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挑这个问题（“转型社会与当代知识分子”）？现在的知识分子和转型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80年代那么好了，这是其中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个人原子化很厉害，曾经被我们当成非常先进的所谓的“消极自由”和“低调民主”的口号，当时误以为这个灵丹一妙药一来什么都解决了，高全喜说他喜欢英、美的绅士，最早在大陆提出这个在1989年5月在《读书》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甘阳写的《五四自由的缺失面》，第二篇文章是我写的，叫《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两个人的态度不同，因为甘阳文章利用了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四讲》的说法，最先进的是我什么都不干，有不干的自由。后来原子化很厉害，社会外面污染得不得了：道路是拥挤的、城市是难看的、光污染、声污染，但每家把自己家装修得像个宾馆，这很像现代社会的象征，现代社会就是这样，其实你的窗户挡不住外面的毒气。如果每个人没有公共空间，那每个自我特别容易受伤害。当然王焱也说理论上知道要平等与自由，所以这些年来宣扬消极自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微博上找谁讲理，你说积极自由他不敢，但说消极自由大喊大叫还靠80年所说的消极自由。当时我很感兴趣以赛亚·伯林的思想，他的书都让我组织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后有一件事，即前天我给清华大学哲学系做了一个报告说了一个问题，这时候我才知道甘阳一开始就错误了，他利用了以赛亚·伯林的理论完全就是误解，误解在什么地方？大家看我后来翻译过来的《俄国思想家》或者《苏联的心灵》，以赛亚·伯林这个人对所有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的承担钦佩至极，这是一个反过来的现象。过去老以为英国、美国社会生产力发达，精神必然发达就影响我，其实情况正好相反。还有一个人是国学院的梁启超，我在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第一导师是梁启超，列文森写《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思想》，当然梁启超受不了他的影响，列文森那么批评梁启超，我问他身边的人才知道列文森一辈子受梁启超的影响。在影响中能看出什么？其实以赛亚·伯林对于俄国知识分子能够站出来承担，认为诗的写作、对整个民族是拯救的契机，他非常佩服、自叹不如。大家也知道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瓦戈医生》，那是以赛亚·伯林从苏联偷运出来的。那说明什么问题？王焱也说了这个话题，英国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现代化社会，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着急，着急是因为你看见目标了，所以法国比较着急，英国是水到渠成的，自己一步一步试错，不知道往哪儿走，英国走过去国力增大了，法国人开始着急。法国民族有一个大问题，自己现代化的力量相比起英国的水到渠成少很多。当转型社会陷入到完全原子化，大家都不想去磨合一个公共领域时，转型社会靠谁？这样的社会就像一篓子螃蟹，你掐着我，我掐着你，哪个螃蟹都拽不出来，于是改革走进死路。如果其中有一个螃蟹站出来要解这个扣子，如果有，任何时候也只能是知识分子，无恒产而有恒心，可以相对地超越利益考量。这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忘了介绍，其实我跟王焱一样也变成高研院的讲席教授，为了高全喜得出点力，所以我就编了《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一个笑话是当当网不懂行，把这本书弄到自然科学里去了。讲一个生命及其周围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互惠关系是生态的定义，当然是生态学的事。现在“生态”这个词早被我们拿出来用，更想说的是曾经有过一个比较良性的、可以传承的、属于百代可知的治学环境，可这个环境每况愈下被污染掉、损害掉，“我椎心泣血”。甚至这么说，我先从社科院调到北大，教了10年后调到清华，在北大十年可以看出我前面的学生和后面的学生比，前面好一点，每一年往下降。这本书考虑了我方方面面对于中国学术生态的反省，今天我对《新京报》发了一个采访我的报道：我们的学术生态接近全面崩盘，而崩盘里最重要的一条是做学问的目的没有了，过去最基本的目的没有了。这个样子和我刚才说的情况一样，中国学术生态是整个中国社会恶化的表征，既然是一篓子螃蟹，就得有一个螃蟹，所以我当这个螃蟹，站出来，这里面有我在社科院反省社科院的文章，有在北大时反省北大的文章，有在清华时思考清华国学院的文章。知识分子有一个积习：反思，死也死得明白，知道我这个单位是怎样的事情。反过来有人说又研究这个干什么？因为我本身的专业是美学，比较文学，大家也知道国际汉学，我又弄政治哲学，现在又弄教育学。知识分子要把周围的事情想清楚，如果整个社会需要北大、清华的教授和学生去改造，连自己身边不认清改造什么？那我们就是一批废物。回到这个话题，吃饭时浙江大学出版社袁社长很关心选题，我其实想编一本书《80年代书信》，老有人想把我梦中最黄金时间偷走，我要编一本书将其留住。我想说，80年代、90年代只意味着耶稣生日和手指头之间的关系，本来没有什么事，但大家知道80年代和90年代有一个绝对的分水岭。90年代以后我们走了一条路，有很多进步：比如经济增长，虽然是在巨大的环境代价上、人心变浮薄的基础上，但还是有进步，比如消极自由的概念有了确立。秋风和我关心的事，传统比80年代认识清楚，但有一条不如80年代，太过消极，消极而不自由，低调而不民主。于是回过头来想消极自由的基础上有一个积极自由，在不做的基础上还要说做什么。一旦说要做什么，这个话题就回来了，当代知识分子和当代社会的转型社会就接起来了，做什么？做这个社会，改造这个社会，于是磨合出一个公共空间，变成老儒家说的君子。
本文来源于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为2012年10月18日“转型社会与当代知识分子”访谈的一部分。推荐查阅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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