 一篇报道外，斯诺从未在其自着单行本《红星》中使用过图6。我们之所以熟悉图6，是因为《生活》画报先于《红星》刊载过，并且构 图、清晰度都较好，各报刊曾争相转载。而《红星》使用的图5， 其光线和毛泽东的表情捕捉，怎么看都像是外行拍摄的粗野村夫。较之图6，这张照片后来没有广为流传，人们也就很少有机会看 到它。
这两张完全不同的照片，斯诺为什么弃用端正清秀、神采奕奕的图6，而特意选用粗野的图5 ？首先可能是照片的所有权、使 用权的问题。如前所述，图6是斯诺转让给《生活》画报的诸多照 片中的一张。转让合同内容不详，但转让后再使用，或许会受到 限制。在这方面，欧美传媒界的权利意识较强，比如围绕斯诺为英语圈杂志所撰稿件的独家刊登权，就曾有几家杂志社诉诸法 庭。不过，斯诺到底是这些照片的拍摄者，而且《红星》单行本也 收有其他曾刊发于《生活》画报的照片。
较之合同限制等，更可能的是斯诺本人为展现毛泽东的独特 性格而有意为之。《红星》描述毛泽东的随和性格、甚至某些粗野举动时，每每带有赞赏的语气；照片的选用或也反映了斯诺对毛泽东的观感。《红星》里描写的毛泽东，比如在和斯诺谈话时，甚至会缓缓松开腰带，把手伸进裤子去摸蠡子；但斯诺描写这一场面，不仅没有任何恶意，反而让人感到毛泽东十分亲切，是性情中人。跳而能够展现共产党领袖在人前不拘小节、性格随和形象的照片，显然不是图6，而是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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