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书最初的意图是探索日本的“变异”。中日两国在东亚世界体系中有着长期共生、协同演化的关系，日本在我们的眼中形成了一种兼具“分身”和“他者”的混合角色，有着显著的异色。探索日本的变异，就是要探索、理解日本异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我们自身的独特原理与属性。因此，本书始终聚焦于现代日本呈现的卓异品性。同任何国家与民族一样，日本作为国家与民族共同体的品性也都是源于长期演化的结果。我们为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在时间上，我们的探索跨越了古代与现代，涉及日本二千年的演化历程；在空间上，我们将日本列岛纳入东亚大陆、欧亚大陆乃至世界自身的大空间中，重新描绘了它与多元的地理及文化空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再提出我们当下的疑问，期待来自“日本”的应答。本书对日本的探索实际上是我们与日本进行的一场 “对话”。因此，本书的日本演化史叙事不是传统的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纬组织的编年史叙事，而是在我们当下的问题意识——即日本何以成为我们当下所见的“日本”——导引下建构的精神史叙事。这种由问题意识导引的日本探索，在本质上是对日本的重新认识，是一种新的日本论。那么，当我们回望本书的探索历程时，会获得怎样的认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生活在欧亚大陆东端海外列岛上的人群，从苍茫的历史深处走出；他们的生活共同体从原始的部落状态逐步演变为“倭国”，又从倭国转变为“日本”，最后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成长为“大日本帝国”。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帝国最后灰飞烟灭，并随即摇身一变，转化为和平主义国家。这就是日本二千年演化的历史事实。
《变异 日本二千年》
李永晶 著
一頁 出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9月
但我们的目光并未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事实上 ；从起点开始，我们在历史事件上每一次短暂驻足，都是为了更好地观察下一个事件得以发生的来龙去脉。这种对历史事件的重构与历史事实的重现，亦是我们对自身问题意识的回应。所以，本书的核心是对已知的历史事实进行重新的观察与解释，以丰富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只是提供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日本历史叙事。“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条从草丛中穿过的蛇，一条在炉灰里拖过的细线，总会留下一些若隐若现的痕迹，留下一些线索，让人们意识到它们曾经的存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们通常称其为因果关系。我这里要说的是，一部有意义的历史叙事同样如此 ；历史中的因果链条就如同草蛇灰线，要经过特别的观察、洞察和省察，它的历史脉络才能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意味着，在我们对日本演化史进行重新叙述时，首要任务就是沿着历史事件留下的蛛丝马迹，找到事件背后或者说历史深处的逻辑。为此，我们从最初就将“日本”从日本列岛解放了出来，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格局中。这意味着，“日本”首先不是人们观念中仅仅存在于“日本列岛”这一特定地理空间的一个国家和一群 人共同生活的组织。当我们把日本放到东亚世界这个框架中时， 它此前隐匿的属性就顿时鲜明地呈现出来。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它成功地和传统中华世界建立了一种若有若无的联系。说这种关系“有”，是指日本列岛的人们一直在吸收东亚大陆形成的古典文明，使其呈现出与东亚世界各国并行演化的状态。比如，它吸收了汉字书写体系，吸收了隋唐的律令制度，吸收了儒家思想和文化，吸收了禅宗佛教，吸收了大陆的各种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最终，它还形成了与大陆中华王朝同型的“天下” 意识，形成了自身作为“中华”、作为“文明之花”的自我意识。它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天皇”，将东亚王权思想与它自身的神话体 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历史上它还创造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先后将北海道、朝鲜半岛的一部分以及琉球王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16世纪末一统天下的丰臣秀吉，将这种天下秩序推至极处——他妄图将朝鲜王国、大明王朝、印度乃至南洋诸国悉数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在随后的江户时代，日本的儒者与经略学家们分别在观念与战略上，继续展开天下想象。明治日本奋发图强，在近代工业力量的加持下，帝国观念如虎添翼，“大陆政策”日渐明朗，最终在昭和时代形成一套建立在东西文明对决基础上的世界战略。说这种关系“无”，是指它最初就试图形成同中华王朝对等、平等的关系，有明确的竞争与对抗意识。因此，只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在相当于童年时代的倭国时期，或者在它急需海外贸易的15世纪初期，日本才主动选择进入中华世界体系 ；而在更多的时刻，它主动和这个体系保持着距离。同时，它的意识深处还潜藏着一种欲望 ；它要成为这个体系的核心，想象着有一天能入主中原。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实际上就是日本挑战并试图取代中国的历史。日本在与中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心理意识。日本这种独特的自我意识的生成、演化与变异，正是我们追溯日本演化路径的核心线索。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亦即孤悬海外的列岛特征，给它的自我意识的独自演进提供了空间保障。在古典东亚的时间和空间中，我们看到了日本演化的各种讯息。上述说法并不是要指出一种观念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在人类事务中，并不存在着有意义的“决定论”。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决定论”这个词语自身没有意义。事实上，在给定的时空中，我们的理性总倾向于去探寻其中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关联，并将那种关联称为因果关系，而如果可以追溯到一个源头，我们就会用“决定” 这个说法来表达那种关联。在人类的历史上，神祇、地理、物质、精神等等，这些都曾充当过那个莫须有的源头，充当了各种决定论预设的前提。问题在于，理性自身尚不足以说明人类历史复杂的演化过程。这么说的目的不是要进行理论思辨。从古代日本的形成以及近代以来与大陆的互动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关联：日本在有文献记录以来，乃至在此之前形成的认知与欲望，在意识深处甚至是无意识的层面上，深刻影响了此后日本的国家形态。如果将这种影响关系与作用形式用“因果”来表达，说日本的演化过程是注定的也恰如其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形形色色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它们时刻决定着一个特定事件的微观走向。当这些事件串联起来而成为历史时，我们就隐约看到了它特定的或者说注定的走向。在上述的意义上，日本就是它的精神、观念、意识在其演化进程中的显现 ；但这个显现只有通过与我们有意义的关联，才能最终转化为我们自身对日本的认知。这个关联就是作为文明与地理关系的东亚世界体系。透过东亚世界体系的框架，日本演进过程中草蛇灰线般的蛛丝马迹就变得昭然若揭了：日本的本质正是东亚世界体系演化的特定结果。日本在19 世纪中后期崛起的动力机制，形成于东亚世界内部；日本的崛起就是东亚自身在近代世界中的崛起。20世纪展开的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同样是东亚世界演进的一部分。我们当下正处在这个历史巨变的进程中。如果我们将视角继续扩大，便可获得理解东亚世界史的框架，那就是近代文明进程与世界秩序的变迁。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东亚世界逐渐卷入这个世界巨变的进程中。传统中华帝国由于是东亚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它始终与新世界体系处于一种抵抗和竞争的关系。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抵抗，然后是全方位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因其在文明和地理上的特殊位置，迅速驯化了新时代的工业力量。日本在传统东亚世界体系中形成了高度发达的自我意识，这使得它在新世界体系中如鱼得水。19 世纪末世界进入殖民帝国时代时，日本已经成了殖民帝国不折不扣的样本。它是西方世界的闯入者，以全方位吸收西方文明的方式，同西方列强展开抵抗与竞争。日本是近代世界文明与世界秩序的嫡子，但有着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因此，近代日本的毁灭与重生也就获得了多重的含义。在我们的叙事中，我们努力揭示的是内在于东亚文明的力量。日本帝国通过吸收这种力量，最终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和文明进程。1945年以后，人们多看到的是它的失败 ；但是，我们的目光不应该为它的失败所束缚，因为下述事实更有意义：仿佛附体得到了驱逐一样，“和平”和“文化”成为新生日本的标签，使其迅速走到了世界文明演化的前沿地带。作为东亚王权的竞争者和日本帝国扩张的受害者，我们昔日的位置和处境影响了我们对日本的认知。但在今天，我们自身的境况让我们获得了新的问题意识和视角。我们说的“日本”，最终就是我们在此刻的意识下对“日本”进行的观照与呈现。这么说 当然不意味着“日本”只是我们的想象，而是指在新的历史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导引下，我们对日本进行了重新的认知。这个说法实际上揭示了我们自身的历史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 H.卡尔在讨论了各种历史学的观念后，得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结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他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历史学家的作用是……作为把握现在的关键来把握过去、体验过去。”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只有纳入我们当下意识所建构的意义体系中，才能构成我们所知的历史。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 意识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源于各种历史的、现实的与心理的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意义空间。我们所追求的历史和我们所关注的当下，都存在于我们此时此刻对历史的表述与重现中。我们对日本演化史的重新叙述与呈现，正是为了把握现在，以便审慎地探索未来。叙述与呈现，事实上是我们共同进行的一次历史体验。我们体验到了居住在日本列岛的人们，在仿佛宿命一般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世界政治环境中生成和演化的历史。我们努力进入它的精神世界的深处，剖析并理解它的欲望、激情和信仰，并理解它的精神。我们进一步通过它外在的行动对此加以印证，进而确认了它生成和演化的逻辑。我们描述的日本表象，就是它的本质。因此，对“什么是日本”这个问题的每一个回答，都构成了我们所要认知的日本的一部分。我们的日常观念中有一个叫“让事实本身说话”的说法，但它并不准确。事实能说出什么，最终取决于我们的发问和解释，因为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同时我更要指出的是，“事实”自身同样取决于我们的取舍，取决于我们的认知体系对它的呈现。只有在这种关于“事实”的取舍、建构和解释的过程中，我们才会获得对于对象的认知。认知一个对象，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这个对象的建构。我们所能看到的“日本”，依赖于我们所建构的认知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本书中关于日本二千年历史的探索，就是这个认知体系的建构。这个认知体系的建构过程，也是对日本演化史的重现过程。我选取了这个演化史的一些节点和现象，试图将每一个特殊事件和现象背后的逻辑揭示出来。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事件和现象在逻辑结构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这个深层的逻辑，就是本书试图提供的日本认知，它同样也是对我们自身的认知。从“分身”到“变异”，我们看到了东亚世界的历史与现实呈现。在这个东亚世界呈现的画面或者说巨幅的表象中，一部分我们称其为“日本”，而另一部分，我们则称其为“中国”。每当提到中日关系时，我的头脑中都会浮现出这样一种说法：“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拥有许多共同的文化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他们彼此之间竟是如此陌生。……将来，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既决定着他们自己，也决定着全人类的命运。因此，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对于两个民族和全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美国的日本专家赖肖尔在其《当代日本人》中文版序言中的说法。这段话写于1988 年，但我们今天读来也不禁为之共鸣。从东亚世界史演化的脉络看，说中日关系既决定着彼此又决定着全人类的命运，并非言过其实。赖肖尔所言的日本在我们中国人眼中的“陌生”性，我在本书中将其表述为“日本变异”。我们对日本的“陌生”的感受，首先表现在我们内心的比较中，表现为作为这种比较结果的“异己感”。现代日本对于我们而言，正是这种集自身与他者为一体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陌生”。如果说东亚世界在数千年前可能有着共同的开端，那么，在我们的眼中，日本的演化历程就是它转变为异质性的他者，也即“变异”的过程。因此，本书就是一部呈现、探求日本“变异”——变得“奇异” 和“卓异”——的演化史。通过重构这一演化史，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从蒙昧状态走向文明的全景视图，看到了人类文明演化的一个真实事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场探索之旅的“终点”，同时也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带着新的认知和省察，投入到现实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去推进我们共同的文明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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