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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流”：从主要社会基础到社会变革的旗手｜桥本健二
作者｜桥本健二 日本社会学家，早稻田大学人类科学学术研究院社会学教授曾
根据弗洛姆的说法，资本主义使人们获得经济自由， 特别是中产阶级享受了这样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人性可能会丧失，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一种互相可利用的手段。由此，人们在无力感和孤独感编织的罗网中挣扎，不可自拔。在弗洛姆看来，经济自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自由增强了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也割断了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纽带，使每个个体的孤立感和孤独感空前强烈。作者将自由所带来的孤独感称为“自由的重负”，当这种重负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就会选择从逃避自由转为服从权威，与同样服从的其他人产生一体化，从而获得精神安定。弗洛姆将这种倾向称为“权威主义的个性”。权威主义的个性在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的下层中产阶级中广泛流行。在这里，下层中产阶级指的是小商店主、工匠、白领工人等。
《中流崩坏》
[日] 桥本健二 著
郭佩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年5月
弗洛姆论述道，德国的下层中产阶级原本就有这样的倾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社会变化加剧了这一倾向。战败和君主制的崩溃使得人们失去了对国家和君主的心理支柱。加之通货膨胀的影响，个体经营者们失去了很多财产，经济基础被进一步破坏。革命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下层中产阶级的地位相对降低。这样一来，下层中产阶级的无力感、不安感、孤立感增强，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
其次，李普塞特提到，法西斯主义大多是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在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下走向极端而形成的。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立场分为左翼、中间派、右翼三种。左翼通常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是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右翼的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支持该意识的是比较富裕的人，如大企业、农场经营者、管理层和教会等传统组织中的人们。而且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各种条件下都会走向极端，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变成左翼极端主义，保守主义变成右翼极端主义。
与此相对，属于中间派的自由主义，一方面支持自由经济，另一方面支持小企业的存续；要求实现政府管控的最小化，反对强有力的工会，追求机会平等，反对强制的收入平均化，反对贵族制和传统主义。支持上述主张的为中产阶级，即小企业、白领、专业人员中的反宗教人士等。
一般来说，左翼极端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会带来独裁统治，而中间派则多被认为是民主主义的拥护者。然而，李普塞特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实际上中间派也会走向极端，自由主义也会变成法西斯主义。他列举了法西斯主义政党得票率的变化、地理分布、党员职业构成等相关数据，表明法西斯主义政党窃取了原本支持中间派政党的民众的支持。法西斯主义处于资本主义支持者和社会主义支持者双方的角度，同时又对大企业和工会双方提出异议， 因此获得了中产阶级的支持。
以上的主张都是将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合在一起称为“中间层”或“中产阶级”。考虑到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当然会产生把两者归拢在一起是否合适的疑问。关于这一点，日本政治学者山口定在经过研究后提出德国旧中产阶级的分量很高，而意大利新中产阶级的分量很高等，虽然国家不同，但是“各中产阶层是法西斯主义最中心的支持基础这一点本身是不会改变的”。
日本政治学者丸山真男也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中坚力量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指出，日本的中产阶级中， 第一类包括小工厂主、工厂师傅、土建承包商、零售商店主、木匠师傅、小地主、佃农上层、学校教师，特别是小学、中学教师、村政府官员和办事人员、其他一般的下级官员、僧侣、神官”；第二类包括城市里的工薪阶层（即所谓的文化人）、记者、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和律师等） 以及学生。后者整体上对法西斯主义运动有厌恶情绪，不积极支持，而前者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顺便说一下，丸山把前者称为“模拟知识分子”，后者称为“本来的知识分子”。前者除了小学教师、下级公务员、神官等国家机构的基层成员外，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旧中产阶级。所以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类型是与德国很类似的，即旧中产阶级。
在“二战”前的日本，室伏高信是呼吁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法西斯运动的人物之一。室伏是出生于1892年的记者，他最初在思想上与社会主义产生了共鸣，参加了围绕社会民主主义的争论，后来在思想上与纳粹产生了共鸣，1932 年出版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学》。他在书中的主张如下。
近代社会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三个阶级。中产阶级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与这两大阶级对立，主要由知识、技术阶级、白领、中小工商业者以及农民构成。虽然无产阶级被产业资本家剥削，但是中产阶级也因为垄断价格和利率被金融资本家剥削。中产阶级是人口中最大部分，今天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时代，而是金融资本家与中产阶级的时代。纲领中提出“创造和维持健全的中产阶级”，其认为代表中产阶级的是纳粹。而室伏宣布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整体运动的必然性，发表如下声明。
新的现实有新的要求。现在中产阶级需要属于其自身的思想、组织、意识形态和运动。世界上汹涌澎湃的法西斯浪潮是这个倾向的具体表现……中产阶级是国民大众，大众的运动不是局部运动，而是整个社会的运动。
社会学家樋口直人对排外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进行了多次采访调查。结果显示，排外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中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其中大部分是有正式工作的白领。此外， 永吉希久子以约8万人为对象进行了网络调查，通过保守主义、排外主义、网络上的政治意见发布这三个指标来定义“网络右翼”，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网络右翼”年龄在40岁以上，性别为男性，职业为公司经营者和个体经营者的较多，学历方面没有明确倾向。综上所述，在现代日本的排外主义者和“网络右翼”中，新、旧中产阶级比较多。
如前所述，根据李普塞特所指，在通常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产阶级支持的政治立场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而是中间派，其政治思想体系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自由主义一方面支持自由经济，反对影响较大的工会；另一方面认可政府对经济进行最小限度的干涉和介入，反对大资本的支配，保护小企业。而且自由主义是一种反对贵族制和传统主义的近代主义，可以说是稳健保守类型。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政治立场的主要力量是中产阶级，其中被认为提出这一主张的先驱是德国社会政策学家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雨宫昭彦在他1918年的论文中，总结如下。
根据施穆勒的说法，中产阶级传统包括手工业者和农民等，但是他在这里新加入了公司职员和工厂师傅等“新中产身份”。这些人有以下特征：有比较高的教养和礼节， 不以追求盈利为目的，以年薪的形式获得稳定收入，拥有小规模财产。这些人由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特别是中产阶层出身且有能力的人组成，有着为了追求更稳定地位、更好收入、更高名誉而奋斗的特征，不会简单地被劳动者同化。而具有这种特性的中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对上下阶级双方都发挥着一定的桥梁和中介作用。
在近代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被固定下来，实现了普选，政治平等化不断推进。但是，这样一来以资本家阶级为中心的上流阶级的优势地位就面临危险， 社会有可能变得不安定。而在现实中，社会之所以没有那么不安定，也正是因为有中产阶级的存在。在这里，所谓中产阶级，是指经济相对富裕，在行使政治权利的同时， 在行政、企业、地域社会等各方面发挥管理者的作用，接受高等教育并掌握中流文化的人们。而且，根据村上的说法，中产阶级在政治场合，一方面代表工人阶级提出各种倡议，另一方面也会起到缓冲作用。中产阶级作为“勤勉、节约、效率性”等近代价值观的主要承担者，使社会变得更为稳定。
这种主张在现代是极为普遍的，但很少看到著名的作者公开发表，或许是觉得特意在论文、著作中进行大段的上述论述会感到难为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是战后日本社会的普遍看法，下面的例子也显然证明了这一点。1960年文部省（当时）公布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纲要规定，社会科学的一个科目“伦理与社会”中有关“现代社会的特质和文化”的教学任务内容是“中间层的扩大、组织的巨大化、大众交流等涉及群众社会的各种问题”。其中关于中间层的作用应该没有规定如何表述，但是从1964年后，在通过审定并予以采用的教科书中，却有如下记述。
他们（白领阶层）是既不属于资产阶级阵营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中间阶层，所以他们没有阶级偏见，有能对社会问题进行比较公正判断的优点；而且从数量上来说， 他们应该拥有相当的社会和政治势力，在现代社会肩负着重大责任。
新中产阶级在政治上采取相对稳健的立场，而且成为国民中稳定要素之一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我们不久之后也可能成为新中间层的一员。为了这一天，我们也需要认真思考今后的新中间层该如何发展，以及他们为民主社会发展所承担的作用是什么。
关于“中流”政治作用的另一个主张是，“中流”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旗手，在政治上起到了进步作用。这种主张从古代开始就有。
到了20世纪60 年代， 出现了很多关于社会变革中心主体的新见解， 认为主体已从传统的工人阶级转为新中产阶级。
法国左翼劳动运动的理论领袖塞尔丹·马莱（Serge Mallet）将担任研究、开发、监督等工作的人们称为“新工人阶级”。马莱指出，在现代，这些人的工作部门的重要性越来越强，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们的创意和责任越来越重要。尽管如此，组织依然维持着官僚主义结构，以保护特权人士的身份。因此，工资相对较高、其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 “新工人阶级”，对旧的管理方式提出异议，提出自主管理等更高层次的要求，并为此进行斗争。其实就像过去一样，工人运动中的主力军是熟练工人而非业余工人，今后工人运动的主力军也将会是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新工人阶级”。
马莱提出如此主张的背景是1968年五月革命的爆发，这是由法国学生和年轻工人发起的社会运动。学生们都拥有丰富的知识，他们可能是“未来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者”，也可能是“擅长电脑数据处理的数理经济学者”， 也是未来的 “新工人阶级”。就这样，五月革命象征着“学生劳动者同盟”的形成。
而另一些人并不仅仅限于从工人运动的视角去论述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认为，其作用不仅限于生产领域，而是在信息、教育、消费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作用。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不仅是经济权力在生产领域的社会，同时也是支配、管理个人生活和集体活动各个方面的社会（他称之为“程式社会”）。在这里，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剥削，而是被整合并利用到统治机制中，从而被边缘化。“我们是从剥削社会出来又进入了边缘社会。”因此，人们的抵抗不是围绕经济领域的劳动者运动，而是具有政治、文化运动的特点。
那么，谁是这类运动的代表呢？图雷纳认为，这类运动的代表并不是对统治阶级从属度最大的下层人民。由于这些人依然被剥削，他们的要求只限于物质生存条件的问题，无法进行积极的异议申诉。而成为中流砥柱的是拥有较高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或者在劳动市场上拥有更强大地位的人，即知识分子、熟练工人，以及具有更高的地位且担任专业职业人和责任人之间角色的人们（图雷纳称这些人为“对抗精英”）。图雷纳把这些人开展的社会运动称为“新的社会运动”。
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Gouldner）认为新中产阶级承担着解放人类的重要任务。他指出，现代社会是旧阶级和新阶级展开竞争的社会。在这里，旧阶级是指生产手段的法律所有者，即资本家阶级；而新阶级是指基于知识和技术，将生产资料实质上归为自己所有的人，即新中产阶级。新阶级和工人阶级不同，新阶级能自己管理劳动内容和劳动环境，也就是说是有可能实现自主管理的阶级。新阶级还具有“文化批判性”的特点，在学术自由、消费者权利、政治伦理确立、环境保护、女性解放等各个领域，与旧阶级对立。这样的新阶级，因为具有反对歧视和压制的“普遍阶级”性格，所以他们可以成为解放人类任务的重要承担者，是现代社会最进步的力量。新阶级为了对抗旧阶级，会提出福利国家或者社会主义政策，有时也会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从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的历史来看，以上的主张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新中产阶级的确在其中起到了中心作用。在日本战败后不久进行的民主化过程中，作为白领的多数职员在工会运动中承担着指导作用，缩小了战前职员和工人之间的巨大差距，推进了企业内部民主化。即使改革后差距缩小，自身待遇相对下降，他们也能接受。之后的和平运动、反公害运动、近几年的反核电站运动和反对安保法的运动中，担任中心角色的是具有高学历的新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作为其妻子的全职主妇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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