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T. 梅里特（Jane T. Merritt）
美国欧道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早期历史、贸易史、经济史等
第一眼看去，1778年由纽伦堡的卡尔·古滕贝格（CarlGuttenberg）创作的这幅名为《是茶叶税的风暴，还是英裔美国人的革命》的版画似乎直接点明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见图1）。在画面中心，茶壶的水已经烧到了沸点，形象地比喻出北美殖民地人民对毫无必要的茶叶税反感程度强烈。在热腾腾翻滚的蒸汽中，英国军队在左边，一部分士兵被套上了牛轭，在一群有组织、团结在一起的殖民地人民的驱赶下，仓皇逃离。而殖民地人民则高举着印有蛇形图案的旗帜，坚决要求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时光老人将这一场景投射在墙上，在他身边是4个代表美洲、非洲、欧洲和亚洲的女性。她们惊愕地（也许带着赞许，也许带着责难）注视着这场名副其实由“茶壶里的风暴”Q掀起的革命。
图1《是茶叶税的风暴，还是英裔美国人的革命》，卡尔·古滕贝格然而，如果进一步研究，这幅画揭示的远不止是北美人民抵制英国税收这么简单。相反，画面把茶叶放在了18世纪晚期影响全球的革命和帝国故事的核心。它描绘了世界各大洲通过贸易联结在一起。代表美洲的是一位头上插着羽毛的原住民。她手里拿着一张弓，坐在画面左侧的一捆货物上。这些货物也许是本地出产的烟草，要拿来交换外国商品。而时光老人则随意倚在一个地球仪上。这幅画同时强调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经济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尽管在画面右边，正在领导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的是一位美洲原住民妇女，但戴着包头巾的印度兵就像在南亚受雇并忠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那些士兵一样也加入了北美人民反抗殖民地统治者的斗争当中。18世纪中叶，亚洲多个国家已经成为欧洲国家重要的贸易中心，但这些地区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经济扩张以及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地方。这幅画预示着“旧欧洲（OldEurope）”的衰落，预示着北美地区以外那些新的、向往自由的革命以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兴起。在蒸腾的蒸汽左边，有3只动物（一头公狮、一头母狮和一只熊崽，分别代表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打作一团；而代表英国的那头狮子还在火边睡觉，甚至在那位美洲原住民妇女伸手去拿从茶壶里喷出的一根杆子顶端的自由之帽时，它也无动于衷。在这幅画的另一个版本中，一只高卢雄鸡在茶壶底下踩着鼓风机煽风点火，暗示法国人也可能卷入甚至煽动了“英裔美国人（Anglo-American）”的叛乱。
和古滕贝格一样，在美国人的思想中，茶叶也是他们革命的核心所在。从1767年到1773年，茶叶在北美殖民地引起了广泛的抵制。当那些自由之子Q们在波士顿港倾倒茶叶的时候，它终于点燃了独立之火。拒绝茶叶消费就是拒绝英国成为北美殖民地经济和政府的主人。如果我们只从美国独立战争前反对茶叶进口的抗议活动和“无代表，不纳税”这一华丽辞藻的局限角度看待茶叶，那么经常出现的对茶叶的谴责似乎代表了北美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一种意义深远的表达——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的确是这样认为的2。当然，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减少进口和限制消费是一种有力的抵制手段，北美人民经常以此来向英国商人和议会施压，要求他们改变殖民地的商业政策。尽管如此，正如古滕贝格的版画同样暗示的那样，茶叶在美国经济史上的作用比波士顿倾茶事件揭示出的问题更长久，也更复杂。事实上，英国贸易网络的扩张以及新商品和新理念的引入，开启了一个消费世界，带来了英国或其殖民地没有预料到的政治可能性。本书把茶叶作为18世纪全球贸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讨论，并且研究了它与消费政治的联系。在整个18世纪，茶叶在几个方面引起了麻烦。作为一种用来交换的商品，它刺激了商业扩张，促使英国对本国之外的土地提出了长期、广泛的帝国主义主张。然而，对于从事茶叶贸易的公司和商人来说，茶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作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奢侈品，喝茶既让人感到心满意足又让人心怀芥蒂。喝茶最终成为一种广为流传、令人愉悦的习惯，但也引发了关于商品消费对社会道德影响的争论。作为北美殖民地的一种消费品，茶叶是要缴税的，因此，它和负面的政治象征意义挂上了钩。然而，它同时也帮助刚刚独立的美国将它的商业力量扩展到亚洲，并且建立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
在北美殖民地人民被英国的商业政策激怒，将茶叶倾倒进波士顿港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这种无辜的叶子就已经使全球的贸易公司、中间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18世纪初，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齐声盛赞对外贸易，赞扬用本国产品换来令人向往的舶来品好处众多。这一系列的新商品改变了欧洲和美洲殖民地消费者的口味，改变了商人的习惯和国家的商业政策。在这些新商品中，就有茶叶。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簿记方法、信用工具、贸易特许状和标准日历的出现，使远程贸易和消费外国商品成为可能3。但个人对奢侈品的欲望和需求进一步刺激了贸易，为许多国家的商业投资者带来了充足的机会，积累起巨额财富，形成了一个新崛起的消费阶层。他们反过来投资欧洲的大型商业公司，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商业网络进一步推广到南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茶叶和其他奢侈品因此成为欧洲帝国扩张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扇窗口，通过它可以了解18世纪英国商业版图以及北美在日益全球化的消费经济中的地位。
进入18世纪，英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西洋两岸的贸易上，并不断开发它在北美大陆和加勒比地区殖民地上的产品。然而，在培育英国的经济帝国主义方面，大西洋贸易的参与者之间跨越国界的联系以及和亚洲的贸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洲大陆提供了关键的资源和殖民地，而东印度群岛用新奇的异国商品激发了英国人的商业想象力，比如：胡椒、肉桂、肉豆蔻、豆蔻等，这些香料为肉类和其他易腐烂的食物提供了气味芬芳的保存方法；印度的糖；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咖啡、中国的茶叶最终也从其庞大疆域的边缘渗透进来。要想在不断扩张、纷繁复杂的全球市场中追踪商品的流向，我们需要有更广阔的视角，不能只关注英国在殖民地的活动。研究大西洋贸易的学者注意到了跨越国界的经济联系。参与大西洋两岸经济活动的欧洲、非洲以及美洲殖民地的居民，用工业制成品换取殖民地“资源”，比如毛皮、木材、糖、大米、靛蓝染料和奴隶。在大西洋贸易网络内，英国很少能阻止西班牙人、法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和英国殖民地进行私下贸易以及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例如，走私行为就是殖民地内部以及殖民地之间茶叶流通的重要机制。然而，以大西洋世界为中心的学术范式同样有局限性。18世纪，大西洋贸易网络越来越依赖来自亚洲和太平洋以外地区的信贷、服务以及商品。比如来自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白银，使茶叶贸易成为可能，它把需要硬通货才能在东印度群岛购买商品的欧洲商人和美洲联系在了一起。白银在印度和中国的购买力远高于欧洲。当然是北美消费者的需求使这些亚洲商品完成了整个循环。到18世纪中期，茶叶成为北美殖民地增长最快的消费品之一。
尽管本书是从英裔美国人的视角出发的，但和最近很多对早期现代经济的研究一样，本书也认为，单是欧洲人的需求和消费并不能驱动全球市场。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商人不仅没有在经济上主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他们还不得不通过谈判才能进入中亚、南亚和东亚充满活力的商业生活。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国际停靠港提供了大量的商品。而且，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说法，这些地区“比西欧更接近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经济理想”。即便是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承认，亚洲非常富裕。亚当·斯密（AdamSmith）Q就注意到，亚洲的生活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较低。他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要富裕，而食物的价格在中国和欧洲差异很大。亚洲的统治者们谨慎地限制商品和市场准入，保持对自己有利的贸易平衡，控制文化接触造成的影响。反过来，欧洲国家有时会依靠武力，强行进入这些市场。他们希望在商业上的“咄咄逼人”能够在此获取更多霸权。
尽管如此，亚洲商人还是接受了对外贸易。这样一来，欧洲的经济扩张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竞争的刺激下，商品供应有时会领先于欧洲消费者的需求。例如，在17世纪，为了挑战葡萄牙和荷兰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英国向英国东印度公司颁发特许状，赋予它在亚洲建立基地、垄断贸易的极大权力。相反，中国只允许在其港口城市进行商业往来，而全球性的茶叶贸易正是从这些城市开始的。广州是茶叶加工、交易和分销的中心。在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商人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把垄断茶叶市场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阻止商业竞争，并影响中国的贸易政策。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它的仓库里囤积了大量茶叶，并且绞尽脑汁刺激消费者对这种相对新奇商品的需求。直到18世纪40年代，北美殖民地的消费者才欣然接受了这些多余的茶叶，引发了一场所谓的消费革命，为漫长的18世纪打上了鲜明的标签。
和许多商品一样，茶叶一旦进入全球市场，就很容易跨越英国的边界，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商人手中，再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无论中国还是英国都无法预测或控制转移的方式。事实上，通过对商品的研究表明，从鳕鱼到盐、糖、红木和咖啡，一切商品都有复杂的生命周期。例如，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Mintz）在他的经典著作《甜与权力》（SweetandPower）一书中，就在全世界范围内，跨越多个世纪探索了欧洲人是如何在糖的驱使下，剥削奴隶并且主导了新大陆（NewWorld）经济的。
热切的消费者很快就在他们的饮食清单中加上了糖，以此助长了奴役的循环。在对茶叶和其他含咖啡因饮料的消费增长中，当然少不了糖，它帮助建立起连接美洲、欧洲和东印度群岛的相关商业网络。虽然茶叶从来都不是由失去自由的劳工生产的，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作为一种消费组合，糖以及加了糖以后变甜的茶无疑推动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展。即使在美洲殖民地之间做生意的商人，如果不是刚好要用茶叶交换奴隶的话，也可能会把茶叶和奴隶放在一起运输。然而，我在这里更感兴趣的是茶叶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茶几上这一不可预测的路径，以及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前、中、后期，茶叶的政治意义是如何影响了英裔美国人的文化和经济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当美国人描述他们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以及英国强加给他们茶叶税的时候，他们唤起人们注意的“奴役”只是一种比喻，因为茶叶贸易其实与人口贩运关系不大。
商业贸易扩展到大西洋之外，这为人们带来了新的奢侈品，改变了人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为所谓的消费革命奠定了基础。18世纪初的消费改变并非新生事物。历史学家把欧洲出现“财物 （WorldlyGoods）”一词的时间追溯到了15世纪，当时航海技术和商业手段的发展，使得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越来越普遍。富裕家庭（不仅仅限于那些拥有贵族头衔或者政治权力的人）赞助商业公司，收集珍稀物品以及用来消费的奢侈品，以此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地位13。然而，直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欧洲和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才经历了荷兰历史学家扬·德·弗里斯（JandeVries）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它帮助更多的家庭“既更多地参与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赚钱为目的的活动，又增加了对市场上提供的商品的需求”。换句话说，很多家庭都有意识地重新分配他们的时间和工资，最大限度地购买现成的商品。生产力的提高增强了消费能力，随之而来的需求增加了商品的流通，为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和新贵阶层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受益于欧洲商人间的竞争，全球贸易变得越来越普遍，奢侈品（尤其是生活用品）越来越容易买到，也越来越便宜了。
通过这种方式，在说英语的世界中，茶叶变得无处不在，而且促使消费者对他们购买的东西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事实上，正如我在本书中论述的那样，并不是商品的简单扩散就能在消费活动中引起“革命”，而是这些商品的意义必须发生改变，才能引起“革命”。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茶叶开始装点北美殖民地家庭的餐桌。虽然是一种外国商品（让人联想到它的原产地中国），但它在各个阶层和等级的家庭中越来越普遍。然而，学者们却争论不休：到底是消费需求先于供给，还是供给先于消费需求？卡里·卡森在他对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消费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著名问题：“为什么会有消费需求？”他认为，是消费者的欲望促使商人增加了他们运来的商品数量和品种16。然而，在18世纪40年代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茶叶供过于求，迫使贸易商和零售商们去寻找新的途径，去发现顾客。他们打广告、做营销，并且改进了分销方法，帮助茶叶这样的奢侈品跨阶层流动。商人和消费者共同分享商业利益，扩大了商品的选择和渗透范围。到处都能买到新商品，培养了消费者使用它们的习惯，而且，禁止奢侈品的法令不再生效，没有了购买某些商品的人为限制，劳工阶层可以模仿比他们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身上的那种优雅气质。换句话说，人们追求的是一种能抬高身价的消费，或者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行为，为他们的购买行为增添社会、道德和政治意义。尽管如此，向往上流社会的生活并不一定导致人们绝对效仿精英阶层。茶叶和糖的消费者并不是被动或简单地模仿，相反，他们是大西洋贸易和市场的热心参与者。更多的选择为更多的家庭带来了新商品和更加便捷舒适的生活。这些非精英阶层的人们，重新定义了奢侈品的含义。到了18世纪50年代，英国国内以及北美殖民地的英国臣民们，越来越多地把茶叶作为日常用品购买和消费。一度被看成是奢侈品的茶叶，变成了生活必需品。
由于资源重新分配或生活水平提高成为可能，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中，消费新商品的情况越来越多。这就强化了一系列与此矛盾的道德问题：人们应该消费什么样的奢侈品？该消费多少？为什么要消费？经济学和伦理学是社会领域的两股对立力量，经常展开激烈的斗争。18世纪初，一些社会评论家抱怨说奢侈品的传播败坏了个人美德和社会福祉，他们批评贫困的劳工阶层，尤其是妇女们的消费习惯。在他们眼中，女性意志薄弱，喜欢过铺张奢侈的生活，因此，女性总是和茶几边的流言蜚语联系在一起。然而，到18世纪中叶，经济理论家（无疑是在商人和他们顾客的帮助下）忙着重新定义经济行为，将道德和商品销售分开，将市场活动世俗化，甚至将囤积商品的意义上升到对国家有利的高度。他们特别希望区分从东印度群岛舶来的或是在新大陆殖民地上生长的新奢侈品，说这些是国家繁荣的动力，而不是罪恶和失去救赎的前奏。例如，对于大卫·休谟而言，奢侈品代表了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善，追求个体富足兴旺的自私可以使所有人受益。18世纪晚期，亚当·斯密则更进了一步。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认为，追求奢侈生活非但不是自私，反而促使一个人去关心别人的命运，视他人的幸福如同自己的幸福一样必不可少，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自己觉得愉悦之外，从中一无所获。换句话说，一个以消费为基础的社会不一定道德沦丧，而且，消费需求以及伴随而来的工业和繁荣，会让社会中的所有人通过慈善事业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些被贴上奢侈品标签的物品，不再是堕落的标志，而变得无可非议甚至不可或缺了。
然而，消费者心理的转变，并没有解决消费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行为之间持久的矛盾心理。即使“奢侈的恶习”这个概念逐渐消失，但在北美人民的世界中，对于消费的焦虑仍然不易消除。18世纪中期，当美国人开始质疑英国的经济主权、贸易垄断以及政治经济学是否符合立宪原则时，这些在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关于奢侈品的争论为美国人提供了现成的道德词汇。特别是在争论反进口和茶叶问题时，无论是商人还是他们的顾客都在消费品的政治和道德含义中苦苦挣扎。不管富人还是穷人，他们都喝茶。茶代表了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消费阶层正在变化的时尚，但它也以各种方式被政治化，成为理解美国独立战争的晴雨表。18世纪60年代，反进口运动的支持者们呼吁消费者克制，并指责奢侈品消费威胁到了北美人民的自由。反进口协议就体现了这些道德争论。然而，在商人和消费者眼中，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决定了消费的政治含义。共和主义理想追求道德高尚，要求人们对奢侈品保持克制，这经常和消费者的欲望以及殖民地经济中固有的问题发生冲突。而当商人们遵守反进口协议时，他们其实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共和主义的道德理想而拒绝奢侈品消费。相反，他们利用抵制这一手段，重新平衡因英国产品过剩而不堪重负的殖民地经济。商人既要应付激进爱国者的政治要求，又要应付信贷和货币短缺。他们在处理库存的同时，也能坚持反进口政策。这些库存就包括大量的过剩茶叶。
在经济利己主义的驱动下，北美商人支持反进口运动，这也和自由贸易的理想产生了共鸣。尽管殖民地商人维护了一条熟悉的、合法的贸易渠道，但当他们受到英国经济政策的限制时，他们也经常建立和利用跨殖民地以及跨国家的大西洋贸易网络，进行非法贸易。拥有共同宗教信仰或者社会关系的家庭和朋友在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的商人们中间建立起贸易网络，这也是这项研究中的地理联系。资料显示，美国中大西洋地区（mid-Atlantic）的商人彼此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这也突出了茶叶在贸易网络中的普及程度以及重要性。这些贸易网络也扩展到伦敦、里斯本、阿姆斯特丹和非英属的西印度群岛。北美商人希望拿到的商品尽可能便宜，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例如，在18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英国处于战争期间，和英国的贸易经常又昂贵又不确定，甚至会遭遇禁运。因此，北美商人转向了荷属加勒比地区。他们走私重量轻、易于销售的茶叶，把这种受人欢迎的商品带到以前几乎无法接触到商品的地方，但这也引起了英国海关部门的愤怒。出于方便或者实用的目的，当走私商人的利益与北美激进分子的利益一致时，要求政治自由的呼声就会和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一同响起。
消费者们同样尝到了新型商业市场的滋味。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社会要求消费者改变购买习惯时，他们有时也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行事。在美国独立战争前的早期小册子和印刷品中，充斥着要求殖民地居民限制消费，保持他们的美德和政治自由的言论。单看这些言论，人们可能会认为，美国人以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共同经历为基础，达成了更广泛的政治共识或一致行动。然而，这些材料中也贯穿着另一种言论。早期北美商人的账本和海关记录标记出流向殖民地的商品，从中可以看到，消费者的克制以及对抵制诸如茶叶之类商品的共识，很不明确，而且远未达成一致。凯特·豪尔曼（KateHaulman）在《18世纪美国的时尚政治》一书中追溯了消费欲望与革命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激进分子们要求人们艰苦朴素，穿着共和主义风格的服装。豪尔曼说：“尤其在妇女和其他女性化的形象中间，时尚领域的个人政治表达依然存在，这成为辉格党的一个政治麻烦。”在茶叶消费中，妇女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同样经历了利益冲突。由革命者组成的市镇委员会呼吁北美殖民地妇女停止购买那些列在反进口协议书清单中的商品。尽管不情愿，但她们意识到，改变她们的购物习惯在政治上是必要的。然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有可能，都会继续在当地商店里为他们的家庭购买违禁物品。推动这场革命的，是迅速扩散的经济利己主义在他们心中种下的焦虑和怀疑，而不是什么正确经济行为的清晰概念。
1773年，尽管北美人民在消费市场上充满热情地参与了半个多世纪，但在《茶税法》（TeaAct）通过后，他们还是设法团结起来，不进口英国商品。对于茶叶消费的政治后果，主导抵制英国商品的人士也很纠结。尽管茶叶给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带来了麻烦，一些人还是坚持原来的立场，对外国奢侈品表示道德上的愤慨。然而，政治活动家更多的是从全球视角看待茶叶危机，而不仅仅局限在喝茶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以及对地方税收的负担上。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这类企业的监管政策，以及该公司在海外商业市场上的恶劣行径，英国和美国的批评者都提出了质疑。通过抵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品——特别是茶叶，美国人对这家公司在缔造和垄断英国的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批评。事实上，在18世纪70年代初，大西洋两岸对英国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久前对孟加拉的征服上，它的部分经费就来自销售中国茶叶的收入。这家公司在亚洲的所作所为证明，以政府的名义行使公司的权力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因此，北美的政治活动家们担心，英国东印度公司未来也会在北美行使商业主权。他们策划“茶党运动”，提出抗议，并针对北美商业市场可能被大型企业接管发出警告。对于茶叶销售和税收的监管政策，北美人民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他们重新定位了茶叶，把它作为英国暴政的象征，并吹响了革命的号角。
把波士顿倾茶事件和1773年的危机放在它们的国际背景中去理解，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这些事件之后，美国人又迅速开始消费茶叶了。美国人并不排斥奢侈品或者商品消费。尽管1774年的《大陆联盟条例》（ContinentalArticlesofAssociation）对茶叶进行了限制，而且公众普遍承诺，放弃消费茶叶这一英国压迫的象征，但茶叶仍然无处不在。即使在抗议的最高潮，人们仍然有滋有味地喝着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些美国人甚至靠它发了财。只要有机会，只要能买到，美国的商人和消费者们就从未中断寻找、交易和购买茶叶。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事实证明，不进口、不消费茶叶的要求很难通过当地的合规监督委员会强制执行。从1774年到18世纪70年代末，商人请求大陆会议允许销售和消费已经在库房中的茶叶，特别是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此外，他们要求取消出口禁令，允许他们同荷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进行粮食贸易，同时换回茶叶。由于茶叶稀缺，消费者还向商人和政府机构施压，要求他们管控茶叶的价格和供应。北美殖民地妇女谴责那些囤积居奇、货卖高价的商人，要求各州以及国家的立法机关通过价格管控来规范茶叶的分销和销售。1776年春，大陆会议重新开放了对外贸易。在独立战争后期，茶叶又大面积地回到了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商店里。尽管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发动独立战争的唯一动机，但是，方便地获得商品以及公平的市场竞争，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一直至关重要。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围绕着茶叶展开了有关新政治经济体系的讨论和分歧。茶叶不但没有从美国商人的货架上消失，反而让他们发了一笔横财，并且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为了清偿战争债务，大陆会议（ContinentalCongress）和潜在的盟友签订商业条约，试图重新建立国际贸易和信贷。在战争期间，商人们利用加勒比地区的贸易网络以及法国的自由港，比如南特和洛里昂，筹集资金，购买武器。英国战败后，美国商人仍然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开始直接派船前往中国，而不是从欧洲盟友那里购买茶叶和丝绸。另一方面，各州和联邦国会为了增加收入，互相争夺对这些外国奢侈品征税的权力。到18世纪80和90年代，看重自身利益的商人和欧洲的贸易公司争夺亚洲市场的主导权。他们带来美国的人参（西洋参）以及太平洋西北海岸的水獭皮，希望找到一种完美的商品用来交换茶叶。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支持自由贸易，但美国商人还是要求国家制定商业政策，使他们在海上贸易中对欧洲对手保持竞争优势。根据联邦宪法，刚得到权力的国会并没有像英国对待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授予某个企业商业垄断权。他们的选择是向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的个人利益让步，并且承诺保护新的“独立的商业特权”。美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屈服于现实，把商业监管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制定限制措施以及关税政策。同时，那些习惯喝茶、不再担心其道德影响的消费者为活跃在充满活力的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商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本文选编自《茶叶里的全球贸易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如转载需要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读者点击关注，出版机构、媒体合作可留言👇