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我们今天最为熟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国家。这种统治方式几乎主宰了全世界，唯一的例外是南极。所有现代国家的上层阶级都是识文断字的精英，许多早期的国家也是；许多现代国家的大多数民众也都识字。消失的国家往往留下许多考古可见的印记，如庙宇的遗迹、大小不同的至少四种聚落，以及散布在数万平方英里内的陶器。我们由这些证据得知，国家约在公元前3700年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出现在中美洲，在距今2000多年前于安第斯山脉、中国和东南亚生根，于1000多年前在西非茁壮。到了现代，更不断有从酋邦蜕变成国家之例。因此，我们对过去国家的了解，远比对过去的酋邦、部落和游群的了解多。原始国家就是超大型酋邦再更上一层楼。游群扩大成部落，部落又坐大成酋邦。酋邦的人口少则几千，多达数万，但现代国家的人口很少不超过百万，中国更是破了10亿。超大型酋邦酋长的住所进而成为国家的首都。首都外人口集中的地方就成为城市。酋邦就没有城市。城市的标志有公共建筑、统治者的宫殿、国库（贡品和税收）等，也是非食物生产者的集中地。
《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
早期国家的世袭领袖拥有相当于国王的头衔，有点像大酋长，垄断信息、决策和权力。即使是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重要机密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已，而这少数人就是政府和决策的主导人。例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是否要发动核战争，全看肯尼迪总统和他指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十人小组，接着肯尼迪又把做出最终决策的范围限定在四人小组里：他自己，加上三名内阁成员。国家和酋邦相比，中央的控制范围更大，经济的再分配（贡品改名为税收）的范围也更广。而且，国家的经济专业化程度更高，到了今天，连农民都无法自给自足，很多物品还得仰赖其他行业。因此，国家的政府一旦崩溃，对社会就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后果难以设想，一如公元407—411年在不列颠，罗马军队、行政官和铸币厂全数撤退后的情景。即使是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国家，中央对经济也有主控权。美索不达米亚的食物生产者主要有四类，即种植谷物的农民、牧民、渔民和种植果蔬者，他们把收获贡献给国家，国家再供给他们自身不生产的东西，如生活必需的粮食、物品和工具等。例如，国家为种植谷物的农民提供种子和可以帮忙耕作的家畜，从牧羊人那儿取得羊毛后再和远方国家进行交易，换取金属等重要原料，也为建造灌溉系统的劳工提供食物，而灌溉系统正是农民所需要的。与酋邦相比，许多甚至大多数早期国家都更大规模地使用了奴隶。这不是因为酋长们比较善良，肯放俘虏回他们的老家，而是因为国家的经济专门化程度高，生产量和公共工程量都大，更需要奴隶。除此之外，国家经常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能俘虏更多的奴隶。酋邦的行政层级只有一两个，国家的行政组织就复杂得多了，只要看看政府的行政组织体系表就能明白。除了从上到下有不同等级的官僚，水平的分工也不少。夏威夷酋邦的官员无所不管，国家的政府则分成许多部门，各司其职，如掌管水务、税收、兵役等，每一部门内部也有等级划分。哪怕是小国家，行政组织也比大酋邦来得复杂。例如，西非的马拉迪虽是个小国，但中央行政职务有130种以上。国家内部的冲突解决越来越依赖司法和警察系统。由于多数国家的统治阶层都是识字的精英（印加帝国除外），法律通常是以书面形式记录的。文字系统的发展和早期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的兴起时机相当。相形之下，早期酋邦完全没有文字。早期国家有国教和形制标准的庙宇。当时许多国王都被神格化，地位崇高无比。例如，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皇帝出巡时都坐轿子；印加皇帝出巡时，专门有仆人走在轿子前面清扫路面；日语在称呼天皇时，也用独一无二的代名词。古时的国家，宗教领袖不是祭司就是国王本人。美索不达米亚的庙宇不仅是宗教中枢，也是经济、文字和工艺技术的中心。由上述特征看，从部落到酋邦的这条发展路线，到了国家这一步已登峰造极。不过，国家在一些新的发展方向上也不同于酋邦。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国家是围绕政治和领土的界线组织的，而不像游群、部落和原始的酋邦那样主要围绕亲属关系。而且，游群和部落成员的族群和语言总是相同，酋邦通常也一样，但国家，特别是吞并或征服其他国家的所谓帝国，往往是多族群、多语言的。国家官僚的选拔不像酋邦，都是酋长近亲，而是选贤与能，看重专业、训练与能力各方面的表现。后期的国家，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家，其领导人很少是世袭产生的，许多国家就连形式上的世袭阶级都完全摒弃了。这1.3万年来的人类社会大趋势，就是更大、更复杂的单元取代较小、较简单的单元。当然，这只是长期的大趋势，分分合合的变化不断发生。我们从新闻得知，大的政治单元（比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也可能分化为小的单元，2000多年前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不正是如此？而且，大而复杂的单元并不总是能取胜，也有俯首称臣的例子，如罗马帝国被“蛮族”占领，蒙古酋邦也一度在中国的土地上统治。但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走向还是趋于大而复杂，以国家形态为主流。显然，在面对比较简单的政治体时，国家的优势主要体现于先进的武器、技术和众多的人口。但国家和酋邦还有两个相同的潜在优势：第一，决策的权力集中，可集中调动军队和资源；第二，利用官方宗教和爱国情操使军人愿意为国捐躯。这种情操是如此深植于现代国家人民的心中，加上学校、教会和政府的宣传，以至我们忘了先前的人类历史并非如此。每个国家都有教人民勇于献身的一套，如英国的“为了吾王吾国”和西班牙的“为了伟大的上帝和西班牙”等。16世纪阿兹特克帝国的战士也受到类似的感召：“在沙场上，没有什么比得上光荣的死亡。把美丽的鲜血奉献给赐予我们生命的天神维齐洛波齐特利（Huitzilopochtli）：我遥望他的身影，内心满是渴望。”这种思维和感情是游群和部落无法想象的。新几内亚朋友叙述给我听的部落战争，完全没有“忠君爱国”这码子事，也没有“马革裹尸”的壮烈。他们对敌人的突击通常是利用埋伏或以优势兵力进攻，令人措手不及，尽可能避免己方伤亡。这种心态使得部落战争大受限制。和国家发动的战争相比，部落战争简直是小儿科。此外，以国家或宗教的名义发动战争的狂热者之所以是特别危险的对手，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赴死，而是因为他们愿意用一小部分自己人的牺牲来换取与自己信仰不同的敌人的灭亡。这种狂热带来了许多征服，但这不过是近6000年的事，在酋邦和国家出现以前，还没有人知道如何运用这种意识形态。非中央集权、基于亲族关系的小型社会，是怎么演化成中央集权且成员间不一定关系密切的大型社会的？研究了从游群到国家的各种阶段后，现在我们来探讨社会转型背后的力量。历史上的不同时刻，许多国家独立兴起了—或有文化人类学家形容这种国家为“原始”，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兴起时，周围并没有任何既存的国家。除了大洋洲和北美洲，各大洲都至少有过一次原始国家的发源。史前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中美洲安第斯山脉、西非等地已有国家出现。近300年来，在马达加斯加、夏威夷、塔希提与非洲许多地区的酋邦，在和欧洲的国家接触后，自己也发展为国家。上述地区，以及北美的东南部和西北太平洋地区、亚马孙河流域、波利尼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出现了更多的原始酋邦。这些复杂社会的起源构成了一个丰富的资料库，让我们可以了解它们的发展过程。关于国家起源的问题有许多说法，其中最简单的一个是，根本不认为国家的起源是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就主张，国家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无须解释。他会犯这种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有机会看到的社会，也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社会，都是国家。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直到公元1492年，世界上还有许多地区是酋邦、部落甚至游群的地盘。国家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的确需要解释一下。第二种说法是大家最熟悉的，也就是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众人衡量自己的利益后，达成共识，认为国家带来的福祉超过其他较为简单的社会形态，因此自愿选择国家。这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并考察历史记录便会发现，根本没有哪个国家是在那种超然的氛围中通过众人的理性远见建立的。小的政治单元才不会自愿放弃主权与大的政治单元合并，只在被征服或受外力胁迫时才不得不如此。第三种说法现在还有不少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同，那就是国家的出现和大型灌溉系统息息相关，其根据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等地，国家出现的时候，大型灌溉系统也的确动工了。该理论也主张，建立和维护复杂的大型灌溉系统或水利工程，非得有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不可。于是，该理论就把可观察到的时间上的大略相关性转化成了假定的因果关联。根据这种假定，当初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等地的居民，预见到了大型灌溉系统的好处（虽然方圆数千里内甚至世界上都没有这种系统让他们可以见识），于是这些有远见的人决定团结起来，放弃效率有限的小酋邦，组成可以兴建大型灌溉系统的国家。这种“水利理论”和上面社会契约论犯的错误大同小异，也就是只专注于复杂社会演化到最后的阶段，跳过了大型灌溉系统成形之前，从游群、部落到酋邦的几千年发展。如果仔细考察历史和考古年代，我们会发现证据并不支持灌溉是国家形成的驱动力这一说法。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墨西哥、马达加斯加等地，国家兴起之前已有小型的水利系统。大型水利系统的修建和国家兴起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国家在先，大型水利系统则是日后的事。在中美洲的玛雅地区和安第斯山脉，大多数国家使用的仍然是小型的灌溉系统，靠当地居民自己兴建、维护。即使在拥有复杂水利系统的地区，水利系统的出现也只是国家形成后的间接结果。我们还是需要去为国家的出现寻找其他原因。我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一地人口的数量，这是社会复杂程度最重要的预测变量。人口越多，社会越复杂，这种关联比灌溉与国家形成之间的那种相关性更站得住脚。前面提过，游群一般只有几十个人，部落有几百人，酋邦人数从数千到数万不等，国家则大多在5万人以上。各种社会形态之间，依人口多寡而有复杂和简单之分，在每一种社群形态内，还有更细的分别，例如同样是酋邦，人口越多者，越倾向于中央集权，社会分层越多，结构越复杂。由上述关联可见，一地的人口数量、人口密度或人口压力很可能与复杂社会的形成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关联没有告诉我们人口变量在导向复杂社会的因果链条中具体起什么作用。为了探究这个因果链，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庞大而稠密的人口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来探讨为什么大型的简单社会无法存续下去。有了这些背景知识后，我们最后再来讨论简单社会是如何随着人口增长而变成复杂社会的。
本文选编自《枪炮、病菌与钢铁》（新译本）。特别推荐阅读原书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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