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成立40年，相关师生在作文祝贺纪念。老一辈学者创建中心的贡献，这个学术机构的发展历程和教研成绩，大家谈得多了。我此时的思绪感想，则是很“个人化”的。
自1988年博士毕业留任，算来已34年了，等于半生都在燕园、在中心度过。在某处谋生供职，就有赞扬的义务、就须表达归属感吗？我不认为那是义务，视为选择较好。爱因斯坦就自认为是一个“孤独的旅客”，从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其国家、其家庭、其朋友，“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他在科学上达到绝顶，便有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感。不过人仍是要“与世俗处”的，在何处谋生供职，真的很不一样。所以爱因斯坦又申明，他只想生活在自由、宽容、平等的地方。我曾写到，“一向把思考写作看成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是自己与自己的孤独交谈，是个人心灵原野上的寂寞漫步”。然而世界虽大，其实没多少空间可供自由地“孤独交谈”“寂寞漫步”，“常恨此身非我有”才是常情。人生如寄，只是偶然。若你天性以阅读思考为乐，而且“倘来之运”“坠于茵席”了，那么感谢命运之余，仍要感谢中心的创建者和建设者们，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园地的。
一向身体不佳，很多年习惯了他人的怜悯：要注意身体啦！也许就是为此，很害怕忙碌嘈杂，喜欢独处。得到这份教职，就不用一大早挤公交上班了，经常能在家静静呆着，人生就轻松一些了。早年曾在某军事院校进修，政治学习多得要命，动不动就停课十天八天。而中心（及历史系）很赞：开会少，杂务少，可供个人支配的时间多，很多年中我都没有“量化考核”的意识。“偶爱闲静”者，在这里经常可以体验“自由与寂寞”。好像有好多人，夜深人静写作，才能找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感觉。
所谓“自由与寂寞”引自德国的洪堡，其实不仅指清静，也指一种体制的状态。洪堡认为“大学是从事纯科学的机构”，其基本精神就是“自由与寂寞”。蔡元培校长深受德国教育思想熏陶，为北京大学开启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传统，而中心（及历史系）赓续着这一传统。
有位师弟毕业后去某高校教书，开课后被告知，你的内容虽很深入，但你还是要按照本系前辈学者某某某的观点讲。某教师从某军事院校调入本系，初次开课，先把讲稿呈交教研室审查，却被告知不用审查，你自由发挥。有一次受邀去某高校交流历史教学经验，一位青年教师问了一个很意外的问题：您这么讲没遇到麻烦吗？我说没啊，我两次被学生评为年度“十佳教师”，还获评首届教学成就奖。从我任教至今，只记得一次和蔼可亲的吴宗国老师建议我：你讲课的内容过多，删掉1/3也许较好。可以说，从无任何人对我的授课指手划脚、吹毛求疵。各位老师的讲稿互不雷同、各有千秋，给“历史”这个不定方程提供了多组解，这对学生非常宝贵。“小环境”之宽松开明，使我得以自由规划，废寝忘食地打磨体系内容，制作课件。前些日子因故查看文档属性，我最早的PPT课件是1999年制作的。那时“电化教学”还是个新鲜事儿，教育部要求30％的课程使用PPT。受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之命，与邓小南、张帆老师合作承担中国古代史的电化教学，最终留下了一套课件与一套教学视频，好像至今仍有学子好评。受聘教职，可能会被两种对待，一种是这里有一套条条框框、标准内容，我们聘用你，你照本宣科；另一种，知道你是一名有造诣的学者，所以聘用你，请你把独到见解讲给学生吧。很开心，中心、历史系，进而是北京大学，是用后一态度对待我们的。
这个“小环境”中，也没有规定课题、派定任务，或要求你必须怎么写之类事情。教学虽有分工，方向课题均自主决定。风格路数，似乎跟个人性情也有关系。比如有人不管去哪儿都过目不忘，方位感超好，这就适合搞地理吧。而我呢，一个地方去过三五次仍不记路，这就不适合做地理史。又如人与人的关系，我既弄不明白、也无兴趣，这就不适合做政治史。假如我做政治史，田余庆师可能更高兴，但我没有他那种政治洞察力，就另行选择制度史了。因个人有理工经历，所以结构化的思维较强，觉得自己更适合去揭示制度背后的“技术原理”。田余庆师曾说过，在他的学生之中，我是最不像他的，但他认可我另辟蹊径。
总之这里的教职，让我得以在“自由与寂寞”中自由舒展。习以为常，往往就浑然不觉；偶而视线越出院墙之外，或有人“一一为具言所闻”，就不禁叹惋兼庆幸了。洪堡所谓“自由与寂寞”之“寂寞”，或译“孤独”，想来跟孔子的“学以为己”、孟子的“专心致志”，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之类，相去不远。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有着共同的品格崇尚。在中心的师长与同事身上，在他们对学术持久的、全身心的投注之中，我得以领略这样的品格。各位杰出师友，可以说是这个中心最让我受益之处。
中心的创建，让本系一批毕业生得到了留校教研的机会。集中留校是那时期的特殊情况。在“十年断层”后脱颖而出者，曾是各单位争抢的人才。因同是本系出身，又经历了同样的时代，对生活、社会、时政的看法便相去不远，遂可不避忌讳、畅所欲言。虽说是学术单位，但志趣相合、“三观”相近，也是合作的纽带。回头看来，自己在史学上入门较晚，我仍在东张西望之时，同学们先已进入状态，深入到专题细部了。昔日之同学、今日之同事便提供了一个氛围，一群可以参照效法、自我调整的样板，“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留任中心之初，邓广铭先生曾请我吃茶点，欢迎我加入这个学术机构，立即给了我“如归”之感。向王永兴先生请教唐史，每叩必鸣，还总叮嘱我注意身体，颇觉温暖。张广达先生鼓励我在方法论上尝试探索，增加了我的信心。不久张先生即治学于境外，其八十寿辰时，我请人写了一幅“以史名史 求仁得仁”送达，以致崇敬。凡此种种，“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在师长之中，最早闻知的是周一良先生。十七岁时我曾当民工，修沈丹（沈阳─丹东）公路，民工中有个小伙子，路边午休时经常捧读一本书，遭同伴哄笑。凑去一看，《世界通史》，主编周一良（列名其后的应该还有吴于廑，不过当时没留意）。所以很多年后在周先生家里听讲《世说新语》，一时感觉非常神奇。据我体察，周先生的内心正是一位“书生”。同一专业方向的祝总斌先生，其平易、诚挚与醇正，总让人如沐春风。业师田余庆先生，每一追忆，便愈感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其对学术、对时政的看法，皆守持不渝。而且先生之向往者，亦我之向往；先生之所憎者，亦我之所憎。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曾谈及这一有趣现象：老先生们跟七七、七八级新生一拍即合、一见如故。北大人的科学、民主精神，得以在其间传承，一缕不绝。不久前聊天时，我还曾对人说：有你们做同门，有田先生做老师，乃此生之幸，真好！
当年甫入燕园，便有同学感慨：这儿的老师都那么好。实际上，入学前我已进入社会若干年了，历经多种生活，心里也塞进不少阴暗的东西，再不会把人理想化、偶像化、涂上光晕了。然而燕园的师长们仍让我眼睛一亮，感知了一种前所陌生的气质风范。那是什么呢？就是由知识而来的渊博、由探索而来的睿智，及由常年埋头学术而来的单纯吧。也就是“读书人”的气质风范了，它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历史思考。
治史之初，难免囿于传习，只看治乱兴衰、富国强兵，并据此评价制度。后来逐渐意识到，还有不同尺度存在着。启蒙思想家们就认为，能最大限度保障自由与权利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儒家又有特点。儒家把生命分成禽兽、小人、君子三等，这意味着人之所以伟大、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之所以号称万物之灵，就在其优美的教养、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智慧。简单说，人因文化而伟大。不是管制与征服，不是管制者与征服者，而是文化与文明，以及文化创造者，令人类社会更美丽、更美好。政治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教育，社会应成为一个培养人格的伟大组织。然则最大限度保障学术文化的自由繁荣，就成了评价制度的又一尺度了。或云校园需要适应社会，我却遐想着整个社会变成校园，人与人互为师友，就像燕园一样。
以学史为生，时时面对数千年的悲欢离合、沧桑变幻，随着年近古稀，苍凉之感日浓。想起未及“文革”结束就含恨故去的先生们，便觉凄楚；看到新一代学人皆自幼受过系统教育，而自己少年时的十年缺陷无从弥补，未免怅憾。不过再一想，毕竟自己年富力强的那三十年，幸逢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个充满期望的三十年，而且还是在燕园里度过的，不管今后发生什么，这些都已成既往、不会丧失了，又觉宽慰。这已是所能得到的最好归宿了：因中心之创建，得以“来此绝境，不复出焉”，居然我身所安，即我心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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